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再论”，是因为关于时代问题和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我在过去十多年里曾经反复谈论过不少。现在又“再论”，则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也想趁此机会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并作点答辩，希望继续得到批评和指正。
一 科索沃战争及其影响再次证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
科索沃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端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在我国引发起一场对国际问题的大讨论。讨论涉及许多方面，特别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正像一位学者所说，“科索沃战争发生以来，人们不时听到和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否需要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作一个根本的改变。”[1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肯定的答复比较多，也就是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但原先的判断和看法而且据此作出的某些重大决策都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这方面的言论一时颇为盛行，造成很大声势，我虽然参加的讨论和阅读的材料有限，但也看到和听到不少。根据个人的理解，下面就这一时期报刊上的言论，分三类各举些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认为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紧张代替了缓和，甚至战争威胁也在接近。例如说，“科索沃战争已超出地区热点问题的范围而带来了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的转折性变化”，“已经动摇了国际关系的基础”，“葬送了已有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成果”。有的说，“事实证明，军事力量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未下降”，“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已大大加剧”，“不能说经济是国际关系的重点和各国都把经济安全放在了国家安全的首位”。还有这样的提法，“科索沃事件和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处在两次战争之间”。一些人预计，美国和北约轰炸南联盟只是开了个头，并讨论下一个目标在俄罗斯还是中国，还出了一本《下一个目标是谁》的书。
二是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有点动摇，对两大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发生疑问。如说，“过去对和平与发展讲得太多了，阐述和认识上存在过头现象”。惊呼“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说“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空前挑战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冷战后的终结使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空前的不确定性”。总之，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已靠不大住，起码不太稳当了。而有些人还干脆否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在这种气氛下，出现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已有人不承认多极化的趋势，更要批评前一段经常提的多极化在加速发展，认为美国强大且发展快，实际上是单极世界，因为“多极化制约不了单极，相反单极阻断了多极化趋势”。至于全球化，由于它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化、美元化或美国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所以不是积极参与，而是要审慎对待。还说有一个“现在遍及发展中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使人对全球化就更害怕了。
三是根据以上看法，提出调整或修订既定政策的意见。例如在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方面，就有人提出，多极化既然受阻，促进无望，因此“对付单极世界的方法已不是多极化，而是恢复两极体制”，“恢复两极体制的关键在于恢复大三角关系”。外交上，不少人认为过去对美国（还有日本）的态度太软了，让步过多，应该强硬些，等等。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对外开放和国防建设。关于前者，《世界知识》1999年第14期开辟的“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专栏，也许具有一定代表性。编者说是“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对于困境中的民族工业、国民经济特别是我国经济安全受到的挑战给予了更多的注意”。但我觉得，它还是反映了很多人对全球化的担心和不愿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情绪。如认为外企和外贸是造成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工业无法同它们竞争，“随着外国大公司的进入，国内企业主导行业发展的能力存在被严重削弱的趋势”；“相对于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吸收能力而言，外资进入的总量已经不小”。因此提出，“对外开放也要量力而行”，要“坚定不移地保护民族工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一定要考虑民族工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与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相适应”，等等。在别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中，反映出主张不急于参加世贸组织的也不少，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参加对保护民族工业和经济安全不利。
再就是谈论战争和战备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出了一批抢手的文章和畅销的书，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反响。例如有一本前不久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的名为《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的书就一下走红了，以大字排印，首次印数即为25000册。而一般学术著作，包括一些国家重点课题，也大多只印三千到五千册。对这本“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的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适时地举办了一次书评座谈会。这里摘引几位书评者的三言两语，以说明这本书确是代表了谈论战争的一时风尚。据一位会议参加者介绍，本书分析的重点“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战争”，即是“发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上的战争”，而他读后的印象却是，“未来战争的恐怖性跃然纸上，我不由得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前途深深地担忧”。另一位虽然认为“《超限战》是一本好书”，但因它“把恐怖主义列为战争的一种选择”，因而担心：“鉴于作者的军人背景和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于是，中国军队会不会采用恐怖主义等非常手段对付美国的威胁，就成了国外强烈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有的书评者就建议，“对《超限战》的讨论和宣传应有限度”，“宜适可而止”，原因之一是“《超限战》毫无必要地在和平阶段破坏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该书作者在会上发言，也有点吓人，如谈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说，“我们已经看到，东南亚一些重灾区国家，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到的损失绝不亚于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也不亚于科索沃战争中的南联盟。”这是否有点言过其实呢？而索罗斯“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攻击”，其作用是否也有点被夸大？至于说“本·拉登的汽车炸弹”“对美国这等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战略震撼”，“使敌人望而却步”，恐怕也是谈得有点过分。[17]
关于加强国防、提高战备，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建议。颇有人主张乘机扩充军备，海空先行，甚至捕捉战机。例如惯于发表惊人之论的一个叫作《战略与管理》的刊物，就接连发表了两篇鼓吹军备竞赛的文章：《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说的相当吓人。“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现实迫使中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冲出霸权的封锁，……要么，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因为“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如果不愿意放弃这些主权，“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该认真地、迅速地作好准备”。“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台前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就是说，不仅要加紧备战，而且要抓住机遇同美国及其大小盟国打一仗。无怪乎与之商榷的一篇文章《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把这说成是“有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终于登台亮相了”。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现在有人公然要加以改变了。理由是“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18]
这类言论实在不胜枚举，而且不但见诸书刊报端，还一时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连一些出租汽车司机也向并不认识的人打听“会不会打仗”。总之，那一阵造成的舆论气氛很容易给人以战争不可避免甚至很快就会发生的印象。
上面举的例子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一方面表达了对美国无端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义愤和因此强调要提高警惕的意向，但同时也表明对科索沃战争及其影响确实反应过分，把国际形势的变化估计得太严重了，以致动摇了多年来对世界局势和国际环境的根本判断。当然，不同的意见是一直有的，有时还表现得很强烈。但是必须承认，那种过分反应在一个时期的传媒和舆论中几乎是占主导地位的，现在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其影响不可忽视。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包括在振奋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还会激发民族情绪，而情绪总是非理性的，容易发生偏颇和出现极端，对外交政策形成一定干扰。例如当时就有过这样一些议论：抱怨我们在外交上态度太软，主张对西方强硬；不再多提“韬光养晦”，而强调“有所作为”；提出组织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实行“单极之外的力量中心和潜在力量中心的战略联合”，同单极（也就是美国）相抗衡，实际上是要把我们置于“当头”的地位，等等。这种情绪和言论自然会影响到决策，给外交当局形成某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外交的手脚、减弱外交的灵活性。同时还会对外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引起外国对我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例如怀疑中国的政策有变，对外态度强硬了，改革开放政策要收，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等，使我国的形象受到损害。
造成这种过分反应，首先是舆论导向。只要回想一下一个时期各种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就明白了。而且基调不断提高，对美揭批层层加码，直到与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甚至还有过之。其次是学术界一些人紧跟发表的一些研究论文也在加温，分析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论证国际形势出现转折和发生根本变化。这就为当时的舆论导向提供了理论根据，产生了近乎“风助火势，火趁风威”的效应，一时间助长了对科索沃战争影响的过分反应。
