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给我带好吃的吗？”他翘起厚厚的嘴唇，说话时几粒米饭从嘴里喷了出来。
“你这孩子就知道吃，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胖有什么不好，等我长大了，我就去当拳击运动员。你看人家泰森多牛气呀？谁都怕他。”童会会放下筷子，握紧右拳，在他妈的面前比划了两下，吓得黄晓丹往后一缩。
“当拳击运动员有什么出息？还是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当工程师，那才叫本事。”黄晓丹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情人皆有之，可是，她没有想到她儿子说了一句令她啼笑皆非的话：“你不是说现在的人，没有文凭，只要有关系照样能当官吗？”
黄晓丹无言以对，她望着天真无邪的儿子，自然又想起了儿子的父亲。“哎！人为什么要那么贪呢？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着安宁的日子该多好啊！”她在心里这样叹道。
童会会进入梦乡后，黄晓丹就进了自己的卧室，插上了门，给童力邦原来的秘书范驰打了一个传呼。几分钟后，电话铃声响了。她赶紧伸过手去，却又迅速缩了回来。自从童力邦进了高墙后，她只要听到电话铃声响，心里就咚咚直跳。她怕听电话铃声，更怕接电话。这种担惊受怕的感觉常人是难以体会到的。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的她，黄晓丹体会得是真真切切。她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用颤抖的手抓起了耳机：“喂！是小范吗？”“是我。黄科长，有什么事？”黄晓丹见电话机的来电显示屏上显示的是范驰的手机号码，就要求范驰用座机电话拨到她家，“我有事找你！”范驰自然明白黄晓丹的意思。
约摸一支香烟的功夫，电话铃又响了。黄晓丹在电话中告诉范驰：“法院要传张书仪到庭作证。那事没问题吧？”范驰不仅没有压低声音，反而加大嗓门说：“黄科长，你交给我的事，我范驰什么时候办砸过？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甭想再找到张书仪。”黄晓丹半天不语，范驰问道：“黄科长，你怎么不说话？”是担忧，是恐惧，是激动，连黄晓丹自己也说不清。她用右手捂着耳机，压低声音说：“小范，谢谢你了。等童市长无罪释放后，我黄晓丹会知道怎么报答你的。”她又补充道：“我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范驰听了这番话，连魂都跟着电波传到了黄晓丹的耳机里，因为女人对男人的这种喘气是极为敏感的。“黄……黄科长，有情况你及时打我的传呼，我保证随叫随到。”
黄晓丹自然清楚所说的“随叫随到”的含义。她挂上了电话，坐在橘黄色的沙发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面前这张席梦思床，第一次委身于范驰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
那次，尽管她在生理上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满足，但在精神上是痛苦的。从那以后，曾为自己对丈夫不忠的举动自责过。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追求我的人不下一打。其中，不乏有白马王子。我没有送给他们一个吻，谁也没有那个福气碰我一下，更谈不上占有我的玉体。在与你恋爱的四年多的时间内，我仍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士兵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军事禁区，没有让你越雷池一步。直到那天上午和你拿了那张烫金的红本本，你才趁我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想闯“红灯”。即便是那样，我也只对你开放了部分区域，给你亮开了一盏“黄灯”，进港通行证是在婚礼毕后我才签发的。那天晚上，我把一块洁白无瑕的玉奉献给了你。结婚十多年，我对你是忠诚的。在改革开放的现代，有多少女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实践着“改革”，对外开放着自己不同的区域。你还能找出多少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对范驰的开放是万般无奈，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救你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想到这儿，她在精神上多少有些解脱感。她抬起头，向窗外望去，一轮明月挂在空中。不一会儿，她像一个羞涩的少女，躲进了云层中。黄晓丹在求得了一份心理上的平衡之后，才宽衣躺在了那张做过无数个美梦、噩梦的席梦思床上。
审判长梅林签发了一张证人张书仪到庭作证通知书，指派刘审判员和毕书记员立即送达。通知书是送到了张书仪的家中，他们带回来的却是一张由张书仪的老伴代签的回执和一张张书仪离家时留给老伴的亲笔纸条。那纸条写道：美珍：
我有一个同事在深圳想开一个婚纱摄影部，我去帮他操办一下，不几天就回来。
书仪
十月廿日梅林看过纸条后，偌大的一个问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家里有电话，外出办事打个电话不是方便吗？为什么要用纸条方式告诉家人，这与常规不符呀！”
“小刘，我问你：张书仪离家后的20多天内，她老伴接到过他的电话没有？有没有他现在的消息，你们问过他老伴吗？”梅林十分严肃地问道。刘审判员知道自己错了，回答梅林的话底气不足：“没……没有。但我们告诉过他老伴，张书仪一回家叫他马上通知我们。”
