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年）
第一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宣传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认识
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没有改变，北洋军阀的穷兵黩武、投敌卖国带给国人的灾难远甚于前清，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解决，先进的中国人必然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挽救国家之危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迷梦。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先进的中国人在探求国家前途的道路上提供了新的选择。不过，十月革命爆发后，在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渴望中，各种社会主义纷至沓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讨论莫衷一是，人们特别是广大追求上进、对国家抱有一腔热血的青年不能明辨前进的方向。瞿秋白曾描述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222]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状况。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过程。列宁曾对俄国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作出过这样的描述：“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了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223]这同样反映了我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艰辛。
五四运动前后，对人们影响较大的几个新思潮有互助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但实践证明，它们这些思想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酷压榨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影响很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影响。如1919年9月，恽代英曾写道：“从实告诉你，我相信安其那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其那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我信只要一个人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其那的。……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224]李大钊也曾受其影响，如他认为：“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的法则”，“总结一句话：我相信人类不是斗争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实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225]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后来提到，在第一次逗留北京期间，“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26]。他认为，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因此应采取“温和的”方法，坚持“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种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227]，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思潮所主张的自由、平等、互助靠什么来实现。靠热情呼吁吗？残酷的社会现实击碎了这些人的梦想。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试验性更强，这也标志着它们的空想性更强。靠世外桃源式的小规模的试验不是解决现实的办法，而恰恰是逃避现实的妙法。因而这样对国家前途的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228]因而中国人民要想取得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必然要走上革命的道路。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不是没有尝试过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来挽救中国的试验，但终归失败。
对这些新实验的失败，恽代英后来终结道：“在这样不合理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229]列宁曾对旧式的互助、合作作出过评价：“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合作’社会主义看作彻头彻尾的幻想，把以为只要实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阶级敌人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看作浪漫主义的，甚至庸俗的东西。”[230]看来，这样的思想不是医治中国社会弊病的良药。
空想社会主义失败了，但它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部分正是看到了它的空想性而迅速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早期那些激进的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桥梁。瞿秋白在临刑前曾回忆道：“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有趣。”[231]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加速了有志青年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
近代先进的中国士人向西方学习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对西方的文明、对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开始产生怀疑和动摇。历史告诉中国人民，靠西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是不能救中国的，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另寻其他的理论和途径。这正像毛泽东后来指出的那样：“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232]总结近代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失败的教训，为了探索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要求，中国人民开始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征程。
二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
在五四运动之前，虽然先进的中国人民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一直盘亘萦绕先进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依然没有消除。因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成了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大舞台，各种学说、主义、思潮纷至沓来，在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中国文化界呈现出中外文化、新旧文化杂陈的局面。较早对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伍启元也指出：“中国学术思想的推移，总逃不出世界巨流的激荡。所以一切适合于中国的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的被介绍到中国来，而许多国际思想界的争辩，都在中国重演了一遍。”[233]百家思想到中国目的何在？大多是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探求中国之出路。这其实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郭湛波在20世纪30年代即指出：“假如一个思想潮流，或一个思想家没有政治思想，或与当时政治生活无关，其思想绝无大影响，同时在思想史上也无大的价值。至于近代中国，一因帝国主义之侵略，二因政治之不上轨道，人民不安，生活涂炭，故近代中国思想家无不有其政治思想，或实行政治家，或实行参加政治运动之人物。如康谭梁，‘戊戌之变’，而谭氏终死于难，章炳麟之被囚，王静庵之自沉，孙中山之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陈独秀之入狱，李守常之被害，冯张之被捕，无不有其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政治活动。在今日之中国，思想家没有政治思想和主张，其思想即无价值可言，时代使然也。”[234]因此，近代中国，文化之争、思潮之争实际上是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出路之争。从当时的情况看，不论是复古、西化还是中西调和之争，这都牵涉到中国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在当时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企图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主张、政治理论。在当时文化救国、社会改造的思想甚为流行。如瞿秋白等人就做过许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235]，陈独秀也提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236]的命题。这里姑且不说这种主张本身正确与否，但社会改造新思潮的兴起确实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种社会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依靠马克思主义获得革命胜利的活生生的例子吸引了中国人民的目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大规模传播开来。其实，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个月，中国人就已经对俄国爆发的革命逐渐热心起来。1919年4月，《晨报》以《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为题，在近20天的时间里对俄国进行了连续报道。这篇文章从俄国政府的教育方针、土地国有、行政组织、宣传运动、产业政策、失业保险、财政状态、军事组织、男女平权、银行国有、国债废弃等各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虽然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但基本上反映了苏俄的真实情况，并且，作者在介绍完这些情况还告诉读者说：“诸君，我们中国人有骂劳农政府的资格吗？我们民国成立七年了，究竟做了什么东西出来？到如今南北还在那儿争地盘，争不了还要打起仗来。你说我们惭愧不惭愧呢？”“所以我们不宜学欧美资本家的口吻去漫骂他们，也不宜学官僚军阀的脑筋去仇视他们。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行为，我们是要细心去研究的。”上海《民国日报》对此文也进行了转载[237]，这无疑有助于人们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认识。随着俄国报道的逐步深入，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并且已经有人隐约把它与中国的实际相关照起来。有人指出：“自从俄国的布尔札维克直接行动以来，这布尔札维克主义也就成了中国新闻记者、政治家、教育家所注意的一个问题。不爱读书如我这样的人，也觉得都市中、乡村里所见所闻的，都含有许多危机，仿佛有布尔札维克紧跟似的。”“这布尔札维克虽是一个极新鲜的东西，却喜欢光顾这最腐败的地方，我们中国自然是布尔札维克必游之地。”[238]在介绍俄国社会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了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了。1919年4月出版的《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部分，并加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239]
1919年上半年，中国外交的节节失利，刺激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巴黎分赃会议的最终结果使中国民众彻底愤怒，从而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分界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骤然增加起来，这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劳苦大众的矛盾解决的会合点，这是中国人民寻求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总爆发，这是新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人们转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瞿秋白曾做过描述。他说：“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恶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趋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240]吴玉章回忆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一种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241]
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五四运动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尤其是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新青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的传记材料和他们的思想。不但如此，在当时，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时尚。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那样：“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得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最近，则与社会主义素来不相干的人也到处以社会主义相标榜。”[242]“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243]当然，当时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先后转变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投入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这无疑大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以至有时人感叹：“一年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可以算是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布尔什维主义；这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的，那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244]这就使中国人有可能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较为系统深入的了解，虽然当时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存有一些缺陷和错误，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此相应的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也日益丰富起来。主要有：
首先是日本渠道。我们知道，五四之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一途径，五四运动后，由于中国仍有大量的留学生在日本，而且在当时日本舆论界正在大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当时有报纸指出：“日本学界最近关于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学说之研究顿盛，东京西京帝国两大学教授争先恐后发表此种研究”，当时的日本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245]。因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日本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途径。特别是河上肇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影响巨大，李大钊在1913-1916年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他“喜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246]。河上肇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给予李大钊很大的影响，他的“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47]就深受河上肇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影响，李达、李汉俊更是直接师从于河上肇，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李汉俊留学日本期间，起初钟情于数学，但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习时受到了河上肇的影响，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年底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末还在翻译河上肇的著作，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这些直接言传身教直接影响外，在五四运动后，河上肇的著作大量被译介到中国来。下面兹举几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晨报》1919年5月5日至8日）、《社会主义之进化》（《时事新报》1919年6月12日、14日）、《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时事新报》1919年8月5日至12月24日）、《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考察》（《时事新报》1919年12月6日至9日）、《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建设》第二卷第6号，1920年8月）、《社会主义之进化谈》（《时事新报》1920年9月24日）等。还有一些专著，如《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译，1924年）、《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林植夫译，1928年）。另外，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除上述三人外，如陈独秀、周恩来、陈望道、彭湃等人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甚至有些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仍在日本留学，如周佛海、施存统等人。这些人不但自己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影响了一批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董必武详细介绍过自己深受李汉俊影响而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历程，他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从鄂西到上海，这时李汉俊（湖北人）从日本毕业回来，李住在我的对面，詹大悲住在我的旁边，我住在上海一个湖北××会所。李汉俊经常和我闲谈社会活动的情况，有人说俄国是过激党进（疑为讲——引者注）不得，马克思主义的书看不得。当时有股劲，你说看不得我非看不可。我们就想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书。俄国革命是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革命，是搞社会主义。说到我们国家的革命，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李汉俊告诉我们一些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当时叫做过激主义，列宁主义是后来斯大林提出来的。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当时最厉害的是无政府主义。江亢虎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有人写了一本书叫《伏虎记》，说要抓住这个‘虎’，要伏江亢虎这个‘虎’。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248]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后，日本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重要途径，并且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其次是法国渠道。五四运动后，到法国或欧洲留学成了许多青年人的选择，虽然留学的社会背景复杂，各人的动机不甚一致，但到法国或欧洲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寻求新的出路则是当时青年人的一致想法，何长工曾回忆说：“我们这一批青年学生，一方面感到在国内经济生活上没有出路，更主要的是感到政治黑暗，民族衰弱，思想上没有自由，于是本着当时青年应有的抱负，想远走高飞，到国外去学些本领，好救中国。”[249]这其中到法国或欧洲探询正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占有很大的比例。李维汉回忆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一千六百余人。”[250]朱德的回忆更明确点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目的，“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251]。
那些抱着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人到欧洲后，一边勤工助学，一边搜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关注欧美工人运动。他们亲身接触了法国的工人的生活斗争情况，通过当时的《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等报刊的介绍，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有不少人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开展革命运动。陈毅曾回忆说：“我一九一九年十月到马赛，同年底到巴黎，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这两年中，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注意当时俄国的革命情况，同时广泛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我在巴黎的一个工厂做了八个月的工。我之所以回国是因为在一九二一年夏秋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用武装押送回来的。当时在巴黎和里昂宣布的罪名，是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252]他们组织了革命团体，创办刊物，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欧洲成为五四运动爆发后向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蔡和森和周恩来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蔡和森到法国后，忙于搜寻各种材料，“猛译猛看”了几十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经过多方面比较推求，“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53]，他和国内的毛泽东谈论建党问题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关于建党问题，蔡和森指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254]关于实行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他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使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255]这些思想对国内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256]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由于1920年1月在天津发动革命运动被捕入狱，但是在狱中仍然坚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257]。周恩来于1920年赴法留学，后又抵达德国，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和其他信奉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创办《少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当时，周恩来虽然人在欧洲，但时时与国内保持联系，把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及科学社会主义介绍到国内。有研究者指出：“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仍然与国内斗争息息相关。他经常和邓颖超及觉悟社其他社会通信联系，并发表了一百多篇通讯，报道勤工俭学的情况和斗争，英国矿工大罢工，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和工人运动，分析国际形势，介绍科学共产主义等思想，在国内发生了很大影响。”[258]可见，在蔡和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在五四运动以后，法国和欧洲也成了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再次是俄国途径。俄国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得到俄国革命后的真实情况，但帝国主义严密的封锁着来自它那里的消息，北洋政府，不准国内舆论涉及与此。瞿秋白记述当时的情况道：“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259]因而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初，是很难得到来自俄国的真实的消息的。但是，真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打探俄国的信息。俄国在五四运动之后也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途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通过中国留俄人员发回的报道。中国舆论界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消息封锁，决定派人专赴俄国，实地考察俄国革命后的情况。这也是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想法。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介绍自己去俄的动机时写道，“我要改变环境，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活的责任。将来里的生命，生命里的将来使我不得不忍耐现在的隐痛，含泪暂别我的旧社会。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260]，“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261]，“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262]，因而，瞿秋白等人就接受了《晨报》的指派到俄国。在俄国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和《俄罗斯文学史》等著作，在《晨报》上发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劳农政府之内外交之新局面》等数十篇报道，对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的建设、工人组织、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向国内民众所做的关于列宁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的直接的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舆论界了解俄国真实情况的主要来源。