对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估计现在也还有很大争论。一些同志最近还说科索沃战争标志着国际形势发生了全面、深刻和根本的变化，认为前一时期的舆论反应一点也不过分。当然，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主要指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的认识，不可轻易动摇。因为这是对当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准确表述，从而也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和观察、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试想，如果和平与发展果真面临严重挑战、处在了十字路口，那么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的战略计划不就得重新考虑了吗？对和平的严重挑战就只能意味着面临世界大战的威胁，因为局部战争过去就一直存在，其中许多都比科索沃战争的规模大和时间长。现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在准备打世界大战，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也是“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至于发展，世界科技正在突飞猛进，世界经济也正在摆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正常增长，中国经济仍以较快速度在持续运行。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没有面临停滞、倒退和全面危机。各国仍然把发展经济放在国家战略的首位，国际竞争和斗争的重点也还是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又怎么能说发展面临严重挑战，更谈不上走到十字路口。如果是指世界性和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或者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那也是早有的现象，并非科索沃战争所引起。可见，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言论只能造成某些思想混乱。
但是也不可夸大科索沃战争引起的过分反应的作用。它对群众情绪和某些具体政策的执行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对国际形势和时代发展的总体估计和根本判断。就是在反映强烈的那一阵，中央领导同志也一直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最近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再次郑重重申三个不变，即“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并说明，“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还说，“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继续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一个完全谈经济的文件中特别谈这些问题并且立即公开发表，看来不是偶然的。对于澄清科索沃战争引起的某些过分反应，对于端正搞乱了的部分群众的思想，把全国人民的认识集中到对形势的根本判断上来，以坚定对百年不变的基本路线的信念，这样重申都是非常需要和极其及时的。同时这也有利于恢复我们的外交声誉和对外形象。随着科索沃战争的结束和巴尔干形势逐渐趋于平定，国际和国内的舆论都在逐渐降温，一些大谈战争的过火言论多已失去市场，人们从这次的一些过火反应中会进一步领会邓小平关于“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些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原则的深刻含义。
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时的国际形势要比现在复杂和严重得多。那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还处于对抗状态。但是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仔细观察和科学分析，并接受了过去判断失误的教训，果断地提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新观点，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他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搞建设。”因此决定裁军100万。[19]正是由于有了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他才适时和果断地作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决策。
又如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京政治风波后国际上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华逆流，西方大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实行“制裁”，紧接着是东欧剧变和海湾战争，不久苏联完全解体并放弃社会主义选择，一时间乌云压城，出现二战后国际形势的最大变化。在此关键时刻，如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发生动摇，那就可能或者如西方想的那样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如1957年波匈事件后作出的过分反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集中力量反修防修。其后果都不堪设想。这次多亏邓小平掌舵。他不但处变不惊，用他的话说，就是“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这点小风浪吹不倒我们”。[20]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没有改变，认定“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21]；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机会难得呀！”[22]的新观点，抓紧了上海的开放，号召“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3]他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24]所以“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25]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南方讲话，最后完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但没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反而在南方讲话的鼓舞和指引下上了一个更大的台阶。
比起上述两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来，科索沃战争引起的变化就要小多了。事实上，科索沃战争只是一场时间较短和规模较小的局部战争，不能同过去许多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相提并论。以往那些规模大得多的战争，尚且没能阻止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不曾改变世界主题的性质，科索沃战争的影响当然就更有限了。它的发生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从进入近代以来，欧洲就一直存在民族自决和欧洲统一两大潮流，又在东欧和巴尔干长期受到抑制，等冷战一结束便一齐喷发出来。[26]巴尔干更成了两大潮流的交汇点，不断发展和日益激化，无论是民族独立的要求还是欧洲一体化趋势都已无法阻挡。但是由于时代不同了，现在有和平与发展两个基本特征的制约，科索沃战争还是被限制在了一定的时间和较小范围内，没有使巴尔干这只火药桶像第一次大战开始那样燃起世界战火。关键就是没有也不会酿成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中俄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和北约对南侵略，但基本上都还限于道义上和政治层面，没有也绝不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卷入。而且战争停止后，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已逐渐缓和了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避免发生对抗，是时代的要求，因而也是完全符合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的。
至于说，科索沃战争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推行霸权主义的新模式，它可以轻易地（避免人员伤亡）迫使一个弱小对手就范，因而今后会更多地使用这一战式。这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实行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并非第一次，在这之前美国和北约已对波黑的塞尔维亚地区使用过了。这两个地方都具有巴尔干地缘和历史形成的特殊性，在别的地方就不一定敢贸然行事。否则，美国为什么不对称之为“胡作非为国家”使用这一手段呢？在我看来，索马里的教训使美国不敢轻易派出地面部队进行军事干涉，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对这类空中打击也要更加慎重了。至于有人提出，一旦俄罗斯或中国某个地方出了事，美国也可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给予空中打击。这就更有点杞人忧天了。美国连它视为眼中钉的朝鲜和近在咫尺的古巴都不敢动，还敢碰具有核报复能力的大国？除非你先打它，或者严重威胁到它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科索沃战争后，国际形势整体上仍然继续保持缓和的趋势，各国都更加重视经济问题，世界经济也出现复苏和提高增长的势头。所以总起来说，科索沃战争不但没有使和平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处于十字路口，而且再次证实这两大世界主题在我们所处时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的稳定地位和主导作用。对于这点，现在人们也许会认识得更加清楚了些，而不致继续为一时的舆论过分反应所迷惑。
科索沃战争引起的国际问题大讨论，特别是一些过分反应，说明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和领会。因此，开展关于时代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释和发挥邓小平理论时很强调时代问题，多处提到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时代潮流等概念，如“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等等。但是由于后来在这方面缺乏深入广泛的学习与讨论，所以人们连一些重要名词如时代、时代特征、世界主题等都弄不清，也就很难领会有关的精神实质了，以致看到有人长篇大论地谈时代，却总是说不清，还前后矛盾，出现常识性差错。对时代问题研究和讨论不够，很可能是造成这次对国际变化作出过分反应和动摇基本判断的原因之一。
其实，学术界一直就有主张开展时代问题学习和讨论的呼声，认为这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认识国内外形势和领会与掌握党的路线的重要一环。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工作会议提出的近期研究规划中，第一项就是“从时代的特征和发展的角度深入认识邓小平理论”[27]，只是不知现在研究的成果如何。另外，在此之前，于光远同志已一再呼吁“对时代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开展讨论”。他在1998年9月17日为中国生产力学会第10届年会写的论文《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中还具体提出：“我希望200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第16次代表大会时，能把时代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提出来讨论和解决。”因此建议：“我们的工作需要紧张地进行。”
不过也应明确，我们要研究和讨论的时代问题，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即列宁创立并为国际共运近百年来一直尊奉的时代学说，而不是其他含义的时代。因为时代是个使用极广泛的概念，可以有无数种提法，如果不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就缺乏共同语言，也就很难讨论起来。例如一方提出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否已经过时，现在所处是否和平与发展时代，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是和平与发展或者别的；另一方提出的却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大调整时代，以至后冷战时代等。这也很难谈到一块。当然，对列宁的时代学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也需要讨论。但连一些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却要硬说成是经典作家的意见，同样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在讨论时代问题时还有个普及问题，就是弄清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特征。
这次国际问题大讨论还说明，和平与发展不是讲多了，而是讲少了，讲得不深不透，因而才使许多人不大了解时代主题，稍有风吹草动就对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表现动摇。上引《战略与管理》那篇文章[28]，更以唬人的口吻，不顾前后矛盾地说，“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这就不仅是动摇，而是对我们国家据以制定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的对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完全失去信心和表示反对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更加说明，必须进一步开展有关时代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大力提高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认识。
时代问题，不只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际问题。
二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
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特别是时代学说上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它既是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根据，也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一）根据列宁的时代学说，20世纪划分为两个时代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文章中，曾介绍过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这里就不再多重复了。
