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9年，光绪帝正式开始执掌大权，慈禧太后从前台退到了幕后，她专门为此发布了一道旨意。1889年2月26日，光绪帝大婚。同年3月4日，慈禧归正随后从紫禁城移居颐和园，过起了名义上的“退休”生活：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1】
年轻的光绪帝随后也投桃报李地发布了一道旨意：
朕以冲龄入承大统，神器至重，惧弗克胜。仰赖皇太后垂帘听政，孜孜求治，朝昃不遑，惟一二日，慎敕几康，历十四年，无闲终始。用能内修外攘，久道化成，胥海禹而咸措乂安，俾藐躬以承庥蒙业。凡此大猷之丕焕，实皆圣善之宏敷。迺谦冲常切于慈怀，而期望弥殷于嗣服，前岁即颁谕归政，经朕率廷臣再三吁恳，始允训政数年。兹复钦奉徽纶，重申成命，以朕春秋方富，典学有年，宜及时而亲总万几，与在廷而共熙庶绩。朕自维凉薄，益懔冰渊，顾念祖宗付托之重，艰钜统集于一身，敬体圣母宵旰之劳，尊养待伸夫寸报，敢不谨遵懿旨，力任仔肩。昭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亲裁大政。惟率循期于由旧，在恪守列圣之成规，凡损益贵乎因时，仍亲秉慈闱之彝训。……【2】
光绪帝亲政后的第2年，也就是1890年，英国开始尝试从印度向中国西藏境内渗透，开辟商路，双方为此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公元1894年，大清帝国与日本爆发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朝鲜国王请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国内的东学党（tonghak）起义，日本依据1885年签订的相关协议在没有知会清廷的前提下同时向朝鲜派兵。两军在朝鲜擦枪走火，日本随即向大清帝国宣战。1894年7月27日，日本海军首先击沉了运载清军部队的蒸汽轮船“高升（kowshing）”号。9月17日，两国海军在鸭绿江口发生大规模海战，清军舰队损失了5艘军舰。10月25日，日军从朝鲜越过边境，侵入中国满洲地区，随后再于11月21日攻占了旅顺港。这座港口是当时清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拥有重金修建的船坞和大批战略物资储备。
1894年11月9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1895年2月12日，他们的海、陆军联手进攻清军最后的堡垒威海卫。清军舰队的残余舰艇投降，丁上将【3】在舰队投降前3天自杀殉国。同年3月，清军陆军在牛庄【4】连续战败。仗打到这个地步，清廷无力支撑，只得任命大清帝国最具知名度的总督大人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求和。李鸿章在日本遭到暗杀【5】，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停战谈判。4月17日，清廷与日本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协议：①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实际是默许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②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最终由于德、法、俄等国干涉，没被割让给日本，而是换成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金【6】；③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④增设5个新的通商口岸。
同样是在1895年，眼看日本觊觎满洲利益，俄国赶紧逼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确保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特权。俄国人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当时已临近完工，清廷依据协议，允许他们把这条铁路延伸到中国境内【7】。延伸到中国境内的铁路主要包括两条干线。其中一条从俄国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经珲春连接吉林，另一条直接从西伯利亚地区进入中国，途经瑷珲、齐齐哈尔等地，最后抵达吉林。依据协议，这条铁路由俄国出资修建并派人管理。铁路开通30年后，清廷可以“收回”铁路的控制权，不过具体怎么个“收回”法儿，俄国人也没明说。
大清帝国当时在关内地区已经修建了一条铁路，他们希望把这条铁路从山海关延伸到关外，连接沈阳和吉林。清廷的想法很好，可没有钱。俄国人愿意出资修建连接吉林和山海关的铁路，不过前提是铁路修好后路权归他们所有，期限为10年。10年后，清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收回”路权。这条铁路途径牛庄【8】、盖平、锦州、旅顺等地，铁路范围以内要依照俄国人制定的法规实施管理。除此之外，俄国不但获得了与清廷“共同”开发黑龙江、吉林等地矿产资源的权利，还可以在满洲地区驻扎部队，旅顺、大连这两个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港口的控制权也落到了俄国手中。