第二，俄国在华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俄国人为躲避革命风暴的冲击或战争的祸乱逃到中国，加上革命前在中国侨居或工作的俄国人，在中国形成了庞大的俄侨群体。“仅上海一地，自1918年起，俄国人‘就搭乘每一班火车，每一艘轮船从北边前来’。……这种‘大批涌来’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到1920年底，居沪俄侨达五千余人，以后的人数据鲍威尔估计，大概有2.5万到5万。他们多集中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263]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宣传俄国革命，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渠道。这从当时反动当局的反应也可证明这一点。据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近传上海亦有过激派之说，虽属风传，惟俄过激派之势力，随时扩张，已东越西比里亚渐入中国，过激派中华人亦不少，惟无中心人物，实受过激派之压制，不得已而然耳！近过激派欲传播其思想，于中亚细亚以东，固聚中国同治尽使归国，或有力者与之俱来，亦未可知。”[264]因此发动当局要求“衙门查照，转饬认真侦查，严密防范”[265]。第三，由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来的关于俄国情况的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在欧洲华工返回国内，他们亲身经历了欧洲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旅俄华工，还经历了十月革命甚至建立自己的组织参加了十月革命，他们回到国内后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有关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因而他们的宣传介绍也构成了俄国向中国输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渠道。如在唐山，“尽管军阀政府极力封锁俄国革命的消息，严格禁止归国华工传播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但是这些从俄国回来的‘新闻人物’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在黑暗中挣扎的唐山工人。敌人越是封锁，工人们就越发想听。他们在井下，在‘锅火’，在工友的窝棚里，在敌人看不到的一切地方，或个别聊天，或三五成群，向工友们介绍俄国发生的新闻趣事：‘资本家压迫工人，俄国工人就和资本家斗争，他们的方法就是罢工。’归国华工还向工友们介绍了俄国工人的斗争策略和斗争经验。旅俄归国工人生动的、朴实的宣传，是唐山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奋起斗争的另一重要渠道。”[266]在哈尔滨的情况也是这样：“从1919年二月起，有许多在苏俄的华工陆续回国。他们带来了许多宣传共产主义的报刊，如《华工醒时报》等，共产主义思想在哈尔滨更加传播，四月间，在车站等处，就发现革命标语。当时的中国当局曾三令五申要警察局严防由俄归国华工潜赴各地煽惑作乱。”[267]反动当局的饬令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侨工局云：查在俄华工现在回者甚众，其中颇有受过激派运动，潜行回国鼓吹煽乱者，若不预为侦防，致必不可收拾。本局前经拟据调查回国工人各办法令，行该分局遵照办理在案。现在由俄回国华工既有以上事情，似应格外注意，仰即按照前令办法，会同各地地方官，于该工人由俄抵境时严切检查，分别良莠，藉以消患未蒙，切切此令。”[268]第四，由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列宁在1912年就预测道，“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269]。五四运动爆发时，共产国际刚刚成立，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引起了共产国际和列宁的注意，他们就派人来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工人运动和建立共产党。据李达回忆：“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威琴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办过几次座谈会，……威琴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和对外政策。……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也举行过几次座谈……由于多次座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确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270]可见五四运动后苏俄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条主要渠道，并且这一渠道对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关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认识
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思潮风起云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处在本国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的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不可避免引起国人的关注，并且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追慕的主要对象。这时摆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无疑就是辨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区别、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什么样性质的问题。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部分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而是涉及建党前后的认识，主要是指1918-1923年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被公认为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曾赞赏十月革命，但在起初阶段，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并认为：“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271]在1919年7月讨论社会主义时认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芽，都纯粹是伦理的。……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272]在1919年8月作《再论问题与主义》时仍然认为，社会主义“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273]。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大钊虽然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并认为，领导俄国革命的党“就是革命的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274]，但是，他还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伦理的社会主义。李大钊如此，其他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更是一片混乱，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学说、流派的差别，更遑论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解。
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为标志，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文已经提到，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为“宗主”的，并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所奉行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更明确了这一概念，他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贯通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可以看出，李大钊把阶级斗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线。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与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第二国际”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议会斗争而反对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流派区别开来。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因为后来的社会党过分依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给它加上了定命的色彩，因而“后来的马克思派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275]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他对“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他是“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276]清晰地点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陈独秀1921年在探讨中国应采取何种社会主义时指出，各派社会主义除废止资本私有为共通之点外，从来主张不一，他认为，至今尚存的、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派别主要有五种，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陈独秀具体分析了以上五种社会主义，认为工团社会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都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而无政府主义“最好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277]。陈独秀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源自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就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利用议会来实现社会主义，无论是“柯祖基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坦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他们都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278]。在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陈独秀指出了共产主义的特征，即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按照这四个标准，陈独秀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主义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279]在1923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并指出，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其中，“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陈独秀指出：“每个步骤都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这是革命的马克思派之特色”，并强调“若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280]。陈独秀通过几次演讲，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又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区分了开来。李达认为，“第二国际”是由各国社会党的温和派所组成的，“他们本来也是标榜社会革命，可是后来就变为改良主义了，他们采用议会主义，专心谋取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竟和资本家妥协起来了，所以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281]，并认为，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种堕落，“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282]。李达认为，只有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所奉行的主旨“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并提醒人们“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呵！我们望着这个目标前进呀！”[283]他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进一步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分为五种，“即是：一、正统派社会主义；二、修正派社会主义；三、工团社会主义；四、组合社会主义；五、多数主义”[284]，并对各派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李达认为，只有“多数主义的施设，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而“多数主义指导的原理就是劳农专政”[285]，又一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及其与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可以看出，在1920年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较为明确的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性质。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有空想的和科学的之分，如他指出，社会主义“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286]。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指明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287]李达认为：“马克思学说出世以后，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变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就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一说社会主义，就晓得这是马克思主义了”[288]，他指出：“社会主义，依其性质而类别之，可分为空想的及科学的二种。初期社会主义者，专凭一己之思索，描写对于未来社会之主观的要求或希望而止，至于实现其理想之条件果已存在于社会与否，则不详加考虑。其理想虽高，而缺乏实现之可能，故谓为空想的社会主义。逮马克思出，社会主义始获得充分之科学的根据，空想的社会主义遂进化而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盖马克思之社会主义，系根据历史的社会的事实，研求伊古社会组织变迁之原因，而发见其进化之法则；次更依据此进化之法则，以观察现代之社会，决定现代社会之必然变革而达于理想社会，故谓之科学的社会主义。”[289]施存统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底社会主义是有科学的体系的。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之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划了一个新纪元。”[290]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经济事实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的论证方法之上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于它建立在它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他认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况，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291]李大钊还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关系和两者的不同之处，他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故其关系颇切，此二种主义不同之点，即在历史观各有不同。如空想社会主义，以为社会进步，由于理想。科学社会主义以为由于经济之条件，若无经济条件，无论有何思想，决不能使社会进步。”[292]杨匏安指出：“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293]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而“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294]。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295]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书中，指出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而近代的科学方面多采用归纳法，而马克思主义是将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运用到了社会科学，因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从而更明确的更具体的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科学的论证方法之上的。陈独秀说：“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296]由上述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第三，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对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与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辩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国际的性质，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指出：“劳动解放决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297]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中，在概述了马克思学说的大致内容后，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性质，他说：“综合起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农专政的。”[298]李达指出：“就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剥削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社会主义没有国界。”[299]陈独秀在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区别时，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指出：“俄国底共产党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组织，是他们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有人说马格斯当初所主张的俄国现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线，替无产阶级全体共通的利害。‘劳动阶级如果握的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得明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格斯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采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300]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同时，他们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世界性观点。陈独秀认为：“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底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301]蔡和森指出：“由于交通发达的缘故，资本主义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302]正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和资本主义国际性的认识，使得他们能够更快的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2）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认识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认识。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对其基本内容进行了介绍：“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303]虽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理解还有不完备、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内容的最早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它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认识及其他们的关注点。
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系统地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比较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与俄国的社会主义之后，认为“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304]，并把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概述为“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到1922年，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一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表述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并具体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些内容的理解和认识[305]。
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提出，他是“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306]。这表明在蔡和森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包括这三者内容。
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中，根据“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即：“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时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六、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同时，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七个方面的内容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原则之中，即“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307]这是继李大钊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较为全面的概括，反映了这一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认识。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加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有进一步的概括。
以上四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大致概述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等三项内容，只不过表述不尽相同，他们主要是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性质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他们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只是说明他们的侧重点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
从以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概述可以看出，这些人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一缺憾被从俄国回来的瞿秋白补上了。瞿秋白认为，当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为了让人们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作了《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在文前附志中，他指出，这篇文章“不是多余的，因为它很可以帮助读者得到对于‘马克思主义’一名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说”[308]。在文中，瞿秋白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那么，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他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即“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简而言之，这是现代的唯物论”，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309]它“并不限于经济学说，也不限于社会科学，而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综合各科学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现代的唯物哲学”，瞿秋白认为：“不用说经济学、社会学里，就是天文学里也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以此可以看出瞿秋白把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当然遵循自然界的“根本公律”，但人们不应当简单的拿自然界的“根本公律”来比附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与自然公律相适应而研究出社会公律”，而“马克思主义之中，特别分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之中包容着两种科学：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唯物史观的应用；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Science economique）——研究社会经济的”。瞿秋白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我们得着一个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覆灭而共产社会必然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社会，将来的共产社会的特性是怎样的，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以求达到共产社会的目的——这些理论上（党纲上）、策略上的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部分——科学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的共产主义所研究的。”[310]这样，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就应该包括：互辩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无产阶级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不过，瞿秋白认识的落脚点还是和上述几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理论上说来，科学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前三部分：（一）互辩法唯物论，（二）唯物史观，（三）无产阶级经济学之结论；而他在实践上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儿的系统形成之动机。”[311]瞿秋白强调：“纯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革命的共产主义。”[312]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他指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13]李达大致持相同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的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的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而贯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与劳工专政三大原理，使成有机的联络关系者，则为阶级斗争说。”[314]瞿秋白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结合而成整个的系统。——一方面，就方法而论，都是以唯物论一以贯之的；别方面，就目的而论，都是以革命的目的为对象的。”[315]