一切理论都是在适应实践需要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的。正是出于时代发展和革命实践的需要，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创立了有关时代的学说。他所讲的时代，就是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内涵主要包括这一阶段的阶级关系、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等。这也是国际共运中一直得到普遍承认和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时代概念。
但是在我们对时代问题的讨论中，有时和有的人却并不是依据列宁关于时代的学说，这就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时代就是指不同的社会形态，时代的交替就是社会制度的改变，还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念”。例如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等名言，已经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实质。”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向”，是“邓小平对于时代内涵和现时代性质的认识，从文字到精神都是与马列主义奠基人的时代观完全一致的”。谈到时代的时间跨度时又说：“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时代，是一个跨越数个乃至数十个世纪的大历史时期。”[29]这种绵延几百和几千年的“时代”，哪里还谈得上“时代发展”，又怎么能成为“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的基础？这与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又有什么共同之处？
列宁认为时代是个关乎全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国际整体联系的概念。因而时代概念如同国际概念一样，都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后才出现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才使狭隘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历史变成了世界的历史。“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0]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化的空前发展，一切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都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整体联系和时代发展中才能说清楚；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或现代化建设，离开世界发展和时代潮流都是不会成功的。
还应说明的是，列宁说的时代或时代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现实特征的概括和发展趋势的描述；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判断，既体现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列宁对所处时代的两种提法，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就都是这种情况。帝国主义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自然不用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当时的客观存在，因为不少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和革命运动。但同时它又是革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也是共产党确定的任务和目标，需要进行斗争去争取。
时代性质是由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似乎是常识性的问题，但也还有争论。党的文献对时代特征的提法虽前后稍有变化，但基本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十三大报告的最早提法是世界主题，到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才更多使用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现在学术界在谈到时代问题时，较多地用时代主题。其实用主题规范时代，倒也更明确。有人说时代主题变了，但时代性质没变，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至于为此而生造一些名词如时代总主题、基本主题、阶段主题等，更容易引起概念的混乱。因此，把时代主题理解为列宁所说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成为讨论时代问题中的共识。
准此，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20世纪大体可分为两个时代。学术界许多人也是这样划分的。上半期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确实，20世纪上半期是个大动乱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又引起了两次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把这个时期定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是准确的，合乎当年的实际，一直也没有什么争论。
20世纪下半期的时代主题和基本特征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也就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进入战争与革命时代，由于经历着世界大战和各地的革命浪潮，时代主题表现得比较明显，人们容易察觉，所以列宁很快就指出了新时代的到来。而和平与发展时代却不尽相同，国际上不但存在冷战和不间断的局部战争，而且世界还长期笼罩在核大战的阴影下，时代主题表现得不太明显，所以在长达30年的时间没有被正式提出来。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还坚持时代主题没有发生交替。
（二）没有认识到时代主题的转换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主题开始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到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资本主义通过大调整发生部分质变，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基本上走出了发展危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使帝国主义战争从不可避免变成不大可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获得较强的生命力，可以较长期地生存和发展。二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成为大国之间冲突的一个制约因素。技术的发展加上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国际化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国际化又成为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量。三是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的胜利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力量的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总趋势。
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就是指不打世界大战，这是不应有疑义的。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31]这都说的是世界战争。对全世界来说，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就是和平时期。这也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难得的机遇”。
至于发展，则是指全世界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也就是邓小平视为“硬道理”的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二者密不可分。
二战后，虽然局部战争从未间断（只是呈数量减少和规模缩小之势[32]），且不可避免，但终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世界经济与科技是以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发展。可见，就是在冷战时期，和平与发展也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就更突出了。因此，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只是奋斗目标而非现实，还硬说邓小平“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目前还只是一种斗争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变成了现实”[33]；有的竟直接批评提出世界两大问题，说“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34]，就都是不顾事实的推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说全世界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和科技的大发展也不曾有过，“难得的机遇”只是“主观愿望罢了”。其实邓小平从未说过和平与发展不是现实，更不用说“反复强调”了。恰恰相反，他一再提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加速我们的发展”，等等，都在于表明现在是和平发展时期，不可使机会错过。而且那种关于和平与发展只是斗争目标的说法，实际上还是在忽视甚至贬低提出这两大问题的重要意义。因为既然从人类社会诞生起，和平与发展就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现在提出来还有什么新鲜呢？
为了表明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危机或者并不是客观存在，近来引证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话突然多了起来。其实，这也是误解。如上所述，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包含有三层意思：客观现实的概括，发展趋势的表述，斗争任务的规定。和平与发展作为争取完成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即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当然一个也没有解决。正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民主革命处于高潮期间，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与革命都是活生生的客观现实，但能说哪个问题解决了？又如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和发展趋势，但谁也不敢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且历史的经验也值得注意。正是由于否认或忽视和平与发展的客观现实，当时代主题已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还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和政策，才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时代主题的转换，意味着各国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重点在从军事转向经济。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适应新时代，坚持和平与发展，如日本和西欧以及后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和长足进步。但苏联却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发展模式和国际战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一律向苏联“一边倒”，不仅外交上向苏联看齐并结盟，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也照搬苏联模式。其结果是人们已经看到了的。
