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一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明清时期，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长江三角洲以及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萌生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如分工较细的手工业工厂，通过贷款、预算原料、供应织机，来控制小生产者的包买商、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等。这些现象显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远未达到催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程度，还不足以使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但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艰难历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扩张紧密相关。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服务于西方对华贸易和在华外国人生活需要的外资企业。到甲午战争以后，外资企业已在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外资企业在中国为近代工业生产的产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08]，不可避免地将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法带到中国。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西方势力扩张的影响而解体，结果使物质财富主要集中到西方势力手中，并使众多农民和手工业者丧失原有的谋生手段而破产，客观上扩大了商品市场和雇佣劳动者的后备队伍，从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造成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自身的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先后从清朝官方主导办厂和民间自行设厂两个途径产生。清朝洋务派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相继开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28个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官办近代企业是以制造西式船炮为起点，由军用工业逐步扩展到民用工业的；官办民用工业的着眼点，起初也在于解决军用工业的经费不足和原料、能源的需要。无论是官办还是民间的近代工业，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和机器设备办起来的。
在民间，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兴办于通商口岸地区，涉及船舶、缫丝、轧花、纺织、粮油加工、火柴、造纸、印刷、机器制造等近代工业，共达145家，此外还有各种采矿业共22处，以及难以确知数量的轮船航运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小资本，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中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但这种经济成分多集中在轻工业部门，资本少，规模小。相对于本国封建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来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很弱小的，直到1952年，新式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26.6%[109]。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十分恶劣。它一方面受到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打击，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排挤和束缚，因而发展十分缓慢。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沿着正常的道路独立发展，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它不得不左右攀附，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或本国封建势力，走着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说明，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中国由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落后农业国面貌，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甲午一战，中国惨败于日本，并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结局令国人震惊。梁启超说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以及朝野上下要求兴办实业的呼声，清政府也被迫采取一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必要措施，从而形成了清末民间兴办实业的热潮。进入20世纪初期，由于清政府开始举办“新政”，成立了商部，制定了近20种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律、法规、章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工商业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独立部门。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间新创办的注册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有60多家，总资本额达1200多万元。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束缚，环境恶劣，举步维艰，但还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必然带来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110]。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站在救亡图存的前列，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实行政治变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
二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着社会民众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变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也在悄然地发生变革，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困境。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首先是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对古代的那种皓首穷经，以读书而做官的传统读书人来说是一重大打击，他们转而把目光投向西学，并掀起了出国留学的热潮。其次是新式学堂开始在全国广泛建立。到1909年，全国共有官立高等学校123所，学生22262人。其中，大学3所，省立高等学堂23所、高等农科学校5所、工科学校7所、商科学校1所，特种学校（法、文、理、医、工艺）84所[111]。到1912年，全国共有新式学校90265所，学生2938634人，其中，专科以上教育115所、学生4044人，中等教育832所、学生103045人，小学教育89318所、学生2795475人[112]。再次，统治阶级在任命教育官员时也倾向于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人士，如在1906年8-11月，最新任命的23位省级教育长官提学使就有一半以上到日本广泛地考察过日本学校及学校行政[113]。最后，从1906年一直到1922年，中国的学校章程和教育纲要，中央和省的行政架构到学习课程和教科书的内容完全是日本化的[114]。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强烈地震撼着儒学的传统，使中国出现了农、工、商、法、文、理、医、工艺等众多近代的学科门类，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结构，打破了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进一步冲击着中国士人的传统的文化观念。以至于时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近年来为学之士，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115]。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日趋瓦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他们大多受到过西方教育，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有一定的掌握，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保国保种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迫使他们寻找一种全新的社会解决方案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同时，维新变法的失败，迫使先进的中国社会民众看到了社会改良在中国革命的局限。他们把目光集中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在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的社会思潮。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较具影响的报刊有《开智录》、《国民报》、《游学新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国民日报》、《觉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公开向人们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主张，大造革命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炳麟曾参与过维新变法，但是维新的失败使他看清了在中国实行改良的不可行性，转而主张革命，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康有为主张的在中国只能实行改良不能实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只有实行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革命才能启迪民智，除旧布新，革命之后，中国完全有能力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影响甚大。邹容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础，写出了影响盛极一时的《革命军》一书，鼓吹中国也应该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中华共和国”，认为只要中国社会民众都树立革命的旗帜，中国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虽然他的想法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但是由于《革命军》一书在当时流传甚广，因而对稍后的辛亥革命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宣传作用。陈天华满怀着爱国者的热忱，写就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斥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鞭挞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卖国劣行，号召人们要想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对社会民众的压制，只能依靠自身的革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对内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不能对清政府抱以幻想，并且他以死来警世世人。陈天华的这两本小册子在当时也成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锐利武器，在国内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巨大。