1894年战争爆发前，中国沿海地区被外国人占据的领土只有葡萄牙从1537年开始控制的澳门和英国从1842年开始控制的香港。通过1894年的战争，日本把中国台湾抓在了手里。如果不是德、法、俄3国坚决阻止，整个辽东半岛也可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公元1897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强占了胶州湾，清廷迫于压力，同意将这个港口“租借”给德国99年，允许德国在当地驻扎部队、修建工事和海军基地，开采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9】。胶州湾被强占后，德国又逐渐获得了在整个山东境内修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按照当年某些报纸的说法，德国强占胶州湾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港口控制整个中国北方海域的水上煤炭运输通道。
公元1898年，清廷接受窦纳乐爵士【10】的建议，准备通过吸收外国贷款的方式，支付拖欠日本的战争赔款。作为提供贷款的交换条件，英国要求将旅顺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无疑损害了俄国的利益，俄国人为此处处作梗，搅黄了这件事。作为报复措施，英国要求清廷不得将长江下游地区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利益作为担保，向其他西方国家寻求贷款。清廷接受了这个要求，还向英国商船开放了内河航道。
从1898年开始，如沙利斯伯利勋爵【11】所说的“一场列强间的利益争夺战”在北京拉开序幕。这场争夺战的焦点是修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直到今天也没完全结束。俄国人在谋求在华利益方面向来非常积极。公元1898年，他们要求清廷正式租借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英国不反对向俄国租借大连，却对旅顺的未来异常担忧。1898年3月22日，沙利斯伯利勋爵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写信说：
女王陛下政府并不介意俄国人在即将完工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获得某个永不封冻的商业港口，但军用港口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这个港口距离北京非常近。旅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只适合作为军用港口使用。俄国人一旦占据这里将能够直接威胁北京，进而在瓜分中国利益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沙利斯伯利勋爵的反复呼吁没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俄国还是在1898年3月27日获得了旅顺港的租借权。作为反制措施，沙利斯伯利勋爵转而建议英国政府夺取威海卫的控制权。英国和俄国的行动让法国人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在这场利益竞争中落在后面。据阿诺托【12】先生发表的文章披露，法国的设想是这样的：①通过租借的方式在中国南方海岸线获得一个港口；②从东京湾【13】地区修建一条横跨红河，延伸至中国云南境内的铁路；③迫使清廷同意不向其他列强出卖临近东京湾地区本国边境省份的利益；④迫使清廷同意不向其他列强出卖海南岛的利益；⑤获取在中国建设邮政系统的特权。法国人获得了这么多利益，按说应该心满意足，然而1名法国籍传教士和2名中国籍教徒的死很快又让他们找到了继续伸手的借口：①迫使清廷同意法国修建连接北海和南宁的铁路；②在传教士和教民被杀的地点修建一座教堂；③严惩相关地方官。他们的要求再次得到了满足。
1898年6月，以康有为为首的一群年轻改革者站了出来，鉴于国家的糟糕状况和大清官场的腐败，他们认为除了发动变法，重组政府和教育机构，自己的国家已经无路可走。他们的主张很快在紫禁城以内获得了认可，年轻的皇帝连发7道圣旨，发动了变法【14】。这次变法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①言论自由；②引进西方的教育和考试制度；③在北京城里兴办一所新的大学【15】；④适当减少寺庙数量，将它们改建为新式学校；⑤设立翻译机构和专利机构；⑥向国外派遣留学生；⑦裁撤官僚机构中的冗员。
参与变法的改革者饱含热情，他们的好运气一直维持到这年9月底【16】。短短3个月时间里，变法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某些拒绝执行皇帝变法命令的高级官员被撤职，执掌总理衙门的李鸿章也因为接受俄国人的贿赂【17】，贪污和滥用公款，遭到解职。为了预防官员利用职权犯罪，清廷还要求所有官员每隔3年进京述职，接受质询。变法期间，来自西方的技术被应用于中国的丝绸和茶叶生产领域。老百姓获得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朝廷甚至还打算向全国公开财政预算和开销。地方官府实现了改组，议会的成立也在筹备之中，退居幕后的太后的权力遭到进一步限制。
1898年的变法可谓雷厉风行，然而换个角度来说，过于激进的行动往往很难维持长久。1898年9月17日，窦纳乐爵士给沙利斯伯利勋爵写信说：
皇帝一直想努力把这个国家拉到变革的路上去，然而他的措施大多不具备实际的可操作性。皇帝本人对此其实心知肚明。
9月21日，变法的末日到了，慈禧太后重新把大权收回手中，光绪皇帝发布了这样的诏书：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敦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8】
9月26日，一道光绪帝署名但很可能并非出自他本意的诏书终止了所有变法措施。9月28日，6名参与变法的改革者被处决，康有为侥幸从北京逃到了香港。清廷为这些人罗织了包括“谋杀太后”在内的各种罪名。太后则趁机再次越过皇帝，成了朝廷的实际控制者。事实上，过去的30年当中，她对朝政的把持从来就没放松过。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后来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他跟光绪帝交往、合作的种种内幕【19】：
