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它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近代演进，使中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时，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掠夺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虽然这些斗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也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第一节 西方列强入侵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一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受尽屈辱、灾难深重的历史，帝国主义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使中国更深地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近代的标志。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农耕文化、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和长期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下，远离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步入近代的门槛时逐渐落伍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西方文明腥风血雨的侵略蹂躏下，中国被生硬地拉进世界近代化的潮流，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的厄运从此降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78]。随着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伴随着中国的是屈辱的割地赔款。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开始土崩瓦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主权逐渐支离破碎。因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一关键：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以此为起点，专制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由此而加强，在抱着侵略野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在鸦片战争开始时，外国侵略者还认为清朝政府是阻止他们对中国自由行动的绊脚石，但鸦片战争的结果却使他们看出，这个政府是经不起武力威胁，可以使其软化的。另一方面，清朝政府所坚持的排外政策也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发生了动摇”[79]。鸦片战争使清王朝的虚弱和腐朽暴露无遗。
从此，帝国主义列强挟持坚船利炮，有恃无恐地向腐败而又软弱的清朝政府接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不断被蚕食，主权不断被盘剥，金银像水银泻似的流往外国，清政府被迫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声明。至此，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状况没有得到大的改观。虽然辛亥革命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革命果实旋即落入到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的新代理人袁世凯的手中，中国的面貌并没有因此而改观。正如孙中山指出的：“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80]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再次使中国陷入亡国的危险。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失败后，中国陷入北洋军阀连年混战之中。“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81]。自辛亥革命“十一年来的中国依然是重压在军阀横暴和战乱之下，致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农民经受了多少不堪忍受的摧残；工人阶级的痛苦日增不已”[82]。
帝国主义来到中国完全是为自身的利益使然。它“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83]。事实确是如此。帝国主义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政治上，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日本攫取了台湾、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德国占领了山东半岛；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强制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在中国驻军的权利，在中国各级政府之中安插自己的代理人，甚至中国政府的主要部门直接由外国人来掌控，并建立了由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租界。经济上，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中国的海关和贸易，靠借款给中国政府和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列强靠商品输出挤垮中国农业、手工业，靠资本输出，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打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不能得到独立的发展，从而一直依附于它们，妄图使中国永远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文化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建教堂、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手段，企图从精神上奴役控制中国，使中华民族永远丧失斗志，永远驯服于它们。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没有放松。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84]虽然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但日、美两国却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85]。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掠夺，对近代中国的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自1840年代到五四运动，政治上，中国在国际上完全没有发言的权利，政府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独夫民贼掌控的北洋军阀靠投身帝国主义列强求生存，保安全，对帝国主义列强言听计从；经济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长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独立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大部分破产，造成“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86]的局面；文化上，欧风美雨伴着腥风血雨在近代中国大地上驰骋，帝国主义的报纸、教堂、学校等文化设施统治着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恽代英在总结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特别是《辛丑条约》对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时指出，它“使中国四万万人不但在物质方面成为无抵抗的政治经济上的亡国奴隶，并且在精神方面二十余年不敢对帝国主义国家要求独立平等的权利”[87]，使“中国人几乎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的意识”[88]。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制。
二 封建势力的政治压制和经济盘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清政府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压制。首先，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租界，成立“国中之国”，赋予外国人大量特权，压制和限制中国人的权利。其次，允许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各级政府中安插代理人，大肆攫取中国的国家主权，严密监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再次，通过法律制度，限制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打压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制度曾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随着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中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虽然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并存的局面，中国人民获得了一些言论、选举、集会等自由的权利，但是袁世凯采取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又迅速在中国建立了专制集权的统治，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了封建势力的政治压制之中。中国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封建势力的政治压制依然是束缚中国人民心头上的一道枷锁。
在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封建势力也加紧了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掠夺。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为支付帝国主义列强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及维持自身的统治，疯狂搜刮民脂民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89]。各级官吏生活靡费，地主豪绅敲诈勒索，致使民众苦不堪言。以致“1853年1月5日皇帝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90]封建势力对经济的搜刮由此可见一斑。辛亥革命后，这种情况也不曾改观。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大肆向外国借款，甚至以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代价。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无不以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极度挥霍中国的利益；他们为排斥异己，割据地盘，进行了连年混战，军费不断盘高。不仅如此，封建军阀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本身又都是大地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众税费增加，百姓生灵涂炭，中国人民生活在极度黑暗之中。
