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数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从手中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都要到巴维尔家里来聚会。
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前来开会，由于人多，弗拉索夫家的小屋渐渐显得又狭小，又气闷，娜塔莎也常来，她虽然冻得发抖，却总是显得格外开心。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还亲自替她穿在她的小脚上。娜塔莎起初笑着，但是过了一会，忽然闭口不语，她沉思了一会儿，低声说：
“我过去有一个保姆——心地也像您这样善良！说起来也怪，做工的人们过着这样困难的生活，但是比起那些有钱人来，他们倒更淳朴善良。”
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幸福，”她不善于用言辞完满地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便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默然地望着娜塔莎的脸。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无关紧要，我父亲是个粗暴的人，哥哥也是一样。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非常有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妈妈真可怜！”
她和你一样是一个老实淳朴的人。像小老鼠一般地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有时我很想见见我妈……
“啊啊，我不幸的孩子！”母亲悲伤的摇着头说。
巴维尔发表议论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参与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母亲感到，当巴维尔与娜塔莎交谈或者注视着她的时候，他的严厉的目光就焕发出柔和的光辉，说话的腔调也亲切一些了，此时此刻，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质朴了。
每次会上，一碰到争论开始变得激烈甚至达到不可开交的程度时，霍霍尔总要站起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身子，用响亮的有如钟鸣的声音讲几句简单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变得平心静气，稍稍严肃些了。
有时娜塔莎有事缺席，代替她从城里赶来开会的是个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男子，他戴着眼镜，蓄着亚麻色的山羊胡子，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噢”、“噢”的特殊口音。他一举一动都有点远方人的味道。他的话通俗易懂，说的都是些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
此外，从城里来得最勤的是一个体态匀称、五官端正的高个子小姐，她的清瘦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大家管她叫萨申卡。
萨申卡头一个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惊愕地注视着这个小姐的脸。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还年轻，当时她听人们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
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在同志们的口头一再使用，母亲听惯了，也觉得它不那么刺耳了，它和其他几十个她不懂得的名词夹杂在一起，经常进入母亲的耳朵。可是，她对萨申卡还是不很喜欢。
令母亲十分惊讶的是，有时一种狂喜的情绪会突然地弥漫在这伙人中间。通常这发生在某些晚上，当他们在报上读到有关外国工人新闻之际。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显露出喜悦的神情，仿佛都沉浸在孩子一般的幸福中，只听见一片欢乐爽朗的笑声，大家互相亲热的拍着肩膀。
于是大家如醉如痴地，脸上带着微笑，长久地谈论着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像谈论自己的朋友一样，他们觉得这些远方的朋友是自己的知心人，他们敬仰这些朋友，与他们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他们常常唱歌。唱那些大家都熟悉的普通歌曲时，他们总是高声愉快地唱，但有时候，他们也唱些调子特别和谐却又悲壮和不平常的新歌。唱的人有时脸色发白，有时情绪高涨，在响亮的歌词里，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其中有一支新歌，特别震撼和激动着母亲的心灵。在这支歌里，听不见那种受尽凌辱因而在引发伤感和疑虑的幽暗小径上独自徘徊的灵魂的阴郁的沉思，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经惊吓、缺乏个性、毫无光彩的心灵的呻吟。在这支歌里，丝毫听不到旧日奴隶世界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现在是我们到街上唱这支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科夫愠怒地说。
几乎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总有同志到巴维尔家里来走访。他们一来到就开始看书，从书里摘抄一些东西。母亲觉得他们说的话越来越难懂了。
“我们要出一份报纸！”巴维尔常常说。
“别人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可能很快暴露……”
“是鹌鹑就不要怕落网！”霍霍尔说。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叫霍霍尔来咱们家里做房客好吗？你们两个也会方便些，省得互相来回找。”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说，“要是他搬来，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