这里要特别述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关系的认识。因为这是当时人们非难马克思主义最集中的地方，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一个理论上的难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提出：“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虽然他也认为：“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316]但李大钊还是感到“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317]因而才有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牵强矛盾”、“流弊”进行“补足”和“救正”，虽然这些“补足”和“救正”有些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有的东西，但这些确是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理论上的困惑，也成为当时人们不能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障碍。但是，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逐步加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理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李大钊在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318]他指出：一方面，“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319]；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320]。这表明这时李大钊已经能够辩证的理解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了。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认为“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321]。在具体考察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后，陈独秀指出：“马克思说明阶级争斗大略如此，我们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322]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经得到了解决。
（3）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和五四运动中逐步被国人理解和接受的。前文已经提到，五四运动前后，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潮蜂拥而起，人们在比较中认识到了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空想性，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不可实施性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性，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及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的认识，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中国所需要的，因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是当时的人们在改造社会探索的过程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丝毫没有外界强迫的意思。正如陈独秀指出的：“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和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而考察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正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因而中国“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323]。虽然这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间还经历了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张东荪的改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旦被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就被他们始终坚持着，并把它当做拯救中国的救星来看待的。这一思想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已有初步的显现。他在文中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324]。李季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在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而不能是社会主义，详细阐述中国应该以社会主义为前进方向后，那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话，是荒谬绝伦，大错特错”。李季指出：“社会主义是救我们中国的良药。”[325]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326]周恩来认为：“他所以为中国之利的，在其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因而，“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327]。进一步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旨归。李大钊认为：“依据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328]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因为“马克斯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329]。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旗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意义重大。“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330]“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31]
第二，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要求人们对它要有科学的态度。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定时代、一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332]而有所取舍，不能对它采取盲目迷信、盲从的态度。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这段话虽是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的，但它包含了陈独秀对一切学说、理论的态度。陈独秀接着指出，他对于“近代别的著名学说，象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说，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他认为：“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因而陈独秀主张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各种学说、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避免“妄想、迷信”[333]。陈独秀认为：“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334]
第三，马克思主义要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外来学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的问题。李大钊在与胡适论战时就明确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在理想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理想必须与当地的实际情形相适应。他举例道，“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因此，“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并且，“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335]。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336]，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因而，我们“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337]。这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不是一味机械地死板地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后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陈独秀提出：“我望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338]这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际情况、实践的结合。李达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该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339]典型地反映李达主张任何理论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相适应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瞿秋白表达的更为明确，他说，“革命的理论必须与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为空谈”，同时，“实行革命运动而没有理论，也就要变成盲目的妄动，不相适应，决无全盘规划的行动而已”[340]。因而瞿秋白主张：一方面，中国革命“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341]，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总之，“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342]。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切忌“囫囵吞枣”、“食古不化”。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因而，相对于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甚至还很幼稚的中国是否适应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就是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些人顽固不化，过分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这就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他们主张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可拘泥于枝节，重在把握它的精髓内涵。对此施存统有过详尽的论述，指出：“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应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的精髓取出。比方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组织起了变化，社会组织也就要随之而起变化。我们因此就可以知道：要改变社会组织，必须先改变经济组织。又如马克思经济学说告诉我们：产业社会化底结果，共产主义是必然到来的命运。我们因此又可以知道，要想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使产业社会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所以我们在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底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应用。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343]蔡和森也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抓住它的要义、本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344]陈独秀针对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误解，指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345]。可以看出，陈独秀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是从精髓上、本质上来把握的。他明确指出：“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346]
四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五四运动显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威力，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改造的主体力量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蔡和森指出：“尤其是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力量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来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347]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前后自己思想转变历程时说：“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又说：“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救民众的痛苦，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下，读了这本书（指过激派——引者注），深深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限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348]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苦苦探寻改造中国道路的先进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激发了他们把刚刚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工人群众宣传的激情，实现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改造离不开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在国民总数中占绝对的多数，因而，他号召广大有志青年应该立志高远，把目光投向广大民众，投向农村。他说：“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弊，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弊。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弊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349]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序幕。
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的带动下，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对工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形式逐渐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逐渐走向深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成立讲演团，开赴各地进行启发民智和革命理论的宣传。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起初之时，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为宗旨”[350]，在北京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讲演，后来，在邓中夏的倡议下，该团“广邀团员”，除在城市讲演外，“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改变了讲演的对象，使讲演团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工人和农民中去，并要求“各团员在春假或暑假中归家者，无论已毕业或未毕业，皆须就地力肆讲演”[351]。这无疑进一步扩大了讲演的范围和影响，对启发民智、宣传革命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邓中夏在平民教育讲演团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曾回忆说，“常常见他整天都在找人谈话、研究和处理问题”，“他除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外，还积极地从事了铁路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在长辛店成立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352]，还秘密地创办了工人刊物《先驱报》。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如在相对边远的成都也成立了“星期日工人学校”，并把学校的宗旨定为“提高工人程度；使他们知道共和国的精神和共和国国民的资格权利义务；使他们知道工人的地位和人格”[353]。这些内容对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就提出，知识青年应该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要求青年“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痛苦，应该用什么方法”[354]。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开展了对劳工阶级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触目惊心，“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355]。《新青年》在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出版了专号，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刊登了反映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范围已相当广泛、材料已相当详细具体，虽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证明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深入到工人群众，已经开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奔走呼号[356]。
三是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在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各大报刊纷纷出版劳动专号，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文章，表达对劳动阶级的同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劳动节对劳动者的意义，抨击资本制度的罪恶。蔡和森曾评价说：“中国的第一个‘五一’节宣传很大，《新青年》发行的数目字达一万份，所以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已普遍全国了。其他先进分子所发行的刊物亦很多。”[357]另外，社会各界也开展了纪念活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工人纪念大会。“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打破阶级制度”等标语随处可见。这一纪念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意义重大。
这些活动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同时，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加深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第二节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
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一个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358]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359]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这些论述强烈地强调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建立中国无产阶级自己政党的问题日益提到日程上来。
1920年初，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有了强烈的建立共产党认识。1920年1月，陈独秀由于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监视不得不离开北京，李大钊护送他经天津去上海，途中他们两人商讨了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经过五四运动的被捕经历，陈独秀的思想日益激进，开始筹划在上海建立党组织问题。许德珩回忆说：“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陈独秀化装成商人的模样逃出北京，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360]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主要有李汉俊、陈望道、邵立子、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等人。下面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例谈一下共产主义初期组织的成立情况。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运动受到了列宁的关注。五四运动更吸引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目光，由于共产国际“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361]，所以便决定派人到中国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洽，这个人便是维经斯基。维经斯基首先到了北京与李大钊接触，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了上海会晤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362]
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开展，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之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实施建立一个以建党为目标的筹备性质的组织，“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363]。李达回忆说，他于1920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就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发起人一共有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都来参加。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农专政，生产合作8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364]。这样，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示范和促进，由于小组内的成员大多在当时的思想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个小组在工人群众中很受信赖，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也以他们为榜样，在各地纷纷建立了类似的组织。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指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里有很大的威信，它致力于组织和指导工人运动。道理很明显，这个运动不能仅限于上海，如果仅限于上海的话，整个组织会很快的消灭掉。事实也是如此，其他各大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365]。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是不一致的，这里只是采取惯常的说法，把他们统一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不但国内如此，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在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如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了解了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的大致情况后，提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366]并在巴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