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不断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道，使社会性质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随着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租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国丧失了完整的主权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地位。同时，通过索取战争赔款、控制海关税收、倾销商品及垄断财政金融等手段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而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尽管形式上保留着本国的统治者，但国家已丧失了完全独立地位，成为外国的附庸，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特别是中国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它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对中国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由于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被称为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逐渐使中国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分离，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一批官僚、买办、地主、商人投资兴办新式工业。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
然而，西方列强的入侵，更不是为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文明和发展，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阻碍中国的自主发展，防止出现一个摆脱它们控制以至与它们竞争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利用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一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要和支配的地位。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相勾结，利用其政治、经济特权和其他方面的优势，极力阻止和排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外国资本、本国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不仅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在书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此时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91]总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在已经崛起的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92]的冲击下，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封建大国被迫卷入了屈辱和苦难的深渊后不自觉地痛苦蜕变的结果，它使中国陷入了屈辱和苦难的深渊中。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统治中国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存在和保持着，并日益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帝国主义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
四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面临的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面临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特征，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及其基本特征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强调指出：决定这些基本特征的，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这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正是基于对上述社会特征的认识，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近代中国由于出现了民族工业，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在这种矛盾体系中，必然有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93]。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打碎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是相互关联着的，只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才能为完成后一个任务创造条件。因此，近年来在社会上流行的“告别革命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无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由此决定着的主要矛盾，以及革命的解放生产力的功能，更与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历史事实相背离。
第二节 早期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及失败
一 爱国军民的反侵略战争及失败后的民族觉醒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94]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封建统治阶级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大力量，也是在中国近代实在存在的传统性社会群体。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变局中，面对列强的侵略扩张，原本分属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群体，由于其血管中同样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又具有精忠报国和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的爱国军民，都奋起抵御外侮，给来犯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中国幸免于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显示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近代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历程，是由民族英雄林则徐揭开帷幕的。1839年6月的虎门销烟给予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与外国侵略者周旋的过程中，林则徐开始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首开翻译外国书报之风气，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鸦片战争中，爱国官兵英勇奋战，血洒疆场。恩格斯在得知镇江战况后高度赞扬驻防旗兵“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95]。中国民众也展开了各种方式的反侵略斗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41年5月底在广州北郊爆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使英军丧魂落魄，“乞命之声震山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政府从未以坚定的斗志抵御外敌，但爱国官兵在抗战中还是表现出勇猛无畏的精神。民众与爱国官兵一起奋战的过程中，还为清军送粮慰问。1876年，湘军主帅左宗棠、夏毅然率军西征，克服无数艰险，不为英国施加的压力所动，在新疆人民的有力支持下，摧毁了阿古柏伪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各地。在中法战争中，老将冯之材临危受命，挂帅出征。1885年3月25日，在镇南关大战中，他与两个儿子一起身先士卒，发起冲锋，大败法军，扭转了清军不利地位。在马尾海战中的中国海军爱国官兵，也表现出与敌血战到底的精神。清军将领刘铭传与岛上军民同心协力，“挫法凶锋”，多次打退法军进犯，并粉碎了法军对台湾的长期封锁。1894年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而爱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也尤为惊心动魄。台湾人民为保卫社稷家园也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斗争。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一些爱国将士奋勇抗战，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民众也奋勇杀敌，但是，由于以清政府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外逐步妥协投降且逆世界之潮流，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中国爱国军民的反侵略战争屡屡受挫。虽然这些斗争直接地给来势凶猛的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使中华民族在列强虎视眈眈的险情下，免于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但是这些斗争却难以挽回颓势，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里越陷越深。面对清政府封建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和投降派的无耻卖国，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要想使中国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探求中国的出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必须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和优点。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标着着中华民族的觉醒。随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深度都大大加大了。但是，真正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曾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96]造成的后果是“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97]。维新运动时期，维新志士以进化论为号召，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谭嗣同大胆提出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击纲常之网罗”，特别是对“君为臣纲”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他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98]谭嗣同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能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在他看来，既然君可以由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99]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是具有发聋振聩的意义的。后来的辛亥革命又把民族觉醒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 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及其局限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结构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社会动荡不安，同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支付大批赔款和维持他们奢侈腐朽的生活，加重了对国内广大群众的搜刮，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农民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要的压迫对象和反抗力量。