蔡京当政后，打起变法的旗号，宣称从今以后，不但要恢复神宗熙宁、元丰间已行之法度，而且当年神宗想改革还没来得及改革的问题，也要重新更张。对元裕党人，蔡京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残酷的政治打击。他们把司马光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又把神宗和哲宗当政时期的反对派范柔中等列为“邪类”，共计500余人，加以降官责罚。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和蔡京又把元、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309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规定这些党人的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更不能在京城居住，也不能在京城开封附近作官。
北宋末年的政局波澜迭兴，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而且恶性发展，使得政治更加黑暗，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蔡京一伙人，在内政上依照熙宁初年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作法，也在尚书省内设了个“讲义司”，蔡京自任提举。为了使他们“绍述”新法的假戏演得更真，蔡京甚至于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借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新党”。他们打着“绍述”的幌子所施行的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实际上却没有一件事符合熙丰旧制。这时的“新法”，已成为他们残酷压榨老百姓和排斥异己、打击迫害新旧党人的招牌。
对于边疆纠纷，蔡京也企图效法王安石重用王韶收复河湟的旧例，便策划对西夏用兵。北宋和西夏自从公元1067年重开战端以来，双方谈谈打打，和战不定。虽说在战场上互有胜负，但宋强夏弱却是不可变更的事实，尤其到宋哲宗时期，西夏与北宋交战，已几乎无优势可言，而北宋方面，也逐渐开始暴露出“杀人争地”，好战黩武的征服意图。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西夏国王乾顺见在战场上无法与宋军抗衡，只好央求辽国出面斡旋调解，这样，宋夏双方才有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宋徽宗上台后，吐蕃部族酋长溪巴温与其儿子赊罗撒占据青唐（今青海西宁市）一带，羌人多罗巴打算胁裹赊罗撒归附北宋王朝。另一吐蕃首领厮的重孙陇则据守鄯州，北宋朝廷任命他为知州，赐其名为赵怀德。这时，赵怀德畏惧多罗巴的势力太大，便逃到黄河以南的羌人部落中，在那儿招集部众，发号施令。北宋朝廷恐怕这些吐蕃、羌人互相扇动勾结，造成大的动乱，便想对这一带大规模用兵。
这时，蔡京刚刚当上宰相不久，也想对西夏用兵，以树立自己的威望。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底，童贯已成了内客省使。北宋政府在常朝之后，凡遇到休假达三天以上者，文武百官要全部集中到内殿去朝见皇帝，称为横行或横班。内客省使就属于横班正使，虽无执掌，却是武臣、内侍迁转的阶官。这时的童贯，自然名位尚不显著，但富贵却正在向他招手。蔡京为了报答童贯的援引之恩，便向宋徽宗推荐说，童贯曾经十次出使考察西北陕甘一带，对陕西各路地理民情十分熟悉，也非常了解西北将领的优劣长短，完全可以统军征战。其实，宋徽宗本人也有意想收复湟州（今青海乐都）、鄯州（今青海西宁市）地区，便同意了用兵计划。至于任命谁为统兵大将，徽宗心中还有些踌躇。因为命将出兵的事由枢密院主管，徽宗当然也要征询一下主管官员的意见。这时，正是蔡京的弟弟蔡卞知枢密院。宋徽宗便问蔡卞：“爱卿以为谁可任统兵之职？”蔡卞答道：“王厚最佳，次则高永年。”
于是，宋徽宗就折衷蔡氏兄弟的意见，在次年四月，正式任命王厚为大将，派童贯当监军，率十万大军去进攻湟、鄯地区。为了这次出兵，蔡氏兄弟日夜谋划，从国库调发了大量钱帛作军费，又召募商人为前线输送军粮，官府从地方上买粮不问贵贱，竟全部收购。因此，西北州郡粮价飞涨，鄯州、廓州（今青海尖扎西北）每斗米都卖到了4000钱，连一束喂马的草也值1200钱。这自然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了痛苦，以致民怨沸腾。由此也可看出，蔡京他们在竭力为童贯撑腰打气，希望他能打个漂亮胜仗，好给自己脸上贴金。
大军出发后，很快推进到湟州一带。恰好在这个时候，京城皇宫里的太乙宫无缘无故地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宋徽宗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便派使臣带着他的手令，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赶到前线，命令童贯他们暂时停止向西前进。童贯邀功心切，看完手令后，一言不发就塞进了自己的靴子里。这时，王厚从一旁走过来，忙问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皇上在催咱们赶快进兵取胜呢！”童贯信口撒谎说。
