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春 尹星腾[1]
对于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史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社会史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狭义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指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论争。本文涉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就其狭义而言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其关注点在现实社会，旨在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以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前途。中国社会史论战虽然是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引发的，却是通过历史研究来回答中国社会的前途问题，因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关中国社会史论战（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学者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2]，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也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以理论思考和宏大叙事见长的基本特点。这些认识揭示了社会史论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但真正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家[3]在反思中国社会史论战基础上所进行的史学研究。正如学者指出的：“社会史的论战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这是在论战基本消退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在总结、评议和重新研究过程中实现的。”[4]如果说，社会史论战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那么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和总结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深入，并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5]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于社会史大论战中。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地位。而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则是以反思与总结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为基点的。[6]
较早地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反思的是王宜昌、李季、陶希圣、罗敦伟等人。当社会史论战还在进行之时，他们就撰文对论战进行分析评论，并指出论战所存在的弊端。[7]王宜昌指出：“人们都利用着历史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则，而将中国的史实填进去。但同时是不能了解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是有意滑头而却借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唯物论。”[8]罗敦伟认为，无论是熊得山、陶希圣、周谷城、朱繁新、任曙、郭沫若等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还是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新思潮》《思想》等，“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一根本原理，而没有正确地叙述这一根本原理在中国社会史上如何运用。只可以说他们是没有仔细考究方法论问题。有些简直是胡乱地应用他的所谓历史的唯物论，而有些如郭沫若、任曙应用起历史的唯物论来，也因没有研究方法，而不免失之正确。”[9]这种批评应该说是正确地指出了社会史论战在方法上、史料的运用上所存在的弊端。只是除陶希圣以外的学者，对社会论战的反思多停留在批判的层面，既没有对唯物史观进行系统的研究与阐述，也没有对中国历史进行细致的探寻，并运用正确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因而，很难说完成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和总结。这一任务在社会史论战结束后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完成。他们在反思与总结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不但对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而且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这里仅就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之方法、史料运用的反思和总结作一粗略的探讨。
一 有关社会史论战之研究方法的审视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先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系统总结的是何干之。在所著《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书中，何干之认为社会史论战最大的问题还是方法论问题，指出参加论战的学者“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地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但他没有对社会史论战在方法论上所存在的问题作具体的说明。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通过对社会史论战各方面的考察，认为缺乏对唯物史观正确的理解，以玩弄马列词句为能事，这种教条主义地运用唯物史观是社会史论战之最大弊端。翦伯赞指出：“如李季、王礼锡、胡秋原……等，都曾经对于中国社会史加以一番检讨。但这些战士，不但是史料的收集不够，而且对社会科学的素养也不够。所以在当时他们都一致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为渊博，主要在辩护其个人的偏见；而忘记了现实的历史，忘记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整个见解，因而变成了经院式的诡辩，而不是史的唯物论之应用。”[10]论及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论战时，他又指出：论战者“都一味忙于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11]在翦伯赞看来，这些学者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而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导中国历史。故而他批评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公式主义的泥沼”[12]。吕振羽也有类似的认识，他指出：“当时的论战，有的在玩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也有不少人限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除刘梦云等很少人以外，然而却开辟了新兴历史科学的发展道路，初步动摇了实验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基础；当时除了那代表地主买办阶级之陶希圣派的历史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半实验主义的理论外，有些新史家也没有完全摆脱‘疑古’派的影响，误认殷代为中国史的‘开幕’期，就是一个例子。”[13]论及有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论争时，他进一步指出：论争的各家“都没有从活的具体内容与具体分析出发，只是从理论宝库中去搬一些原理或公式。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原理原则，无疑地都是正确的，是我们所依以认识、研究和处理问题的指南，但仅凭原理原则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只有依靠历史自身的具体内容，才最能帮助问题的解决。”[14]侯外庐指出：“这个论战的最大缺点，即以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信征者做基本的立足点。”[15]20世纪80年代他回忆其社会史研究历程时，仍然认为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在方法论上所存在的弊端是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我看了当时群起攻击郭沫若的文章，想到一个问题，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论战的另一个缺点是，不少论者缺乏足以信征的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往往在材料的年代或真伪方面发生错误。”[16]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家都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方法论上陷入了教条主义泥沼中，脱离中国实际，因而难以得出正确的认识。
