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不仅仅是一个专业人才，更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专业精通者可为将，而为相者，却须综合素质高。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更是如此，大到国家，小到单位，能成为技术骨干的都是在专业上有相当水平的，而要成为一个管理人才，最终迈上领导决策阶层，专业能力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却是才、识、量、心理等各方面综合起来的素质。
1.识时务者为俊杰
公元前222年的某一天，泗水郡沛县的一个叫刘季的无业游民参加了县政府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并顺利地考上了。很快，他就被任命为泗水亭亭长。亭为秦汉时代的地方基层单位，十里为一亭，既是基层准军事组织，也负责邮传信件，后来兼负责地方的治安。亭长相当于乡镇武装部部长兼邮政所所长再兼派出所所长。刘季当的这个亭长连官都不能算，只能算是小吏。他的顶头上司是县功曹掾，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姓萧，名何。
这一年，刘所长三十四岁，而萧主任已经三十五岁，照古代来说，他们实在不能再算是青年；照现代来说，三十好几才当了个科股级干部，也实在谈不上有多大进步。
沛县原属楚地。公元前224年，王翦、蒙武伐楚，包括沛县在内的淮北之地都被秦国占领，刘季、萧何也就从楚人变成了秦人。萧氏是沛县丰邑大族，萧何是族中的嫡系和模范人物，因此成年后很顺利地就走上了仕途，成为政府体制内的一员。刘季家世代务农，家境普通。按伯仲叔季排序，刘季是家里的小儿子，受到的娇宠也就多一些。在他小时候，家里竟然出钱让他去读书，虽说不成器，但好歹也算扫了盲，学会了简单的写写算算，这在当时的农村家庭是很不容易的。
刘季不事生产，对读书也不喜欢，辍学后便在社会上混，认识了当地威名赫赫的“游侠”张耳、王陵等人。所谓“游侠”，就是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以暴力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把这些人看成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应该对之进行管制和打击的。用今天的话说，这些人就是黑社会的老大。刘季跟着他们东游西逛、吃香喝辣之余，倒也长了不少见识。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不再有了。我们前面说过，秦是以“法”治国的，严密的法律和高效率的组织制度是其战胜六国、统一天下的法宝。秦军占领淮北以后，摧毁了原有的楚国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制度，按照秦的户籍什伍制度重新编制乡里社会：五家一伍，两伍一什，与军队的什伍编制连动，将集权政府的行政控制彻底落实到家户人头上。人人固定在户籍所在的土地上，邻里之间互相监督连坐，不得随意脱籍流动。受这种新制度影响最大的就是无业游民了，尤其是作为无业游民之代表的“游侠”，几乎是失去了生存的余地。比如说刘季的老大张耳，原来在淮泗一带是跺跺脚地都会抖的人物，秦灭魏和楚后，立即对他发布了通缉令，张耳只好隐姓埋名“跑路”了。
刘季比较聪明，他明白在秦的统治下人就得识时务一些，既然无法再和体制对立，那就想办法融入到这个体制中去。幸好他文来得一些，跟着“游侠”们混，武也多少会两下“三脚猫”招数，以前在楚国治下混社会时，人际关系也不错，比如说，跟萧何就有交情。因此在公务员考试时，各科成绩固然还可以，上面又有萧何帮衬，终于当上了亭长，也成为了体制内的一员。
可是，刘所长跟萧主任的官当得是不一样的。萧何工作认真负责、业务精通、公正无私，每次考核都是第一，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沛县公务员之典范。他的上级泗水郡监郡御史就非常欣赏他。而刘季呢，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浪荡了，但酒还是要喝的，朋友还是要交的。虽然亭长这样的小吏不入流，但好歹有了个公家的身份，结交的圈子也就主要以本地的那些有权有钱的头面人物为主了。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为人爽快、讲义气够朋友的刘季。这个刘季后来改名为刘邦，打下了四百年大汉江山，而他在沛县交下的这些黑白两道的人物，成了他的主要班底。
萧何与刘邦的性情很不一样，可偏偏这两个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作为刘邦的上司，萧何一直是很关照这个下属的，经常为他擦屁股、背黑锅。县里有些“正人君子”不喜欢好酒好色、桀骜无礼、狂言妄为的刘邦，在同为正人君子的萧何面前诋毁他，萧何也总是笑而不语。刘邦喜欢结交人，用钱的地方多，萧何就经常在经济上资助他。比如刘邦到咸阳去出差，官场规矩，大家都得送点程仪什么的，别人按行价封个二三百钱的红包就是了，唯独萧何一封就是五百。一个做上司的对下属如此关照体贴，一般来说只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下属很有来头，他个人职位虽不高，但他上面有人关照；第二，这个下属很有本事，而且本事还在自己之上，将来不是他跟着自己混饭吃，而是自己要跟着他混饭吃。而萧何之所以这样对刘邦，原因无疑为后者。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比如说明朝的汤和与朱元璋，这两人是总角之交，汤和还要长朱元璋两岁。元末农民起义大爆发的时候，汤和很早就参加了郭子仪的起义军，那个时候，朱元璋还在皇觉寺当和尚呢。汤和给朱元璋写信，大意是说：我在这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日子过得很是快活，但想起兄弟你还在那里受苦，心里不是滋味，你当和尚也是为了混碗饭吃，就别在那儿吃斋念佛了，赶紧到我们这里来入伙吧，大家有福同享嘛。朱元璋犹豫再三，还请人帮他算了一卦，大吉，这才下定决心去参加革命。
在郭子仪的队伍里，朱元璋很快崭露了他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天赋。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农民，连“孙子兵法”几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的人，却是一个天生的将才。这样的事情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但事实上一个统帅或者一个领导者，专业并不是他成就事业的关键。那些从小养成的执著、坚韧的性格，那种天生独到的思维方式，那种自然修炼出来的领袖气质，我们可以把这些归纳为天赋，再加上生活的磨难、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才能够成就一个普通者到非凡人物的人生之路。
短短两个月，普通士兵朱元璋便被调升到郭子仪的亲兵队担任了九人长。九人长按现代军制也就是个班长，这没什么可牛的，可牛的是，朱班长的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个人，态度恭敬，举止殷勤，这个人就是汤和，而当时的他，已经官居千户，是郭子仪队伍里的高级将领，至少相当于团级干部。
一个团长像个跟班似的天天跟在一个班长的身后，这在别人眼里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汤和根本无所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习惯。小时候朱元璋就是他们这群光腚孩童中的孩子王，大家都乐于跟从他，包括大朱元璋两岁的汤和。现在，汤和仍然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朱元璋，而朱元璋也毫无愧色，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倒挂”现象。
有些人，从这件事情上看到的是汤和的懦弱、愚蠢、没出息，而我，看到的却是汤和的大智慧。汤和很清楚地知道，朱元璋是天生的领袖，他的才能是自己无法相比的，如果说自己是懂得顺应时势而成事的俊杰，那么朱元璋就是那种能够造就时势的英雄。
汤和一生都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对于朱元璋，他是发自内心地敬佩和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在明朝的那些开国功臣中，汤和不如徐达功大，也不如常遇春名盛，但他却是晚景最好的。在朱元璋大肆整治开国功臣的腥风血雨中，汤和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全身而退之人中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他识人，也识时务。
萧何也是这样一个聪明人，他欣赏刘邦敢作敢为、遇事能够担当的个性。他能感觉得到，刘邦有一种感染人的魅力，下至三教九流，上至达官贵人，都愿与之往来，甚至甘愿为之效命。比如县中开酒店的王婆、武妈，刘邦常去喝酒，也常赊账，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却从不计较，到年底还把刘邦的账单划了；再比如县政府小车队队长（厩司御）夏侯婴，有一次被刘邦用剑误伤了，别人告发了上去，按秦律刘邦当被追究刑责。夏侯婴知道后，比自己要被判刑还着急，赶紧到上面作证说是自己不小心割伤的。官府追查下来，说他作伪证包庇案犯。结果刘邦没事，夏侯婴却被抓到牢里关了一年多，还挨了不少板子。但他出来后却没有一句怨言，还是照常与刘邦来往；还有沛县监狱管教干部任敖，秦二世元年，刘邦私纵夫役，弃职亡命芒砀山，受到官府的通缉，刘邦的老婆吕雉因此被牵连逮捕，在狱中受到不善待遇，任敖知道后大怒，竟然以下犯上，出手击伤主持吕雉狱事的官吏。
从这些事情上看，刘邦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天底下的事情都是由人来做的，所以人心、人才、人手才是一个人做事的最大本钱。只要人心向我，人才在我，人手任我，何愁功业不建、大事不成？这就是萧何对刘邦的最正确的认识。