我总是热衷学习西方知识。1885年，法军攻占福州后，中国面临的危机已然显露无遗。1889年，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悲惨局面。我认为，当时最主要的危险来自沙皇俄国势力的南下，以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野心，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变法实现国家富强。这个时候，军机处中占据高位的都是保守派，他们决不会允许我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皇帝。台湾被日本割占后，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这些人失望之极，转而对我亲热起来。我趁机建议他加入变法阵营，同时还联合1300名各省举人联名上书【20】，呼吁变法。这之后，倡导变法的组织【21】在北京成立，拥护变法的报刊《强学报》【22】在上海出版。与此同时（1895年），翁同龢开始强烈建议皇帝发动变法，然而由于慈禧太后的破坏，所有的变法活动和组织都遭到了严厉的压制。我只得返回广州组建变法社团，也在广西建立了性质相似的秘密组织。我的学生梁启超和谭嗣同在湖南组织了强学社，林旭在福建，杨锐在四川，杨深秀在山西，宋伯鲁【23】
在陕西也成立了性质相同的组织，我的弟弟康广仁和他的朋友金岳绅【24】在上海创办了女子学校和不缠足会【25】。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各种倡导变法的报刊纷纷创办。胶州湾被德国强占后，我回到北京，再次向皇帝上书，要求仿效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实施变法。为此，我还向皇帝进呈了相关的书籍。这个时期，我最核心的主张是彻底开放海禁，与西方国家自由贸易。翁同龢赞同我的主张，为此在朝廷中四处奔走，可是由于保守大臣的坚决反对，他的奔走没有什么实际结果。当时，澳门出版的某些支持变法的报刊甚至建议大清帝国与英国结成同盟抗衡其他列强，朝廷对此游移不定。后来，当我听说英国主动要求将旅顺和大连设为自由港口，不能租借给俄国时，便赶忙找到翁同龢，对他说：“国家有救了，你应该赶快敦促皇帝，这是天赐良机。”很遗憾，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两个港口租借给俄国。这之后，英国曾提议清廷向自己以3%的利率贷款，用以支付战争赔款，俄国则从中作梗，要求清廷以4%的利率从自己那里贷款。清廷夹在中间，谁都不敢得罪，起先决定同时向两国贷款，后来又改变主意，干脆谁的款也不贷。我对此事的观点是应该甩开俄国，向英国贷款，俄国虽然一贯气势汹汹，却很少有胆量真正向大清帝国宣战。由于慈禧太后惧怕俄国人，所以事情的最终结果还是哪个国家的款也没贷。
俄国谋夺旅顺和大连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向皇帝上书，建议他严词拒绝俄国人的无理要求。皇帝为此斥责恭亲王和李鸿章说：“为什么要跟俄国缔结秘密条约！俄国人向来不帮助我们，还经常趁火打劫。”
恭亲王和李鸿章回答说：“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的事已经定了，无法反悔。”
皇帝为此大发雷霆。这两个地方被俄国强行占据后，翁同龢发现我曾经做出的预言差不多都变成了现实，对我更加言听计从。监察御史高旬曾【26】，湖南巡抚陈宝箴【27】，翰林院的苏济庆【28】，礼部尚书李瑞棻【29】也陆续加入到支持变法的阵营。当皇帝就变法事宜咨询各位大臣时，以翁同龢为首的变法派纷纷进言，他们说话的分量当然比我重得多。我则配合这些大臣向皇帝进呈了英国、法国、德国的相关质量，以及李提摩太【30】撰写的《19世纪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时事杂感（essays for thetimes）》，以及其他西方书籍的中文翻译本。皇帝由此对世界和国家的形势有了个大概的认识，坚定了变法的决心。我则以变法顾问的身份，第一次得到了皇帝接见。
康有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清廷的形势正如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皇帝孱弱，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慈禧太后。此时的慈禧太后名义上已经“退休”，不过就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
实际上所有实权仍然控制在太后手里，呈交给皇帝的任何奏折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朝廷里各个要害部门的正副手都是她的心腹。皇帝没什么发言权，做决定前必须首先请示太后，他实际就是个傀儡。
无论如何，皇帝还是非常希望有所作为。自从台湾被割让出去以后，他就对国家的前途异常忧虑。为此，皇帝可以信任的老师，博学的翁同龢，给他找了不少有关西方世界的书籍和地图。皇帝每天研读这些材料，发现国家衰败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保守封闭，因此决心发动变法。可太后并不希望变法。
甲午战争开始时，皇帝和众多大臣希望血战到底，太后和李鸿章则盼望着求和。战斗刚刚打响，太后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割让台湾甚至满洲的心理准备。皇帝无法理解这样的做法，悲愤异常，进而希望跟英国发展同盟关系，推动变法。太后为此作出的让步是主张大清帝国跟俄国结盟，但不发动变法。从这时开始，太后与皇帝间的隔阂越来越大。1895年，当皇帝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变法时，太后已经跟他势同水火。皇帝的两个宠妃【31】因此遭到毒打，包括长麟【32】和汪鸣銮【33】两位侍郎，宠妃的兄弟志锐【34】，还有她们的老师文廷式【35】在内，皇帝的多位亲信都受到波及，丢官罢职。之所以发生这些悲剧，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皇帝打算要把权力从太后手里收回来。