二 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尖锐斗争，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他们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刊物、创办工人学校等形式，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和阶级意识，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一，组织团体，创办刊物，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李大钊等人已经开始组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号召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明确提出“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367]，吸引和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这个团体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并在李大钊的倡议下，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规定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1.文字宣传：A.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甲种（大众书）乙种（小众书）；B.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C.发表社会主义论文。2.讲演”[368]。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社，“专以研究马克思底学说为宗旨”，“不分国别性别，凡愿意研究马氏学说者，经本社社员一人的介绍，得多数社员之同意，均可为本社社员”[369]。在湖南长沙，这样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也得以建立，1920年9月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并规定该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要求“会员各自收集材料”[370]，由个人研究和开会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研究俄罗斯，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建立了这样的团体和机构，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武汉的利群书社、济南的齐鲁书社等，都是这样的机构。这样团体的建立，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又为党的成立及以后的活动准备了人才，意义重大。
除组织团体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各地大都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的层次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新青年》成为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创办《共产党》月刊，“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大量介绍有关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形的材料，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371]。这时，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大都有自己的刊物，如广州的《广东群报》、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北京的《劳动音》、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适合工人文化水平的通俗性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阐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直接反映工人的呼声，刊登工人来稿”[372]，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如通过《劳动界》的宣传，“海军制造所工人李中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呼声，说明通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工人阶级认识到历史的责任。李中在文章中‘欢呼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强调‘我们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印刷工人潘阿芳认为，《劳动界》‘将新思潮切实地直接传播到我们劳动界，使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都受到这新思潮的洗礼’”。可以看出，它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373]。北京的《劳动音》等刊物也起到了这样的宣传效果。
这里还应该注意的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和以前的传播和宣传不同的特点。其一是，这一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这和以前重点是靠外来翻译特别是通过日本的翻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有显著的不同。1920年年初，李汉俊就撰文指出“多翻译几本书籍，尤其以社会科学的书籍最要紧”。陈独秀也“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374]。因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广泛收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随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专门成立了新青年社进行翻译和研究工作。而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的记载，当时该会藏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著作20余种，大致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375]。这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北大党组织所得到的这些马列主义原本，大大改善了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理解”[376]。其二是，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俄国的情况。《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后，专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实践状况，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为，“研究俄罗斯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并且专门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377]。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愈加深入，用以改造中国的目的性也更强了。
第二，组织工会，创办学校，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理论家和实践家邓中夏指出：“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378]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无现代工会可言。五四运动中，虽然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成立了一些打着工界招牌的形形色色的工会团体，但这些工会的目的是“企图阻止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工人运动。它们或为封建行帮分子把持，或为资本家控制，或为政客利用，根本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陈独秀对此评论指出：“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工头在那里包办”，“上海工会由于小政客发起的居多，所以开起会来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居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379]因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中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第一步做的就是组织现代式的工人工会，使工会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人运动的重要载体。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便强调了组织真正工会的重要性。陈独秀号召，“劳动界诸君快快觉悟吧！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功夫”。李达指出：“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家的专横跋扈掠夺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380]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1920年10月，上海机器工会召开筹备大会，指出“发起该会底宗旨：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并指出：“要达到这个宗旨，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381]这就把现代工会与旧式工会区别开来。在成立大会上，陈独秀等人到会，并指出了当时建立工会的重点，陈独秀说：“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382]当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随后，上海印刷工会等具有现代性质的工会成立。北京等地也成立了各种行业的工会。如北京的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济南的大槐树机车工厂工人俱乐部、广州的理发工会，佛山土木建筑工会等。这些工会的成立团结工人，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这样的工会“参加者日益增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383]，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结合，为党成立后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很好的组织基础。
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创办了学习方式灵活，办学形式多样的各式学校，吸引工人阶级参加，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近工人的一种很好的途径，同时，中国的工人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军阀势力的压制，没有学习的机会，导致“工人群众没有知识，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384]，他们也迫切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因而，早期马克思主义就举办了各种学校来拉近与工人的距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如在上海，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李启汉主持工人半日学校，通过学校教育，使工人认识到从前“没有自悟的原因，都是为着迷信所悟，什么命运不好呀！没有福气呀！我们赶快打破他！”“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而已，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都要改革，打破！”[385]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其学校简章中第一条规定：“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386]学校教授的内容，《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有详细记载，就是“我们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387]。长沙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开办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这些学校“招收附近工厂工人学习文化，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上海发展史”[388]，起到了很好的组织教育工人的目的，既提高了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又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创办了这样的学校来教育和团结当地的工人群众。这些学校的成立，对以后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邓中夏曾对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这种作用这样评价：“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389]可见，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各地学校的创立，对团结工人群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展开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39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过程，正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显示了其真理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把它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与各种派别的社会思潮的交锋中，先进的中国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认识，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以无产阶级为新式革命主体力量的新觉醒。当时的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不断，复古势力气焰嚣张，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欺凌。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感到了对中国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因而，五四运动之后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社会改造思潮风起云涌。改造中国社会成了中国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将要步入社会改造时代。有人对这样的趋势这样说道：“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趋向变了”，“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391]。以前的“文学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等逐渐被“社会改造”所取代。但是如何改造中国，把中国改造成什么样呢？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何在呢？这是当时的国人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不同阶级、不同思想倾向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的路向选择，并激起了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论争。这在20世纪初期集中表现在问题与主义、改良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
这里要指出一点，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发生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考虑到建党前后发生的三次重大论战的连续性及叙述问题的连贯性，把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放在这里。
（1）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原则分歧。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学界已经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392]。因而本书不再对论争本身的过程与双方的观点展开陈述，这里重点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二是如何看待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学界有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完全对抗性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彭明在其《五四运动史》论著中专辟一章讨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副标题即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萧超然认为：“这场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较量；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一次不可调和的斗争。”[393]甘林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胡适是一位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提倡白话文，赞同文学革命，宣传个性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并在哲学、史学以及新红学研究等领域多有造诣和贡献，对胡适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是完全应该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他作为资产阶级右翼代表的基本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不能否认他在上述论争中以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39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问题主义之争是当时新文化阵线的内部之争，是共同性大于对抗性。这以侯且岸为代表。他认为，李大钊和胡适在当时的讨论中，是相互尊重的，胡适的批判不是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以一种调和的态度参加讨论的”[395]，“‘问题与主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探讨。在讨论当中，李大钊与胡适的分歧显然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396]。
因而，在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时，既要分析胡适与李大钊本人的具体主张，也应该把这一问题放在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97]因而，本书认为，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可以这样来界定：（一）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与李大钊赞成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是有原则区别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先进知识分子关于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理性的学术探讨，而是政治性很强的探求中国出路的原则之争。（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胡适的言行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说不上有多么反动，因为他是在企图用他的实验主义即用点滴改良的方式来改造中国，这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形成之前，在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之前，也是对中国出路的一种探索，只不过这种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虽说他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由头是在抨击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主义盛行的现状，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他点名批评的。他说：“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398]可以看出，胡适是不认可任何社会主义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看到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是把它看成是和别的社会主义一样，是骗人的抽象名词。这很明显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和运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胡适这里的批评并不像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的只限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这些学者的这种臆想恐怕是自己的一相情愿，并不是胡适的本意。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人为制造社会上阶级之间的相互仇视，“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399]。胡适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怎么说他是专门反对王揖唐的社会主义而拥护或者说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
问题与主义之争也不是说理之争，不是学术探讨，而是政治性很强的探求中国出路的原则之争。现在不少人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和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士之间的学说、学理探讨，这很明显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前文已经提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步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在牵涉到中国的前途、出路及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学理与学术之争，而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力量的较量。胡适三年之后在回顾这场论争时已经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表达得很清楚。他说：“那时正当安富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400]既然是政治导言，就不可能是什么纯粹的学理、学术之争，而是政治性很强的关乎中国前途出路的原则之争。
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点，但说胡适当时的这种主张有多么反动似乎也说不上。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有这种主义盛行、相互较难，不注重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情形存在。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曾描述说：“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马君武则菲薄其为“主义癖”，陈炯明更斥为“主义毒”，罗志田认为，这些言论虽出自北伐前后，但也大体适用于新文化运动期间[401]。早在1918年3月，在李大钊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胡适就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批评。他说：“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议论的护身符”，其实不同时代的西哲“各有他们不同的境遇时代。因为他们所处的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怀抱的救世方法便也各不相同”；各人的“学说，都由个人的时势不同，才性不同，所受的教育又不同；所以他们的学说都有个性的区别，都有个性的限制；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也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更不能胡乱供给中国今日的政客作言论的根据”[402]。这说明胡适对当时社会上盛行各种社会思潮、主义的态势是不满意的。胡适的这段话甚至引起了李大钊的共鸣，并对其进行了延伸，李大钊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403]因此，胡适批评当时中国思想界主义横行、不察中国实际的这种状况有其合理的一面，他的错误就在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中国已经走向了社会改造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已经在俄国显现出来，当先进的中国人拿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时，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别的主义混为一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胡适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虽然号召国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但他对自己崇拜的实验主义则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这就表明他反对别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是在为他推行实验主义实施政治改良的主张铺路的，这虽然在当时也是对中国出路的一种探讨，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不适合中国国情了。正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这种实用主义的主张，其错误并不在于社会上是不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各种社会问题，并不在于这些问题该不该具体解决或设法改良；其错误的实质在于，他们是力图用政治改良的主张抵制按照这样那样的‘主义’来实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五四’过后，民主革命已不可遏止、一触即发的势态下，胡适发表的反对谋求根本解决的言论，自然不能不成为一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主张。”[404]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关于问题与主义性质的评价，1995年胡绳曾说：“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405]这段话对问题与主义性质的评价是较为精当的，即首先要明确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主张用他的实验主义来点滴改良中国，同时不能把他说成是如何反动，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下，这一主张也是对中国出路问题的一种探索，虽说它是不合时宜、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它也是对中国出路的一种探讨。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应该看到以下方面：