梅林再也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用一支铅笔在那纸条上敲道：“他（他指着毕书记员）当书记员没想到我可以原谅，可是你当审判员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办的案件不下几百起，为什么连这点常识性的东西都不懂？还要我这个当庭长的教你吗？！”
刘审判员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动了肝火，马上承认错误道：“梅庭长，是我考虑不周，我和小毕再去一趟。”
“你想过没有，张书仪离家出去是偶然的吗？可能与本案有关，而且关系重大！”梅林抓起电话，叫司机立即把车开到办公楼前。“走！咱们一块去。”刘审判员耷拉着脑袋，那脸就像一个被晒蔫的胡萝卜。他胆战心惊地跟在梅林的后面，与毕书记员一起上了他们庭长的车，径直朝着张书仪的家奔去。
马典得知这一情况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并不像他看了张书仪亲笔证词后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是，证人找不到，法院的一纸通知又有何用处呢？张书仪到不了庭，最为不利的是检察院。马典心里也明白，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来推翻辩护律师所取的证人张书仪的亲笔证词，那么，由他主办的这起颇有影响的要案将有败诉的可能。他极为关注张书仪的消息，法院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可连张书仪的一点踪迹都没有寻到。这时候，马典才将情况向检察长郑乐平作了汇报。郑检狠狠地剋了他一顿，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报告。
他振振有词地说：“既然令我为主诉检察官，我就有权处置！”郑检更是火了：“主诉检察官？你以为主诉检察官就有与检察长一样的权力吗？”他回答说：“如果我办错了案件，可以按规定给我处分，直至撤职。”
最了解马典个性的主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李昌京打了一个圆场：“郑检，我看这样：咱们要往最坏处着想，如果张书仪找不到，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否定律师取的那份证据，能不能否定？”马典立马接上话说：“律师取的那份证词显然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倒想看看有谁能够将本案推翻？”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如果本案败诉，不用你们当领导的操心，我会自动辞职的！”
郑检拍了拍桌子说：“我的马典同志，这不是在部队上，这是地方，是在地方工作你懂吧？”他还嫌解释得不够，“部队有部队的特点，地方有地方的规矩，你不要把部队上那一套搬到地方来，更不要感情用事，那是必定会吃亏的。这不是为我郑乐平，而是为你马典着想，你懂吗？我的主诉检察官同志！”
马典知道，这时候任何解释都是不必要的，“我现在不跟你郑检理论，等着瞧吧！”马典仍坚定地沿着他的思维路线往前走。有人说是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实际上，马典是一个撞了南墙也不曾回头的人，除非实践证明他确实错了！这种脾气，这种性格，从他任某集团军的保卫处干事、保卫处副处长到军事检察院的处长，都未曾改过。虽然脱下军装已五载有余，但他的作风依旧，干什么事还是那样一种军人的性格、军人的作风。郑检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老政法，就是有点看不惯他的这种“个性”。当然，对马典的主流他还是肯定的：为人正直，有思想，有胆识，有作为，有创新。对于马典来说，他认为只有“为人正直”这一句就足矣，至于那“四有”，他看得很淡。他给李检说：“郑检给我一个‘为人正直’的评价，也归功于我廿几年军旅生活的磨炼，说明我这个兵没有白当！”
李检连连点头道：“我们地方检察机关就是缺乏像你这样的人。你转业到我们院，是我们的荣耀！”在马典眼里，李检比郑检更可爱、更可敬、更知心、更接近。
马典虽然嘴上与郑检斗气，却在行动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全院的同志都下班了，他仍在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其实，他如果把张书仪亲笔证词的原件拿来仔细观察，也许就会发现破绽。遗憾的是，他还在那份复印件上做文章。最后的结论：只能怀疑律师取证的不合法性，而没有确凿的证据佐证。即便是这样，他对本案的前途，仍然充满了信心！
法院开庭的时间一推再推，眼看法定的时限已过。审判长果断决定：继续开庭！
“公诉人还有新的证据要向法庭出示吗？”审判长问。
“没有。”马典回答十分干脆。
辩护律师希望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他兴奋不已：“审判长，我请法庭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本辩护人向法庭出示了证人张书仪的亲笔证词后，公诉人并没有拿出新的证据来否定张书仪的证词。现在证人张书仪外出未归，理应以张书仪最后的证词作为定案的根据。建议法庭予以采信。”
被告人童力邦听了辩护人的这番发言，仿佛喝了一杯酸梅汤，凉丝丝、甜滋滋，既解渴，又定心。他把目光从辩护人那里收回后，瞅瞅公诉人，望望审判长。他急切地想从这两个决定他命运的人的面部表情上知道他们的态度。
马典当然不会给他一个希望的表情，他用一双鹰一般的眼睛，射了辩护人一眼，瞪了被告人一眼，之后才将目光移向左边的审判台：
“审判长，一份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并不是像辩护人所说的那样，以证据形成的时间先后来决定，而是看该证据是否符合案件的事实。凡是与事实不符的，即便是当庭作证的证言，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请审判长明断！”