萧何还看到，刘邦为吏以来，虽然办事不守规矩，但却很得力。而在几次同席交谈中，萧何发现刘邦表面上虽然散漫不羁，但是心明眼亮、胸襟豁达，哪怕在酩酊醉饮、狂言妄语中，对于有理并切中要害的话几乎马上就能省悟，或者默然，或者陈谢请从，仿佛是另一个人。由此，萧何判定刘邦不是无赖而是枭雄，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还没有找到能够让他成事的舞台。这样的人，今后成就必在自己之上，或者，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方能水涨船高。
萧何这五百钱一封的红包，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却不过是用作官场上最常见的程仪赠送给刘邦，不可谓不大方。当然，这种大方也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刘邦一直感恩于心，后来打下天下论功行赏时，他特别为萧何增加二千户的封邑，明言就是为了报答这多出来的二百钱。
萧何识英雄，也识时势。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很欣赏他的泗水郡监郡御史，就曾经向中央打报告，希望能够调萧何到咸阳去工作，但却被萧何婉言谢绝了。能够从地方基层调入中央，明摆着仕途上将拥有更光明的前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萧何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以为，并非萧何不热衷功名，或者地方意识过于强烈，而是他看到，这个大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并不像外表看起来的那样牢固：六国虽被灭，但也只是在军事上被征服了而已，政治和思想上远还没有被统一，所以即便是铁腕强人嬴政在世，也有像张良这样的韩国贵族后裔携力士在博浪沙伏击刺杀之；秦国的严刑峻法，最高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不惜民力，也让想在结束乱世后休养生息的老百姓大感失望；朝廷政治不修，尤其是秦二世登基，赵高掌权后，君昏而臣暗，这时候到朝中为官，如果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的话，那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通现），无道则隐。”萧何认为现在正是天下无道的时候，因此隐藏自己。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萧何在山高皇帝远的沛县当个小吏，也算得上是大隐，既可坐观天时之变，也不至于埋没了自己。
2.识俊杰者为相臣
总结起来，萧何与刘邦的关系，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宋江与晁盖的关系。宋江是郓城县一名押司，刀笔小吏，负责处理县里的刑事诉讼工作和案卷的处理，而晁盖不过是郓城县东溪村的一个保证，也就是个村治安联防主任，也算是宋押司的下属。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其实就是个黑老大，这些宋江不但知道，也常替晁盖遮掩。当晁盖等人劫下了十万生辰纲，东窗事发时，也是宋江火急报信才得以脱逃。在山东，宋江当然也算得上一条好汉，号称“呼保义”“及时雨”，不过他的英名主要是从慷慨大方、急公好义中得来的，未若晁盖之武艺高强、英勇绝伦也。因此赤发鬼刘唐、入云龙公孙胜等人打听到了“一套富贵”后，不是去找宋江，而是来寻晁盖。因为晁盖是天生的领袖，有一种再造乾坤的气魄，能给诸多好汉信任感和依赖感。而宋江很多时候都是被别人推着走甚至是逼着走，瞻前顾后、犹豫太多。别说是送他十万贯的大富贵了，就是后来刘唐送他一百两黄金作为谢礼，他也是不敢收受，生怕做公的看见，赶紧打发刘唐走人。
晁盖为梁山之主，是梁山最具英雄气象的时候，也是令诸位读者读《水浒》读得最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时候。到了宋江时代，虽然一百零八将聚齐，“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竖起，但给我们更多的感受是无奈、憋屈。晁盖是真正的开创之主，而宋江呢，不过守成而已，虽然梁山事业是在他手里做成了规模，但他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因此，他这个梁山之主并没有多少“主意”，他自己也感到缺少一个主心骨，于是派人千里迢迢跑到京城，用近乎于无赖的办法请来了武功盖世、身份尊贵的卢俊义来共掌山寨。当然，宋江也有自己的长处，比如会搞组织工作，梁山上不同出身、不同派系的各路好汉他几乎都能摆平。但就一项事业来说，宋江是一个不错的副手人选，而非领头羊。可以这么说，《水浒》中的梁山如果一直在晁盖手里，不敢说今后一定能取大宋而代之，但绝对不失为一方诸侯。而换了宋江，他习惯的是为臣而非为君，习惯的是安稳而非进取，在他手里的梁山，不管组织多么健全、军事多么过硬、纪律多么严明、作风多么优良、保障多么有力，都只能被别人招安。
这就是一个相臣和一个王者的最大区别。所以，刘邦为王，萧何为相。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大泽乡爆发后，就如火星迸入油库，立时便掀起了冲天烈焰。各地纷纷响应，原六国王室贵族的后裔也都趁机脱离秦国的统治。这时候，沛县的县令眼看着大秦帝国已经快不行了，也想做做投机生意，便和下属们商量看能不能也起兵响应。萧何就跟他说：“大人您原本就是秦国的官吏，现在想率领沛县子弟背叛朝廷，这个可信度和号召力似乎都差了点。现在沛县有一些像刘季这样的英雄好汉逃亡在外，您可以招安这些人，用他们来号召沛县子弟，相信大家一定会望风景从。”沛县县令觉得有道理，便派樊哙去找刘邦。
我们前面说过，刘邦因为私纵夫役而弃职逃亡，那些夫役中有感恩者誓死跟随他。他们在芒砀山安营扎寨，当了强盗土匪。附近的流民纷纷投奔，县中有不少刘邦原来的朋友、小弟知道刘邦树了旗，也都赶来入伙，现在刘邦的手下已经有了好几百人了。
刘邦听到樊哙传来的消息，又惊又喜。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长期在荒郊野外吃苦受罪？刘邦可不想一辈子就做个山大王，因此立即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和樊哙下山了。可是，还没等他们到县城，就又听到了消息，说县令又反悔了，派人关闭城门准备固守。因为县令觉得招刘邦来非但不能如虎添翼，反而是与虎谋皮，刘邦无论从实力、能力、号召力哪一方面来说都要强过他，到时候鸠占鹊巢，真正掌权的是刘邦，而自己该靠边站了。那还不如照常当他的大秦县令，何必跟着这帮流民瞎起哄呢？
老实说，沛县县令并不笨，他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他不知道，刘邦这样的人物岂是他能够阻挡的？在这一点上，萧何比他识时务得多，偷偷翻过城墙去投奔了刘邦。刘邦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城头上，号召沛县父老不要跟着县令自蹈绝路，应该杀掉他，然后另外推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作为沛县县令，响应起义，才可保大家平安。结果沛县人很快就杀掉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入城，并公推他为沛公，率众起事。
刘邦沛县起兵，萧何为县丞督管政务。以后他基本上就固定在这样一个处理行政事务、保障后勤的岗位上了。这是他的强项。我们说一个人要成就事业，不但要识人、识时务，还要识自己。萧何就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岁月里，他把关中、汉中治理得非常好，源源不断地运送兵员粮饷补充前线，成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的最大功臣。
萧何识时务，也识俊杰，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萧何看准了刘邦，可谓得其主矣。可俊杰不光是指处于自己职位之上的，也有处于自己职位之下的。为相者，不仅要眼睛盯着上面，还要把眼睛盯在下面，燮理阴阳，为国选才。如果一味想方设法讨君主欢心，那样的话就是奸臣、弄臣，“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为什么？因为能识人、用人比能明事、做事更难，这就是能做事的韩信一辈子受制于能识人的萧何的重要原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
事实上，刘邦手下有人才，项羽手下也并非都是庸才。范增就是一个奇谋之士，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并不在张良之下，更别提萧何了。范增早期为项羽出谋划策，制定方略，使得项羽一跃成为诸侯中的“霸王”，政治、经济、军事水平那都是相当高的。可是，范增不会看人、不会选才，因此自己虽然是人才，可不能帮项羽组织一个完整的人才链，以致原属于项羽一方的韩信、陈平纷纷出走投奔刘邦，自己一走，帐下就无人了。因此，范增只能算是一个好谋士，离宰相之才还差着一段距离。
这里我们又要说到诸葛亮。看三国，如果前期看的是诸葛亮的奇谋妙计，那么跟随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更注重战略决策、行政组织、识人用人。他的《出师表》中不是说自己要怎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教后主刘禅识人、用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最后还把识人用人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关系王朝兴衰的高度：“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如果说，前期的诸葛亮只能算得上一个“狗头军师”（他在当时的职衔就是“军师中郎将”），那么在后期治蜀及北伐过程中，诸葛亮已经具备了相臣的风范。正因为他的识人用人，三国中地盘最小、实力最弱的蜀国还能让孙吴色变、曹魏胆寒，还能六出祁山、九伐中原，还能在自己死后，选中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等，将风雨飘摇的蜀国又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增是谋臣，而萧何才是相才。仅仅是他“月下追韩信”一举，就可列为扶刘兴汉第一功。
3.功人与功狗的区别