这些报刊和书籍的传播和宣传，对许多人抛弃改良主义幻想，转向革命立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革命党人还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惶恐，制造了《苏报案》。但中外反动势力的政治迫害并没有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反而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的同时，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爱国反帝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终结
一 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兴起
在传播革命思想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开始建立组织，集结力量。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早期也曾信仰过改良主义社会思潮，希望依靠清政府自身的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孙中山进一步看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和无能，他逐渐抛弃了改良道路的幻想，认识到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依靠暴力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从而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为了组织革命力量，宣传革命思想，1894年秋，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后来，孙中山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在孙中山亲自草拟的《兴中会章程》中，他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维护国体”的立会宗旨，还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愿望。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开始的标志，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此逐渐开展起来。
在兴中会的影响和带动下，资产阶级革命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在海内外纷纷建立起来。黄兴和蔡元培等人相继组织了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此外，1904年前后成立的革命团体还有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日益兴盛起来。
各地革命团体的建立和国内革命形式的迅速发展，表明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程》，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总部暂设东京，国内设立五个支部，海外设四个支部。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成立仅一年的时间，成员便发展到万余人。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确立了革命领导权。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走向成熟，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在国内广泛开展起来。
二 三民主义学说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1905年11月，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906年6月，孙中山又在《同盟会宣言》和《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讲演中，对三民主义的内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它包含着反满和独立两个层面。民族主义就是要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国内各民族平等、对外各国家独立的民族国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反满不是反对一切满洲人，而是反对危害国家、压迫国内其他民族的满洲统治者。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就是要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绝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因而，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画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它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社会革命的基本纲领，可归结为土地和资本两大内容。土地问题的核心是通过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和按原价购买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避免西方社会业已出现的贫富分化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实现“社会革命”。孙中山的土地政策，主要借鉴于西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租论，特别是美国人亨利·乔治的把地租交给国家的单一税学说。它对激发社会民众憎恨封建土地所有制参加革命和避免社会过分两极分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有关资本的问题上，孙中山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孙中山认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既最大限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又可以规避资本主义带来的过分贫富差距问题。
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愿望，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列宁曾称赞它“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116]。
但是，不容否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诸多不足，还不是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独立，但缺乏鲜明的反帝要求，这对正处于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来说无异于纸上谈兵，同时，不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大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决定了他们的革命不可能彻底。民权主义大多考虑的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对国内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缺乏明确的说明。民生主义要求土地国有的主张，虽然有避免产生新的两极分化的考虑，但在当时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分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农民通过革命夺回土地，就不可能彻底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平均地权”也会沦为一句空话。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目标。孙中山等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脱胎于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是，由于这时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一方案已经出现选举舞弊、议院专制等弊病，孙中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他结合中国的国情，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古代官制的一些做法，把考试从行政中，监察从立法中分离出来，创立“五权分离”的国家体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这一设想随着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只能沦为空想。即使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在中国实现的条件和土壤。
三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几乎同时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但是在维新变法之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甚微弱小，由于人们对清政府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它能通过自身的改革达到国富民强，因而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占据社会思潮的上风。但是，清政府对维新变法的绞杀证明，在清政府还在继存的情况下，在中国实行改良只是人们一相情愿的善良愿望。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逐渐扩大，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使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康梁等人仍然坚持以社会改良的途径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证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1906-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舞台就中国应该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辩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要不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改良派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实行革命，因为革命必然要引起社会下层的暴乱，中国社会会出现失控的状态，招致外国的干涉，帝国主义会进一步瓜分中国，会使中国血流成河、亡国亡种，所以要讲爱国只能讲改良、立宪，而不能进行革命。而革命派认为，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只要清政府还存在就不能避免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瓜分、奴役的命运，因而要想使中国避免这种厄运，只有进行革命用武力推翻清政府一途，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获得解放，民族才能得以独立，社会才能得以进步。二是要不要废除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认为，中国人民智力不逮，国民恶劣，不具备充当共和国民的资格，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如果实行民主共和必然招致亡国，所以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君主立宪。而革命派认为，民主共和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人心所向，要想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因而，中国只能走民主共和之路。三是要不要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良派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组织优良，无贵族制度，赋税极轻，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因而反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认为如果平均地权，必然引起下层社会民众的骚乱，引起国内大乱，阻碍社会的进步。