太监寇连材【36】因为劝说太后归政皇帝被处死，皇帝本人为此也遭受了严厉的惩罚。长麟是恭亲王的近人，向来口无遮拦。有一次，他对皇帝说：“太后跟同治帝是亲母子关系，对陛下来说却无非只是前任皇帝留下的妃子而已【37】。”太后得知此事震怒异常，恭亲王也吓得够呛。最后还是光绪帝下旨降了长麟的职，恭亲王为此也进宫下跪痛哭道歉。
有人看到后询问恭亲王这么做，皇帝只是悄悄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话。再后来，皇帝干脆和恭亲王一起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哭得都没力气站起来，太监们只好把皇帝搀回了宫。文廷式曾建议皇帝真正把国家大事管起来，皇帝还是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话。皇帝心里其实很清楚，自从亲政以后，太后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
变法还是彻底失败了。由于变法跟西方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后，具有明显排外立场的人在清廷逐渐占了上风。1898年10月1日，窦纳乐爵士给沙利斯伯利勋爵拍了封电报：
昨天下午几名西方人在离开火车站【38】，回到北京城内的路上遭到攻击。目前，中国老百姓中的排外情绪已经相当强烈，做出了很多不理智的行为。我已经给西摩尔上将【39】
发电报，要求他派遣1艘军舰来大沽驻防，同时安排陆战队从天津登陆，前往北京加强公使馆保卫。除此之外，我也正在尝试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
这份电报发出后不久，各国公使鉴于形势紧迫，一致同意增加使馆区的守卫力量。各国滞留天津的军舰纷纷组织陆战队，向北京进发。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向北京城内调兵，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从这年的10月到11月，形势一天坏似一天，不过和平的局面尚还可以维持。这年12月，公使馆首次接到了慈禧太后发出的进宫做客邀请。窦纳乐爵士这样描述这次做客的情形和感受：
觐见仪式举行的非常成功，太后凭借自己的优雅和友善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些对慈禧怀有恶感，认为自己此次在紫禁城将看到一位性格冷漠、反复无常的难缠老太太的人因此感觉脑子转不过弯儿来。慈禧展现给他们的是一种亲切得体的贵族妇女形象，她非常善于展现女性的魅力。
几乎是在公使们进宫做客的同时，驻留上海的法国人私自破坏、占用了当地中国百姓的墓地，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四川也爆发了多起针对传教士的排外活动。整个大清帝国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针对西方人的敌意和反感日渐增强，各国却还没有及时停止在这个国家瓜分利益的竞争。1899年4月，英国和俄国达成私下协议，英国承认了俄国在满洲地区以铁路为核心的种种利益，俄国则默许英国将长江下游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国和英国不希望因在华利益问题发生冲突和争议，同时也考虑到大清帝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达成如下协议：①俄国将不在英国的在华利益范围内修建铁路或插手铁路事务；
②英国决不在长城沿线以北修建铁路，也不得在这个区域插手与俄国利益相关的铁路事务。
这个协议本质就是为了避免英国和俄国在远东地区因在华利益问题爆发直接冲突。双方还特别规定，协议达成前英国已经动手协助清廷修建的牛庄【40】至山海关的铁路不在协议规定的范围以内，不过英国在铁路完成后必须将路权完全移交给清廷，铁路平时的运行也必须由清廷派人管理。相应的，俄国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将他们在满洲的铁路线向南、向西适度延伸。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美国政府照会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政府，提出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各国纷纷表示赞成，只有俄国在赞成的前提下对这项政策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态度。他们给美国人的答复是这样的：
就俄国已经从大清帝国租借到的土地来说，沙皇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支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有意将大连建设成为自由的商业港口。鉴于大连有可能成为自由商业港口这个前提，不在这个地区设立专门的海关似乎是不恰当的。当然，海关成立后，具体的关税政策将由各国平等协商决定，是否将大连开放为自由港口的最终决定权在大清朝廷手中，俄国作为租借这个港口的国家当然也有权参与意见。至于是否在当地设立专门的海关，这个问题也要由大清朝廷决定。沙皇政府无意在这个地区为了谋求私利，排斥其他国家的商业活动。
1900年1月24日，光绪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诏书：