最后，大军继续西进。这年六月，多罗巴侦知北宋大军已到，就想聚众抵抗。他把手下的数万兵丁分成几拨，由他三个儿子指挥，分别占据地形险要之处阻击宋军。王厚对外宣称就地驻兵，等羌人放松戒备后，秘密下令分兵两路，由他和偏将高永年率领，对多罗巴进行钳形夹击。宋军首战告捷，杀了多罗巴的长子和次子，小儿子阿蒙也被流矢射中，便和其父一同上马逃命，宋军顺利攻占了湟州。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宋军继续西进。这次王厚将大军分成三路，由高永年指挥左军，张诫指挥右军，他亲领中军，齐头并进，约期会师于宗哥川（今青海西宁市东）。吐蕃军队在宗水岸边布阵，北靠北山。赊罗撒令左右设黄屋，建大旗，在山头上挥手为号，指挥兵丁猛攻王厚的中路军。王厚则派骑兵从背后登山，击溃敌军，自己率步兵张弓蹶弩，对败退下山的吐蕃溃卒迎头猛射，敌方损失惨重。在这同时，张诫指挥右军乘机渡过宗水，猛扑敌阵。正当双方大战之际，突然刮起狂风，一时飞沙走石，直向对岸敌阵卷去。吐蕃士兵迎风站立，连眼都睁不开，还打个什么仗，因而全军溃败，争相逃命。宋军这一仗下来，共计斩首4300余级，俘虏了敌兵3000多人，赊罗撒仅带几名亲从落荒而逃。赊罗撒的母亲龟兹公主和一些部族酋长打开宗哥城城门，投降了宋军。大军入城后，王厚估计赊罗撒肯定会向西逃向青唐，便想派精骑连夜穷追。童贯却在一旁自作聪明，认为恐怕早就追不上了。王厚打了胜仗，也就不再坚持了。不久，宋军攻克了青唐，一打听，方知赊罗撒西逃时，果然在青唐城里住了一夜，童贯这时才感到后悔莫及。由此也可见这位监军大人根本就不懂军事，却爱在主将身边指手划脚，以致贻误战机。
夺取宗哥城后，宋军分道前进。一路向西，兵不血刃就拿下了青唐；另一路转向西南，进逼廓州。占据廓州一带的羌酋落施军令结望风而降，拱手献出了廓州。这么一来，违抗圣旨本应受到处罚的童贯，反而成了开边拓土的功臣，得以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宋代太监寄资以殿使兼任观察使这种殊荣，就是打从童贯这儿开始的。由于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胜利，不仅童贯升官受赏，蔡京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宋徽宗认为，这次策划用兵，蔡京兄弟昼夜谋划，出了不少力，又大获成功，自然应予以嘉奖。宋军克湟州后，徽宗立刻给蔡京进官三等，为蔡卞和蔡京的几个儿子进官二等。收复鄯州、廓州后，又下诏加蔡京司空衔，封其为嘉国公。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北宋王朝因新近收复了湟、鄯、廓三州之地，便把熙河兰会路改名为熙河兰湟路，任命童贯担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这年三月，由于延路宋将陶节夫奉蔡京命令，在延安一带招诱西夏人归宋，引起西夏国王的愤怒，西夏便调兵在沿边大举攻掠。原来的败军之将赊罗撒便趁机招集旧部，借西夏军的声势，进逼鄯州的宣威城（今青海大通东南后子河附近）。鄯州知州高永年领兵抵挡，出城北行30多里，便遭到伏击，战败被俘。多罗巴对他手下的士兵说：“这个人夺我国家，使我们宗族漂落无处可归，真是百死不解我恨！”于是，他下令杀了高永年，并残忍地剖尸取出高永年的心肝，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随后羌人、吐蕃聚众放火烧了大通河上的木桥，纷纷叛宋附夏，西北大震。事发后，宋徽宗龙颜大怒，便要治边将的罪。恰好，这时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厚又得罪了蔡京，所有的过错就都被推到了王厚的身上，王厚便成了替罪羊，被贬为郢州防御使。王厚和高永年两位大将，一贬一死，西北一带的军事大权便逐渐落到了童贯手中。
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正月，童贯又升任为武康军节度使。这年春天，他又领兵出征，讨伐吐蕃溪哥部落。到四月份，溪哥王子臧征扑哥战败投降，宋军收复了溪哥城，改建为积石军（治今青海贵德县西）。紧接着，宋军重新收复了洮州。童贯因这次的军功加衔检校司空，继续主管西北边疆的守卫工作。
随着“功劳”的积累，权力的增大，童贯开始洋洋得意，居功自傲起来。他作事非常专横跋扈，不管是选拔将吏，还是谋划出兵，他都敢好恶由心，恣意妄为。许多重大的事情，他往往不向朝廷请示，就擅作主张，这无疑也是未把当朝宰相蔡京放在眼里。就连平常待人接物，童贯也是鼻孔朝上，一派趾高气扬的神气，自然对蔡京也就不象以前那么恭敬了。这一切，使蔡京与童贯之间，便由不快而渐生矛盾。因此，当宋徽宗想再一次晋升童贯，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使相）的权力时，蔡京便出面作梗了。蔡京逢人就振振有辞地说：“使相的大权怎么能随便就送给宦官呢？”以此为由，他竟拒绝了皇帝的诏书，坚决不给童贯加上开府仪同三司之衔。
然而，宋徽宗对童贯的宠信却是有增无减。很快地，一项新的殊荣就又落到了童贯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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