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曾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在农村生活了近十年,之后又把全家从农村带回了县城。我们这个家族的身份,从市民到农民,又从农民变回了市民,不过是十几公里的路程,命运就这么颠簸了一个来回。
梦里
时常梦到爷爷:在他活着的时候,梦到他死了;在他去世之后,梦到他活了。那些梦无比真实,午夜惊醒的时候,看着卧室地上冰凉的月光,心脏会紧得透不过气来。
我会默默地在心里说一句:请您走开,别再到我梦里,我帮不到您什么。也会迷信地想:是不是他在那边,又没有钱花了?今年春节,一定给他多烧一点。
这两年随着年龄增大,也看多了生死,再梦见他的时候,也淡定了许多。躺在夜里,均匀地呼吸着,回想梦中的情境。虽然梦境瞬间褪去,能被记住的场景寥寥无几。
不明白为什么总梦见他,却很少梦见过其他家人。而且在梦里,与他相关的总是不好的事,可以这么说,他是总带来噩梦的人。这不由让我去沉思其中的由来。
这二十多年来
我对爷爷的第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忆,来自一九八四年。那年秋天他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名字叫“花园乡中学”的地方,把正在上初一的我,接到县城去。
从花园乡中学到县城大约有三十多公里路。初秋的乡村公路寂寞荒凉,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觉得这三十多公里,几乎像一生那么漫长。
爷爷曾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在农村生活了近十年,之后又把全家从农村带回了县城。我们这个家族的身份,从市民到农民,又从农民变回了市民,不过是十几公里的路程,命运就这么颠簸了一个来回。
回到县城一无所有的爷爷,和他那几个已经分别成家的儿子,在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租住了不同人家的房子。
为了养活家庭,爷爷依次做过这些职业:卖大碗茶、摆水果摊、卖凉菜、杀猪、摆书摊……那时候孩子们好养活,卖几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也饿不死一家人。
这二十年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节从北京回老家,路过县医院门口,看见爷爷在那里摆书摊卖书。
那个时间段通常是下午,书的封面不停地被寒风掀起,穿着棉袄的爷爷歪坐在椅子上打盹。有一年路过时,曾亲眼看到两个偷书的孩子拿起他们选中的书撒腿就跑,爷爷对此一无所知。
有时,我会在书摊那儿坐一刻钟再走。有时,则是路过看一眼,一秒也不停留。
姓氏问题
我从没认真听过爷爷的故事,本能地排斥,不知道是因为有关爷爷的那些往事太过凄凉,还是因为自己的承受能力不够。
据说爷爷的亲生父亲姓张,因为某种原因,被过继给了姓韩的人家。这对子孙后代来说是个噩梦,在家乡,改姓是个耻辱的事情。尤其是孩子们在学校遭遇同学们的诘问时,那种屈辱感无法用言辞形容。
爷爷从来不解释。他对这个问题既敏感又倔强,每每家里有人试图向他征询“真相”,他就会憋红着脸狠狠地回一句:“我姓韩,你们就也姓韩!”
在韩家,爷爷被收养的生涯似乎过得并不好,至于哪里不好,他没说过,别人也不知道。但我记得一个情形:他因为顶撞了他的后妈(我的太奶奶),被喝令跪下,而他老老实实地跪下了。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
我对这种暴力反感至极,也曾利用一个孩子跑得快的特点,小心又反复地挑战太奶奶的权威,内心带着“复仇”的火焰,我是想帮他。不过,心里对他也带着一点恨,觉得整个家族生活得憋屈,很大程度是他带来的。
少爷作风
爷爷身上有“懒骨”,这是奶奶说的。
奶奶是地主家女儿,不算是大家闺秀,也算小家碧玉。至于为什么会嫁给一穷二白的爷爷,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那会儿地主家的女儿没人敢娶,一无所有的爷爷光脚不怕穿鞋的,结了这门亲。这也是他被人赶出县城的原因之一。
在家从没干过活的奶奶,嫁到韩家之后当牛做马,农活一样一样地学。清晨到地里,埋头干活到天黑,这种劳碌命一直到她瘫痪在床才结束。
而一直活得很遭罪的爷爷,在结婚后反倒有了“地主家少爷”的福气,在家里吆五喝六,动辄就大发脾气。在地里干活,忙不了一会就到树底下乘凉休息。奶奶经常被他气得半死,但仍然对他很好,每天都会用开水冲一个鸡蛋再洒上几滴香油,端给爷爷当早餐。
凡是劳心费力的事情,他都干不成。出门卖豆腐,卖了一天,一块豆腐也没卖出去。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雪,滑倒了,那一车豆腐都进了水沟。
能不干活就不干活,想发脾气就发脾气,爷爷成了家里谁都不敢惹的暴君。
有一年暑假,爷爷带我去玉米地锄草,不过五亩的玉米地,我们爷俩整整锄了一个月,结果,后面的还没锄完,前面已经锄过的就又疯长了起来。爷爷对此不以为然。“草是永远锄不完的,”他说。
剥削者
在一贯的家庭教育中,孩子是没有财产支配权的,所有人赚的钱,都要交给爷爷。我也不例外。虽然并不情愿,但当某种事物已成规律,我也就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在打工岁月里,无论是每月赚八十块,还是每月赚两百块,大部分是要上缴的,大约留下十分之一,给自己零用。
记得有一年,在一家漂白粉厂干活,挣了五百块钱,很开心地交给爷爷,期待得到一句赞扬,但没有。他转手把这五百块给了我一个等待用钱还账的叔叔。我的心肺那刻被气得要炸裂,凭什么?!