就在审判长与两名陪审员交换意见的当儿，庭下就有人小声地议论开了。有多少人都在为马典捏着一把汗。假若不是马典的沉着和自信，乔洪生和何云恐怕连腰也坐不直了。因为他们今天的公诉对象并非一个小科长，而是百临市的风云人物——鼎鼎大名的常务副市长；与他们辩论的对象又是省“十佳”律师，哪壶酒喝起来都够烫嘴的。马典坐如钟的神态，无形给他们俩壮了胆。“好样的，马典！”何云在心里赞道。
合议庭长时间的“合议”，使本来就不那么安静的法庭更加嘈杂。“安静！请大家安静！”年轻的书记员不得不制止这种庭上小合议、庭下大合议的局面。旁听者就像歌厅里的观众，个个伸着脖子，盼望审判长的裁定就像盼望一名明星出场。“经本庭合议，”审判长终于说话了，这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现在口头裁定如下，”他拿起一张草拟好的“裁定书”，念道：
“就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证人张书仪的亲笔证词，经过相互质证，公诉人没有向法庭提出新的证据予以否认，也没有证据证明辩护人提取该证的不合法性，因此，本庭裁定：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证人张书仪的亲笔证词有效，本庭予以采信。”
随着审判长“裁定”的下达，整个法庭的气氛骤变，空气仿佛凝固一般，不少的人感到胸闷，憋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时候，法庭内发生了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坐在法庭最后一排的一位60多岁的老汉，突然站了起来，向审判区冲去。他挥舞着右拳，边冲边喊：“打倒童力邦，童力邦有罪！打倒辩护人！打倒审……”“打倒审判长”这句口号还未喊完，便被两名维持法庭秩序的法警冲上去按倒在地，一左一右架着他就往外拖。审判长急了：“把他赶出法庭！”那老汉一边使劲挣扎，嘴里还不停地嚷道：“我就是要喊，我就是要打倒像童力邦这样的贪官，……谁说他无罪我就操他八辈的祖宗……”不用喊起立，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其中，不乏多数人是怀着看热闹的心理来对待这个小插曲的。如果把观看庭审比作是在欣赏一部交响乐，那么，这个小插曲就是乐曲中—个不和谐的音符。被获准采访的4名记者，个个各显其能，他们熟练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用最快的速度摄下只有在三十年前“文革”期间才能拍到的镜头。这个小插曲的出现，仿佛使人们又看到了“文革”期间开批斗会的情景。在那个老和尚打伞的年代，造反派开批斗大会时，谁都可以随时举起手来高呼“打倒×××”的口号，谁都可以冲上来将批斗的对象掴你几个耳光，让其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那时候，这种事司空见惯，也就不是什么新闻。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再现这种场面，那就是特大新闻了。不用说，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都会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抢到活鱼的几名记者，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位置，等待着下面的新闻。
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的发生，审判长不得不再次重申：
“未经本庭允许，任何人不得发言、提问，不得进入审判区。如对本庭审判工作有意见，可在庭审后通过正常途径向本庭提出。”
喧闹了一阵的法庭又重新恢复了它的宁静。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首先请公诉人发言。”
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公诉人，希望能听到公诉人精彩的发言，希望能欣赏到公诉人与辩护律师精彩的辩论。马典不想让大家失望，尽管审判长刚才的“裁定”已经把本案的结果提前告诉了他，但他仍坚持依法论罪，据理相争。他把拟好的“公诉意见书”摆在面前，但并不去看它，右手拿着一支铅笔，时而又转向审判长，时而看几眼被告人，时而又转向旁听者。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对被告人童力邦受贿一案依法支持公诉，并履行监督法庭审判的职责。下面，我就与本案有关的问题发表三点意见。”
他对犯罪事实的叙述与指控，对证据的分析与判断，对被告人童力邦行为的性质认定与法律适用，条条推理严谨，句句掷地有声。他的发言，一下子拴住了大家的心，击白了被告人的脸。童力邦再也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审判长，是不是可以先让我的辩护律师为我辩护，然后我再就公诉人发表的那几点违背事实与法律的意见谈谈自己的看法。”当领导发号令、作指示已成习惯的童力邦，对审判长也没有用“请求”二字。
“现在可以相互辩论！”审判长对童力邦的要求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是在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着职权。辩护人尊重了他的当事人的意见，先发了言。
“尊敬的审判长，……”这套嗑，他算是唠得熟透了。“我先发表五点意见：
第一，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都是不成立的，被告人是无罪的。我可以列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七条证据。
证据之一：飞龙公司总经理张要杰证实，72万元是该公司与张书仪之间因合同纠纷的退款及赔偿金，有合同为证；
证据之二：黄晓阳证实，她借的36万元现金，是张书仪的钱，有借条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