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东汉后期专权的宦官，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到汉灵帝时期，宦官集团逐渐形成了一个小核心，这就是当时人切齿痛恨的“十常侍”。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在开篇第一回中称：“后张让、赵忠、封、段、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遵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其实，小说中开列的“十常侍”的名单并不全对。所谓的“十常侍”，确切地来说，应是十二名大太监，即《后汉书》中列举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二人都担任中常侍，而且封为列侯，贵宠无比；其父兄子弟布列郡县，虽为朝廷命官，却所在贪残，蠹害百姓。张让和赵忠就是他们的首领，位居群奸元凶之位。
张让等人掌权后，便整日鼓捣着，让皇上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东汉政府残酷掠夺百姓，敲骨吸髓，但农民已经极端赤贫化，实在没有多少油水可榨，于是，皇帝便想到了卖官鬻爵的一招。早在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就在洛阳西园开设了邸舍，专门卖官收钱。公布的价码是：二千石官二千万钱，四百石官四百万钱。对不同的买主可有不同的议价，廉价者收钱一半或三分之一。既收现款，也可赊欠，即“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卖官得来的钱，在西园修了座叫“万金堂”的仓库专门贮存，作为皇帝的私钱，以供自己挥霍。除了朝廷公开卖官外，汉灵帝和张让他们还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要职，规定三公卖千万，九卿五百万。他们又下令，凡刺史和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这些人升官、调任都要捐钱，名义上是捐助军费和修宫殿费用，每个大郡，仅此一项收入就高达二、三千钱。为了能多卖官，多收钱，灵帝他们又经常无故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可以调换几个人，每调一次，皇上就可有一笔收入进帐。这样，官场完全变成了市场！
昏君权阉卖官鬻爵尚不满足，还常常无端地削减官员俸禄，借用侵挪王侯的租税，以供自己侈靡享用。
“十常侍”又不断怂恿汉灵帝大兴土木，他们好从中盘剥百姓，中饱私囊。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汉灵帝在洛阳宣平门外修建东西圭苑和灵昆苑。司徒杨赐上书劝谏说：“先王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方合乎礼法。现在把城郊良田沃土都修作苑囿，驱赶居民，破坏生产，却养了大群珍禽猛兽，这恐怕不是治国的正道！”灵帝却听信十常侍的意见，对此不理不睬，照修不误。第二年，汉灵帝一时心血来潮，就让人在后宫修了模仿街市的阁楼店铺，让那些宫娥采女妆扮成小商小贩，吆喝叫卖。灵帝自己身穿商人的服装，与几名亲信太监在酒楼上饮宴作乐，观看这些摊贩讨价还价、盗窃争斗。喝完酒，灵帝又弄来一群恶狗，给它们带上进贤冠，系上绶带，自己驾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街市上驰驱周旋，恶狗颠前跑后，高声吠叫。皇上玩得兴高采烈，大汗淋漓，才尽兴而归。汉灵帝原本就贪财如命，各地上贡的珍宝奇货，他都收积起来，留作己用，称之为“导行费”。现在在张让等人的教唆下，就更加聚敛有术了。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八月，汉灵帝在阿亭道修了四百尺高的道观。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又让钩盾令宋典主持修南宫玉堂殿，令掖庭令毕岚铸造了四个铜人和四口大钟，把铜人布列在苍龙、玄武阙外，把铜钟悬挂在云台及玉堂殿前。又在宣平门外汴桥东侧铸造天禄和蟆，转河水入宫；复在桥西造翻车、渴乌，吸水喷洒南北郊路面。种种土木工程，不一而足。每一项工程完毕，张让他们都会大小发一笔财。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南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张让、赵忠自然不肯放过这发财良机，他们给灵帝出主意，让全国每亩地增收十钱的田税，用这笔钱来重修南宫。同时，还下令让太原、河东、狄道各郡往京城送木材、石料。州郡官员派人把材料送到京城时，张让就带上一帮小太监前去验收。小太监们故意横生枝节，从中刁难，宣称这些材料全不合格，强迫州郡把这批材料按原价的十分之一卖给他们。太监们“买”到材料后，再转手倒卖，这样一来，张让等大小太监们又凭空发一笔大财，老百姓却额外增加了一项负担。凡是那些太监用不着的木材，就故意不买，任凭其堆积如山，腐朽变质。因而，宫殿建筑一拖再拖，连年不能完工，各地刺史、太守年年忙于追讨苛税，运送材料，老百姓不胜其苦，怨声载道。后来，钜鹿太守司马直在上任途中，给皇帝写了一道奏章，派人送往京城，痛斥“十常侍”乱政的种种罪行。奏章送走后，司马直知道自己得罪了“十常侍”，迟早难逃一死，便喝毒药自杀了。汉灵帝知道了这件事后，似乎受到了一点震动，才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南宫的税钱。