朱谕：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宜振奋国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业月坐惟念。宗社至重，是以敦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鉴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多罗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
钦求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41】
几乎是在这道诏书发布的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排外活动愈演愈烈，社会陷入了失控的状态。以下内容摘录自法布尔（Faber）的《中国编年史（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a）》：
4月25日，义和团攻打了保定以南的天主教堂，北京的很多上流社会人士也加入了义和团。5月12日，两位隶属于英国教会【42】的本土教民在北京附近受到攻击。5月26日，北京至保定铁路间的车站被烧毁。5月28日，义和团拆毁了天津至北京铁路间的一段，奉命养护、维修铁路的比利时工程师和他的家人于6月2日从保定逃到北京避难。5月31日，各国组织陆战队开赴北京加强公使馆保卫。6月1日，隶属于福音传播会【43】
的传教士罗宾逊（Robinson）和诺曼（Norman）外出传教时被打死。6月4日，窦纳乐爵士发出电报称北京对外联络的电报和铁路线已被切断，他们被困在了城内。鉴于形势异常紧张，他请求政府敦促西摩尔上将尽快从塘沽向北京派出陆战队。6月5日，天津至北京的铁路联系彻底中断。6月6日，窦纳乐爵士来电称，由于慈禧太后的暧昧态度，针对西方人的攻击活动已经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局势很可能失去控制。6月8日，保定燃起大火，通州当地的教堂被烧毁，北京城内的传教士已集中到使馆区和某些教堂内寻求庇护。窦纳乐爵士发来电报称，局势已经失控，使馆中挤满了避难的英国人，北京城内的英国教会财产已被彻底放弃。希望西摩尔上将尽快采取行动。6月10日，西摩尔上将给英国海军部发去电报转达了窦纳乐爵士的意思，向他们报告说，鉴于形势濒临失控，他已经组织陆战队登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同时，西摩尔上将率领2000人组成的联军队伍向北京进发。6月11日，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街上被义和团打死【44】。6月13日，北京城东边燃起大火，很多教民被打死，慈禧太后对此未作任何表态。6月16日，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最后通牒。6月17日，大沽炮台被攻占，天津城内不断发生爆炸。6月19日，清廷要求所有在北京的西方人于次日下午4点前离开北京。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45】
在前往总理衙门交涉途中被杀。当天下午4点后，义和团和清军对使馆区发起了攻击。6月23日，联军从大沽进抵天津，当地的爆炸声就此停止。6月26日，西摩尔率军前往北京途中受阻，退回天津【46】。6月30日，多名传教士在保定被杀。
7月1日，又有多名传教士被杀。7月9日，45名传教士在太原被杀，其中有12名为天主教传教士，其余为新教传教士。日军在这天攻占了位于天津的兵工厂【47】。7月14日，联军彻底占领天津城。7月22日，李鸿章从广州乘船抵达上海。8月5日，联军再次从天津向北京进军，清军在北塘和杨村的阻击失败。8月14日，联军来到北京城下。
在此之前，隶属各国公使馆的卫队已经联合起来守卫使馆区。他们至少分别来自8个国家，包括18名军官和389名士兵。75名男性志愿者拿起步枪临时加入了这支队伍，另有50名其他男性带着随手找到的从步枪到餐刀之类的武器，充当协防力量。时任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早年有过从军经历，指挥过部队，被公推为最高指挥官。与此同时，作为公使的他本身还要负责使馆内男女老幼的吃喝拉撒。英国公使馆是当时整个使馆区的防卫核心。除了英国人，这个地方还聚集了法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窦纳乐夫人具体负责关照他们的生活。从6月20日至8月14日，双方你攻我守，在使馆区展开了拉锯战，距离此地不远的大清贡院【48】也受到波及，燃起了大火。战斗开始后，地处英国使馆对面的的肃亲王【49】的府邸被卫队占领，作为前沿阵地。为了装沙包垒工事，各国使馆昂贵的丝绸和缎子都被贡献了出来。
当时北京正处盛夏时节，大家躲在使馆里面又热又闷。食物短缺，卫队最后只好把马匹和其他宠物杀了给大家吃。所幸，使馆区内总共有5口水井，不过这5口井中只有2口是甜水井。使馆区仅存的葡萄酒和罐头食品，乃至公使酒窖里价格不菲的香槟全部被集中起来，留给伤病员。遍地的的尸体滋生了大量蚊蝇，有限的蚊帐也只能集中给伤病员使用。所有妇女组织起来，给大家洗衣服、做饭。大家就这么坚持着，直到增援部队赶到，莫理循博士【50】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午饭来了，又是难吃的马肉！突然有人喊：“英国的军队来啦！”人们涌向使馆区的出入口，来到运河街【51】正对城门水关的位置。英国军官正率领着第1锡克步兵团【52】和第7拉齐普特步兵团【53】沿着运河街向英国使馆走来。
这次事件结束后，兰斯多恩勋爵【54】专门在1901年2月10日给窦纳乐爵士写了封信：
通过报告，我了解到了您在危机期间的表现。这里，我谨代表女王政府向您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使馆内的所有人员在危机期间各自承担了自己的职责，令人敬佩。这其中特别要感谢您，从6月22日至8月14日，正是您率领大家渡过了难关。通过各种渠道，很多在这期间受惠于您的人至今仍然心怀感激。这里，我还要代表女王政府为窦纳乐夫人主动照顾老幼妇孺和伤病员的行为表示感谢。她和众多妇女的仁慈行为为她们在各国人士当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那些受惠于窦纳乐夫人的亲历者以及曾经为他们牵肠挂肚数个星期的亲友们，至今仍然为此念念不忘。