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并没有停留在揭露社会史论战中所存在的弊端这一点上，为了求得对中国社会史的正确认识，他们认为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理论，其次要谨守考证辨伪的科学方法，使研究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为此，他们在理论研究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翦伯赞撰写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结合中国历史实际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社会史论战时期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形势的各种见解，提出了自己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系统认识。吕振羽著有《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对社会史论战中主要争论的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问题”“中国社会发展诸阶段问题”，梳理了其论争的起源、各家各派学者的观点，在分析批评各种观点之后，提出了有关解决争论的方法和自己的认识；同时还对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民族文化的继承问题等，进行了研究讨论。侯外庐则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中国文明发展的具体道路。
这里我们以翦伯赞为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是如何廓清社会史论战时有关唯物史观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等问题。“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讨论的是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翦伯赞指出：“所谓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即关于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诸构成之发生发展崩溃与由一形态向另一形态转化之一般法则及其特殊形势。”[17]他认为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法则与特殊性法则是辩证统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经过同一的相续的诸发展阶段，具有其一般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环境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虽然这种特殊性从属于一般法则，却又是个别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构成之重要契机。一般性与特殊性是统一的。”[18]从这一观点出发，翦伯赞对社会史论战所争论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剖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社会史论战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翦伯赞认为从普列汉诺夫、马札亚尔、歌德斯到中国的郭沫若，或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东方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发展中前阶级社会的一般形态，或否认其存在性，违背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这一原则，从而陷入了地理二元论、图式主义的咬文嚼字或经院主义的抽象玄想，只有科瓦列夫提出的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时代之“东方的”奴隶制的变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正确的结论，“他一方面，从历史发展之一般中抽出其‘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又从‘东方’社会之特殊性中把握其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之关联”。翦伯赞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肯定，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绝不是一种属于古代‘东方的’法则，一种特殊历史，也不是一种先于古代的一种社会构成，或氏族与奴隶社会的一种过渡形态，更不是可以武断地说它没有独特的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确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附有独特形势的奴隶制的社会构成，它不仅存在于古代中国和埃及，也同时存在于俄国，存在于日本、印度、中央亚细亚，它是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奴隶制的变种。”[19]有关“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史论战讨论的关键问题。翦伯赞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奴隶社会是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的一个历史阶段，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社会制度，在具体的发展上则可以表现为各种程度不同的形态。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认为奴隶社会是从亚细亚生产方法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二是忽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牵强附会地将中国的奴隶制说得像古代希腊、罗马的一样。对于那些否定奴隶社会的普遍性，而认为只有古代希腊、罗马存在这种制度的见解，翦伯赞认为是受普列汉诺夫的地理史观的影响，是历史的多元论在作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原则[20]。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性质的问题，陶希圣认为中国处于商业资本社会。翦伯赞指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准是生产方法，而不是附在生产方法上的任何次要东西。商业资本的本质构成是货币及两极的商品，只负担商品的交换关系，并不能代表一种独特的生产方法。只要具备货币与商品流通所必须的条件，任何历史阶段都有商业资本存在，故而不能代表历史上一独立的阶段。在厘清了这三个问题之后，翦伯赞指出：“只要我们的历史学家不在马列文献上去咬文弄字，甚至割裂、歪曲马列的整个历史的唯物论，放弃学究主义、公式主义，不用幻想去代替事实、用公式去嵌镶历史，而能正确地依据历史的原理和具体的历史事实去研究历史，则对于交互错综的世界史的构成及其一贯制发展法则，自然会明白的。”[21]从这里不难看出，翦伯赞不但正确地理解了唯物史观，以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社会论战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正确理解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
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之后，翦伯赞还分别讨论了历史发展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相关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即“历史的关联性”问题，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即“历史发展的实践性”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相互关联即“历史的适应性”问题，并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如他指出，历史从其总的过程看，在时间上是向着一个继起发展的总的前程进行的，各历史阶段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在空间上各民族的历史是世界历史构成的一部或一环，总是不断地受到周围诸民族的影响或影响其他民族。因此，他要求以发展联系的观点从事历史研究，从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的全面的发展。