首先，论战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改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前文已有所阐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步入了一个即将改造的时代，当时的国人除了顽固守旧派，大多认为，现实的中国社会需要改造。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中国社会的改造需不需要一个主义的指导。这在李大钊看来是绝对需要的。他认为，只有在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规范人们的行动，让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而，“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406]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因为谈论主义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而不谈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407]。中国社会的改造需要何种主义呢？是采取改良还是采取革命呢？李大钊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黑暗到了极点，点滴改良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社会需要根本改造，中国的问题需要一个根本解决。他说：“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因而，李大钊主张对中国问题来一个根本的解决。在李大钊看来，要想使中国社会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因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为社会的根本解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以“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描述自己的李大钊，以俄国社会革命为例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俄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实现了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408]解决的关键是什么呢？这在李大钊看来，俄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清晰地表达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表达了李大钊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
其次，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只能采取革命的途径，而不能采取改良的方法。付诸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探讨有许多种，比如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造思想、无政府主义的改造思想、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等。但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彻底腐烂，在他抛弃了空想的、改良的思想之后，李大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通过暴力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的思想，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在这里不是一个庸俗的唯物论者，他并没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爆发的思想，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也能实现中国革命。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409]这表明李大钊认为，中国革命的完成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经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其他社会改良的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其实就实现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统一，主张中国也可以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这一点认识至关重要，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李大钊已经破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革命必然首先爆发于先进国家的教条式的理解，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实行中国革命。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李大钊已经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领悟。但是，就是这种思想，对李大钊来说甚至对以后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李大钊等人才有了在极端落后的中国也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所设计道路的思想。
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李大钊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但是，他并没有过分地迷信马克思主义。这是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论争过程中的一大光辉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最初萌芽。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因而，李大钊认为，我们主张采取主义不是目的，而应该把它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做到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他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认为，在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所以，“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在李大钊看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410]。因而，李大钊认为，我们不能害怕谈论主义，但是，我们在运用主义时，也要使它与运用它的实际相吻合。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例外的，它要想在中国发生实际的效用，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注意到了如何把它来运用到中国实际的问题，这一思想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当然，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也是有限的。首先，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刚在中国开始较大规模的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还没有形成，参战者仅仅局限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李大钊也没有彻底地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而这场论战的影响范围不是很大。如毛泽东在论战之后仍然提出了中国迫切要解决的诸多问题，陈独秀也指出对中国的改造要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其次，李大钊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是这场论战参与人数较少，持续时间不长，因而这场讨论并不深入，胡适虽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但他提出的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是存在这种缺陷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为建党初期，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有某种教条化倾向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不够深入埋下了隐患。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论争发生之后，李大钊等人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规模逐步扩大，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纷纷成立，与之相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并逐步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又引起了一些社会改良派的不满，他们反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建党前夕又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应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其实质是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社会改造应否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问题。
1920年8月，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因为他是自称讲社会主义的，因而他到中国时得到了包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但是，他到中国之后，认为中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当时的唯一任务是发展实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产业制度之结果，自然而然产生嬗化而来。现在中国的产业情形幼稚，距发达甚远”，因而，中国现在不应该讲什么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须行社会主义以发达产业，抑照西方先发达资本产业制度，而后行社会主义制度，方为正当，不至于发生弊端呢？”[411]虽然他在这里以疑问的形式提出问题，但在他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恃产业主义做基础畅行。换言之。即须依靠资本的大规模机械等，先以劳力造出机械，然后以小力运用机械，得到大量的出产品。由此观之，欲以社会主义行到乡下人，必归失败”。在他看来，不但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在经济文化较中国发达许多的俄国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而对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攻击，他指出：“俄国人用宝维雪几（‘几’疑应为‘儿’——引者注）行之乡野间，乡下人对他表同情欢迎他的很少很少，故预知其失败，宝雪维儿试用电气机械于种田，欲以小资本得多量农产品，使农业变成工业，欲于乡间行社会主义，于俄民甚不利，农民方面，没有机会，未见得能有成功。”[412]因而，他极力反对中国效仿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中国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从罗素的思想中找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1920年11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鼓吹中国产业贫乏，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格。这一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抨击，随后他又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致独秀的信》、《现在和将来》等文章，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蓝公武、费觉天等人也参加进来发文予以支持。这些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极力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实业。具体观点可以概述如下：第一，中国目前的紧急任务是依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实业，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中国的现状可以以“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413]概括，因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张东荪指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了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外无以立足。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而又非常沉痛。”因而，“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存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414]这个“另一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式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415]，“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416]。梁启超也随声附和，指出，社会主义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实行的必要和可能，而经济文化的中国的紧迫任务则是发展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得以变为劳动者。”[417]他们指出：“社会的害恶不是都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害恶是可以救济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总是不确实而危险的。所以解决目前的问题只有采用和平的方法一步一步零碎的修改，要是准块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只有提倡资本主义，别的方法都是理想。”[418]第二，否定中国有劳资矛盾，反对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工人阶级，即使有也是极少的，他们之间还构不成矛盾。张东荪指出：“至于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为真正资本家。”[419]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尚无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论到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场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420]“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421]而中国“内地大多数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类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422]因而他们之间没有阶级差别意识，故而构不成阶级矛盾，社会革命也无由发生，在他们看来，中国劳动阶级“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简直不能有何势力”[423]。这其实是他们在反对当时日益勃兴的共产主义组织，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借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革命。第三，主张调和中国社会矛盾，在中国鼓吹改良的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挑起社会主义论争的实质和核心。在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不承认中国存在劳资矛盾是做不到的，因为当时中国确实有这种矛盾的存在。故而，他们又转而主张用阶级调和的办法来解决劳资矛盾。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对资本家采取矫正的态度，“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424]。他们认为，现存的任何社会主义学说都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但是他们对主张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却情有独钟。他们宣称，“大凡最晚出的比较上必是最圆满的，——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较上是最圆满的”[425]，主张用基尔特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认为“近来鼓吹之诸新说，止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其余盖为空谈”[426]。
张东荪等人对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反对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言论，对当时正在勃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大冲击，当时有人这样指出：“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虽不足以欺有识的人，然一班老顽固见了，必定兴高采烈，把他当作新四书五经互相号召；一班资本家见了，必定欢天喜地，把他登在报纸上，藉以骗钱，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把‘罗素博士之名言’登在报纸上骗钱一样；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他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照这样看来，他们这种莠言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将发生一种阻力了。”[427]李达认为：“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好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这类的话，在最近的新闻杂志上，登载得非常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最易淆惑人心。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428]因而，张东荪等人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认识，虽然这些认识是初步的，甚至还有很多幼稚和偏颇的地方，但是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推进和发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辩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明显暴露出弊端，资本主义已不能成为中国学习的目标。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崩坏，由于“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日益显露，这时再采取资本主义当成自己革命的目标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429]，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在使欧美等国发达的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430]，因而他们认为，增加富力，这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但是，中国要想实现独立和富强，“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431]。同时，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现实社会是存在劳资矛盾的，在当时的国际情况下，中国的生产是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由某种意义上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虽然有许多无业的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业的劳动者。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432]，因而，“考察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433]，要增加中国的富力，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非打倒国内外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不可，“要使中国的民族得到自由、平等，那末，非把资本国打倒是永无希望”[434]。
其次，中国经济的落后并不足以阻止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张东荪等人提出的中国经济落后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颇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他们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但是，“要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造经济组织才能实现，就是改变经济组织的革命”[435]，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不是纯粹的经济发展过程，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阶级力量的对比等，他们指出：“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大的缘故”。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436]。再者，他们认为，考察中国的社会革命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在中国，还要看到中国在国际局势中的地位，陈独秀指出：“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437]不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他们指出：“并不是说，一经革命之后，共产党有了政权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以为革命不过是据了向共产主义一路上的荆棘罢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还要再向前走才行。”[438]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需要多少时日尚不确定，但“共产主义不是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我们是无疑的”[439]。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达到社会主义的过程是清楚的。
再次，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只能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不能采取社会改良的政策。针对张东荪等人采取阶级调和的态度对待阶级矛盾，企图用社会改良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人“骨子里所提倡的实在是资本主义”[440]。他们认为，要实现社会的改造，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政权和制度。他们指出：“社会主义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资本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这种新的组织是旧社会中的统治者阶级所反对的，我们要实现这个新组织，不能不打倒旧组织，赶起旧的治者阶级。我们相信旧的社会制度，资本制度，是打建在武力上边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无抵抗主义者。我们相信惟有武力才能打破武力；惟有强权才能打破强权。我们知道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都是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器。所以我们主张先要把呻吟的旧社会制度的多数劳动者，赶快武装起来，以他们的强权，武力，来解除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装，也就是先要打倒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再另行建筑劳动者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以监视旧的治者阶级；这种激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做‘革命’。我们相信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看革命为第一义。”[441]他们认为，在中国议会制度是不可取的，因为“议会制度本身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442]因而他们坚决主张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它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443]。他们还根据以前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唯有把现行的经济组织整个打倒，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造的目标，他们认为：“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444]经济组织的打倒非靠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不可。