8月15日，使馆区的战斗彻底结束。就在这天早上，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带着众多王公大臣、后宫嫔妃逃出了北京城。肃亲王护送他们走了一段儿，然后又掉头返回了城内。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那天，太后、皇帝等人离开北京，向西逃到北京以西20英里的灌石村【55】暂时落脚。护送他们的是由众多军官率领的3000名士兵，这帮人一路不断烧杀淫掠。太后、皇帝等人在灌石村把轿子换成了骡车，然后以每天20英里的速度向距离北京120英里的宣化府挺进，每隔3天停下休息一天。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这支队伍，太后和皇帝的权威降到了最低点，士兵甚至偷吃为他们准备的饭食。为了杀一儆百，几名参与杀人、抢劫的士兵被下令处决，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某些随行大臣建议太后抵达宣化后就留在那里，这个地方离北京毕竟比较近，消息灵通，然而队伍中的多数人已经吓破了胆，害怕洋人的军队随时可能追过来，坚决要求向更远的地方走。队伍只得继续向太原府进发。离开宣化时，隶属于董福祥将军【56】的10000名士兵也加入了护驾的队伍，这些人唯一的贡献就是让军纪变得更加涣散。一路上，太后不停地掉眼泪，咒骂那些让国家陷入绝境的大臣。皇帝早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权力，再不会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了，更是一言不发。从宣化到太原走了26天，大家时刻担心着洋人从后面追上来。抵达太原后，太后和皇帝曾尝试在当地把临时的办事机构组织起来，恢复对朝廷的控制，但没能成功。这支队伍虽然不断以太后和皇帝的名义向外发布命令，可再也没人认真执行它们，情况变得乱糟糟的。
慈禧等人最终抵达了西安府，陕西省的省会，这才真正安顿下来。8月16日，义和团攻打北堂【57】的行动彻底结束。下面的内容来自奥利佛（Olivieri）中尉的日记，他隶属意大利海军陆战队，曾率领10名意大利陆战队员和30名法国陆战队员守卫这座教堂：
8月9日，我们的食物即将告罄，躲在教堂里的教民只得宰杀毛驴充饥，为此还发生了争抢，树叶子也早就被吃光了，大家处在崩溃的边缘。两名7岁左右的儿童死于饥饿。几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因为没有奶水，孩子也陆续饿死了。情况极度绝望。8月12日，我查哨后返回住处，突然听到了爆炸的巨响，地面也跟着震动起来。我试图往屋外跑，可房子塌了，把我埋在了里面。后来的调查发现，这次爆炸是由于某中尉指挥部下在教堂外面排雷时操作不慎导致的。我手下的中士班长连同4名士兵都被埋在了废墟里，只有5名士兵幸免，他们很快跟法国陆战队员联手展开了救援行动。
大概45分钟以后，救援人员从废墟里先刨出了我的一只手，发现还是热的，就继续向下挖，把我救了出来。我当时只是头部和右脚受了伤，都不严重。这次爆炸中，除了5名意大利军人，还有100名教民也被埋在了废墟里。我们对此几乎束手无策。负责指挥法国陆战队的军官和他手下的中士班长都已经死了，我自己无法行动，我的中士还埋在废墟里，士兵们实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更糟糕的是，围墙被炸了个大洞，如果外边的义和团趁势冲进来，一切就结束了。上帝保佑，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炮手罗斯李（Roseli）终于被从废墟里刨了出来，他断了一条胳膊，第2天还是伤重不治死去了。炮手被刨出来后大概11个小时，我们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哥伦布（Colombo），还找到了2具尸体。8月13日，又找到9具尸体。没有人再受伤，可躲在教堂里的人已经差不多要被绝望逼疯了，吓得草木皆兵，听见点儿响动就乱跑、乱喊。军人们竭尽全力安抚大家的情绪。此时的陆战队员手里总共只剩下50发子弹，食物已经被吃光。当天午夜时分，北京城的东面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和炮声，我们的增援部队来了。大家不顾横飞的流弹，纷纷跑到外面打探消息。14日和15日，战斗还在继续，我们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8月16日，教堂的东面一直有两门炮在响，士兵进来报告说日本的军队已经打到了这条街上。没过多久，围攻教堂的义和团就撤走了。8月28日，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了阅兵式。9月14日，李鸿章离开上海前往北京。
9月21日，瓦德西元帅【58】抵达上海，次日继续北上前往北京。作为各国驻华军队中级别最高的军官，他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联军司令。12月22日，各方宣布彻底停火。
次年，也就是1901年9月7日，清廷与列强签订了和平条约【59】。条约内容大致包括：
1.任命二代醇亲王【60】为特使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的死道歉，北京城内要为这位公使立碑，碑文用拉丁文、德文和中文撰写。
2.惩处相关官员，排外活动特别突出的省份5年内停止科举考试。
3.遭到破坏的西方人墓地要重新立碑祭奠。
4.向日本派遣使团为外交人员被杀一事道歉。
5.两年内不得从西方国家进口武器，这个期限还可视情况继续延长。
6.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内结清，全部款项结清前，每年按4%的比例计算利息。
7.加强公使馆地区保卫。
8.拆毁大沽炮台。