公元前202年，刘邦诛杀项羽，平定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
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也是每一次改朝换代后都不得不做的，那就是论功行赏。原来在芒砀山当山大王，下山抢了一把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坐地分赃，何况现在大伙儿抢到的是整个天下。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容易吗？什么都别说了，赶紧封赏吧，晚了弟兄们都不干了。
排排坐，分果果。
要说论功行赏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叙功，比比看谁的功劳大，分的东西自然也就越多。老实说，在这个时候是很少有人讲客气的，你讲客气别人也不会跟你讲客气。有功劳的谈功劳，没功劳的谈苦劳，没苦劳的谈疲劳……总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千方百计地让别人觉得，他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表功可是个艺术活，怎么把一分成绩夸到十分，怎么突出自己淡化他人，怎么扬长避短，怎么文过饰非，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才，就有人忌才；有功，就有人争功；有君子，就会有小人。你说你的能耐大？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我是没出手，要是我出手的话还有你的份儿吗？你说这事是你干的，凭什么？我说是我干的！好，就算是你干的，那我呢？我也参与了的，要没我，你干得成吗？你说你的功劳大？你算老几，老子在前线腥风血雨的，那功劳是拿命换来的……
洛阳南宫的庆功宴上，充斥着这样丑陋的一幕。
但是，有三个人是最受瞩目的，因为他们的才干经过了高帝刘邦的亲评，谁都不敢不服。他们就是被誉为“汉初三杰”的张良、萧何、韩信。
刘邦在谈论自己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时说：“讲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是比不上张良的，是他献给了我很多奇谋妙策；讲到‘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我是比不上萧何的，是他巩固了我的后方，保障了我的后勤供给；‘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是比不上韩信的，是他为我攻城略地，扩张版图。他们都是人中俊杰，我用好了他们三个，就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刘邦金口一开，“汉初三杰”就此盖棺论定，谁也不敢再争了，可是，在叙功评奖这件事上，从来就没有并列第一，也没人愿意和别人并列第一。这三人总得分个冠、亚、季军出来吧，封官许爵也得排序啊？众位英雄好汉也得排排座次，谁摘大桃子，谁要小李子，谁分的东西多，谁分的东西少，总得有个说道不是？
这一争，居然就争了一年多，总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这样的“民主”搞得刘邦不耐烦了，只好出来搞“集中”。他裁判：萧何为冠军，封酂侯，食邑八千户。对了，以前我在泗水亭亭长任上出差的时候，大家都封二三百钱的红包，唯独萧主任一封就是五百，这么破费，今天我发达了，当然要加倍报偿，再加两千户，让他正儿八经地当个“万户侯”吧。
这一下，有些人就不乐意了，尤其是那些在前线打仗的武将，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执锐披坚，在前线大小百十余战，金钱美女、钱粮地盘都是我们抢回来的。萧何并没有军功，在大后方工作而已，怎么他得到的封赏居然比我们还多呢？”
要知道，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封赏最看重的就是军功。现在秦朝灭亡，但很多制度还是惯性地沿袭下来的。再说了，打江山打江山，不就是一个“打”字吗？现在“打”的人功劳反而排在“坐”的人后面，难怪弟兄们想不通。想不通，就别怪这些粗人不给你刘大哥的面子了。
当大哥的是不能不管弟兄死活的，当领导的是不能不顾群众心声的。分蛋糕的刀虽然握在刘邦的手中，可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平的话，照样会有人来抢蛋糕，抢不到也会把它搞得一塌糊涂的。
刘邦只好解释，他对大家说：“你们懂得打猎吗？”众人面面相觑，大哥今儿怎么说起这不相干的事儿来了。想当年在沛县、在芒砀山上的时候，弟兄们穷困潦倒，缺衣少食，有时候会打个山鸡野兔的打打牙祭，可自从跟着大哥起事以后，咱们手里的刀就只管杀人了。现在天下太平了，没人可杀了，难道大哥手痒，想带着弟兄们再去狩猎，过过瘾？于是大家纷纷回答：“知道。”
刘邦接着又问：“那大家对猎狗一定不陌生吧？”众人又回答“知道”。这时候刘邦说：“在我的眼里，你们就是一群猎狗。你们勇猛迅捷，为我捕捉和杀死野兽，是有功的。”众人听皇帝这么说，心里很高兴。虽然被人比喻成狗不是什么光彩事，但自己也常说愿为大哥效犬马之劳的话，现在大哥当了皇帝，给皇帝陛下当鹰犬，那是荣耀，一般人还没这个资格呢。何况大哥说了，我们“捕猎”有功，是功狗。
刘邦见大家同意，又说：“可是，打猎是需要人来指挥的，需要人找到猎场，考察野兽出没规律，制定方略，找到野兽的踪迹，然后再放出猎狗追逐。如果说，你们是有功的猎狗，那么萧何就是有功的猎人，是功人。那么功人和功狗的功劳谁大呢？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我带着大家在家乡闹革命，你们都是只身随我，多也就一两个兄弟叔侄，萧何可是把他的整个家族都发动起来支持我啊。我当然要给他分最大的一块蛋糕了。”
众人听刘邦这么一说，觉得也真是这么回事，不敢再发牢骚了。
其实刘邦所谓功人功狗的区分，在古代，就如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分，而在今天，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从事思考型工作和从事事务型工作的两类。
“事务型”工作又分成两类，一种本身就是事务性质的，比如说开车、卖票、售货、送报等，这些工作都属于所谓的“熟练工种”，只要做得多，做得认真负责，一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另一种是我们大多数行业的大多数人都会碰到的一些日常性工作，比如说收发邮件、打电话、整理资料，或者是完成别人分派的一些跑腿打杂等任务。这样的一些工作，不需要花费我们太多的脑筋，按部就班做下去即可。
“事务型”的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也比较容易做的。但这些“事务”却不是我们工作的核心，甚至严格来说，这些“事务”并不能被称为工作，而只能说是为有效完成工作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思考型”工作才是大多数工作的核心，又或者说，它才真正能够被称之为工作。“思考型”工作不是每天都要做的那些琐事，往往都是长期的，需要一周、一月甚至一年、两年才能够见成果。比如说，一个广告设计师做一个广告，他需要与客户沟通、搜集相关资料、得出创意，然后才能进行具体的设计制作，在这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与客户磨合，以便得到客户的认可。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意环节，这是一个广告设计的灵魂，电脑或者手绘工作虽然占用了八小时内的大多数时间，其实不过是实现这项工作的手段而已。而这个创意的过程不局限于八小时，甚至主要不在八小时内完成。
一个人，在一个组织中扮演的角色是否重要，关键就看他主要负责的是“事务型”的工作还是“思考型”的工作；能力的高低，也主要从他所完成的“思考型”工作的成绩如何来判定。只埋头于事务的员工，绝大部分是低层次员工，他们只要做好上级分配给他们的、方向甚至方法都已经明确了的工作就可以了。也许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也许他们工作熟练、态度认真，但他们只能成为一项工作所要求配备的“人手”，而不是能够有效掌控工作、更好完成工作乃至于引领和开创工作新局面的“人才”。
这二者的区别是本质上的。“人手”被别人要求如何工作，为工作所牵引和掌控，他们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人才”却能够从日常做熟的工作中分析利弊、总结经验、提出方法、解决问题，他们是工作的灵魂，是工作完成与否、完成好坏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刘邦的“功狗”，如樊哙、夏侯婴等辈，无非是些事务型的“人手”而已。当然，某些人可能是比较高级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人手”，但都不如萧何、张良、韩信等“功人”，是他们制定方略、指挥若定，他们能使得形势向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他们才是组织内真正的“灵魂”，是一项事业成功的支柱。
“功人”与“功狗”的区别，还在于是否能够独当一面，是否能够主动工作。对此，参与此次评功的关内侯鄂千秋有一段精彩的说明，我们一会儿再说。
当时蛋糕分完，最大那块给了萧何，大家没有异议。接下来，刘邦还想排一排英雄的座次。这牵涉到一个人的荣誉和自尊，老实说，对于一个有血性、做大事的男人来说，物质上的奖励还在其次，精神上的满足更重要。
刘邦排的这个榜还有个名字，叫做“元功十八人位次”。佛教说释迦牟尼座下五百罗汉，那太多了，不知道谁是谁，后来又有十八罗汉，什么降龙、伏虎，这就让人简单好记、印象深刻，从而可以有的放矢地顶礼膜拜了。刘邦搞的这个“元功十八人位次”，同样也是想给百官万民树立一些用来崇拜和学习的英模。
在此之前，韩信因为被人密告谋反，刘邦把他从楚王直接贬到了“淮阴侯”，这样“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基本就退出了“元功第一人”的争夺。
韩信丧失了资格，张良又是个恬淡的人，深知“不伐其功，不矜其能，功成身退”的道理，那么萧何就是内定的榜首人选。刘邦是这样想的，他认为也不会有什么偏差，为了凝聚共识，还搞了个民主投票。可投票的结果却令他大跌眼镜——得票最高的人居然是曹参。