鸦片战争后，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硝烟未尽的1842年起，国内各地的农民的反抗便风起云涌，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六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如摧枯拉朽一般，给予清朝统治以前所未有的打击，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战争的纲领性文件。它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按照年龄和土地好坏，确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并规定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希望通过实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它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是对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否定，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既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历史进步性，又展示了农民群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激发他们反对封建统治的战斗精神。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带有空想的性质，而且它的平分土地方案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也未能付诸实施。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开辟“新天新地新世界”的施政纲领和改革方案——《资政新篇》。政治上，主张“人心公议”，“禁朋党之弊”，实现“上下情通”，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反对滥施刑罚，提倡化导社会风气。经济上，主张兴车马之利、舟楫之利，鼓励制造火车、轮船，办银行、发行纸币以利商贾士民，发展工矿制造业、邮政事业，奖励发明创造，准许富人雇工。思想文化上，提倡“实行正道，存真去伪”，破除传统迷信，主张办报纸，设立新闻官和意见箱，办学校、医院、礼拜堂等社会福利事业。对外关系上，反对闭关自守，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与番人并雄”，在讲信义的前提下与外国往来、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允许外国传教士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诽谤国法”。《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它的主旨是要在太平天国政权之下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思想具有进步性，符合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趋势。洪秀全阅后几乎逐条加以批示，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表示赞同，并下令镌刻颁布。但是，洪秀全和洪仁玕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了解还只是浅表现象，也不可能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找到内在联系，更由于《资政新篇》没有涉及太平军将士所关心的土地问题而缺乏吸引力，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种种局限未能付诸实施。
太平天国大起义的失败和意义。从定都南京开始，在农民起义中占中心地位的太平天国政权，与清王朝对峙了11年之久，而它的最终瓦解，也决定了全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命运。这场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的历程及其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本身的严重缺陷；封建统治阶级的拼死顽抗；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就其自身而言，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自身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太平天国发动、组织群众的指导思想拜上帝教教义，不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科学的思想理论；在对待儒家学说上，起初把其笼统地斥为“妖书”，后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与太平天国宗教不相容的内容删去了，而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却保留了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但他们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视为“洋兄弟”，还没有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分开来，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认识。太平天国革命，无论是从领导主体、发动手段、所追求的基本目标，还是从其内在缺陷，尤其是不可避免的封建化趋势来看，仍然属于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农民只有在先进阶级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
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是洪秀全等人的悲剧，更是进入近代后，农民阶级小生产者地位的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曾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100]进入近代社会后，农民阶级虽然是力量强大的革命阶级，但他们已不能承担单独进行革命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任务了。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101]进入近代社会后，农民阶级单独领导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尽管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但这次大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其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大，是以往任何农民起义所不能比拟的，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极大地削弱了清朝专制统治的基础，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它提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资政新篇》，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智慧结晶，顺应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和伟业，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精神动力。后来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正是以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掀起了最终埋葬清王朝和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洪波巨澜。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大量深入中国内地，作威作福，成为欺压广大民众的一股恶势力，一再激起民众的反抗。从1861年到19世纪末，反洋教斗争相继在全国大部分省份爆发。各种大小“教案”持续不断，多达上千起。甲午战争后，列强侵华的野心膨胀，妄图瓜分中国，促使反洋教斗争进一步高涨。山东民众利用“义和拳”这种民间秘密组织在各地聚集起来，于1898年10月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四处捣毁教堂。1899年9月举行平原起义，将斗争扩大到鲁西北，并于次年普遍改称“义和团”。义和团势如潮涌，大举进入京、津地区，设立拳厂坛场，大造“灭洋”舆论，游行示威，焚烧教堂，捣毁侵略者把持的海关和电报等衙门，释放“团民”和囚犯。在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略战争后，义和团群众与爱国官兵并肩作战，以血肉之躯在津、京一带与侵略军搏斗，阻止其进犯，以原始武器给敌人以巨大杀伤。最终，在八国联军的残酷屠杀和清政府的无耻叛卖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失败。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不同于以往的旧式农民起义，将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侵略势力，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压迫的无穷力量[102]，从而粉碎了它们瓜分中国的迷梦，使它们认识到“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故瓜分之策‘不可遽行于今日’”[103]，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且具有团结精神和进取意识的国度，“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或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104]。同时将清政府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反抗封建统治这个旧式农民大起义的主题，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却并没有得到彰显，“扶清灭洋”的口号掩盖了它的反封建志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标志着旧式农民大起义的终结。但是，中国人民经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提高了民族觉悟和政治认识，义和团运动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105]。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外国资本主义破坏中国独立，深入中国社会内部，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掠夺，支持封建势力镇压民众，并促使自然经济结构解体；封建统治阶级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将维护封建制度与对外妥协投降、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而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产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对农民提出了这样的新课题：如何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如何认识反侵略反封建两者的关系？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对这些课题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做出了各自的抉择。