最后，在与张东荪等人的论争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指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解救中国。如陈独秀在详细比较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后，指出：“我们中国人对这两种社会主义（指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引者注），究竟应该采取那一种呢？我认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国外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眼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445]因而主张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革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有学者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论战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失误之处时，大多提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主张中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认为，这恐怕是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误解。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弊端，主张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反对资本主义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马上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他们还是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中国革命的前途来看待的。首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他们反对在中国发展实业，增加中国的富力，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要增加富力的，中外资本主义制度恰恰是阻止中国独立、中国富强的最大障碍，中国的资本家阶级是无力抵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的，中国革命的完成唯有靠中国劳动者的联合，只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陈独秀指出：“我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反抗，就是为了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没有希望。”[446]因而，陈独秀指出：“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这或许是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主张在中国发展富力，只不过他们的发展富力的主张不是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如陈独秀指出：“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陈独秀并区分了“资本和资本家不同”[447]。在他看来，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仍可以利用资本来发展富力。其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现存的经济状况是了解的，中国革命只是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扫清道路，中国社会是趋向于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之后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点署名新凯的作者在《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答张东荪与徐六几》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他指出，讲社会主义的人，对于“政治是立在经济的基础上的，我们承认”，现在中国要做的是运用革命的手段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非先夺了治者阶级的武器以除去障碍，再运用这个武器以增加前进的速度不可。譬之上山，我们先要拔了荆棘，开出一条大道来；再把这个荆棘束立在道旁，作为我们的一个屏蔽，然后我们才能以开步走，达到我们的目的”[448]。他并且指出：“我并不是说，一经革命之后，共产党有了政权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以为革命不过是据了向共产主义一路上的荆棘罢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还要再向前走才行。现在的俄国，我们也不承认他就是共产主义国家了。我们以为解决了政治问题之后，再振工业办学校，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了，经济的条件满足了，才能以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何常偏重政治？我们何常忘了经济？”[449]这里没有提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已经有人隐约感觉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反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革命，这是中国实现独立和富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之上再向前走，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后来经毛泽东概括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在这里已隐约出现。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灵活运用，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庸俗的进化论者。这一点在周恩来当时的文章中已有较为明晰的体现。他说：“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世人尝说共产革命不先出现于工业发达的欧美，而首见于俄国，乃是马克思学说上所未曾料到的事；但这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的话，也可以说人还未懂得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两说打成一片来看。”[450]他指出：“共产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这话却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我们一方也应当知道在共产革命时期中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万万，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且一方也不当忽视易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易于懂得政权的时机，因此才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跑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能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清马克思学说得真实价值？”[451]这是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进行的较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发达到足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只是中国的革命形式迫使中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并且这种革命只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而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之后中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是较为清晰的。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论辩过程中，也有言辞过当之处，在论辩过程中有教条主义倾向，如他们按照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论证了在经济文化如何落后的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对于如何实行这种革命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建议。沙健孙认为，在这场论战中，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两个缺陷：其一是“他们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只能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其二是他们也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452]。我们认为，这个评价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
（3）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453]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意义也是如此。无政府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时，出于对中国旧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由平等社会的热烈向往，很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青年接受了它。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就是从开始时信奉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无政府主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桥梁。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显示出其革命性和越来越多地掌握群众时，无政府主义又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国家政权，主张绝对自由，反对组织和纪律，企图在幻想中在中国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社会。
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一种社会思潮，辛亥革命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它是作为企图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思潮出现的，如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吾人既感于现社会之不平等，与乎颠连无告者之盈天下也，于是思有以变革之”[454]。它们否认强权和阶级剥削，主张绝对自由，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当时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来说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迅速接受了它。但是后来它的空想性也日益暴露，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所主张的消除一切强权、消灭一切国家，主张完全自由的主张在实际中是做不到的。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前后，它又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攻击苏维埃制度。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虽然获得胜利，但它“比专制魔王还要坏”，绝不认为“布尔雪维克的实行是达到无强权的一个方法”，相反认为，苏俄制度“只能使人类退步，不能进步”，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人类的进步全凭自由意志，在布尔雪维克之下决不能发生自由思想”[455]。同时，无政府主义者非常重视对群众的掌握，他们认为，要实现无政府主义“不能不先将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观念，灌输于一般平民之脑海中，以促其自觉”[456]。他们大量创办报刊、杂志，为宣传和鼓动无政府主义不遗余力。
因而，为了揭露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主张以及消除它在群众中的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批判。在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辩驳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一切国家，尤其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这一观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于强权和国家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对强权和国家的性质加以区分而区别对待。他们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457]如果劳动阶级掌握了政权正可以镇压反对阶级，使强权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那这样的强权却是必要的，他们指出，劳动阶级胜利以后，“要想征服他们（指各国资产阶级——引者注）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是很必要的方法。”[458]因而反对一切强权，建立一个任何强权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国家也一样，马克思主义者是承认国家是会最后消亡的，但这要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然消亡，不是人为废除的。他们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消灭以前，却竭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459]他们认为，即使革命成功以后，国家、政权、阶级专政还是必须存在的，“因为革命后若干时期社会上资本阶级底势力仍然要大过劳动阶级多少倍，在此时期内若有人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劳动专政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思，只是不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460]。总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461]。具体到中国，就更应该是这样，因为此时的中国是极度黑暗的时代，中外反动势力异常强大，而劳动阶级力量又较为薄弱，因而只有经过阶级斗争让劳动阶级掌握政权，然后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巩固政权，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独立和富强，因而，他们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462]。
第二，阐述了个人与组织，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强调个人的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纪律，完全割裂了个人与组织、自由和纪律的辩证关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个人与社会是须臾不能隔离的，因而只要在社会中生活，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他们指出，“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463]，“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464]。他们认为，“我们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465]。这就既反对了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不要组织和纪律的荒谬言论，又阐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的关系。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过分地强调个人与自由，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坏的影响，他们指出，“劳动权力底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因而，他们认为，不但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自由，相反“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466]。
第三，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生产分配的过程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原则。无政府主义对社会生产组织也是反对集中，反对分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467]，他们的这种主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两样，这样势必会造成各个地方的供需出现矛盾，会导致“生产组织的混乱状态”[468]，“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能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工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相互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469]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是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470]。至于分配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也有原则区别，无政府主义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使消费的自由都得平等的主张，由正义自由平等的见地说起来似乎可行，可是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并不是一建立社会主义之后，立即取消货币，实行那幻想中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政策，他们指出，社会主义时候的分配，“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出来的物质当然也有限制，我们分配这有限的物质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对于个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限制”[471]。无政府主义主张在现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分配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
通过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信仰，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在中国的作用，并在论战中阐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指出了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为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好的思想铺垫。同时，通过这一论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这对广大社会群众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转而投向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了大量的群众，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来说是很关键的。刘少奇曾指出：“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雄厚的力量，并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的地位。”[472]在争取群众的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也展开了攻势，他们呼吁道：“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473]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之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在1923年前后逐渐销声匿迹。
这里也应指出，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表现不成熟的一面。我们知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而，在他们刚刚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他们还不能完全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区别开来，所有他们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中，大多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建立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完全自由的社会等同起来，这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再者，无政府主义是主张完全自由的，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又过分强调了集中的重要性，忽略了对民主的诉求，忽略了群众的力量。如陈独秀就指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474]。他还认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475]。这种思想在建党初期是十分有害的，这既为建党初期陈独秀的个人专断主义、凡事搞一言堂埋下了隐患，又使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充分地发动群众进行社会革命。当然，这一时期虽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学说，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怎样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还是朦胧不清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很明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体看来，建党前后，这三次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意义重大。一方面，它使中国人在论辩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革命性，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想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完成社会改造的任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在论辩过程中人们也看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对他们抛弃各种幻想转而投向马克思主义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可以以朱务善对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回忆作一证明。他说，当时北京大学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中国”的论辩会，分成赞成和反对两派，邀请李大钊做评判员。他回忆说：“我还记得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像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地高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476]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传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才刚刚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因而他们在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辩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他们通过论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一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特点
在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工人运动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指出：“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477]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工人渴望能够像俄国工人一样，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自身的命运。著名海员工人运动前辈朱宝庭曾回忆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华工乘着轮船到国外去，战争结束后，“有些虎口逃生的华工回国了。他们在国外听到了‘苏俄’、‘工农劳动政府’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都认为“他们干的真好，我们也得这样来一下”，刘达潮回忆说，当知道了“工人阶级已在俄国打倒了资本家，当家作了主人，成立了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府。我们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他们甚而还联系中国的情况，“认为我们中国工人将来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就好了。但也要像俄国工人那样英勇起来进行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478]，已初步显现了他们要在中国实行同样的革命运动的心理，因而他们回国后，就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间介绍和宣传俄国革命，对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发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些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以后的社会革命只能靠工人阶级等社会劳苦大众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今后世界革命的潮流，指出“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479]，甚至有些人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指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480]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积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被国人认可，它正在寻求突破口来释放和展现这种力量。
“第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世界上出现了。它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中国的大地”[481]，中国的五四运动既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也是这种光辉在中国的直接反映。
五四运动之时，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纲领和阶级组织，因而还算不上一个真正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特别是在“六三”大罢工之后，还是显示了自己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拯救祖国的主体力量的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拯救国家危亡成为他们罢工的主要原因。这次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的目的并不是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和改善生活环境，而是拯救濒临危亡的国家和民族。工人们指出：“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将要沦为朝鲜第二，我们怎能照常安心工作呢？”[482]他们面对政府的腐朽黑暗，要求工人一致起来反抗，“以尽国民之义务”[483]，有些厂矿工人激愤地指出：“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机，奚忍坐视？故自今日起全体罢工……期格政府之心，救危亡之祸。”[484]可以看出，中国工人阶级在罢工的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强烈的爱国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连在一起。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已开始以独立的姿态、明显的阶级主体意识参与到运动中去，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走上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中国革命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如前所述，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是他们是追随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他们的助手或附庸来进行的，但在五四运动时期则显然不同，在这一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不再担当资产阶级的追随者，不再受资产阶级的摆布来从事革命活动，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自身的意愿来进行反帝爱国运动，“这时，工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着某种共同利益、共同身份的整体——应与商界、学界并立的‘工界’，并且认定，他们应该行动来显示自己这个群体的觉悟和力量”。因而，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级“带着明显的阶级主体意识，以独立的姿态走上政治斗争舞台的。”[485]同时，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出现，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它奋斗的目标、前途和资产阶级相比已有所不同。吴玉章回忆说：“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486]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斗争表现出极大的革命勇气和彻底性。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受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反动政府的压制，同时还有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影响，但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斗志昂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勇气和彻底性。他们发表声明称：“近闻北京派来奸细，运动开市……工界同人现已共同决议，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绝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487]朱宝庭在回忆海员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形时指出：“在罢工斗争中，虽组织较差，然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出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从此在帝国主义直接间接压迫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日益走向团结坚强有组织的大道，勇往直前的开赴大革命的前线，直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工人阶级始终都以勇敢坚定的英姿出现。”[488]五四运动的这种精神对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很大。
