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乃“一代文学之胜”，雄霸中国文坛四百多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文本阅读的困难及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类型化、模式化等特点，汉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研究者重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局面才被打破，有关汉赋的研究逐渐升温，汉赋的渊源、发展、形态、及相关特点等都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多局限于文学层面，多是从文学角度出发，注重文本的解读，很少关注社会学术文化对其出现和发展所给予的影响和推动。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汉赋的创作当然要汲取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遵循文学特有的创作规律，同时也不可能不接受特定社会学术文化的影响。因此，探讨汉赋与两汉社会学术文化的关系，对于汉赋研究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尚需进一步拓展的领域。而在两汉社会学术文化中，经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两汉学术的骨干”是经学[1]。两汉社会，经学极盛。
何谓经学？“顾名思义，经学是研究经的学问。故为诸经作传说、作笺、作注疏、作训诂或阐明义理、详述大意者均称为经学。”[2]简言之，经学就是指儒家学者利用《诗经》、《尚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元典阐发儒家思想的学术形式和学术内容。汉初，虽然中央政府奉行黄老之治，但由于诸侯王中“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3]，藩国经学发达，当时有名的经学大师如《诗》学者申公、《易》学者丁宽等均浪迹于藩国。武帝即位之后，接受名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遂从藩国走向中央，逐渐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开始为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提供着基本的评判标准和发展参照，致使当时出现了“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君之诏旨，臣之章奏，无不先引经义，所用之士，必取经明行修”[4]的社会发展格局。此后，虽然经历过经今古文学之争，历汉一世，经学的独尊地位基本未有撼动。在这种背景之下，两汉政治道德和社会学术无不深深打上了经学的烙印，作为意识形态精神力量的文学进而作为两汉文学正宗的汉赋自然也就难脱经学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冯良方在《汉赋与经学》一书中也作了非常显明的表述。他说：“在经学隆盛的时期，经学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规范、控制着汉赋，汉赋亦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经学的规范、控制”[5]。
当然，经学毕竟是一个庞大的学术系统，在汉儒眼中，由于元典文本的不同，各经的功用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云：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而在诸经之中，他们认为，《诗经》与赋存在着渊源关系。这一点，《汉书·艺文志》有着比较详细的论述。“六艺略”云：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诗赋略”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这里，作者从表达方式和功用上论述了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汉书·艺文志》是班固采刘歆《七略》并删其要而成的，其观点代表了两汉学术思想界的一种普遍认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也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在这些认识的影响下，两汉赋家写赋时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诠释《诗经》的思想和方法来控制和规范自己的创作。而《诗经》学是汉儒用儒家思想文化来诠释《诗经》的学术内容和学术形式。因此，汉赋创作主要是接受《诗经》学的控制和规范也就是必然和情理之中的事了。这在汉赋家从事赋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均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汉儒认为《诗经》是由古之“采诗之官”采集，王者用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担负着极大的社会政教责任，汉赋家就赋予赋“抒下情而通讽谕”（班固《两都赋序》）的政治功用；等等。因此，汉赋的出现和发展与汉代《诗经》学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的，探讨汉赋的成因及特点时不应该忽视《诗经》学给予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比较冷落的。
具体说来，到目前为止，关于汉赋与汉代《诗经》学的研究并不多，专门论文和专著基本没有。章沧授写过《论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见《安庆师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在文章里，章沧授具体讨论了汉赋思想内容、形式等与《诗经》的关系。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汉赋的讽颂思想来源于《诗经》；《诗经》有关苑囿、田猎等内容的诗篇，“从题材到方式，都可视为汉赋叙事之源头”；在形式上，作者赞成陈子展的《诗经》“虚词滥美，已开汉世辞赋夸诞之渐”的说法，并指出《诗经》大量的现成语词、句式和修辞手法等都为汉赋所袭用。但正如文题所言，作者讨论更多的是汉赋与《诗经》文本的关系，对汉赋与两汉《诗经》学的关系涉及不多。一些有关汉赋与汉代经学关系的论文和著作，在讨论汉赋与汉代经学关系时，也谈到了《诗经》学对汉赋的影响，如冯良方的专著《汉赋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钟涛的论文《西汉经学对文学的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张涛的论文《经学与汉赋的发展》（《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苏瑞隆的论文《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文史哲》2000年第5期）、刘培的论文《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谭德兴的论文《论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等。但所谈的内容也主要是集中在汉儒以美刺说《诗》对汉赋主题表达和两汉赋学批评的影响上，至于汉儒通过《诗经》具体阐发的儒家思想及其说《诗》传《诗》的方式方法对汉赋创作的影响则基本未有涉及。