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性，所以值得稍为一谈。苏联模式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俄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一切代价加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发展模式。单就这一点说，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没有走现代化的通常道路，实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是采取了高度集权和专制下的严格管理和粗放经营。这个模式与生俱来就有很大弊端，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如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经济上一个时期取得了超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都有惊人成就，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都使社会主义的威望一时大增，对新一轮民族民主革命起了推动和号召作用，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起了促进和借鉴作用。但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逐渐转换，这种同战争和备战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集中管理体制就越来越显得不适应了，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陷于劣势地位，最后打了败仗。[35]经过战后恢复，苏联的发展速度已逐渐慢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从缩小变为扩大。只是苏联领导出于内外需要而成倍夸大统计数字，如在1976年最后一次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中，说当年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可是实行公开性后经国际权威机构一算，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5120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10。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这一神话的破产，苏联模式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时代问题上，我们过去可能比苏联还要“左”一些。建国后，我们不去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而是实行“一边倒”路线，“走俄国人的路”。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36]实际上我们后来比苏联更彻底。苏联还强调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我们却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穷过渡，长期没有按时代要求，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和提高人民生活放在首位。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近30年内，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37]加之二战后国际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执行的却是从“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到“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又怎能不落后？邓小平就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8]这都使我国经济所占世界份额大幅下降，从1955年的4.7%降到1980年的2.5%，而日本同期则从2.5%上升到10%。[39]由此可见，现在说的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7%，明显高于世界年均增长3%左右的水平，可能是有极大水分的。在这个问题上也应接受苏联的教训。
在时代的提法上，我们那时也比苏联更激进。大家都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提法，只是苏联后来稍有变通，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1957年《莫斯科宣言》接受了这一提法）；我们在60年代却进一步提高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中苏分歧加剧后，我们更批评苏联变修，自己主动担负起“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大力推行反帝反修、积极备战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使中国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40]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对一些国家的援助也显得太过分。例如曾公开宣布也确实准备为抗美援越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而把台湾放在次要地位。“仅1972年，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私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41]这时我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大约还不到100元[42]，行政级别低的干部月工资是37.5元。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受屈辱的历史。建国后头二三十年，也在工业建设和科技发展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正如邓小平一再说的，由于犯“左”的错误，使我们在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失去了一次机会，还不如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得快，“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也还有人在为苏联模式和“左”的错误辩解，这就证明，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认识时代问题上，邓小平所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也完全适用。
（三）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根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总结，根据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缜密观察和科学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这就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中国也因此而开始崛起。不过人的认识总会有个过程，两大问题也不是一下就提出来的。
结束“文革”和粉碎“四人帮”后，真可谓百废待兴，最迫切的则是恢复生产和拨乱反正。30年的教训也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国家的发展战略，用一心一意搞建设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为此就需要审视国际环境，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43]一开始虽然还囿于一些传统观念和列宁的过时论断，认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仍然坚持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的观点；但是根据战后的形势发展和当时的情况判断，估计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争取推迟2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是可能的，这就是个难得的机会，并根据这一判断调整了国家的工作重点。邓小平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44]后来又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也吸收了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和建议，遂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并且明确是作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提的。不久后党的十三大就证实了这一点。
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所以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世界主题，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或如列宁所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45]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当然不是简单重复一下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愿望，而是反映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揭示了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这就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从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向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作法的重大转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也使中国不但避免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邓小平就说过，中国不搞改革也是要垮台的），而且开始了经济上的起飞。
改革开放的成效举世瞩目，无须多讲。制定这一政策的主要依据，就是客观存在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和主观上作出的正确判断。试想，如果正在进行世界大战或面对强敌压境，能够以经济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吗？就是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国际环境，大约也是不太容易实行对外开放的。
时代问题也是国际战略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正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在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战略也作出重要的调整，就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这两个改变是相互联系的。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46]
过去的“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47]，实际上就是联美反苏，是针对当时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出于一定客观形势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不准确判断。这一战略起了某些积极作用，有助于外交的开展，特别是改进了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和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它本身有明显的缺点，和以前的“一边倒”一样，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而且着重反苏修和以苏划线，也不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利用美苏矛盾，还损伤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放弃“一条线”战略，就使中国的对外政策真正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把中国外交推进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历史时期，迎来了对外关系的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提高。
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也体现了列宁时代学说中强调的阶级内容。因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就世界范围总体而言，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这在国际共运中也早已达成了共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就指出，“各国共产党认为争取和平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只是许多党由于没有认识到并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及时转变政策，才导致力量削弱和遭受挫折。同样，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的首要任务也不再是支援世界革命了。列宁规定的国际主义义务即：（1）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2）正在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48]当然也就不适用了。所以中国党从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形成的十三大起，就不再提国际主义口号了。
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是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明确作为对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概括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时代主题提的。基于科学分析世界形势演变和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就是他说的，“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49]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国别意义，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具有时代意义，符合时代要求。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中国“还要更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和平与发展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准确抓住中国在当代世界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可称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50]