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翦伯赞对中国社会历史形势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批判了胡适、顾颉刚以及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李季、郭沫若、吕振羽等学者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形势的见解，如他认为郭沫若有关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了公式主义的泥沼”，原因在于他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含义未能彻底理解，忽视了“奴隶制”的东方特殊性。对于吕振羽有关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解，翦伯赞基本同意，但又指出其论及封建社会内部各阶段发展时，采取发展、繁荣、衰落同一公式，不符合历史实际。“真正的历史，其发展规律，绝不会采取这样一个同一的路程。”[22]在批判各家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之见解后，翦伯赞指出：“世界其他文化民族所曾经经过的历史发展诸阶段，在本质上，中国也曾一样经过了的。”“所不同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差异。”殷代以前，中国存在过原始氏族制社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但没有发展到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程度，表现为“亚细亚的”形态。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为封建制社会，西周为“初期的封建制”，从秦以后转变为“专制的封建制”即封建制的“东方的变种”。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国的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行程，但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被迫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开始新的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向独立自由和幸福的社会转化的过程[23]。可以看出，翦伯赞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系统认识，建立在反思和总结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同时克服了社会史论战时期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弊端，标志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所达到的新高度。
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中，翦伯赞指出研究中国历史，要“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注意客观的倾向，也不要忽视主观的创造”“不要看不起小所有者”“也要注意宗藩外戚与宦官的活动”“在研究‘内乱’时不要忘记了‘外患’”“应该从文化中找反映，但不要被他们迷住”。这些认识具体体现了翦伯赞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研究中国历史的，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经过翦伯赞等史家的艰辛努力，基本上澄清了社会史论战时期所争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商业资本主义等理论问题，并对社会史论战时已涉及的有关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指示的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阶段划分的具体时间上还存在分歧。在此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并成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架构。
二 有关社会史论战中史料运用的审查
在社会史论战中，史料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弊端，一是不重视史料，很少以可信的史料作为研究基础；二是曲解、割裂史料，以附会理论。在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中，郭沫若检讨了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的失误，强调运用正确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侯外庐提出应当以谨守考证辨伪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原则。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曾指出：“历史研究，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其实是他反思和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史料运用上所存在的偏差而提出的历史研究原则。早在《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就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中有关“文献的处理”“卜辞的处理”“殷周青铜器的处理”进行了检讨。如他指出《周易》为战国初年的作品，却一向被认为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他从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完全是错误的”。在处理殷周青铜器问题上，因“无条件地把（罗振玉）《殷文存》作为殷代的资料而使用，近来还有不少的朋友以讹传讹，我是要承认我的冒昧的”[24]。除了误用史料之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存在曲解史料的弊端。对此，郭沫若也进行了检讨。如根据社会发展理论，铁器的出现与使用是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他为证明西周是奴隶社会，提出周代——铁的出现时期，认为周由古公到王季再到文王，农业发达，“终于把殷也灭了。农业的这样骤然的发展又是甚么原故？便是铁器的发明！”[25]尽管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均未表明周代有铁器，他却据《考工记》“段氏为镈器”之“段”可引申为“‘铁’的意义”，说明其所做的镈器一定为铁器。《诗经·大雅·公刘篇》“取厉取锻”一语，他解释说：“厉是石器，锻，《毛传》训石，《郑笺》谓‘石所以为锻质’，则是铁矿之意。”从而论证西周有铁器。“《公刘》这诗是周初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在周初的时候铁的耕器是发明了。”[26]因铁器的发现，周室农业发达起来，终究将殷室吞灭了，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奴隶社会。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他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公刘篇》绝不是周初的诗，锻字的初文即是段字，有矿石，石灰石以及椎冶的含义，并没有铁矿的意思。我以前根据郑玄‘石所以为锻质’的解释认为铁矿，那完全是牵强附会。”据《诗经·公刘篇》“取厉取锻”一语，“解释为周初已发现铁，作为周人的生产力超过了殷人的根源。这所犯的错误相当严重”[27]。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运用史料方面的纠偏，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如认为以前将殷代作为氏族社会是低估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殷代应是奴隶社会。所以，他强调：“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28]这是在总结社会史论战中史料之运用所得出的深刻认识。
侯外庐针对社会史论战中学者普遍忽视具体史料，以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以及运用史料的随意性，强调史料考辨对正确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重要性，认为“必须接受清代学者考证的传统”“必须接受卜辞金文家的传统”[29]，为中国古史研究的路径之一，并将“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原则。他指出：“科学重证据，证据不够或不适当，结局就会闭门造车和主观臆度。”具体说来，必须勤恳虚心吸收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第一，要弄清资料的时代，不可张冠李戴。“例如，引用《书经》的，如果拿《商书》当做殷代的作品去论证商世，就会大上其当。如果拿《周礼》来论证周初的制度，就会犯错误。”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因对有关资料的时代没有考证清楚，就出现过此类的错误。如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洪范”篇“认为确是箕子所作，曾据以探究过周初的思想”[30]。因此，侯外庐强调考辨资料的时代应是有感而发的。第二，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由地下资料解决文献上的问题。“卜辞和金文出土以来，经过许多专家的董理，成绩是可观的，我们研究古史，地下资料成为必要的论据了。”第三，必须正确地解读史料。“古书文字有一定的时代含义，决不能拿现代语的同类字句相比较，否则就会犯望文生义的错误。因为古人所用词句在字面上尽管和现代的一样，可是实际的意义有时却是相反的。今文学家常犯的毛病就是‘托古’‘影古射今’。但是实事求是的研究，尤其研究古代史，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渲染，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31]曲解史料，在社会史论战中时有发生，如前所述郭沫若为了证明周初已有铁器，就曲解过“锻”字。因此，他对正确理解史料的强调，也是有针对性的。