这种研究情况和态势，与当前汉赋研究的发展形势显然是不相称的，它势必会影响和妨碍我们对汉赋本质特征和内在发展规律的探求和把握。要想全面科学地认识汉赋，就必须弥补当前汉赋研究中所存在的这些缺陷，通过考察汉代《诗经》学的学术内容和形式特点，深入把握汉赋创作的内在本质。这种考虑，也就成为本文写作的目的。从这个目的出发，本文将主要讨论汉儒论《诗》的精神主旨和说《诗》传《诗》的方式方法以及在《诗经》学的影响下汉赋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诸方面的写作特点，尽可能通过对汉赋与汉代《诗经》学关系的考察，对汉赋的创作规律作一点本质上的描述。
具体说来，本文的写作，分五个部分进行。第一个部分主要讨论汉代《诗经》的兴起和发展。《诗经》学肇始于先秦，真正兴起却是在汉代。汉代《诗经》学的兴起是以四家诗的出现为标志的；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和汉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为汉代《诗经》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武帝之后，《诗经》学继续得到发展，到东汉时期，随着马融、郑玄等沟通四家《诗》说，才逐渐走向衰败。本部分将对汉代《诗经》学兴起的背景及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作一详细的描述。第二个部分主要讨论汉代《诗经》学的思想内容及说《诗》传《诗》特点。汉代《诗经》学研究实际上是四家诗的研究。四家诗学者通过对《诗经》的诠释和发挥，系统地阐发了儒家思想，并在说《诗》传《诗》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本部分将从整体上讨论一下四家诗对儒家思想的阐发情况及其说《诗》传《诗》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两汉赋家赋作的考察。讨论汉赋与《诗经》学的关系，应对两汉赋家赋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把握。赋的兴起不始于汉，但两汉赋家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使赋具有了不同于他代的一些特点。考察两汉赋的创作情况，离不开对赋体特征的讨论。赋这种文学体裁，古今讨论极多，也讨论得比较充分，对此，本文不准备多花笔墨。本文将只着重讨论一下汉赋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两汉赋家赋作作点系统的考辨。第四部分是关于两汉赋家《诗经》学渊源的考察。高尔基说：“文学即是人学”，人的思想和思维决定着文学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实践。汉代《诗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两汉赋家的影响实现的。从文献看，两汉赋家，或师出齐、韩，或膺宗鲁、毛，与四家诗，一般都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本部分将对两汉赋家与四家诗的这种渊源关系作一系统的梳理。第五部分是关于汉赋与汉代《诗经》学关系的讨论。汉代《诗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汉赋主题、题材、写作技法等方面。本部分将着重从这几个方面讨论一下汉赋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
汉赋与经学关系的探讨，在学术界已经有了起步和发展，但不够深入。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探讨多是针对汉赋与大经学的关系进行的，对汉赋与经学的分支系统的关系则基本没有涉及。经学与其各分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等同划一的；分支系统既遵循了整个经学系统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汉赋与经学的关系并不等同于汉赋与经学各分支系统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拓展。因此，从创新点上说，本论文既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又有研究视角的转换。
另外，与已有成果相比，本文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有推进。一是对汉代《诗经》学阐发的儒家思想及其说《诗》传《诗》特点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开掘。有关汉代《诗经》学的研究，古今成果颇多，但多集中在汉儒说诗时所表达的政教功用观及围绕这个观念而出现的诸如“四始”说、“正变”说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和考辨上，对四家诗阐发和表现的丰富的儒家思想关注不多或基本未予关注。在汉儒说诗传诗的特点方面，古今学者也有涉及，但都过于简略而不够全面和细致。这里面当然有文献缺失的原因；清人虽然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通过详细的考证尽可能挖掘更多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汉儒说《诗》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取《春秋》、采杂说”说诗、用“传”、“章句”等方式解《诗》、守“师法”、“家法”说《诗》传《诗》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二是对两汉赋家的《诗经》学渊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两汉赋家中，有的如刘向等，由于在经学史或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诗经》学渊源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但大部分尚不明了；而已经有了讨论的赋家，存在争议的地方也颇多。本文通过采用不同赋家引用《诗经》文词习惯和接受或表现出来的具体诗篇思想的不同等方法，系统考证了两汉赋家的《诗经》学渊源。三是全面探寻了汉赋创作特点与《诗经》学的关系。关于汉赋的创作特点，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但尚存在挖掘的空间。而且这些讨论对汉赋创作与《诗经》学的关系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比较深入的探讨了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与《诗经》的关联。
学术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指导和运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综合运用考据法和比较法，把学术思想和文学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考察，通过文献资料的挖掘考证，对比求证，借助分析、归纳等逻辑推理方法获取结论。
这里有一点还是要做个说明。《诗经》在先秦一直称《诗》或“《诗》三百”，直到西汉才开始称《诗经》。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为了行文的方便，可能有的地方称《诗》，有的地方称《诗经》，其旨均是指《诗经》而言的。
注释：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3]鲁迅：《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5页。
[4]皮锡瑞：《经学通论·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
[5]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