曹参，原为沛县狱掾，相当于沛县监狱办公室兼政治处主任，也是萧何的下级，后以“中涓”身份跟随刘邦起事。“中涓”后来常被用做宦官的代称，但原来可不是专指宦官，而是指亲近的人、门客家丁、侍从护院等。曹参其实就是刘邦的侍从室主任、亲兵队队长。后来他自己要求下到野战部队带兵，身先士卒，多立功劳。楚汉相争时，刘邦派曹参去当韩信的副手，其实也就是派他在韩信身边当密探，起到监视和制约韩信的作用。
论军功，当然是韩信第一，可问题是韩信已经被打倒了，那么他的功劳大多数就算到了曹参的头上。曹参一夜间成了“暴发户”，有本钱来跟萧何争这个第一。投票给曹参的都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年月，他们的势力是最大的。
他们投票给曹参的第一个理由是他“身被七十余创”，也就是说他奋不顾身地为大哥打天下，负伤跟家常便饭似的，脱了衣服给人看，那身上就没一块好皮肤。
这是什么理由？是说曹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曹参是员猛将这无可否认，但也不过跟曹操手下的许褚有一拼，把他推到“元功十八人位次”第一名的位置就过了。他是将才不是帅才，更不是经天纬地的相才。事实上，曹参自己也明白这点，他接替萧何成为宰相后，采取的态度是无为而治，一切因循萧何原来在位时所制定的政策和法令。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出典，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
对这样的人，三国时孙权就处理得很理智。《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款之。权亲自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曰：‘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手指其痕，一一问之。周泰具言战斗被伤之状。一处伤令吃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对猛将，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感情牌，义气和面子是最重要的。这一手刘备也玩得很好，当赵云血染征袍，从曹操八十万大军中救出幼主阿斗时，刘备的做法是：“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那赵云自然是“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
按军队中那些人的想法，你刘邦说萧何才大如海，当列入“汉初三杰”，我们没有意见；你说他是“功人”，是大汉事业成功的灵魂，因此封赏最厚，这个我们也没有意见。可是现在是英雄排座次啊，武将还不得列第一位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在刘邦的心目中，萧何仍然是第一位的，可看到下面群情鼎沸，他也感到很为难。这时候，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鄂千秋看出了刘邦的窘迫，便出来替他解围了。他说：“曹参虽有野战之功，但这只是疆场上一时之事。萧何就不同了，陛下您与楚相持五年，经历过多次兵穷粮绝的困境，但每到紧要关头，萧何大批的兵员粮饷就补充到了。他不是接到陛下您的命令才这样做（非上所诏令召），而是早就为您作好了预备。有几次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崤山以东的地盘，但陛下您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信心，就是因为您知道有萧何在，关中这块重要的根据地就在，我们就有转圜的余地和卷土重来的本钱（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而即便没有曹参这些人，我们汉室的根本也动摇不了。我们又怎么能用曹参的一时之功盖过萧何的万世之勋呢？因此，萧何当为第一，曹参可为第二。”
我们来看鄂千秋的这段话中的两个关键处：一是“非上所诏令召”；二是“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
第一个说的是萧何工作的主动性，不等刘邦命令，无需刘邦操心，他已经把兵员粮饷补充到位了，这样的下属“急老板之所急，想老板之所想”，积极做事，从不误事，老板喜不喜欢？太喜欢了！
“主动工作”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到却很不容易。在现代，我们大多数人习惯了在工作中听领导的安排，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要听话，老师家长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因此，到了工作中，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非得上司按动按钮才行动。这样的下属，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老板说一步，你就要动两步，然后想到第三步。你可以在前面等着老板，然后告诉他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决不能让老板在前面等着你，让他觉得你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而需要他拽着你往前跑。
工作上的主动性，是萧何之所以为“功人”而非“功狗”的一个关键。
第二个说的是萧何在工作中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关中这么重要的一块根据地，刘邦完全交给萧何来管理，他从不操心，也不直接插手，而萧何也不负重托，将之管理得井井有条，使之成为刘邦与项羽争霸的坚强后盾。这样的下属老板喜不喜欢？太喜欢了！
最优秀的下属一定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因为对一个项目，他有自己的主见、策略、方法，他也完全有这个能力独自驾驭它。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下属实际上比老板还厉害，因为老板一时半会都离不开他。甚至他比老板更会思考、做得更多、想得更远。在现代商业社会，他们是站在潮头的职业经理人和高级管理人才。很多老板自认为自己的思维已经僵化落后了，愿意身居幕后，把舞台交给他们来表演。
萧何与韩信无疑称得上是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曹参就要差一点，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刘邦、韩信等上级的羽翼下工作的，虽然功劳也不少，但脱不了因人成事的干系。
工作上可以独当一面，是萧何之所以为“功人”而非“功狗”的又一个关键。
刘邦听了鄂千秋这番话，非常高兴，说：“我听说举荐贤才的人应该获得上等赏赐。萧何虽然功高，但也亏得经鄂千秋的申辩才不致埋没。”于是恩赐萧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之特权，又封赏了萧氏一族十多人食邑。当然，善于揣摩上意、论述能力又强的鄂千秋也得到了封赏，他被加封为平安侯。
这里捎带手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秦汉时大臣上殿议事，是不能带武器和穿鞋子的，在殿外就必须解下来。不准带武器当然是怕引发暴力事件，像荆轲刺秦那样的事更是要百分之百地避免发生。不准穿鞋其实是不准穿木屐，在这里履指的是木屐。秦汉时期大家是席地而坐，并且臀部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的，这个姿势古人称为“长跪”。不穿鞋和木屐是表示对人的尊重，再说穿着坐也不方便。当然，对于个别跟那位抗议布什的伊拉克记者有同样爱好的人来说，木屐也不失为一件“杀伤性”武器，是需要管制的。再说，不穿鞋上殿，也好保持室内卫生。
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大家应该都在电视剧里看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走路，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大臣们听到唱名，手持笏板，一溜小跑着上朝，这样就显得殷勤恭敬，皇帝看着也比较舒心。
不要小看这些仪式动作，这就是“礼”，是“纲常”，是统治阶级赖以维系自己地位的基础。刘邦准予萧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也就是说他可以穿着木屐，腰挎长剑，大摇大摆地走上朝。这当然是特权，是“悖礼”，表达的是君王对臣子无限的信赖和恩遇。
萧何获得了刘邦如此高的评价和如此厚的恩典，难道他们两人真的就像表面上这样如鱼和水、毫无芥蒂吗？萧何就真的坦然受之、毫不推辞吗？
4.为相有三忌
上一节我们说到，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赐予的封赏也最厚，给他的荣耀也最多。那么，刘邦对萧何的信任就毫无保留吗？
答案是否定的。
刘邦这一辈子善于用人，也很大方，可是，他很少真正去相信一个人。比如说韩信，刘邦虽然听取萧何的建议，拜韩信为大将军，授他以方面，但对他一直是不怎么信任的。刘邦把曹参派到韩信军中为副，就是要起到监视和节制的作用。
当年韩信以不足万人“背水一战”打败赵国二十万大军，俘获赵广武君李左车。接下来，韩信与张耳按照与刘邦的约定准备继续攻打燕国和齐国。李左车建议不必劳师远征，应以横扫赵二十万大军之姿先向较为弱小的燕国耀武扬威，迫使他们胆怯投降，只要燕国一降，齐国独木难支，肯定也会跟着投降。这叫做“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韩信认为很有道理，便停下进军的步伐，派使者出使燕国。
那时候，刘邦在成皋被项羽打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为了躲避追兵，他竟然三次把自己的儿女从马车上扔下去，以加快逃跑的速度。连他的车夫夏侯婴都看不过去了，停下车把孩子又抱上来。刘邦和夏侯婴先跑到张耳的营中，听说韩信按兵不动，便在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在曹参的引导下直接冲进韩信的卧室，收回了印信和兵符，然后召集军将，将部队全都调动了一遍。这时候韩信才起床，闻讯大惊，刘邦说，韩信，我给你一些兵，你马上出发去打齐国。韩信见军权易手，只好老老实实带着刘邦分给他的一些军队出发了。