太平天国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太平天国领导层除个别人外，对于外部世界都缺乏起码的了解。由于“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同样信奉上帝耶稣，太平天国一度把来华的西方人都叫做“洋兄弟”来对待，对中西贸易也持积极态度。他们曾希望“洋兄弟”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当西方传教士要以“纯正的基督教”来改造“拜上帝教”时，太平天国进行毫不妥协的抵制。但太平天国并不因此改变西方人是“洋兄弟”的判断，没有把反封建与反帝结合起来。1861年以后，当遭遇清军与西方侵略势力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才被动还击。洪仁玕曾在香港与西方人有密切的来往，他在就义前沉痛地总结出血的教训，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根源就是清朝统治阶级得到了西方侵略者的支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集中表示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它是从反对列强瓜分的爱国志愿提出来的，既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发展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又是对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灭洋保国”的朴素认识的继承。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并波及轮船、铁路、学堂、报馆等，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他们不能把外国的侵略与体现新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外来事物区别开来，而是采取“灭洋”这样一种笼统排斥的态度。盲目排外思想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消极作用。在“灭洋”的同时，又提出“扶清”，表明义和团民众只看到了当时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势力矛盾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一面，在坚决反侵略的同时却放松了对封建统治者的警惕。结果，义和团在清政府的叛卖下而惨遭镇压。太平天国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迟迟没有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和危害；而义和团则在反侵略斗争中，又忽略了农民起义的反封建传统。由此可见，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反抗运动，还不能明确地认识到和恰当地处理好反侵略和反封建两大斗争之间的关系。
可见，20世纪之前，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在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提不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明确主张，但是他们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势力，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不能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就轻视或无视农民特别是近代中国农民的历史作用。当然，他们对历史课题的抉择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向。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06]农民需要先进的思想理论作指导，而先进的阶级和政党也必须依靠农民。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三 清王朝的自强运动及其衰败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如奕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制西方的武器装备和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他们惊呼清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力主实现自强。而所谓自强，就是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极为衰弱的封建统治。洋务派兴办洋务，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所以必须首先将其消灭。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有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冯桂芬最先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支持后者。
无论洋务派的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客观上把近代机器工业引进了封建的中国，使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而西学传播的结果，也必然激发人们新的追求，开启了逐步怀疑和否定封建思想观念的历程。这一切恰好与洋务派维护封建统治的初衷相背离，将封建制度打开了缺口。
但洋务派的自强运动并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起来，实现真正的富强。一方面，要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就必须根本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所谓“中体”，割断各种阻碍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绳索。但是，洋务派此时却不愿也不敢对封建制度进行最起码的变革，反而以维护封建统治为自强的圭臬。另一方面，要发展本国资本主义，还必须坚决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充分利用国际经济的有利因素，但洋务派却以“外须和戎”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绝不敢触动外国在华的一切特权，更没有投身国际经济竞争以求发展的胆识和气魄，致使本国市场不断被外国侵略势力占据，传统出口商品的海外市场逐渐萎缩，给中国资本主义留下的发展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未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海战和陆路战场上的溃不成军，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是地主官僚发起的挽救封建王朝免于灭亡的自救运动，它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对外国的依赖性，以及管理上的腐朽性。它虽然在客观上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条件和可能，但它从不会改变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把恢复民族独立作为其奋斗目标，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这正是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数年与自强无缘，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最终濒临被列强瓜分绝境的内在根源。
清王朝自身进行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在专制王朝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形势下被动应变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清廷开展的一些顺应潮流的兴革的目的，是为了消弭革命风暴，以巩固它的统治。而清廷本身也不可能真正改变专制、卖国的本性，因此，清朝最终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走向灭亡，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企图通过自强运动想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只能是一相情愿。
四 民族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夭折
19世纪70-9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在中国产生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多是曾依附和参与“洋务”的开明士大夫，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所了解，也痛感中国的落伍，主张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都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他们的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抵制外国侵略；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洋务运动后期，这批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通过他们的著书立说，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成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先导。
19世纪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动摇了士大夫对传统儒学教条的迷信，论证了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做了理论准备。1895年2月，康有为发动了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中国“瓜分豆剖”的危亡形势，要求拒签和约，并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大政治主张，强调变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表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潮已和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序幕。“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设学堂、编译著作，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使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在维新派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在此后的103天里，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政治上，改革行政机构，澄清治吏，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经济上，保护、奖励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上，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文化教育上，创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府，在各地设立中、下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这些政令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作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影响却是顽固派官僚所无法消除的。“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107]。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更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又惧怕人民群众，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发动群众，就只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维新变法运动必落一个失败的下场。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昭示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逐渐取代了维新思潮，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从此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