革命派认为，必须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平均地权达到土地国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虽然在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诸多致命的弱点，如没有论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没有攻击支持清政府的汉族地主阶级、对劳动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鲜有提及、在反满宣传中有种族主义情绪等，这些弱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决定。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因而这场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结束。这次大的论战，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义重大，它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而为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四 辛亥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多次领导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保路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进行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武昌一役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份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成立中华民国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17]辛亥革命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的剧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清王朝，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此后封建势力再也无法在中国建立稳定的统治，帝国主义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这就为中国人民进一步探索民族前途、进行革命斗争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在中国形成了民主主义的理念。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118]。
第三，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革命运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由此带来中国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积极变化。
此外，辛亥革命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中产阶级的统治。”[119]
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为袁世凯窃取。1912年3月10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逐步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白白丢掉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奴役对象。因此，它们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辛亥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的相互勾结下而遭到绞杀的。
辛亥革命失败，从主观上看，是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和错误造成的。第一，他们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却甚至幻想用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清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最后甚至拱手还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教训时就沉痛地承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导致这次革命夭折的深刻根源。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使革命的根基显得相当单薄。辛亥革命就是因为广大农民没有发动起来而失败了。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核心。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仅仅赶走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谈不上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五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所推崇的多党制、议会制，在中国沦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相反，袁世凯企图以承认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妄图恢复帝制的劣行又差点让中国走回头路。旧的道路走不通了，环境迫使人们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一场更大规模的席卷整个中国的革命风暴在酝酿和蓄积着力量。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又是迎接新的革命风暴的前奏。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民众的不觉悟，陈独秀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120]，而中国民众则对政治了无兴趣，“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只能是，“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121]。因而，陈独秀认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复旧观者，此必自然之事也”[122]，他随后发动了声势浩大、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的蔡元培邀请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前去任教，《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阵地。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它的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在这里的民主与科学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目的是建设西洋式新国家与新社会，可见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仍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123]。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意义在于它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桥梁作用。
第三节 伟大的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 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与认识
据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中国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接触开始于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关注与报道。巴黎公社爆发后，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闻》等报刊对其进行了报道。王韬与张宗良等合作，编撰了《普法战纪》，其中涉及巴黎工人和一部分国民军推翻国防政府的起义和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及梯也尔政府对巴黎公社的镇压[124]。于1873年至1882年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提到了社会主义学说，虽然编著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报道的，但还是让近代中国民众知道了“在欧美各国，还有着与统治者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思想、另一种社会力量”[125]。它报道了欧美工人罢工事件，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概括等。如它有这样的介绍，“俄礼部以境内近有奸民，创为贫富均财之说，欲藉其本境殷富，夺其资财，以予贫乏，是相率而出于乱也。邪说诱民，莫此为甚。本部职司风化，讵忍不教而诛？已饬地方教习官，训迪愚蒙，恪遵宪典，毋为所摇，保全身家，为国髦土，幸甚望甚”[126]。其实这里的“贫富均财之说”就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最简单的概括，同时又反映了统治者对这一学说的恐慌与不安。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文报刊上是在1899年。1899年2月到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到第124期上，以《大同学》为篇名发表了由英人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选英国社会学家基德《社会进化》一书的前三章节、由蔡而康撰文的文章。在第121期的《今世景象》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思想，文章指出：“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励。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豪权尽之时。何也？穷黎即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127]当然，这里有诸多错误。其一是把马克思当做了英国人，其二是严重误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在《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竟之理》中，又一次提到了马克思：“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128]在当年出版的《大同学》单行本第八章《今世养民策》里，除了介绍马克思外，还提到了恩格斯的名字：“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129]
这里应该指出一点，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在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中[130]，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著作中，已有学者采纳了这个观点。如钟家栋、王世根编著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周子东等人编著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等，有学者认为，“这样，最早出现马克思主义介绍文字的时间被提前了一年”[131]。但是，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考察，认为此说有误，指出《泰西民法志》的出版年代是在1912年而不是1898年[132]。笔者对此也进行了考察，认为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时间还是应定在1899年。
随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加入到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与传播。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了马克思，“麦咯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33]，认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咯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人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134]