刘邦甚至对樊哙这样的人都是不信任的。樊哙是何人？听过“鸿门宴”这个典故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个闯入楚营大帐向楚霸王项羽慷慨陈词、坐地喝酒吃肉毫无惧色的勇士。项羽因为欣赏他而爱屋及乌，最终没有对刘邦下杀手。樊哙之对刘邦，就如典韦之对曹操。他在沛县时是个杀狗的屠户，跟刘邦结为兄弟，起事后他又长期担当刘邦的贴身保镖。这还不算什么，这个樊哙还是刘邦的亲戚，他的妻子是刘邦皇后吕雉的亲妹妹，用北方话来说，樊哙和刘邦是“担儿挑”。
燕国卢绾谋反，刘邦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去攻打他。这时候刘邦得了重病，有人跟他说这个樊哙跟吕氏勾结，假如陛下您驾鹤西去的话，他就会带兵把您心爱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二人杀死的。刘邦一听大怒，立即派陈平送另一大将周勃去替换樊哙，并就地将他处决。陈平没有完全执行刘邦的命令，樊哙才保住了一条命。至于陈平为什么胆子这么大，连刘邦的命令都敢打折扣？我们下一章说陈平的时候再详细讲。
刘邦对功臣不放心，对弟兄们不放心，对妻子也不放心（吕雉的事我们后面再讲），对萧何这样的革命元老就放得下心吗？
不放心。因为刘邦知道，萧何虽然是他的下属，但相当于是革命共同创始人的身份，资格很老，地位尊崇，声望很高。如果说韩信要谋反还是变生肘腋可以出兵平叛的话，那么萧何要谋反的话就是患在心腹，断了他的后路、要了他的命。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率军与项羽在京县、索亭一线对峙，萧何留守关中供给粮饷兵员。刘邦一边跟项羽打仗，一边派出几拨使者回关中去慰问萧何。有人说，这多好啊！说明领导关心爱护你。但领导的关心爱护有时候是你无福消受的，尤其是在他暂时失去控制你的能力的时候，或者你的能力和重要性已经使他对你过度依赖的时候，又或者你的劳苦功高使他一时没有办法奖赏的时候，他的“关照”其实就是一种疑虑。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为相三忌：权大抗主、才大欺主、功高震主。
现在的萧何正是犯了第一忌——“权大抗主”。因为这个时候，刘邦忙于前线战事，根本就无法照顾到后方。关中之地完全是萧何说了算，刘邦不能直接插手，事实上对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后勤、民治事务，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插手。萧何才是真正的关中王，这里的一切权力和大小事务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假如他真有野心要自立为王的话，那是很有条件的。到那时刘邦就别提什么跟项羽争霸了，能不能夺回关中还是个问题呢。我们知道，关中原为秦地，西高东低，有江山之险、雄关之固，易守难攻。
幸好有人跟萧何指出了这一点，说：“汉王现在正风餐露宿、搏命沙场，却还派人来慰问在大后方安全又舒适的你，这是不放心，借机回来观察和打探你啊。见疑于主上，可不是臣下之福。我替你想个办法吧，不如你把自己族人中所有能打仗的全部派往前线跟随汉王，这样他就会放心，对你更加信任。”萧何听从了这个意见，刘邦果然很高兴，再也没有派人回来“慰问”他了。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谋反，刘邦御驾亲征。有人告发韩信与陈豨有勾结，萧何设谋骗韩信入宫杀之。刘邦听说后，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还从军队中调了一名都尉和五百士兵做他的扈从。朝中百官都来祝贺萧何，只有一个叫召平的人对他说：“这不是您的荣耀而是您的祸患。您虽然消弭韩信的谋反于无形，但皇上同样也会怀疑您是否有谋反之心。建议您谢绝这五百护卫的封赏，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送到前线充作军饷，这样皇上就高兴了。”萧何又听从了意见，刘邦果然很快就撤销了这五百护卫，对他大加赞赏。
萧何设计韩信，这是阴谋不是阳谋。连韩信这样的人物在萧何手下也如懵懂小儿一般，这样的能力怎不为刘邦所忌，假如他要谋反，确实令刘邦感到更不易对付。一个臣子，如果以阴谋见长并非好事，君主有理由相信，如果条件成熟的话，这些阴谋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他施加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为相臣之第二忌——“才大欺主”。
第三忌是“功高震主”。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刘邦再次御驾亲征，又数次派人回来探听萧何的所作所为。使者回来报告说，相国大人跟以前一样，还是安抚百姓、运输军资。萧何也习惯了，他觉得自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天日可表，皇上要查就查，自己没什么可担心的。
可是，又有一个门客劝他说：“经过这么多次了，皇上对你还是不放心，是因为你现在位居相国，功居第一，名位和封赏已经无以复加了，皇上已经不知道怎么来满足你。你本来就很得百姓拥戴，现在还在努力争取民心民望，皇上怎能不疑虑呢？你不是嫌民望太低，而是嫌它太高了，高到已经让皇上感到一种震慑。如今之计，就是要自毁名望，何不多买田地、放高利贷来污浊自己？这样皇上就会放心。”
刘邦镇压了英布的叛乱回朝，路上遇到百姓拦路喊冤，说萧相国扰乱经济秩序，强买强卖土地和人口，还开“财务公司”放高利贷，案情特别重大，影响极其恶劣，应该予以严厉打击。刘邦回到宫中，萧何前来拜见，刘邦笑着跟他说：“你那些糗事我听说了，你自己去向民众请罪吧。”
注意这里，刘邦是笑着说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还拿来开玩笑。让萧何自己去向百姓谢罪，这就更不是什么惩罚了。是刘邦不懂得体恤民心、为民做主吗？当然不是。正是因为刘邦比项羽更会争取臣心、民心，才有了他的大汉天下。这么多年的朋友和上下级了，刘邦当然不会相信萧何会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他知道萧何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就是一种表态：“我没有任何野心，请你完全放心。”两个人都有这个默契，萧何主动表态，刘邦满意这个表态，然后君仍是君，臣仍是臣，大家心照不宣，相安无事。
5.幕后没有掌声的寂寞
我们前面说到，萧何被刘邦列入“汉初三杰”，功劳最多、排位最高、赏赐最厚。但这是在韩信已经被杀的情况下评出来的，假如韩信当时还在，而且没有被批倒批臭，二杰相争，萧何还能各个单项都拿冠军吗？
至少，司马迁是很为韩信打抱不平的。
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评价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意思是说，我到淮阴去，当地人都说韩信从小就是一个进步青年，虽然是个平头百姓，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有理想，有志气。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这是夸奖韩信事母至孝，道德高尚，虽然自己没钱，还是为其母选了一处好墓居。视野开阔，光照好，面积大，说不定还是个复式（当然是向下），可谓豪华，放在今天至少得卖三万块钱一平米。它的周围是大片的开发用地，可置万家，将来一旦形成墓群，那价格一年翻一番也不稀奇，的确是投资增值的最佳选择。
接下来，司马老先生就在为韩信感叹了：“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哎呀，如果韩信能够平时多学学‘黄老之道’，表现得听话一点、谦虚一点，那么他对大汉王朝的功劳简直就可以和辅佐武王灭商的周公、召公相媲美了。”司马老先生认为，韩信是周公、召公这样的圣贤大才，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不知进退，恃功而骄罢了。
把韩信比做周、召，这是极高的评价了。我们知道周公是八百年周天下的真正奠基者，被孔子称之为“圣”。召公也是周朝元老重臣，曾经和周公分掌相权。韩信真的能和这二位先贤比肩吗？这个我们后面分析。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司马迁对萧何的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里对萧何的评价不但不高，简直是在故意贬低。他说“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这是说萧何出身低微，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好不好，他的上级最有发言权。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萧何的上级泗水郡监郡是把他树为公务员楷模的，还要推荐他到中央去工作。而且要照这么说，韩信原来是个失业青年，到处闲逛，四处蹭饭吃，还曾经从小混混的胯下钻过，更不是什么光彩事了。
“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是说萧何之所以还有点成就，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潮流大势，而且沾了刘邦的光而已，不过是因时、因人而成事罢了，算不得什么。这就更是不通情理了。能顺应潮流就是能审时度势，时势可以造英雄嘛。多少人都在这股大潮中投身革命，在革命中锻炼自己、升华自己，最后成就了自己。刘邦是，萧何是，难道韩信就不是吗？
“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这是说因为韩信、英布（即黥布，英布因犯秦律而被在脸上刻字，故人称黥布）这些人都被诛杀了，所以萧何的功劳就显得格外突出，而且位冠群臣，声名被后世颂扬。这就是司马迁下的结论了：没韩信，萧何称称老大还行。这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最关键的就是这句话，司马迁把萧何比做闳夭、散宜生一流的人物。这两个是什么人？也是西周的开国功臣，“文王四友”之其二，其他两友分别是太颠和南宫适。他们的地位当然也不低，在兴周灭商的过程中也多有功劳，可怎么能与周公、召公这样的伟人比肩呢？看过《封神演义》小说的读者，对这几个人的印象就更差了，那个南宫适是有名的败仗先锋，没法力也没武力，其他几个专干跑腿打杂、贿赂收买、出使问吊之事，更是跑龙套的小角色。