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因为家里丢了一角钱。奶奶放在柜子上的一沓一角钱,丢了一张,可能是风吹丢的,可能是老鼠拖走了,也可能是压根就没有那么一张一角钱。我被诬陷偷了那一角钱。
为了证实清白,我爬上椅子,拧下了堂屋的灯泡,把手伸了进去,以“自杀”反抗。为了一毛钱,我愿意送掉我一条命,这成为我心里久久过不去的一道坎。
但与钱有关的事,爷爷在两件事情上也表现出了“深明大义”。
第一件事,是我跟他要一千块钱买一辆摩托车。他慷慨地给了我,那辆摩托车成为我青春期最美好记忆的承载。记得当我一脚踹开摩托车,在巷道里加油一溜烟往外蹿,回头看爷爷的时候,他眼里有点儿羡慕也有点儿自豪,可能跟牵动了他的玩心有关系。这个场景,也成为我与他相关的少有的温暖瞬间。
第二件事,是我跟他要四千块钱重新进入校园上学。他把这笔巨款拿了出来,改变了我的命运。
虽然那些钱都是我自己赚的。
矛盾根源
爷爷这一生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最引以为荣的是,自己拥有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但最为头痛的,也是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
人多了,家里仅有的那么一点儿资源就容易引发争抢。爷爷与他孩子们之间的所有矛盾,都源自他对谁好了一点、对谁差了一点。有人对小时候挨过他的打耿耿于怀,有人对盖房子他没帮衬钱抱怨了一辈子,也有人对他所谓的偏心充满了仇恨。
家族矛盾没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有所缓解,反而随着他的衰老、权威不再,而变得更加激烈。
直到他因为脑血栓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十年。不知道这十年当中,他有没有想通,这一切的矛盾根源只在于一个字:穷。而他最大的罪过,是没有改变这个大家庭的命运。这是他没能尽到的父亲的责任,也是他力不能及的责任。
病倒在床上的爷爷,成了真正的弱者。他对每一个前来看望他的人示好。他最后的财产——一座破旧房子的房产证,成为他捍卫自己尊严的最后武器。
可他错把这个武器许诺给了太多人,反而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爷爷去世那天,我以为自己会大哭一场,但事实上并没有。看着他呼吸完最后一口气,爱和恨,都归于平静。
爷爷这一生,和许多农民的一生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命运,是这大地上最后的苦难。
纪念他
每年回去上坟,都会做隆重的准备。买更多的纸钱,包好的饺子第一份盛出来为他留着,酒要新开一瓶,下酒菜要四样以上。
亲人的坟墓都挨在一起,但纸钱烧给他的最多,酒菜也是分给他的最多。别人,只是象征性地分一点。
和叔叔们、堂弟们一起喝酒的时候,会聊到他,会聊他打谁打得最狠,骂谁骂得最凶,说到最后,有人红了眼圈,叹息一声,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有关他的坏话,在渐渐地消失。他的故事和他的名字,也会渐渐地消失。下一代,再下一代,估计连给他上坟的人,都会变得稀少。
人生可不就是这样吗?连纪念都是短暂的,何况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