几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君武与朱执信。马君武1903年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指出：“社会主义者，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布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马克司。”[135]在比较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时，论及了马克思的学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36]并且，马君武在文末还附注了社会党巨子所著书目。其中，所列的马克思的著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应为恩格斯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137]。马君武还对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介绍。
朱执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在1905年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作了介绍，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大致要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文章说：“马尔克者，名卡尔，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竺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138]又说，“马尔克之他述作固甚夥，常与嫣及尔共著，学者宝贵之”[139]，“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马尔克卒于伦敦。后数年，嫣及尔亦卒”[140]。
朱执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与空想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他指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固空想未得蕲至也，是亦社会革命军自为计未审之过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党宣言》也，异于是。”[141]在1906年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朱执信指出：“夫往者诚有排社会主义者，顾其所排者，非今日之社会主义，而纯粹共产主义也。若是者谓今日不能即行，吾亦不非之。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论者独未知之耳。”[142]朱执信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也有所提及，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143]“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群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144]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朱执信也有论及，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并认为：“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145]但朱执信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真谛，他指出：“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马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之为之累也。约翰·弥勒论之，以为张皇夸大，盖亦有由也。”[146]虽然如此，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达到当时所能理解的最高限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学说论述较多，有学者甚至认为，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探讨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是中国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147]。美国学者伯纳尔指出：“孙在英国逗留期间，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土地国有化运动感到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他还指出，孙中山在当时会见过一些有影响的英国急进分子和俄国革命党人[148]。宋庆龄曾提道：“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间，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149]随后，孙中山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对社会主义也十分向往，他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50]孙中山谈到过马克思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的影响：“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例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151]但他对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学说更是情有独钟：“美人卓尔基亨利者，一商轮水手也，赴旧金山淘金而致富，创一日报，鼓吹其生平所抱之主义，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当，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主张”，他认为，“卓尔基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152]。土地公有、平均地权是孙中山一生的主张，但始终没有实现这一主张的有效途径，他的实现方式还是停留在想象之上，在实际中，孙中山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列宁曾评价指出：“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153]
毛泽东曾对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过恰当的评价。他指出：“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即指十月革命前——引者注）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154]
江亢虎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党也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但江亢虎的鼓吹废除世袭财产制度、普及教育制度，还主张推行亨利·乔治的“专征地税”说，认为这样就可以消灭社会上的不平等，因而他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儒学的大杂烩。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等人的批判。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刘师复尖锐地指出：“江氏则忽而推崇共产主义，忽而排斥共产主义，忽而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忽而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真精神。颠倒瞀乱尤难穷究。”“孙（即孙中山——引者注）江二氏所言皆社会政策，而皆自称为社会主义，世人亦皆奉为社会主义，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也。”[155]刘师复认为，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模棱两可，饰说欺人”[156]。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也作了介绍。如在他们所办的报刊《天义》报在第八、九、十卷合刊“关于社会主义书刊的预告”所列书目中，第一部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第十五卷“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广告”所列的书目中，第一部也是《共产党宣言》[157]。
二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第一，传播者成分较为复杂，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既有外国传教士、外国报刊、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革派，还有政客如江亢虎等人及无政府主义者，这就使得传播者成分较为复杂。同时，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加以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选择也是各取所需，按照自己的特定目的来择取马克思主义。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申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时直言不讳的指出：“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聚致大国，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惟立宪政体。”[158]可以看出，他们是想利用社会主义当时在全球的影响来迫使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从而达到他们资产阶级改良的目的。孙中山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之弊，实现他的所谓民生理想。他指出：“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159]“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不必全法欧满[美]之激烈对待，而根本学理，和平防止可矣。”[160]可以看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目的各异。
第二，传播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较大的主观性。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队伍当中，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可以说各派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咯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161]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一种迷信，他说：“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亦矣。”[162]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相互补充：“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相互发明，当并存者也。”[163]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看成与资产阶级价值观一样的东西，是主观思想的产物。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之说不易实施，其要点是集产社会主义，半面社会主义，他们指出：“观此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之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分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164]