由此，在司马迁的心目中，韩信与萧何两人的高下立判。
问题是，司马迁的评价一定就中肯吗？
在中国的史学界，太史公司马迁当然是无可置疑的权威、泰斗、前辈先贤，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他老人家的《史记》。他专业之精深、治学之严谨令后辈肃然起敬。而且《史记》文采斐然，今天所谓把历史写得好看、讲得幽默的“说历史”风潮，其实拾的还是他的牙慧。可以说，我对他老人家的景仰真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可是，正因为司马迁是这么一个有血肉、有个性的历史学家，他的《史记》写得是如此精彩有趣，他的评价才过多地渗入了个人的感情色彩。
司马迁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英雄审美和侠义情结的人。比如说，理智上，他在评价项羽时说他不讲仁义、刚愎自用、崇尚暴力是错误的，但在《项羽本纪》中处处描写他的英雄魅力，尤其是“霸王别姬”“乌江血战”几个场景，具有一种高度的英雄审美性，相信不少女性读者读到这样的段落都会发出“嫁人就要嫁项羽”的感慨。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而且，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为那些刺客、游侠单独作传，中国的武侠文化也当以他为祖。司马迁喜欢本色的英雄，比如说那些“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客，还有像项羽、韩信这样驰骋疆场所向无敌但在政治上很单纯的武将。
这样看来，司马迁为什么扬韩贬萧就容易理解了。事实上，抱有和他同样态度的还有杜甫。在诗圣的《咏怀古迹之武侯祠》中就有这样一句——“指挥若定失萧曹”。这是赞扬诸葛亮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能在疆场上“指挥若定”，这是连萧何、曹参这样的人物较之也要失色的，用的是和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同样的比喻法。
看来，军功还真是无法埋没啊！在前台演出的人，总是能得到观众最多的掌声。
不过，我们要评价一个人，还是要全面来看，不能只看他的审美性强不强，是不是有明星气质。这里可不是电影学院的考场，也不是哪个选秀的舞台。
6.专业精通者为将，综合素质高者为相
为了得到公平的结果，我们且让韩信萧何两位选手出场，进行四个项目的比赛。
先来说才。
韩信有才，这是无可否认的。“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这是刘邦对他的评价，说明了韩信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将才。当时刘邦主要与项羽作战，而分出一支军队让韩信统率去攻打其他诸侯，一来扩大地盘，二来作为对项羽的牵制。韩信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刘邦的预期，直至实力扩张到“助楚则楚胜，帮汉则汉兴”的地步。这当然是大才，获得的也是大功，所以连骄傲的霸王项羽也派使者来跟他说好话，希望他能保持中立，或者干脆自立为王，到时候他项羽将第一个予以承认并和韩信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韩信之才，足可任方面有余，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与刘邦和项羽鼎足而立。
萧何也有才，“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这是刘邦的评价，说明了萧何是当时最好的行政和后勤官员。可以说，没有萧何，刘邦和韩信的仗都打不下去。在这方面，刘邦也是毫不操心的，他想到的，萧何自然能够做到，他没想到的，萧何也替他做到了。因此，萧何也同样具备方面之才。他与韩信一前（线）一后（方）、一内一外，不分高低，都是大汉的中流砥柱。
换句话说，两个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都非常精通，在各自的领域内也卓有建树。在大众的眼里，也许韩信的这个专业要热门、风光一些，就像现在那些做IT网络的，而萧何就譬如那些研究历史考古的，专业比较冷门。但不能就说搞IT网络的就比搞历史考古的更高级、更有才华、更有贡献。这没有可比性。
好了，关于“才”这个项目已经比赛完毕，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并列冠军。接下来，我们请二位选手进入下一关——“识”的较量。
识分为“识时”“识人”“识物”“识地”四部分。关于萧何的“识时”与“识人”，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而且把它们作为一个相臣的基本素养之一。韩信本人就是萧何“识”来的。
在“识时”方面，萧何与韩信都能顺应时势投身革命大潮，时间虽有早晚，但革命不分先后嘛。不过韩信在攻下齐国后，谋士蒯通三次建议他脱离刘邦自立，并用“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来警告他，韩信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答应，一来他还保持着原来的看法，认为当今天下非汉即楚，自己既已由楚归汉，被委以重任，便当为汉建功立业，凭借自己的功劳，同样可以裂土封王。而且刘邦对自己“推食食之，解衣衣之”，把他当兄弟，自己又怎能做不仁不义之事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信不识时，也不识人。他不知道，乱世出英雄，自己虽然曾经是项羽和刘邦的部下，但现在的形势正如蒯通所说：项、刘二人相持不下，都筋疲力尽了。而韩信已经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第三势力，进可与项、刘并争天下，退可坐观虎斗以求三足鼎立。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大丈夫正当借此良机奋发鹰扬，建万世不拔之基业，如果抓不住将后悔莫及。才华横溢，功高盖世，到了这个时候不是你的资本而是你的祸患，投楚项羽不信任，留汉刘邦则恐惧。至于说汉王把你当兄弟，那是他现在用得着你，必须将就你。政治上的事，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刘邦是天下枭雄，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你这么天真，看不透他的为人，我私下里为你的将来感到危险啊。
事实证明，蒯通的分析是正确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可惜韩信不能用，也不听他的。蒯通绝望之下，为了避祸，只好假装疯癫去当了一名巫师。
韩信不识人，他以为刘邦对他最信任依赖，实际上刘邦最猜忌提防的就是他。后来楚国名将钟离昧来投奔他，他居然把人家出卖了。从史料中，除了在短时间内他曾经用过李左车之谋不战而使燕国投降外，我们看不到韩信识了什么人、用了什么人。
而萧何除了能“识时”“识人”外，还能“识物”“识地”。
当初刘邦先项羽一步进入咸阳，一干从沛县来的土包子们哪见过大都市的繁华，不由得眼花缭乱、意乱情迷。又以为已经功成名就了，所有流氓和强盗的本性都暴露了出来，“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刘邦也埋首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而萧何在干什么呢？他动作迅速，一进咸阳便直入官衙府库，把所有图籍文档律令簿册都搜集起来，运往霸上的军营中严密保管。这些可真是无价之宝，为后来刘邦平定和巩固三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珍贵的军事地理档案，在后来刘邦与项羽争霸时派上了大用场。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为此高度评价萧何，说他真是天生的宰相材料。
鸿门宴后，项羽成为霸主，大封天下诸侯。他手下谋士范增一直把刘邦当成是己方最大的敌人，宴会上的刀光剑影虽然被张良施计化解，但范增并没有因此罢休，他建议将刘邦分封到汉中巴蜀一带，美其名曰“汉王”。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一块所谓的化外之地，地处偏僻、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贫穷，还有几个部落小国盘踞于此。后来秦国排挤了楚国的势力，将之收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现在大秦帝国土崩瓦解，这里又成了无主之地，各路诸侯眼睛都只看见中原鹿肥，谁也没把这块发展落后、龙蛇混杂的“城乡接合部”放在眼里。
刘邦当然也不愿意跑到这里来蹲着。更要命的是，项羽还把三个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封在关中（我们今天所谓的三秦就是从这来的），像狱卒一样监视刘邦的动静，并锁住他出来的门户。
刘邦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召集手下开会，要跟项羽拼命，大家也就都揎臂挽袖，群情激昂地嚷嚷着要决一死战。战争一触即发，连张良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大家才好。
这时候，萧何站出来对刘邦说：“冷静！冲动是魔鬼。”
事实上，萧何心里很清楚，这时候己方只有十万人，而项羽的军队却有四十万人，而且是不久前在巨鹿一战打败秦军数十万主力、威震天下的虎狼之师。虽然刘邦目前在关中的人气比较旺，粉丝比较多（民心归附），但战争是讲实力的，项羽携四十万经过大战考验的精锐之师攻打刘邦的十万部队应该是有胜利的把握的，他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能力我们应该承认。关中人民即使同情刘邦也不可能给予刘邦立竿见影的支持。要知道两方一驻鸿门一驻灞上，相距不过几十里，而且兵力都已集结，打起来两天之内就会见分晓，不容刘邦再动员组织群众去打什么游击战、持久战。至于说关中人民会不会动员起来我认为也值得商榷。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乱，关中人民早就厌倦了这些无休无止的战争，他们恐惧、逃避，尤其项羽不久前一次坑杀了二十万秦军降卒，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关中的人力，也打击威慑了关中人民的抵抗意志。