正确估计时代主题，不但是进行重大决策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没有作出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判断，怎么能下决心采取“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呢？又怎么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来呢？邓小平把党的十二大说成是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因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新问题：改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为世界和平有可能维护的认识；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了两年即作出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正式判断，而不久后的十三大又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原先提法）开始形成的标志。被邓小平宣布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已经对这一理论作了初步的系统叙述，指出它包含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中就有“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南方讲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完成。随后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又都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既是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又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是通过对时代主题的重新评估和正确判断，邓小平走出了晚年毛泽东思想的误区，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显得有些不适应了。这里只列举两个重大的失误和邓小平对它的修正与发展。
一是忽视生产。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51]正是估计到一时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和认为必须赶上时代，邓小平70年代末就提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就为中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经济上不但很快医治了极“左”路线造成的创伤，远离了崩溃的边沿，而且引导中国走上了振兴之路，在经济上开始站起来了。
二是时代判断错误。建国后，时代主题已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但我们仍然坚持过时观点，还不断升温，强调战争迫在眉睫和世界革命很快胜利，并据此作出了违背时代潮流的加紧备战、积极支援世界革命和争取当头等重大决策。其结果有如邓小平所说，使中国耽误了20年，丧失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也正是在把握时代主题和与时代的结合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这在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下的定义上也表现得极其明显。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党的文献（包括两个历史决议）和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人士的言论，在讲毛泽东思想时都没有提到同时代的结合。对邓小平理论则从开始形成就强调同时代结合。十三大报告可说开了这方面的先河。过去我们一般只讲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结合和以总结本国经验为基础，十三大却第一次提出两个结合和两个基础，即“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十五大报告的两个定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所有这些，总不能都说是偶然的。
由于实现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结合，邓小平理论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标准，更使社会主义减少了不少空想成分，又一次向科学迈进了一大步。邓小平理论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创新和现代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的新时期，不仅在指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也会对世界社会主义产生深远影响。有人强调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的”三个字，这就有点降低它的世界意义，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正像十五大报告所说，“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可见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直同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相结合的。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三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出和学术界讨论的一些情况
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已有十多年了。这里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作点介绍和交代，也许有助于讨论的开展。
（一）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提出
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自然只能在这之后。我是在1986年底提出这个问题的，此前有无同样提法，至今并不清楚，也没有去查。
1986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出一封邀请信，内称，“我所接受了中央交办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专题研究任务，决定在12月25日召开‘关于时代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要我参加。就是在这次会上，我作了一个“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发言。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时代已发生根本变化，不宜再提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些论断已经过时，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战争，帝国主义不可能进行改良等；有些论断当时就不够准确，如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对世界革命过分乐观等。而且战后40年的国际形势和时代发展已经证明，世界大战没有打，今后相当时期也打不起来；世界经济和科技获得空前发展，并会持续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到来还相当遥远。二是在时代问题上我们有过沉痛教训并在重估形势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政策调整。由于建国后长期没有认识到时代的交替，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热衷于世界革命，实行闭关自守，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们耽误了20多年的时间，丧失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三是时代的基本特征早已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既然已经成为国际斗争和世界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应当界定为和平与发展时代。
这一提法当时遭到多数发言者的反对。他们的基本论点还是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不过也有两点新见解：一是说在这个时代里还要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二是当前所处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三个世界的并存”。
这次会只开了一天，当然不可能讨论得很深，但它开了近年来研究时代问题的先河。此后，无论是报刊文章还是学术会议，有关时代问题的讨论就逐渐展开了，甚至可以说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我自己由于处在争论一方的地位，所以既受到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也得到在一些会议上发表意见和作报告的机会。除在一些讨论会上发表意见外，后来还结合十三大文件的学习，在一些研究机关和学校，如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以及有关学会上就时代问题作过报告。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国际关系史学会的年会上作了一次专题报告，事后当时任学会会长的周纪荣同志又要求将报告整理成文字，并以《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为题发表在1988年《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期增刊上。
1986年后也看到其他一些学者提到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问题。例如童大林1987年8月16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经济新变化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就提到“世界范围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结束了，人类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王纪宽在1987年10月5日《世界经济导报》一篇题为《新时代、新观念、新挑战》的文章中提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李震在1988年9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说，“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鲁从明在1988年12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上说，“50年代以后，……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等。当然，同样认为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也还有不少分歧，如前面是否应加上“争取”二字，从何时算起，跨度有多长，以及所谓大时代的小阶段论等。
不过这一时期，在时代问题上较普遍的提法，仍然是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只是一些学者接过了苏联人的提法，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应该说，这两种提法并无原则性的区别，有些同志本来就是一起使用的。这在下面还要谈到。
（二）关于时代问题讨论的一些情况
这里介绍的只是我知道的一点情况，难免挂一漏万。
上面提到的讨论时代问题的一个小高潮，大约始于1987年下半年。当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就对时代问题展开了讨论。从给会议提交的论文看（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不能变，但在这个大时代中应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例如刘江永在论文中就提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表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并未完结，大时代没有变”，只是“迄今业已经历了两大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时代已经变了，但如何界定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则有多种表述，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就是杨铮在论文中说的，“当前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张柏新和张志的论文也倾向于这一提法。
《世界知识》杂志社1987年12月25日专门组织了一次“我们所处的时代”座谈会，并将会上的22个发言刊登在翌年2月出版的第1000期专辑上。这次会上发表的意见比较广泛也颇具代表性，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但没有人再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明确提出世界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有宦乡、童大林、周纪荣、何方等。浦山则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当然还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转变的时代”，可以归于这一类的是柳瑟青的提法：“大的时代还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现时代则是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第三类虽然相互接近但比较庞杂，如宫达非提的“争取和平发展、共处竞赛、自主进步的时代”、王殊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时代、倪立羽的“多种体制竞争共处的时代”等。[52]
此后，研究和讨论时代问题的会议和文章仍然不少，还出了一些专著。在这个讨论时代问题的小高潮中，虽然歧见杂陈，但是最具原则性区别的还是时代是否发生了变化。认为没变的，仍然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只是多已改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认为发生了变化的，就是主张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可以代表这次讨论结果和两种主要意见的，是1989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在浦山指导下由王怀宁主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认为“我们现在仍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这一历史时期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53]一本是宦乡和何方主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明确定义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起始于50年代中期”。[54]