第四，在五四运动之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突破地界和业界的限制，在共同的爱国要求和政治口号之下，实现了全国规模的工人大运动。在上海的工人罢工中，各个行业的工人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实现了各业界工人之间的联合或联盟，他们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并且这种态势迅速席卷全国。这为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在全国的高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觉悟了的阶级，他们要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还必须要有适合自身要求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还需要形成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制定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已经近在眼前。
二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五四运动之后，在各种新思潮和国际国内工人运动潮流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涌现了大量的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这些组织大多还不是真正具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就其性质来说，是列宁所说的“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489]组织，它们或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建立，或为工头所把持，或为工人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成立，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组织还有差距。但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酝酿，为中国现代工会的产生准备了组织上的基础。同时，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反抗，斗争次数更加频繁，斗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斗争的政治目的更加明确，斗争的时间持续延长，进一步显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一定阶级意识的觉醒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490]。因而，列宁对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的评价对这一时期中国工人阶级运动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他说：“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俄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它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491]。中国的工人阶级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和剥削，工作、生活条件恶劣，文化素质低下，依靠他们自身产生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更为不现实。因而，要想使中国的工人运动向前继续发展，必须要有外来的理论对其进行指导。五四运动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它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起来。可以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以下两步：
第一步：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形成。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大规模地传播，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放弃原来的民主主义信仰，转而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后到1920年夏，中国出现了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早就提出过标准，即“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492]根据中国五四时期的具体情况，也有学者提出了具体标准，有学者认为：“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看他是否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主张用暴力革命改造中国社会；二是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三是抛弃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念。”[493]这两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后一种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说的。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对其予以关注，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向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后来，李大钊又相继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李大钊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表明他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义重大。“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494]这是林伯渠对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巨大影响的赞颂。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对当时人们思想上的振动，以及给在当时人们苦苦追求改造社会真理而不得时心理上困惑的解答。以李大钊当时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他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人开始抛弃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最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也给了很高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说：“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和最伟大的烈士受到尊敬。他不是中国的列宁，因为这个荣誉已属于毛泽东。但是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象征着老一辈东方民主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年）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后者当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脱颖而出，出现了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7年后，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495]并且指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496]中国近代学者对李大钊的这种作用评价为：“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497]“李守常先生在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贡献，非他人所可比及；其贡献不只破坏传统中国旧的思想，同时对于西洋思想亦加以攻击；而建立一种系统的，深刻的，新的思想，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之第三阶段（自北伐成功至现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即由先生立其基而导其先河。”[498]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种影响，他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湖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499]可以看出，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开始了对俄国的关注。李大钊不但对青年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就是一些老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在他的影响下，开始转奉马克思主义。如林伯渠曾回忆了自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思想的变化。他说，约在1918年，他“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李大钊详细地给他“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这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500]。
陈独秀原本对西方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充满了向往和羡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他的迷梦。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已观察到资本主义文明有缺陷，并且认为能够弥补资本主义文明之缺陷的就是社会主义。陈独秀指出：“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度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501]这时陈独秀还是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因而，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封建文化，参照资产阶级文明来对中国文化进行根本改造。如果说1915年陈独秀对西方文明的缺陷有所认识但同时还抱有幻想的话，随着欧战的结束以及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陈独秀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1919年12月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很显然，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也不是陈独秀此时追逐的对象了。他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爱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栎不安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502]但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什么，它又在哪里呢？这不能不引起陈独秀的思考。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的目光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谈政治》一文的发表，表明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在该文中，陈独秀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要想取得地位非用强力推翻统治阶级不可，他指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503]并指出：“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武器。”[504]这表明陈独秀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
十月革命爆发后，蔡和森表现出对俄国革命的浓厚兴趣，他在1918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505]，并在1919年7月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提出，“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506]。但这时蔡和森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在留法期间，大量地翻阅了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1920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507]可以看出，这时蔡和森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表明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2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更是显示出了蔡和森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该文中，他劈头指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508]，并指出：“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509]蔡和森指出，他“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510]。
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之前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中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在五四运动中，瞿秋白积极参与，表现出强烈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但在当时又无计可施。他说，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情’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震惊的刺激”[511]。经过五四运动与后来创办《新社会》的实践，瞿秋白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后来曾回忆道：“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谈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512]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兴趣，瞿秋白开始了更大范围的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他在《新社会》和《晨报》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在瞿秋白的思想中，虽然还存在着民主主义的痕迹，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中，瞿秋白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组织，他指出，“我们要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根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513]。如何做到这一步呢？瞿秋白说，“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514]。说明，瞿秋白这时已经开始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的革命行动来进行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因为，“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515]。后来，瞿秋白抱着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文化的目的，踏上了俄罗斯的热土。在俄罗斯期间，瞿秋白对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的建设以及社会各阶层民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起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以求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据毛泽东本人回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也是比较含混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萦绕在他的心头。在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所写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还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而主张“呼声革命”。他说，“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毛泽东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516]。这表明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920年夏至1921年年初，毛泽东经过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并且在和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探讨过程中，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蔡和森给毛泽东寄去了一封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在同年12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以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517]在1921年年初，在新民学会开的年会上，毛泽东比较了当时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方法，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518]这表明毛泽东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以上几个典型人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表明，五四运动前后，确实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探寻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推求各种社会思潮，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产生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们的理论水平还不是很高，甚至还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对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进而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义不可低估。
第二步：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工人，关注农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非常重视工人工作，在他们看来：“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苏俄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519]。因而，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们就走向工人，更加重视组织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走向工人的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除创建工人报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现代工会和各种学校，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等以上所提到的内容外，他们还直接走到工人中间，参加工人运动、指导工人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基本上还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对工人农民运动关注得不够。当时的舆论对思想界的空谈主义，不和群众发生联系的风气提出了批评，“近年来国内的文化运动、劳动运动的话，不是闹得很热闹吗？冷眼看来，几个读书人的笔墨运动罢了。他们的诚心不诚心，这未可全称否定，而他们之不足引起劳动者浓厚的同情，只因他们是站在机声隆隆、煤烟如墨的工厂的旁边，和从不惯住这不能出风头的农村的外边说话。——做文章的时候，所住的洋房子离工厂、农村还远的很，——那么，劳动者真正的痛苦，哪里会知道，不是隔靴搔痒是什么？”因而，作者号召“请钻进工场去吧，去呵，去呵，现在是时候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逐渐认识到，“只向知识阶级做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520]。因而，他们总结前期工作的经验，认为要发动工人运动，首先“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521]。
为了接近工人阶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费尽了心思。萧三曾回忆了毛泽东走向工人，接近工人群众的情况。他说：“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起喝茶、谈心、交朋友。一天，毛泽东同志去长沙城的南门外和小吴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走路走去，总希望遇到个把工人。后来终于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经过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同志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回来后，毛泽东同志派郭亮去当工人夜校的教员……突破了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中去。”[522]别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采取了各种办法接近工人群众，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取得了工人的信任。邓中夏曾说：“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相互亲爱。一种融合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种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523]
和工人接近，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发动、指导他们进行运动，基本经验是，“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第四，我们必须利用每一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524]。由于共产主义小组的推动，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仅就上海来说，“一年来，单是罢工运动，共有40余次”[525]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也逐渐走向高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走向工人的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对农村也给予了关注，开始注意农民问题。他们发表多篇文章来探讨农村和农民问题。邵力子曾撰文指出：“农民受阶级制度的压迫，也须用社会主义去救济他们。”《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阐述中国农村阶级状况，指明佃户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并向革命者发出号召：‘同志们！我们要设法向民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526]随后就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深入农村进行指导农民运动。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仅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而且积极在青年中开展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立了组织准备。
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大多具有爱国救国之心，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主义、思潮混杂，致使青年学生思想比较混乱，对各种主义莫衷一是，辨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扩大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基础，陈独秀等人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527]。为了提高青年团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陈独秀、李达等人采取多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教育指导。在上海、北京等共产主义小组的号召之下，全国建立了多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虽然，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人员较为复杂，他们“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没有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528]，但是，这些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确实吸引和团结了大批先进青年，他们大多能够追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协助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指导工人运动工作。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告指出：“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间进行工作。因此很清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其他政治组织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529]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他们中的不少人逐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无疑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