9.天津至北京沿线要点由联军驻防。
10.皇帝下旨严禁国内排外活动，任何触犯此项条款的个人将受到严惩，地区将被停止科举考试。
11.整修白河【61】和黄埔【62】地区河道。
12.总理衙门升级为外务部，地位居六部之上。
11月7日，李鸿章去世。和平谈判耗尽了他最后一点儿心血，庆亲王【63】这年10月底的临时退出，更让他的身体雪上加霜。年老的总督身体异常衰弱，然而这却不妨碍他投身终生热衷的政治活动，谈判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越活越年轻的现象。要不是因为贪嘴吃了一大块最喜欢的中式点心，引发了严重的消化不良，他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猝然离世。不管怎么说，李鸿章都是1860年以来，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11月30日，皇位的继承人溥儁【64】遭到废黜。
1902年1月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正定【65】坐火车返回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这种新生事物【66】。下了火车的太后和皇帝返回皇宫以前分别前往庙宇祭祀了他们崇敬的关帝和观音。很多西方人人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
【注释】
【1】这道懿旨实际发布于1888年7月27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5册p446，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2】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5册p564-565.这道诏书比较长，作者只引述了前半部分。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3】admiral Ting，即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4】如前所述，实际指营口。
【5】1895年3月24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前往马关与日本谈判的李鸿章在街上遭到枪击。
【6】甲午战争后，德、法、俄出于自身利益，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7】即中东铁路。
【8】如前所述，实际指营口。
【9】1897年11月1日夜，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被杀。11月13日，德国以此为名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还勒索了大笔赔偿，史称“巨野教案”。
【10】sir Claude Macdonald，1872年加入英国陆军，1888年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
【11】lord Salisbury，时任英国首相兼内政大臣。
【12】Mr Hanotaux，1853-1944，法国历史学家及外交家，1894-1898年间曾两次出任法国外交部长。
【13】今北部湾，具体指当时已经成了法国殖民地的越南。
【14】即戊戌变法。
【15】即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16】指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废止变法。
【17】1896年5月18日，李鸿章以特使身份出使俄罗斯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接受了沙皇的300万卢布，出卖中国利益。
【18】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597-598，句读是译者加的。
【19】这篇文章并未收入《康有为全集》，原中文名、内容和出处均不可考，此处据本书英文回译。
【20】即公车上书。
【21】应指强学会。
【22】原文为chinese progress，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报刊名称，推测可能是指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发行的《强学报》。
【23】陕西醴泉人。光绪十二年进士，累官至督察员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撤职。
【24】king yuen shen音，具体身份不详。
【25】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发起成立，总会设上海，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设分会，戊戌变法失败后停止活动。
【26】ka hsueh tseng音，具体身份不详。
【27】江西义宁客家人，1851年投入曾国藩麾下以举人身份进入官场，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撤职，不久去世。
【28】su hin ching音，具体身份不详。
【29】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同治二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累官至礼部尚书。
【30】Timothy Richard，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跟晚清维新派有非常深的交往和联系。
【31】指珍妃和瑾妃，实际只有珍妃遭到了廷杖的处罚。