从讨论中看到的其他各种提法可说是大同小异。例如主张过渡时代的，除起始时间不同外，还有从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区别。梁守德在为庆祝北大国际政治系成立3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列宁的时代观与当今世界》中就说，“如果要给新时代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最好概括为‘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浙江省社科院“八五”期间的重点课题《列宁主义与现时代》中也说，“我们认为列宁关于时代的基本思想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由此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55]对于这一区别，梁守德说，“至于有人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我认为不妥。因为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仍然一分为二，即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后者则处于上升阶段，属于新兴力量，……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主张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前面已作列举，此处不再赘述。把两种时代观捏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人提出的“大小时代论”，即大时代没变，小时代变了。例如中央党校的仇启华、吴健、王玉名1988年10月在一篇《关于时代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论文中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大时代，它的发展必须经过在于具有不同特征的小时代。”“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维护和平与争取发展的时代。”该文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为战争与革命时代，但未用反对（战争）与争取（革命）字样，不知为什么对和平与发展时代却要加上“维护”与“争取”。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提出对当前时代的具体意见，只是不同意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如在上述《世界知识》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宝森就说，“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看这样说早了些。”直到最近的2000年1月4日《解放日报》上一篇《世纪之交的国际风云》文章还说，“人类还远未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且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引语后，紧接着又用了一句概括的话说，“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完全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真知灼见。”这就给人以暗示是邓小平的意思，却又不像上引《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那样明显强加的所谓“反复强调”。
介绍讨论时代问题的情况，还可补上最后一笔。说来也凑巧，我开始参加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并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13年前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在我也许是最后一次听取有关时代问题的讨论，并引起我写这篇《再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文章，又是在世经政所的最近一次会议上。1999年10月20日，世经政所举行《世界经济与政治》创刊20周年纪念。会上，当年曾主持并多次参加时代问题讨论的同志，在发言中又旧话重提，说我就不同意何方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最近有的同志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指《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很有说服力，大家可以看看嘛。当然也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百家争鸣，开展讨论。……正是由于受到这次会上的激发和一些人的鼓励，我本已改行研究党史问题，却又重操旧业，回过头参加时代问题的讨论。由此可见，我之参与研究时代问题，从头到尾都与世经政所有关，这是值得怀念和感谢的。
（三）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的批评
如上所述，和平与发展时代提出后就受到许多批评，也引起很大争论。这都是完全正常的。这里只谈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变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的批评就会升温，甚至掀起一阵波浪。这种情况，一次出现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后，一次是科索沃战争和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后。关于头一次，下面只介绍一次座谈会的简况。
1990年3月5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关于帝国主义和时代问题的座谈会，有思想界的几位领导同志和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些人参加。我可能是由于发表过不同意见，所以也受到邀请，但因同外事活动冲突，只参加了两次，有的会如6日就请了假。会议一开始先传达陈云关于《帝国主义论》的谈话，批评“那种认为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认为列宁论帝国主义五大特征都没有过时。（当时传达的内容似比收入《陈云文选》中《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一文要多些）传达完，会议主持人点名让我首先发言。我说我是来听取批判的，还是请别的同志讲。他说，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讲，就是要百家争鸣嘛，不先发言，那么可不可以把你的信念给大家听？我表示同意。于是会议就以读我的信开始了讨论。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86年我提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50年代即已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并说《帝国主义论》中有些论断也已过时，有些论断在当时就不够准确。由于在发开会通知时附有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两位学者写的提纲《当代帝国主义与我们的时代》，所以我就针对这份提纲给会议主持人写了一封信。那个提纲可能是作为讨论的基础，我的信也算是书面发言了。提纲的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它可划分为帝国主义仍占优势和社会主义已占优势两个大的阶段。现在依然处于第一阶段。”接着分析帝国主义的发展变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提纲的主要部分）然后批评到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说：“把当前的时代称之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不妥当的。不能作这样的逻辑推理：由于经济国际化，各国的相互依赖加深，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必然会在各国之间加强经济协调与合作，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这就导致了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与现实的世界经济秩序与发展状况并不相符。对时代作这样的概括和解释有害而无利，反而会损害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斗争。”
我于这年3月1日写了一篇《初读“提纲”后的几点疑问》的信交出。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提纲关于时代的定性和论述似乎并未根据列宁的时代学说”。例如，对这一提法缺乏理论分析，也没有说明同列宁所提并为国际共运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什么关系，是一回事还是不同；列宁划分时代是为了正确制定我们的策略，而确定这样一个绵延数百年的过渡时代又同制定策略有什么关系。二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的批评缺乏严肃的说理态度，假设的“逻辑推理”并不完全存在，实际上还没有看到主张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谈“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他们总是强调激烈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三是对二战后发达国家（提纲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估计不足，在讲获得“较大发展”的原因时（讲了三条：美国“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与秩序”；“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调整”；“把石油和原料价格压到最低的水平”），忽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作用等。
经过一些讨论后休会一段时间，3月28日通知再开会时又附来一篇署名常谦的论文《论我们所处的时代》（初稿），要求提出修改意见。从内容看，很明显是上次提纲的展开，从约2500字写成了15000字左右。分为三大部分：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代的主题和内容，以及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的批评。我由于有事不能参加这次讨论，会议主持人要我把自己的意见写出。于是我写了一篇《对“论我们所处的时代”（初稿）的一些粗浅意见》，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供修改时参考。第一，文章没有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提出理论根据，连时代的概念都没说清。第二，有意贬低资本主义战后的经济发展，如说“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能有20年的快速增长，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破坏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经济复苏性的繁荣”，是一种“短暂繁荣”。第三，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估计不足，如说“发展中国家虽不再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奴隶，却又是名副其实的债务奴隶，被禁锢在借贷资本的锁链之中”。第四，认为和平与发展不是“当今世界的现实”，这是违背历史事实和时代潮流的；对主张和平与发展时代论者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强加给对手的论点是臆造的。第五，把两种制度的并存与竞争定为“整个时代的主题和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第六，用资产阶级革命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比拟东欧剧变很不恰当，因为前者，例如法国路易十八的上台只是波旁王朝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丝毫未动，不但拿破仑法典仍然通用，而且经济发展反而更快了；后者则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
上面只是简单列举在时代问题上争论双方的一些论点，没有概述整个会议的讨论情况。照我看来，会上的发言，基本精神同上述提纲和论文草稿是一致的。主要是：拥护陈云同志有关《帝国主义论》的谈话，批判各种“过时”论；论证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探讨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原因，以及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在涉及时代问题的一些发言中，批评或不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更多地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最后一次会议我因故请假，曾向与会的徐达深打听讨论情况。他说，会议主持人宣布，这次座谈只是交换意见，没有结论。由于一位从前的领导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是小平同志讲的，批评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不要引起误会。因此当问及提交会议的论文草稿如何处理时，主持人未作表态，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舆论和报刊传媒，在时代问题上大体同上述会议的情况相似，多是揭露帝国主义本质未变和批判“过时”论，对和平与发展问题，可能是顾虑到投鼠忌器，避免在对邓小平有关论断上引起误会，所以还没有科索沃战争后最近这一次反应强烈。
