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汉代向来被称为“经学的时代”。《诗》为“六经”（六艺）之一，汉代的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学”，皆极兴盛，终汉之世，并立为学官；只有毛《诗》为“古文学”，虽未得立学官，但由《汉书·儒林传》和《景十三王传》皆称河间献王立毛氏《诗》博士来看，毛《诗》立为诸侯方国之学亦甚早，“适当武帝之时”。（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六艺略》）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从焦循到王国维皆有“一代文章有一代之胜”的说法，同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一样，汉赋也历来被视为汉代文学的代表。
那么，作为一代文学代表的汉赋与作为一代思想代表之一的《诗经》学存在何种关系，便不能不引起治汉代经学与治汉代文学者的关注。自汉人以来，学者即有“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而后世“赋自《诗》出”的观点更历久不绝，此皆可见人们对汉赋与《诗经》之学关系的重视。现代学者对此的探讨也非常丰富。但从整体上看，以往的研究一方面或是在《诗经》学研究时涉及汉赋，或是在汉赋研究时涉及《诗经》学，而非直接以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为中心；另一方面，即使就以汉赋与《诗经》学关系为中心而进行研究者，他们也基本上只是就某一阶段或某一个别的赋家赋作与《诗经》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而非是对整个汉赋与《诗经》学关系的系统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摆在我们面前的金前文博士的这部以“汉赋与汉代《诗经》学”为题的著作，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至少其选题和立意的创新性是勿庸置疑的。
金前文的《汉赋与汉代〈诗经〉学》一书，共分“汉代《诗经》学的兴起和发展”、“四家诗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及其说《诗》传《诗》特点”、“两汉赋家赋作考”、“两汉赋家的《诗经》学渊源”、“汉赋与汉代《诗经》学”等五章，对汉赋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作者的研究重点放在汉代以“四家《诗》”为代表的《诗经》学、汉代赋家赋作的特点和汉代《诗经》学对汉代赋家赋作的影响等方面。作者认为，汉代的《诗经》学说《诗》时具有用史、用谶纬、用杂说说《诗》和在说《诗》传《诗》时坚守师法家法的特点；而“四家诗”在用史、谶纬、杂说时又是各有侧重的：毛《诗》侧重于史，齐《诗》侧重于史、谶纬，韩、鲁侧重于史、杂说。汉代《诗经》学对汉赋的影响，可从多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在汉代《诗经》学的影响下，汉赋或“讽”或“颂”，其“写志”具有了明确的儒家思想内涵；另一方面，汉代《诗经》学规范了两家赋家的经学渊源，从汉代赋作的引《诗》中也可看出其家数的不同；再一方面，汉代《诗经》学还影响到汉赋的创作题材和写作方法的选择，受汉代《诗经》学的影响，汉赋题材选用的主要是与君王的举止进退施用密切关联的宫室台榭、田猎、祭祀、乐教等物件或事项；在写作技法上，汉赋以夸饰为主，并用史、谶纬、杂说等材料来衍文，多模拟。应该说，作者在以上很多地方的论述都相当深入，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无论对汉代经学研究，还是汉赋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当然，由于汉代的“四家诗”仅毛《诗》和《韩诗外传》尚存，其他各家《诗》说皆已失传，故要对汉代《诗经》学与赋家赋作的关系做出十分深邃的研究并非易事，而本书也还有一些值得完善的地方，有的领域还可以挖掘得更为深入和细致。如已故学者董治安教授等注意到汉代赋论中的“以《诗》观赋”的现象、并对之有自己的探讨，故此后我们讨论汉代《诗经》学对汉赋的影响时，似应对此有更专门的研究。
金前文的此部著作属于其博士论文。他硕士阶段所学原为中国历史专业，对汉魏思想史颇有兴趣，故在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接受了我的建议，选取了这个跨文学和思想史专业的选题。论文评议和答辩时专家们既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我本希望他毕业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早日出版，但由于他毕业后所做的教研工作与本课题关系甚远，故宕延至今方得出版。最近我在做一项出土文献的国家课题的研究，金前文也参加了其中有关《诗经》文献的辑校，希望他能够以此为契机，重续前缘，在学术研究上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争取在《诗经》学研究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高华平
2014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