第三，传播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混杂在一起，没有划清与它们的界限，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没有做出区分。如有传播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划分为广义社会主义和狭义社会主义两大类别，认为“广义社会主义者，欲于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谋以矫正个人主义之流弊者也，一名曰社会改良主义”。狭义社会主义是“欲破坏现在之社会组织以谋再建设”，马克思主义属于广义社会主义，并主张“中国当酌采广义的社会主义”[165]。有些传播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极端无政府主义看做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流派，而对于它们的区别未加留意，指出：“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之二大现象乎？”“共产主义，是派创于法人罢勃，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也”，“极端民主主义是派创于法人帕洛吞，而俄人勃宁、司克纳尔，其代表也”[166]。孙中山把自己深受亨利·乔治思想影响形成的民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指出：“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富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理想——社会主义之国家。”[167]可见，孙中山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第四，传播者深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深的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中国人很少直接从欧美接触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相反，由于在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国人在日本留学，在1902年留日的学生已经超过了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的总和，在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约有13000人[168]。而此时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又很盛行，因而中国留学生就从日本开始了接触社会主义的历程。蔡元培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史序》一文中指出：“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俄国广义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169]这番叙述是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事实大致相符的。在十月革命之前，留法学生还没有形成规模，俄国政府还没有成立，因而日本就成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与此相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者也就势必要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传播的社会主义也就带有很深的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
当时在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多译自日本的二手材料，还直接翻译了日本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著，主要有幸德秋水的《长广舌》与《社会主义神髓》，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广次朗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当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繁杂，这些著作的内容也较为杂乱，它们从不同角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也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并融入了著作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对中国人认识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又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莫衷一是，从而各个阶级的人物从自身需要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造成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传播社会主义较为混杂的局面。
三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第一，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可能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有真正的理解。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70]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171]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实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72]因而，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它不是为所有的阶级服务，而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认识、掌握和运用它。而初期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站在本阶级立场之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可能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起初，在向西方学习时，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西方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他们也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西方先进社会思想之一加以介绍，但是当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超出他们的阶级限度时，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会大为减弱，甚至会产生敌视的态度，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大规模的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二，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来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西方先进社会思想加以介绍的，但是，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肤浅的理解之后，他们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并且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此不缕缕”，[173]社会主义“吾国固夙有之”[174]。他们指出：“吾国井田之制，与均产主义如出一轨，而其法不能行于三代以后。孟子所言，先儒且有疑其理想而非事实者。然而其说实阴于人心，牢不可破，尝有排众议行之者，大则亡国，小则致乱。……然则井田之不可行，而均富之为理想空谈也，岂不昭昭然哉？”[175]因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传播不再热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第三，当时的传播者只是抓着了马克思主义的只鳞片甲，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加上自己的主观意会，便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断不可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76]当时的传播者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他们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只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片段内容，再与中国实际相对照，从而得出了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如要实行也只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论。如梁启超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盛言，”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177]从而在中国最多也只能行国家社会主义。
第四，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已经产生，但数量不多，文化程度不高，还没有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乏雄厚的阶级基础。上文已经提及，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伴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已经产生，但是他们饱受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严重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毒害，当时还完全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没有形成阶级意识，因而他们还没有形成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坚实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即使传入到中国来，但还是一般学理性的探究，中国无产阶级并没有拿它当做向资本主义斗争的武器，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与自己运动的结合。同时，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较少，文化程度不高，政治上没有地位可言，他们自己还不能自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因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缓慢的、低层次的介绍。
第五，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资本主义文明仍是中国士人学习的主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士人对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对立面的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制之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虽有缓慢发展，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近代化倾向，但一直还是处在较为封闭落后的状态，向西方学习，是当时先进中国士人的选择，资本主义文明一直是中国先进士人学习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物出现的。如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78]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受到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所受到的灾难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还要多、还要重，迫切需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以实现自身的解放；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又不够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意识的阶级，中国士人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文明还抱有很大的期望，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是中国学习效仿的目标。这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此时的困境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79]。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士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接受，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