科索沃事件后，国内舆论反应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和平与发展的质疑。正像1999年第12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一篇文章中说的，“由于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并悍然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暴行，随之也出现了一些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表示疑惑的议论”。[56]有关这些议论，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已列举了一些，此处无须赘述。只是要指出的是，对于由邓小平提出、三次党代会都给予肯定和强调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尚且表示疑惑，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给予批评和加以反对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每逢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舆论反应出现摆动也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这次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的批评，看到和听到的确乎不少。批评的理由仍然是以前一些批判文章所讲过的那些。如说和平与发展只是奋斗目标而非世界现实。对此，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作了答辩。又如，由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说当今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就会“丧失警惕，产生和平麻痹思想”。[57]这也是说不通的。说成“时代主题”、“时代特征”，不会丧失警惕，说成“时代”就一下丧失警惕了？而且作为时代主题，既是当前现实和发展趋势，又是人民的愿望和奋斗的目标，自然包含着必须维护和争取的意思，绝不是提出时代就表示可以坐享其成，不要任何主观努力了。列宁提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难道就是说革命会自然到来而无须为之奋斗了？就会丧失警惕，产生对革命的麻痹思想？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么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不是也会使人坐等“过渡”、产生麻痹思想？或者前面也要加上“争取”字样？而且，既然承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奋斗目标，那也正合乎列宁所讲的时代性质和阶级内容。因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各国人民，当今时代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不是争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最近有人在一篇谈论和布置新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任务的文章中，也批评说，“有的学者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世界大战而言。那么人类有史以来，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共10年外，是不是都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呢？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倾其国力进行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还是别的什么？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呢？”这一批评与质问虽然更严厉，但却与列宁的时代学说相去更远。因为列宁所说的和国际共运长期以来认定的时代，是对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发展进程和基本趋势的最高战略概括，只能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以后的国际现象，既谈不上“人类有史以来”，也不能以国家论，有什么朝鲜时代、越南时代，等等。如果这样理解时代，那列宁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就只能算十月革命炮打冬宫那一阵子，而且还限于俄国一国，包括中国党在内的国际共运都是不能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
（四）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在主张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以下简称过渡时代）的言论中，还一直没有看到提出这一论断的根据和充分的理论分析，因此使人对这样提的根据和含义始终搞不清楚。有些人有时也引证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但却并不能成为提出过渡时代的根据。因为这些论述多是指取得政权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不是指作为一个时期国际现象和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时代。即使用时代这个词，意思也不一样，或者是由于译法的不同。人们引证最多的是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的一句话：“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但紧接着列宁又说，“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如果再往下看，就更明显了。[58]说明列宁这里讲的时代，同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含义是完全一样的。《哥达纲领批判》上的说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59]
在中国，过渡时期和时代也是一直分得很清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60]后来在1959年1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说，“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还说，“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61]至于时代，中国党的提法直到80年代也没改变，一直坚持“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一度提过“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但始终没有过渡时代的提法。
那么这个过渡时代的提法究竟从何而来呢？看来很可能是从苏联搬来的。因为50年代苏联出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即普遍用作干部学习和大学的教材。1958年，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乡县以上干部读这本书，并带头边读边议。这就使这本书产生了广泛影响，给人以深刻印象。而这本书就把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又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即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虽然含义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完全一样，但因为它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这一过渡的前提，说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过程”[62]，这就容易使人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在过渡时期中了，最后演绎成过渡时代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就接受了苏联的观点，说“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这是出于对世界发展过分乐观的一种“左”的估计，认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剧烈地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没落过程”，“帝国主义各国的社会，由于深刻的阶级矛盾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在分崩离析”。[63]也就是在通过这一宣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判断。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仍然坚持这一提法：“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对形势的估计则更“左”，如：“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方面，也占首位的时候已经不远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在一个深刻的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等。[64]在这些影响之下，中国也就更多地讲起过渡时期或过渡时代了，而且把这个时期作了几近无限的延伸。直到1993年，作为国家教委推荐教材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最后一章，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讲起，然后落脚到：“1.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2.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65]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所谓过渡时代，也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且有些持此论者也是这样说的。例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的《绪论》中就一再说，“我们认为，当前的时代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66]第二，提过渡时代是出于对历史发展和理论了解的一种“左”的判断，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都证明了这点。而且在资本主义仍占绝对优势并具较强生命力、世界革命形势还望不到边的情况下，谈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把过渡视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本身就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有人说，提过渡时代是为了“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了给全世界人民指明方向和奋斗目标。但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有组成部分都在分析和说明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时代学说的特殊任务。而且在国际共运百多年的实践中，犯错误和遭受挫折，都不是在奋斗方向和终极目标上出了问题，而多是由于在形势估计和时代主题把握上发生失误。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时代学说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制定政策，就是列宁说的，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那么像《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的作者提出的一个长达几百以至几千年的时代（这似乎对奋斗目标又太悲观了），对“正确制定我们的策略”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点，同样主张过渡时代论的《列宁主义与现时代》的作者，就认为制定战略策略的根据是时代主题，而不是他们说的时代。例如书中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加快发展、维护和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对时代主题的上述认识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政策的。”[67]但他们又认为时代主题不能决定时代性质，这就同列宁的论述直接发生了矛盾。
由于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世界革命都不会提上日程，相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恢复了资本主义，“波兰的瓦文萨在夺取政权之前曾经宣称，‘我们将实现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68]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不但太脱离实际，而且会迷惑人民，使人误以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必防止“和平演变”，而是要推进世界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所以过渡时代论既缺乏理论根据，在实践中又有害无益。
持此论者提出的所谓当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三个世界的并存”[69]，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