侯外庐不但在理论上倡导历史研究应“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而且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如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论及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时，根据卜辞、金文和可信的文献资料，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指导，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起源、发展，以及所具有的东方社会的特征。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一文中，侯外庐概述了其研究的方法和过程，指出：“我研究中国城市国家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弄清楚邦和封，城和国的意义，这是考察中国古代封国和城市国家的成立与发展的先决条件。”根据王国维对“古邦”“封”、郭沫若对“建”的解释，说明“邦”在最初是用林木或树枝划分“疆”界，“封”在殷周之际，也是指以树木划分疆界。表示古代社会筑城的第一个阶段。而所谓“营国”，即是划分都鄙之制度，比用草木封树的情况，已较前进步，属于筑城的第二个阶段。“我研究中国城市国家的第二个步骤，是着重考察它成立和发展的具体过程。”根据卜辞“封邑”的记载，说明“邑”在殷末已在成立的过程中，但处于初期的阶段。根据《诗经》有关篇章，论证以公刘时代为起点，到太王、王季之“作邦作封”，周人开始进入了分国分野的时期。文王继承祖业，又作邑于丰，处于建国之中，武王时期经济繁荣，人口蕃庶，牧野一战，击溃殷国，俘获了殷民，奠定了周代国家。武王、周公时代大规模的封国，从东营洛邑以至春秋初年的所谓“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以说是城市国家筑城建国的一串历史。
到了春秋时代，这些封国由于领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出现了拿邑封大夫的现象。随着政权下移，大夫们各自有了自己的都与国，从而产生了春秋时代特有的畸形的国家形态，即“两政藕国”。所谓“藕国”，即是两个都城。这种“藕国”表明氏族制度的分化，但不是氏族制度的结束。为了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路径，侯外庐对先秦时期的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我研究古代城市国家的第三个步骤，是进一步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历史的矛盾可以总括在城市和农村两者对立的各时代形态中。”通过对古代封国的研究，知道了周代的城市和农村，在封疆之内的叫作“国”，在封疆之外的部分叫作“野”，国又叫作“都”，野的范围便叫作“四鄙”，这正是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和农村的划分。古代社会这种都鄙之别，在于城市握有对农村的支配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正是由古代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和氏族奴隶的集团劳动者二者结合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由于土地的国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了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这就使两种氏族纽带所结成的密切关系，却不容易联结在土地上面，像古典国家那样向第二阶段（显族阶段）发展，而是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和古代氏族贵族的专属。这种城市和农村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历史”。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就具有这种亚细亚特性。
不难看出，侯外庐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理论指导，以征信的资料作为基本的立足点，“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揭示中国国家产生、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及中国早期社会发展的特征。
郭沫若、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社会史论战中史料运用问题的检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运用史料的原则和实践，对中国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纠正了社会史论战时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盛行的学风。翦伯赞指出：“我以为新的历史学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认为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历史事实’。多记‘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对之前完全否定的实验主义者，也肯定他们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功绩，“我们不是说，这种琐碎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中国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们觉得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前提工作。”[32]王学典论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已由原来的偏重方法向方法与材料并重的方向转移[33]。这种变化，是建立在清算社会史论战史料运用弊端的基础上的。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学风的提倡
社会史论战中教条主义地运用唯物史观、忽视或曲解史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盛行，史学研究以引经据典为能事，难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在总结、分析批判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家思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做统一的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侯外庐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他指出：“10年（即1931—1941年。作者按）以来，我常常考虑着一个问题：讨论中，有两种明显的偏差；一种是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做基本立脚点；另一种则是，形式上占有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材料，而实际上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法则。”他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找到研究古代社会的科学路径。也就是说，还缺乏正确的方法论，来处理中国古代浩繁的史料。”[34]为此，他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在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原则的基础上，还必须“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这种研究“就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35]这就是他提倡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三原则：一、确立中国的古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古代；二、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三、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他认为自己就是以此为标准从事学术研究的。“我的治学一贯朝这条路子走，是用了些精力的，但究竟做到了几分，则没有把握。我始终相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36]一方面，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接受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吸收王国维、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对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进行了一番清洗，认为应以卜辞金文为经，古史断简能定年代之信征者为纬，绝不轻信古书。他将这两个方面所得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路径。