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零星的被介绍到中国来，虽然当时的中国士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没有真正的理解，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为十月革命后及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规模的传播创造了很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四节 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一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的震动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的领导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发生，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学习的目标由西方向东方转变。近代以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文明亦步亦趋。但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那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一旦搬到中国却水土不服，辛亥革命短暂的民主共和的尝试曾经让人们从中看到些许希望，但接下来封建军阀的独裁和混战，使中国社会一切如旧，人们对西方的文明开始失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更是粉碎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迷梦，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0]。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摧残，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曾经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中国要想摆脱困境，走向现代，“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81]对西方文明的倾慕之情跃然纸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陈独秀1919年撰文对西方所谓的文明给予有力的批评，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权夺利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吧。”[182]李大钊也认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价值不得不加以反省。”[183]直斥帝国主义为强盗世界，并公开提出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184]。周恩来1920年抵达欧洲后指出：“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185]中国先进士人对西方文明的厌倦之情清晰可见。
除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先进分子外，严复、康有为等一些曾是学西方的先进人物，此时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一片谴责。严复说：“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186]康有为则认为：“推吾国人所以颠倒愚妄，养乱酿祸而不之顾者，由于浮慕法、美之富强，歆羡平等自由之政治。”[187]梁启超亲赴欧洲，感触更深，他指出，欧洲“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188]。
上述这些人士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舆论界是执牛耳者，他们的这些言论无疑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迫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会不会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因之，“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189]抛弃西方文明而转向新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思想界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二，中国各界士人对十月革命和苏俄对华宣言的反应。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中国的报纸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认为，中国也可以实行这样的革命来改变当时的社会窘状。1918年4月间出版的《劳动》杂志撰文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190]人们认为：“俄国数千年之专制政府亦为提倡和平之列宁政府所推翻，行见东亚大陆将为民治潮流所充布，再侵并强霸之主义难实现于今日矣。俄国列宁政府之巩固，即由于和平之放任主义，中国似宜取以为法。”[191]当时中国的那些不幸的劳动者非常盼望自己国家的“过激派的革命早早成功，好大家共享平等的幸福，同过自由的日子。所以俄罗斯来的电报是格外得人注意，过激党传的消息格外得人欢迎”[192]。这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渴望与向往。
李大钊明确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强烈关注。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一年的观察、了解和思考，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李大钊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号召国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193]。陈独秀在十月革命前曾经接触过社会主义，并且他对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194]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把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反侵略主义等[195]，这实际上已表明他赞同走社会主义这条路。
毛泽东当时具体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在世界及中国的重大影响，他指出：“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德敌党博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并强调指出：“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96]这段话又表现出了毛泽东对改变社会面貌的热情和干劲。
苏俄对华宣言的发表更是激起了中国人的一片欢呼。全国各界联合会指出，该宣言“凡世界各国人民中之宝爱正谊人道者，当无不表示赞同。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197]。全国学生联合会指出，该宣言“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并指出“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使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全国报界联合会指出：“我们接到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无任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底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中俄两国在自由、平等、互助底正义下面，以美的友谊，致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98]中国劳动工会指出：“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告，非常的欢喜。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底权利，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底幸福，知道你们全俄底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中华全体底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底势力和牺牲底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底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底旗帜下面，一起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199]商界救国总团指出：“我国国民……非常欢幸。我们以后当与贵国国民一致提携，致力于自由、平等、博爱，俾发挥而广大之。”[200]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繁文缛节，是为了真实完整地再现当时中国各界民众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华宣言的真实态度，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所谓的“乘虚而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偶然等荒谬说法的一个回击，用历史事实说话，用当时中国各界的言行来说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自由、平等的渴望。
二 走俄式道路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方向选择
第一，近代以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学习的方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01]。中国陷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鸦片战争以来，救中国，救人民，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先进的中国人民奋斗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202]。但人们所做的种种探索和努力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历史事实证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
农民阶级的天上王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的昙花一现自不必细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暂实践曾使他们对自己的救国道路充满了期待，认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203]。对移植来的西方文明充满了向往，“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文明此时更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204]理想是美好的，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却没有实施它的社会环境。在封建军阀统治之下，普选徒具虚名，多党变成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乱糟糟嚷成一团。西方可以成功的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水土不服。