（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过渡时代论者在谈及现阶段（即大的过渡时代中帝国主义占优势的小阶段）的主要特点和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时，很强调三个世界的理论。[70]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法的人们，在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后，也把这看作时代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上引的1975年版作为高等院校教材的《政治经济学》，在《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章里，就专门辟了一节叫《天下大乱与三个世界》。因此，在讨论时代问题时，谈一下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不是多余的。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对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作了详细阐述。后来进一步提到理论高度，是1977年11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是涉及当前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关键问题，因为民族斗争和国家间的关系，说到底，都是阶级斗争问题。文章断定，由于苏美争霸和积极备战，“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反霸斗争，……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苏美两霸固然都要反，但不可“等量齐观”，而是要认清“苏联是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是“反霸斗争中的首要目标”。这说明，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正是为一年前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所提出的“一条线”战略服务的。上升成理论以后，在一个相当时期不但影响着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内外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政策上的重大调整，自然也出现了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反思。对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第一，它所依据的时代判断已经过时，不能说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二，得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结论是缺乏根据也很不策略的。第三，对苏联的判断显然不准确，而以联美反苏为核心的“一条线”战略也是弊大利小。第四，三个世界的划分缺乏经济和政治的客观标准，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以我划线和乱贴标签。例如把参加华约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同英法德日等国一起划为第二世界，又把其中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算成第三世界，就使人无法理解。总之，把三个世界的划分说成是一套有体系的理论是极为勉强的。再继续奉行这一理论或战略，在新形势下对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更大。因此，随着拨乱反正和政策调整，也到了必须放弃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改变“一条线”战略的时候了。
首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不妥的是李一氓。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上任后特别注意抓了重大理论和思想问题的拨乱反正，选定一些问题组织人马进行研究。在他的直接主持下，80年代初写出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一篇就是关于对三个世界划分问题的分析和建议，认为它在理论上不妥，在实践中有弊端，建议今后不要再提三个世界的理论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系列研究报告。例如，一篇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在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和今后发展趋势后，得出结论认为不能说战争不可避免，实际上倒是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在对待战争问题上，调整政策和改进宣传，不但有利于国内建设，而且有助于改善国际形象。还有一篇是分析国际共运和群运情势的，并建议恢复同各国党的关系，摆脱我们的孤立处境，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后在国际问题研究上的拨乱反正和国际政党关系的开拓上，李一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际情况也是，从80年代初以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中，就再没有提过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做法直到现在也没改变。1982年筹备党的十二大时，主持上述《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写作的领导同志，就明确表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要再提了。因此，十二大的文件就不曾提到这个理论。还应指出的是，在编辑《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那篇发言，邓小平本人有时谈到这次讲话，也只说其中包括的“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内容。80年代以前倒是提到过，如《文选》第2卷所载1977年12月那次讲话，只说“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没有说成理论，而且此后就再没谈过三个世界的问题了。
至于学术界，基于百家争鸣的精神，有些人还一直坚持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在苏联解体后讨论国际形势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只是在涉及以前那段历史，对于如何估计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仍然存在很大争论。这个问题的兴起和式微，其实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并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得到国际上特别是第三和第二世界的重视与支持。因此，80年代后中国不再提，自然也就不曾引起国际上的太大反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不妥当的，因而不能再提了，但“第三世界”的概念仍然可以提，而且应该提，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和第三世界的提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第三世界是法国人类学家弗雷德·索维尔1952年在一篇文章《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正式提出和使用的概念，把它界定为西方自由世界和东方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以外的广大地区。此后就约定俗成，逐渐推广了起来。60年代后，第三世界已常与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相等同。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还决定用发展中国家代替第三世界。加之联合国及其相关的一些权威国际机构日益按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国家分类，于是发展中国家就使用得更多了，而第三世界的提法则有所减少。但两者毕竟不尽相同，除了经济发展程度外，还应考虑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要求和共同的任务等因素。例如我们一再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但却不能说，“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顶多只能说“永远和发展中国家在一起”。这就是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宜再提，但第三世界的概念还可以继续使用，有时还必须用，如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六）在时代问题上正逐渐形成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共识
提出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已有13年多了。虽然一直有争议，至今还有人在批评反对，但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在逐渐增多却是明显的事实。甚至可以说，这一提法从头几年的比较孤立发展到现在已经在学术界占据了优势。这不只是由于学术界讨论的不断深入，根本原因还是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结果。因为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起，在学习中就不能回避有关时代的问题，而这在邓小平的言论中已有多次比较明确的阐述。所以只要一提到时代，就必然会联想到和平与发展问题。例如198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郑必坚和贾春峰一篇题为《大变动，再认识》的文章，第四节的小标题就是《要对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进行再认识》。内称，“至于说到时代，邓小平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对我们科学地认识所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从十三大以后，就已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了，只是在这个时代从何时算起还存在一定分歧。例如1988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关于人民大学、山西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山西大学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的报道，就专门谈到时代问题，说：“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所处的时代。与会同志认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人类又在经历一个转折时期，即从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下面就谈到时代转换的原因和标志，以及为适应新时代应具有的新思维，如：“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任何阶级利益、局部利益”；“通过斗争，世界和平可以保卫，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等等。
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1989年后曾一度出现某种波动。但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特别是通过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情况就又扭转了过来。十五大的进一步强调，更使学习中不能不接触到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不然怎么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把时代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共识又前进了一大步。两年前北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就颇有代表性。
一篇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说，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关于现在是什么时代与时代主题何时形成问题”。然后详细介绍了讨论的情况：“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早已形成共识，邓小平也有过明确论述。问题是能否说现在的时代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有的学者认为，列宁和毛泽东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还没有结束，因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现在世界还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也并没有明确说现在的时代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在的时代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个时代是随着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的结束而到来的。时代与时代主题是分不开的，没有无主题的时代。”“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是何时到来的，分歧较大。……但是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新的时代有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它是与旧时代的逐渐结束相伴随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开始形成于二战后，50年代中期已初见端倪，到60年代已经定型。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时代的变化。邓小平曾说过，中国耽误了20年的建设时间。以此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71]
这里之所以大段引证，是因为这次会议反映的情况几乎是整个学术界对时代看法的一个缩影。就是说，在时代问题上，至今仍有少数人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或者变个提法叫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而多数人认为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根据十多年来的发展趋势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在时代问题上的共识会逐渐增大，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和平与发展时代，一些分歧也会趋于缩小以至消失，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或过渡时代的人会越来越少。但同时也可肯定，坚持后一观点的人将来一直都会有，因此争论还将持续下去。这也是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古今中外都有的通例，是并不奇怪的。
不过需要提出的是，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是我们国家对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是制定现代化建设总路线的基础，因此是不容许也不应该怀疑的，更不用说篡改和否定了。但是历史又证明，一遇风吹草动特别是较大的风浪，如以上列举1989年后和1999年的情况，还是容易产生对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动摇的，如果掌握不好，就势必造成某种思想混乱，以至给国家造成一定损失。由此可见，在学习中加深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理解和掌握是多么的重要，而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也不是纯学术问题或什么名词之争了。
（原载《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