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侯外庐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中心，依据卜辞、金文以及可信的古书上的材料，从氏族、财产、国家起源的东方具体的路径着手，揭示出中国文明发展的独特路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维新路线，即希腊、罗马进入阶级社会是革命的路径，冲破氏族的束缚，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建立国家；中国走的是改良的维新路径，氏族制度保留在文明社会中，就是中国古文献上所说的人唯求旧、器唯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回答了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的特点及法律、伦理的起源发展等。白寿彝先生论及侯外庐的学术成就时曾指出：“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37]从白先生的评价中不难看出，在总结社会史论战基础上的中国历史研究已经克服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看，社会史论战结束后的30年代末至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时期。这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进的，但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反思、总结社会史论战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阐发，对史料的重视，以及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摒弃。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社会史论战在理论上、史料上，以及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原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泥沼，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发展成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通史撰述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15XZS001）的阶段成果。
注释
[1]赵梅春、尹星腾，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陈光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1984年）；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孙旭红《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张越《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等。其中，有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时，或从广义的社会史论战出发，或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言的。
[3]有学者将社会史论战定义为唯物史观学派内部的论争，参战者均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仅指1949年以后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者。
[4]乔治忠：《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5]有关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以往学者多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一场论战，近来有学者认为这一定位是从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若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陈峰：《中国社会史论战学术定位再认识》，《山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但无论在论战中还是对论战的反思、总结，后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者并未将“新生命派”“动力派”（托派）视为同道，故本文论及的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总结仅限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
[6]侯外庐论及其中国古史的研究时，指出：“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两个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
[7]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1932年3月，2卷2—3期）、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志》1932年3月，2卷2—3期）、罗敦伟《中国社会史论战总评及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国社会创造号，1934年7月）。王宜昌对论战中的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新思潮派进行了批判，对论战中出现的四部代表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苏联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任曙《中国经济研究》）进行了评论，并对社会史论战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8]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1932年3月，2卷2—3期。
[9]罗敦伟：《中国社会史论战总评及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分析》，《中国社会》创刊号，1934年7月。载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五册《中国社会史论战（下）》，第235页，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
[10]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1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1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13]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
[14]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页。
[15]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
[16]侯外庐：《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7]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60页。
[18]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62页。
[19]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71页。
[20]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75—76页。
[2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81—82页。
[2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227页。
[2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235—236页。
[24]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25]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2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27]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28]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9]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
[30]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第2页。
[31]有关侯外庐的引文，均引自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
[32]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在《历史哲学教程·附录》，第259—260页。
[33]参见王学典《从偏重方法到兼重材料——40年代后期唯物史观派的动向之三》，载《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4]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35]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6]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10页。
[37]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