【32】时任户部右侍郎。
【33】时任吏部右侍郎。
【34】他他拉·志锐，满洲正红旗人，累官至伊犁将军，珍妃和瑾妃的堂兄。
【35】江西萍乡人，1890年科举考试的榜眼，近代著名爱国文学家、学者，维新变法的坚定支持者。
【36】北京昌平人，幼年家贫净身进宫，1896年，这位太监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哭谏慈禧太后，要求把实权还给皇帝，随后在菜市口被斩首，留下了“烈宦”的美名。
【37】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太后系穆宗皇帝之母，实际上不过是文宗皇帝之妾。皇上现今作为文宗之嗣入承大统，没有以父妾为母之礼，皇上真正的嫡母是慈安皇太后。现今皇太后就穆宗朝而言，可称太后，就皇上而言，不过先帝一遗妾耳。”
【38】应指永定门火车站，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站，当时西方人的习惯是在永定门火车站下车，然后沿北京中轴线向北经前门大街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
【39】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曾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指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个人跟本书前面提到的米切尔·西摩尔不是同一个人。
【40】如前所述，实际指营口。
【41】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1025-1027，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42】基督教新教。
【43】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美国基督教新教社团。
【44】6月11日，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被打死，他是庚子国变中第1个被杀的西方外交人员。
【45】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德国男爵、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街头为清军枪杀。
【46】指他们在廊坊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顽强阻击。
【47】指崇厚创立的北洋机器局。
【48】具体位置在今北京崇文门内，距离东交民巷不远，是当年各省举人进京会试的地方。
【49】prince Su，爱新觉罗·善耆，1866年3月15日——1922年3月14日，满洲镶白旗人，晚清贵族重臣，清朝12家铁帽子王之一，女汉奸金碧辉/川岛芳子生父。
【50】George Ernest Morrison，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也是著名的旅行家，拍摄了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老照片。
【51】原文为thecanalstreet，对照上下文内容，应指前门大街。明代北京大运河漕运码头就在前门以南地区，今天的北京正义路当时就是河道。
【52】由来自印度殖民地的锡克族士兵组成。
【53】rajput，印度北部少数民族，自称古代印度社会第2等级刹帝利的后裔，跟日本武士阶层类似，男人成年后大多成为职业军人。
【54】lord Lansdowne，指第5代兰斯多恩侯爵Henry Petty-Fitzmaurice，这个人是当时英国著名政治家，曾在政府多个部门担任高级职务。
【55】kuan shi，这个地方今天名为“西贯市村”，行政区划属北京昌平区阳坊镇，是著名的回民聚居区。
【56】董福祥，1840年1月8日-1908年2月9日，甘肃环县人，清末著名将领，官至太子少保、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
【57】the peitang cathedral，即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天主教堂，当时北京有4座规模比较大的天主教堂，西直门教堂位置偏北，俗称“北堂”。
【58】count Waldersee，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中国史料习惯通译为“瓦德西”，德国历史上第2任总参谋长，晚年担任八国联军最高指挥官。
【59】即辛丑条约。
【60】原文为prince Chun，此时老醇亲王奕譞已经去世，继承醇亲王爵位的是他的儿子载沣，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为区分起见，这里翻译为“二代醇亲王”。
【61】指天津至北京的航道。
【62】Whampoo，广州黄埔，这个地方是西方人来华贸易的传统港口。
【63】prince Ching，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乾隆皇帝曾孙。他当时奉命跟李鸿章共同参加谈判，后中途退出。
【64】爱新觉罗·溥儁，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次子，他的母亲是慈禧弟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
【65】这个地名字面上写为“正定”，但民间约定俗成的读音为“真定”。
【66】原文如此。实际早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清廷已经在皇城范围内修建了皇家铁路，起点在中海的瀛秀园，终点在北海镜清斋，1888年竣工，一般称为“西苑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