张让一伙一边唆使汉灵帝聚敛财富，一边从中渔利，中饱肥私。“十常侍”在京城大修宅第，其富丽堂皇的程度，都赶上了皇帝的宫殿。汉灵帝平常喜欢登上永安宫的望台，向四处眺望。宦官们担心皇上会发现他们豪华的住宅，就欺骗灵帝说：“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不应该登高。皇帝一登上高处，老百姓就要吓得东躲西藏，这可是不祥的兆头啊！”灵帝一听，从此再也不敢登高远眺了。
“十常侍”在政治上也是欺凌公卿，无恶不作。就在他们当权乱政的时候，后宫也有个别宦官能够奉法自守，不与张让一伙同流合污，但却难有好下场。在这方面，吕强就是个典型。吕强是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人，汉灵帝即位初，张让、王甫、曹节、许相等宦官都被封为列侯，灵帝也把吕强封为都乡侯。但是，吕强认为自己无功于国，拒绝接受，并上书痛斥张让等人的奸行，从此和张让一伙结下了怨仇。黄巾起义爆发后，吕强又劝说汉灵帝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精选刺史、郡守，召还“十常侍”在外地任官的父兄子弟。这样，吕强和“十常侍”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张让、赵忠、夏恽等人纷纷诬告说：吕强常和“党人”一块攻击朝廷；又常私下读《霍光传》，想效法西汉权臣霍光废旧立新；而且吕强的兄弟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恶名昭著。汉灵帝便让太监们拿着兵器，去召吕强进宫。吕强一见，愤怒地说：“我死了，大乱必起！大丈夫尽忠国家，岂能受狱吏之辱？”于是，自杀而死。张让他们回宫后，又对皇帝说：“吕强见陛下召问，还不知道所问何事，就跑到门外头草丛里自杀了，显见得作贼心虚，有奸自明！”灵帝一听，立刻下令逮捕吕强宗亲，抄没吕家全部家产。
吕强死后，侍中向栩又向皇帝上书，讥刺“十常侍”。张让他们就诬陷说：向栩私通黄巾主帅张角，打算作内应，图谋不轨。向栩便被逮捕入狱，张让派人在狱中杀了向栩。
东汉到灵帝时，政治极端黑暗，人民饱受折磨，无法忍受剥削压迫，便起而反抗。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终于爆发了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这时，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乐附，这根源就在于十常侍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各据州郡，贪残勒索，侵害百姓。老百姓无处诉冤，只好铤而走险，谋为不轨。只要陛下砍下十常侍的脑袋，挂在南门外示众，然后布告天下，我敢说，不用派大军镇压，张角等人就会自行解散！”灵帝把张钧的奏章递给张让，让他自己去看。张让看完后，唯恐皇帝治罪，就领着“十常侍”脱帽赤脚跪在皇帝面前，假称愿意自动入洛阳诏狱，以表示服罪。同时，“十常侍”又各自从家里拿出一部分钱财，捐作镇压黄巾起义的军费。灵帝一看张让等人都这样了，马上态度缓和，照旧信任如故。转过身来，就怒斥张钧：“你这个大胆狂徒，十常侍难道没有一个好人吗？”后来，张让他们暗示御史，诬告张钧学习太平道，跟张角有牵连。遂将张钧下入大狱，百般用刑折磨致死。
张角在起义前，曾派大弟子马元义等人到洛阳刺探朝廷虚实。马元义曾收买了太监封、徐奉等人作为内应。不久，这件事情暴露了，汉灵帝十分震怒。他派人把张让他们叫来，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通：“你们这帮人整天说‘党人’要作乱！要造反！结果把‘党人’杀了不少，剩下的都禁锢了起来。可现在那些‘党人’个个为国卖命，努力平乱。而你们这帮混蛋中间却有人和反贼张角勾结，难道不该杀头吗？”张让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急中生智，忙领着太监们跪倒在地，战兢兢地说：“那些都是过去王甫、侯览他们干的呀！”脸上还带着一副委屈的神情。灵帝一听，也就不再追究了。这样，张让一句话，就把所有的罪责都推了个一干二净。
皇甫嵩在领兵镇压张角起义时，路过邺城，见赵忠的老家高门大院，不合礼制规定，便上奏朝廷予以揭发。恰好，这时张让又派人私下向皇甫嵩勒索要五千万钱，遭到了坚决拒绝。张让便和赵忠联名上奏，说皇甫嵩治军无方，屡战屡败，丧师辱国，耗费钱财。于是，汉灵帝立刻召还皇甫嵩，收回了左车骑将军大印，改派张温和董卓去和黄巾军作战。
汉灵帝晚年，“十常侍”已完全箝制了朝野，大臣中敢于与其抗争者，已属凤毛麟角。就上述寥寥数人，除皇甫嵩外，竟无一能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十常侍”群魔共舞，浊乱天下，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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