先进的中国人曾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努力过、奋斗过，但结局无一不归于失败。要求实现民族独立、改变国家面貌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周恩来在当时曾著文说：“茫茫大地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205]以往革命道路探索的失败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探索的方向，转而把目光投向近邻俄国，因为它刚刚完成了社会革命，使广大社会民众当家作了主人。据早年参加过同盟会的林伯渠回忆：“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新的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觉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少这样的人的。”[206]同时，五四运动爆发，广大社会群众参与其中，中国革命呈现出新的局面，这加深了人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重大作用的认识。吴玉章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局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207]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第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启为中国人树立了新的学习榜样。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屡屡失败，在中国人民迷茫踌躇之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和中国经济文化相似的俄国爆发的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吸引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的目光。现实革命的成功迫使中国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俄国。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希望中国按照俄国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人越来越多。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得以建立。中国民众学习的对象发生了转移，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张闻天生动描述过自己当时的思想旅程：“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208]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吴玉章回忆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209]这表明当时探索中国革命前途的人学习的目标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里所说的思想经历不是他们几个人的，而是五四运动一代人的思想转化历程。由于有了新的目标，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中国革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选择。
第三，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比较探求的结果。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10]不过，这不意味着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只是在此之前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只是被中国人零星介绍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无产阶级得到较大发展，在十月革命新的刺激下，阶级意识有所醒悟，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了合适的土壤，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在中国开始大规模地传播。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各种主义并行，其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犹大。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是同情甚至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根本不同时，立即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声称俄国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集产主义”，而把无政府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
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攻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知识的人及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对他们的挑战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在论战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坚决地走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些原来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也开始放弃原来的信仰，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蔡和森在1920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反对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往，他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211]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周恩来，在欧洲对当时流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种种社会思潮进行认真比较后，最后下定决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并强调，“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2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是经过这样一步一步艰辛地战斗走过来的，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较量中逐步在中国广大民众心目中扎下根，这完全是大浪淘沙的结果，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因为在开始时占有较大优势而存活下来。
第四，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广泛传播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扎根发芽，不是偶然的，因为它迎合了当时中国人民改造社会、进行革命的迫切需要。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革命的历史。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在这以后，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革命浪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近代的中国为什么非要走革命这条道路呢？恩格斯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213]这种评价运用在中国身上是非常适当的。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214]。同时，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215]。因而中国人民要想取得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必然要走上革命的道路。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不是没有尝试过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来挽救中国的时局，但终归于失败。
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毛泽东也曾经提倡过“无血革命”、“呼声革命”，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比较了各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得出走列宁主义、采取暴力革命道路的结论。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16]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是迎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改造社会的需求。
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认识到改造中国社会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走革命斗争的道路。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217]。李达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问题即劳动问题，要怎样才能解决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218]。在周恩来看来，马克思主义“所以为之利的，在其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219]。可以看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先进分子改造社会问题、进行民族革命的需要，是“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220]。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21]毛泽东准确地概括了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对近代中国社会道路选择的科学总结。
本篇小结
这一篇叙述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前提，分三章展开。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的腐朽和科学技术的落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不同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各自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用各种不同的主义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课题，包括用心地向西方学习，从而出现了像《资政新篇》、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中国人自救的重要历史文献和重要历史事件。但是中国人各种努力均遭到失败，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也未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课题，国家的情况继续一天天坏下去，积贫积弱日益加深，社会战乱不已，人民生命惨遭涂炭，于是历史向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寻求新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来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缓慢地步入近代社会，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先进的中国人接触到了在西方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同时早就在中国社会中得到萌芽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这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日益展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这表明中国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