除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共产主义小组还不断在各地组建党的组织。这方面的贡献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贡献为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本身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形式建立的，因而它成立后，积极联络和帮助全国其他地方有这种要求的人们在当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加上陈独秀在当时的威望和影响，他们的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大钊等人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建立党团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比如，1921年3月，李大钊到河南、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工作，勉励铁路职工夜校的工人。1920年11月指派张太雷回天津，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委派高君宇到太原，帮助太原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530]。这些工作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
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自觉选择，但是对党的具体名称，当时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陈独秀倾向于叫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但李大钊等人主张叫中国共产党，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论，张申府在1979年做了回忆，他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指陈独秀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引者注）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531]后来陈独秀等人就接纳了这一建议，党的名称确定了下来。
之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由于这个宣言是供党员内部学习的，因而在当时并没有发表，目前看到的是1921年由张国焘根据英文译稿翻译成中文的。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动态”，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在经济方面就是主张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政治方面就是废除政权，社会方面就是消除阶级的存在，简言之，就是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手段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形式，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同时，宣言认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就是“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532]。虽然这一纲领带有明显的教条痕迹，没有对中国具体实际做出科学的分析，但是《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提出“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各地小组成员，促进了建党工作”，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533]。
这里应该提出的是，在法国的蔡和森与国内毛泽东的通信以及新民学会关于党的性质、任务、纲领、指导思想等问题的讨论，对建党前夕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也作出了积极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党的认识，这一情况已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再展开[534]。
这样，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1921年3月，李大钊强烈呼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他说，“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又说，“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535]？还是1921年3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举行了一个预备会议，“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指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引者注）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536]。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成熟了。
四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更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据李达回忆：“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537]但是由于“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538]，因而，到1921年7月23日全国代表大会才开幕。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听取了北京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交流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经验，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对争议较大的问题搁置下一次全国大会讨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从此，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开始了它的极其艰辛而又极其辉煌的历程。
这里应当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和历史进程，学术界的分歧意见甚多。有学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的实际问题之时；有学者认为，寻乌调查是马克思主义的开端；还有学者认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我们的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分为引进和中国化两个时期。1921年之前为引进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中国化时期。
1921年之前，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并对它进行了介绍和宣传。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各种主张社会改良的社会团体等社会派别，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力量尚未形成，各种社会派别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各自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拿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工具。因而，在1921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没有开始。总体来说，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西方的一种思想流派加以引进和介绍的。
不过，这种情况在1921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力量已经形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一种纯理论学说来引进的，而是作为一种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思想武器来引进的，因而，他们引进、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这样说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就此结束，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更加大规模的引进到中国来，但是此后的引进是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因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的主题是更好的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日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前提的，因而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化时期。当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有好与坏之分，成果有大与小之别，这必然有一个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探索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即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539]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后就在做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这是毋庸置疑的。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85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85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5年。”[540]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有其鲜明的历史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很少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和干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虽然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但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看到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才转而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很少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国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建党伊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鲜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巩固，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第三，建党时的理论准备不足，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只间隔短短几年时间，当时的革命形势又极其严峻，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理论水平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的理解还不够完整。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党的建设任务艰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私有制较为发达，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成立之后又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独立自主地观察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事实，又要求它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甚至领导，因而党的建设、党领导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一 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的思想和理论
1920年七八月份，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殖民地半殖民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列宁在大会上作了《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主要包含了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如下思想和理论。
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性质在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结果认为这些国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列宁指出，“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541]，因为，这些“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在这时谈论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合时宜的。列宁指出，任何企图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时，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拥护和支持这一革命运动。当然，这样的拥护和支持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列宁指出的，“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当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542]。这里既明确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性质，又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一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在落后国家的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联合农民阶级。共产国际和列宁等人认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他们认为，既然落后国家的居民主要是农民，那么要想使革命获得成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列宁认为，在这些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与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联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一味强调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那是注定不能实现的[543]。列宁指出，各国无产阶级“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544]。这里既提出了国内无产阶级与本国农民阶级的联合问题，又指出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强调，共产党人不仅要知道在本国进行革命的意义，而且还要清楚“在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545]。在这些国家进行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要充分认识到和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其着重点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546]。
第三，明确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对象。明确革命对象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共产国际的二大会议鲜明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因而革命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思想是区分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要想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首先是要进行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同时，在这些国家内部都有压迫民族的代表，因而反对本国内的帝国主义的傀儡也是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列宁看来，这些国家的革命对象是封建制度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首当其冲的是外国压迫。《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547]在反对压迫民族的同时反对本国的封建势力及其压迫民族的代理人，这就把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揭示了出来。
第四，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共产国际和列宁认为，虽然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这种革命与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是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这些国家又遭受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因而这种革命又具有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性质。列宁指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非欧洲的从属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着。”[548]因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549]了。既然是这样，那么这种革命的前途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了，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了。对于这些国家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和共产国际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列宁指出，“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些国家成立共产党的情况下，这些共产党就“可以把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行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550]，加之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这些“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551]。这就把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革命的前途进行了科学的概括。
共产国际和列宁的这些思想虽说是在1920年阐述出来的，但是直到1922年才传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列宁的这些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在1922年党的二大上，初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及其性质，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二 中国共产党二大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才初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问题时，对中国国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一致的，就是打倒资产阶级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则没有顾及。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了消灭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纲领指出：“（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552]这个纲领是笼统的，它从整个世界着眼，没有顾及中国的具体国情。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553]。这显然是完全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考虑到中国具体国情，没有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出的错误判断。
但是，这种情况在1922年得到了改观，在1922年1月创刊的《〈先驱〉发刊词》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们对空谈主义提出了批评，指出，“近一两年来的言论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论界了。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554]。他们认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指出，“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认为那些不对“客观的实际情形进行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对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区别”，因而，他们提出结合马克思主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务”[555]。这表明，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在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因而，“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种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这就初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把封建军阀列为革命对象的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的太上皇，如果只反对封建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革命照样不能取得成功。他们指出，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556]。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形成了科学的认识。
中共二大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是阻止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但是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制，这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他们本身还有革命的要求。二大会议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持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557]因而，中国的社会“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55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二大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议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559]会议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6）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7）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560]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认识，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大理论成果，对中国革命意义重大，它使中国革命有了明确的目标，并逐渐被中国社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为中国革命的向前推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独秀在1925年指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561]从后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革命都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来进行的。
但是，中国的革命又不是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革命已处在新的时代中，对于这种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观察到了。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562]，“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即把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563]，以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之中，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命题。中国共产党认为，现在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只是在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必然作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制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可以看出，党的二大对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因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它又不仅仅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它还要向前发展，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得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得无产阶级专政得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得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564]这就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把当时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与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较为完好地衔接起来了。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样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所确定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对这两种革命的界限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但是，提出中国革命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具体实际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重大的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