更重要的是，萧何从秦朝府库中的文档图册中研究得知，汉中和巴蜀之地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糟糕。经过秦国百余年的不断移民，带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李冰父子建造的都江堰更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对当地的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原地带许多年来战乱不休，而这里却很少受到侵扰，因此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当地有一个叫寡妇清的女人，雇请了一大帮民工开采朱砂矿，富可敌国，连嬴政见了她都要套交情，希望这位农民企业家能够富了不忘政策好，在财政上支持国家一把。由此可见，并不是大都市里才有钱赚，农村天地广阔，也是大有作为的。
因此，萧何说，只要经营好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这正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厚礼，没事就偷着乐吧，还去跟项羽拼什么命啊。
这番话就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那样，是具有总体战略意义的，以萧何之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以退为进的大智慧，仅仅把他当成一个行政和后勤人才，那真是太小看了。
在“识”这一项目的比拼上，萧何的成绩可要超过韩信太多了。
我们再来衡一衡“量”。
“量”是器量、气度，最高境界是为人处事的胸襟。韩信这个人是比较能忍的，连小混混的胯他都面不改色地钻过了，还有什么是他忍不下来的？可是能忍并不一定能容，能容小事却不一定能容大事。
功成名就后的韩信回到淮阴，没有报复那些原来看不起他的人，对那个给他带来屈辱的小混混，反而给了他一个小官做，而对于那个对他有一饭之恩的漂母，韩信赠之以千金。
不报仇，只报恩，这难道不是一种器量和气度吗？这当然是！不过这只是小量而非大量，韩信能用理智控制欲望和情绪，但心中并不能真正放下，多少有点做给人看的意思，还远达不到有胸襟的高度。
事实上，韩信这个人，得意的时候就翘尾巴，失意的时候就说酸话。当年他把齐国攻下来，自以为功高，便派人以群龙无首的齐国需要一个人来管理为由，去向刘邦请封为假齐王。刘邦正被项羽打得焦头烂额，等着韩信伸手拉一把呢，结果韩信伸手是来敲竹杠的，气得他半死，拍桌就骂浑蛋，陈平在旁偷偷踢了刘邦一脚，提醒他现在还不能跟韩信翻脸，刘邦便顺势改口，说，浑蛋，怎么这么没出息，要当就当个真齐王嘛，当假王算怎么回事？韩信便当了齐王，他是刘邦手下第一个封王的，因此得意扬扬，自以为功高、权重、力强，谁也比不过他，谁也离不开他，包括刘邦。殊不知，在刘邦的眼里，他这种行为叫做“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为他以后的被贬、被杀埋下了祸根。
在被贬为淮阴侯之后，韩信常年请病假在家吃劳保。打了这么多年仗，要说他身上没点伤病也不通情理，不过他的病主要是“心病”，是心里有股怨气需要发泄。他跟别人说什么“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还经常自嘲说：“唉，你看看我，现在居然混到与周勃、灌婴这些人一个档次了，真是惭愧啊！”有一回，他去找樊哙，樊哙封的也是侯爵，跟韩信平级，但樊哙一向是很敬佩韩信的军事天才的，便亲自出门跪迎，口称：“大王屈驾光临，真令鄙人感到荣幸。”这是还把韩信当成楚王来对待，不敢以平级视之。我们再来看韩信是什么态度，他从樊哙家一出来，就摇头对别人说：“我韩信一世英雄，现在竟然沦落到跟樊哙这样的人为伍了！”
这是什么屁话？樊哙的出身不高（屠狗之辈），你韩信的出身难道就高了？何况樊哙也是天下闻名的勇将，大汉开国的功臣，还是刘邦的亲戚，鸿门宴上要不是他，刘邦的命保不保得住还不一定呢。现在人家不嫌你正走霉运，拿一张热脸来贴你，你居然给人家一个冷屁股，这叫什么？这叫眼中无人、自恋自怜、心胸狭窄、面目可憎，自绝于昔日同僚和战友，也就是自绝门路。
相反我们来看看萧何，得意时不快心，失意时不快口。站得越高，他越深自警惕，不嚣张跋扈，不擅权揽权，为人所误解时，也不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更不敢与老板玩什么“不合作运动”，而是以平常心对待。
有一次，萧何向刘邦请求将皇家林苑中的一些荒地让给老百姓去耕种，一来可以缓解长安附近地少人多的窘迫，对国计民生有好处；二来百姓收割完粮食后可以将留下的秸秆充作皇家林苑中所豢养禽兽的饲料。可谓一举两得。但刘邦听了却很生气，说萧何是接受了别人的贿赂，才来替别人说话开放皇家林苑的，于是把他抓进监狱里关了起来。
这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忠臣为民请命、昏君贪婪残暴的老套故事。其实这不是历史的真相，真相是刘邦对萧何自己向民邀功，而让他在民前失德感到疑虑。他对一个姓王的卫尉表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听说李斯为相辅助始皇帝时，有成绩就归功于嬴政，有罪过就归咎于自己。现在萧相国竟然自己去向人民讨好卖乖，博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名声，那么朕呢？别人怎么看坐在大殿宝座上的朕呢？”
让我唱黑脸，你来唱红脸？那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戏霸”！这就是刘邦内心的真实想法。
好在那个王卫尉是个明事理的人，他劝说道：“相国只是在做自己的分内事罢了，怎么扯到贪图钱财、沽名钓誉上去了。要是贪这些，当年他在关中大权在握，您鞭长莫及的时候为什么不贪钱、不收买人心呢？再说秦始皇就是因为李斯所有过错都替他扛，搞得他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不能纠正自己的过错，这是他的缺憾，怎么还值得您效法呢？”
刘邦听王卫尉并不附和自己，心里不高兴。但他想了半天后，觉得不能这么没气量，便叫人把萧何放了出来。萧何光着脚走上殿来谢恩，还是如往常那般神态谦恭。刘邦笑了笑说：“请别放在心上，我关押你，是为了让老百姓都知道我的过错啊。”
萧何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开国皇帝怀疑功臣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有时候拿臣子作伐出气，那也自有他的深意，完全不必愤愤不平，更不可以浮躁孟浪地去跟君主争辩，或者去向他人抱怨。“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不仅仅是指对下，也指对上。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才是了不起的相臣胸襟。
萧何的胸襟还在于能以国事为重，私事为轻。他与曹参是不大合得来的，一来是性格使然，二来由于元功榜首之争，曹参一直有点心结没有解开，在很多事情上对萧何不服气、不配合。
萧何晚年病重，汉孝惠帝亲至他的榻前慰问，主要还是咨询以后事，问他百年之后，相位谁可继之？这是一个君主对臣子最高的信赖和礼遇。但萧何直到现在仍然谨守臣子本分，不越俎代庖替皇帝指定相臣人选，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水平的话——“知臣莫若主”，背后的深意是：人选当然得由你做皇帝的口中说出来，我先说那就是擅越，而且你的夹袋中肯定有名单，我得先知道这个名单，然后再应对不迟。“知臣莫若主”，既是一句恭维话，也是一句试探语。萧何凭借自己对汉孝惠帝的了解以及对朝中形势的分析，当然，说不定他在宫中也有内线，预先知道了汉孝惠帝的想法，所以不先开口，他等着皇帝自己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汉孝惠帝果然开口了，他问：“你觉得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爬起来叩头说：“陛下得到了最好的人选，我死而无憾了！”
高，实在是高！萧何的谦恭使得他一生荣宠不衰不说，还泽及子孙。他的后代也有因获罪而被夺官褫爵的，但皇帝总会从萧氏其他后人中找出一个来承袭酂侯的爵位，这在汉朝所有开国功臣中是绝无仅有的。萧何的伟大胸襟也使得自己的政策能在后来被曹参很好地继续执行，使得一穷二白的大汉王朝在正确的道路上一直前进和发展。
由此，在“量”之权衡上，萧何又胜韩信一筹。
我们最后还要进行一个项目评比，那就是心理素质。
我们知道，运动员的技巧、力量、速度等等实力固然是夺取胜利的基础，但心理素质却常常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比如在2004年的雅典以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美国步枪名将埃蒙斯论实力总是比其他运动员（包括中国的贾占波和邱健）技高一筹，可两次都是在最后一枪发挥失常，痛失冠军宝座。这主要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同样地，从事其他工作，尤其是竞争性强的工作，心理素质也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比如说在政治权力上的较量。
我们来看韩信。韩信被封为楚王后，有人向刘邦诬告他要谋反。刘邦明知道没有真凭实据，但他早就对韩信不放心，也正想找机会敲打敲打他，于是便用了陈平之计，假装南巡，趁机将韩信擒下。韩信接到刘邦南巡的通知，莫名其妙就慌了，按规矩，他是必须到自己的封地边境亲迎皇帝陛下的，可是他心理上总有阴影，不敢去见刘邦。犹豫中有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你提着一颗人头去见皇上，皇上必定对你解除疑心。谁的人头？钟离昧的。钟离昧是项羽手下要将，以前韩信在项羽军中时，他很赏识韩信。后来钟离昧兵败来投，韩信把他藏在家里，却又不知该如何处置。现在听了别人的话，他就去找钟离昧，说兄弟，借你的头一用。钟离昧很悲伤，说没想到你还是把我出卖了，韩信啊韩信，你要想清楚，刘邦之所以不发兵，是因为我钟离昧还在，他知道我会挺身而出带兵迎战的，现在我死了，他还是不会放过你。说完就自杀了。
韩信提着头去见刘邦，刘邦就放过他了吗？当然没有。韩信错在了三点：第一，卖友求荣，道德上就输了，原来楚地的人民可能还会同情他的“兔死狗烹”，现在就很难了；第二，讨好献媚，在心理上又输了，你韩信拿钟离昧的人头去讨好刘邦，那是你韩信觉得理亏啊，说明你在心理上矮人一头，理不直，气不壮，当然就犯怯了；第三，主动投降，策略上又输人一把，刘邦只说南巡，没说要把你韩信怎么着嘛，你就怕成这个样子？还没交手你就先认怂了，那不是任人宰割吗？
后来韩信的死也是如此。他和陈豨勾勾搭搭，说只要陈豨起事，他愿做内应。后来陈豨果然反了，韩信犹犹豫豫还没动手，事情就泄密了。萧何便来找韩信，说大王平叛胜利，捷报传来，百官都入宫庆贺，你也不是什么大病，勉强也得出席一下。韩信心里很慌张，总觉得是要出事了，但萧何的话很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又不敢违抗，于是便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入宫了，结果被吕雉杀掉了。
韩信一生谁都不怵，包括楚霸王项羽在内，但就是在两个人面前心理上会完全乱了方寸，脑子变成一团糨糊。这两个人一个是刘邦，一个就是萧何。
综合上述比较，我们发现，韩信当然是人才，不过是属于专业人才，在他所擅长的军事专业领域，他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可是在其他方面与萧何一比较，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幼稚。而萧何不仅仅是一个专业人才，更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专业精通者可为将，而为相者，却须综合素质高。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更是如此，大到国家，小到单位，能成为技术骨干的都是在专业上有相当水平的，而要成为一个管理人才，最终迈上领导决策阶层，专业能力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却是才、识、量、心理等各方面综合起来的素质。
7.无为即有为
萧何为相，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摒弃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不给老百姓套上过多的条条框框，也避免过多地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指手画脚，并且尽量减少老百姓在税收徭役上的负担。汉初已经濒临崩溃了的经济因此得到了恢复，生产得到了发展。
公元前193年，六十四岁的萧何病逝，接替他的，是一直与他不和的曹参。我们前面说过了，这个人选是汉孝惠帝亲自提出，萧何鼎力赞成的。可是萧何为什么要赞成一个和自己关系并不好的人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宽容大度、高风亮节吗？
如果这样看，还是把萧何的胸襟看小了。他考虑的是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自己死了，但现行的好政策必须延续下去。汉孝惠帝是一个年轻人，能力一般，但志向很高，登基以来一直想要有所作为，但现在国家的底子还很薄弱，经不起半点“好大喜功”的折腾。因此萧何需要一个老成谋国的人来接替相位，把他的既定政策推行下去。这个最佳的人选就是曹参。
曹参不如萧何，这个大家都知道，皇帝知道，萧何自己也知道。汉孝惠帝选用曹参，是因为他没有第二个萧何了，萧何支持曹参，是因为他很了解曹参，尤其是两点：第一，贵有自知之明；第二，因受一位叫做“盖公”的世外高人教诲，曹参从一个勇猛精进、杀人如麻的武将，变成了一个崇尚“清净无为”思想的黄老学徒。而且，曹参曾在藩国为相，政治经验比较丰富。
这里我们就来说一说“萧规曹随”这个成语典故。
曹参接替萧何为相，汉孝惠帝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的，希望他能像萧何辅助刘邦那样辅助自己，君臣同心协力，再创一片新的辉煌。
可是令他诧异的是，曹参新官上任，却连一点搞搞新气象的意思都没有，朝廷政令规矩一无变更，完全是按照萧何既定的来。曹参挑选官吏中那些质朴而不善于言辞的人为丞相府的官员，那些善于言辞、想追求声誉的人则罢斥不用。自己日夜沉醉于酒乡之中，有人来汇报工作，他还拉着人家一起喝。
这就让汉孝惠帝不懂了，曹参一向是跟萧何不对付的，现在萧何死了，他掌了权，不搞个天翻地覆还等什么呢？
汉孝惠帝很不高兴，觉得曹参这样子当宰相，是没把自己这个年轻的君王放在眼里，但对这样的勋贵老臣又不好直接开口，便转托曹参在朝中当中大夫的儿子回去旁敲侧击地规劝他一下。哪知道曹参的儿子回去，劝说的话还没说上两句，曹参便怒气冲冲地拿出鞭子来抽了他儿子两百鞭，说：“你服侍好皇上是正经，天下大事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议论的。”汉孝惠帝听曹参儿子回来报告，更尴尬了，只好在曹参来上朝时亲自把话挑明，说这是自己的意思，希望曹参能够好好辅佐自己，当一个有作为的宰相。
曹参听了，没有像一般做臣子的那样战战兢兢、唯唯诺诺，赶忙作检讨、表决心，而是反问了孝惠帝一句：“陛下认为自己跟高帝比，谁更英明一些呢？”孝惠帝一愣，心里腾地一股火冒起来，心想：这个曹参真大胆，居然敢来质问我，是想要我的好看吗？不过曹参是两朝老臣，功勋卓著，萧何这些人死的死，走的走，现在也就是他的威信最高，能镇得住群臣，所以也不好当场跟他翻脸。因此，孝惠帝脸色变了一变，还是忍了下来，再说仔细想一想，他也不得不承认：“我哪敢跟先皇相比！”
曹参点了点头，又问：“那陛下你看我跟萧何比，哪个又更贤能一些呢？”孝惠帝不假思索地说道：“恐怕你比不上萧何。”他心里一阵痛快：这是你自己问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过我说的也的确是事实，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孝惠帝一脸坏笑，想看看曹参的窘态，谁知曹参毫无愧色，反而高兴地行了一个礼，说：“陛下的话说得对极了，我们都比不上。高帝与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法令也制定得很明白了。您只需要垂衣拱手坐享其成就可以了，我呢，也谨守自己做宰相的本分，不走样、不失误地去执行相关政策和法令就行。国家照常会很好地运转下去，何必瞎折腾呢？”孝惠帝一沉吟，明白了曹参的苦心，衷心感激地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很好！请下去好好休息吧。”
这里我们来讨论一下，曹参的苦心究竟是什么？
按道理说，一个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身处宰相高位，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就更应该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人总是要追求进步的嘛，怎么能够不做事，只喝酒呢？那不把人都给报废了。
这个道理，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成立的，但是，当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就不一定成立了。经过秦朝残酷严苛的统治，经过数年剧烈的战乱，神州大地已羸弱残破不堪，人民翘首盼治。新建立的大汉王朝对一个游牧民族匈奴都无法进行有效抵御，只好以和亲政策来韬光养晦。这时候，国家生产破坏严重，户口剧减，人民流离失所，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恢复经济，恢复秩序。也因此，刘邦和萧何制定了一系列宽松的政策，废除了秦朝的严刑苛法，就是要与民休息，让他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生产当中去。
国家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对人民过多打扰的，也没必要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指手画脚，他们就是最好的生产者和劳动者，更不要掀起这样那样的运动，让大家勒紧裤带，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统治者所谓的“大手笔”“大气魄”中。统治者脑门一热，好大喜功，下面的人就被折腾个半死，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上的浪费。对于一个经济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国家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这样的事。
因此，刘邦、萧何、曹参，这些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候，国家应该少折腾或者不折腾，少管束甚至不管束，人民群众自然会迸发出生产积极性来，如此就能国富兵强。
曹参的聪明还不止于此，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自知之明的人。他长期受萧何领导，按照萧何既定的方针政策去执行，结果证明都是成功的。因此，他知道萧何在行政治国方面的伟大，自己是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如果说萧何为相是可以开创的话，那么自己为相能够守成已属不易，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何必一定要干出所谓“超越前人”的成绩来呢？“新官上任三把火”更是要不得的，为了自己的一点虚荣，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点威势，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就又是这指示那规定的，结果火头一过，除了多浪费了燃料外，一切照旧；或者火势太大无法控制，最后引火烧身；又或者烧的是一把邪火，把一切好的东西付之一炬，留下的是一片瓦砾。
曹参为相三年，史誉“载其清净、民以宁一”，也就是黄老哲学中“贵清净而民自定”之意。这样的政策在西汉初年延续下来，才有了后面的“文景之治”，也为汉武帝的赫赫武功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