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问题篇
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制定战略方针的基础，也是了解本国特点的重要前提。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时代，不能准确把握两个时代的交替，那么在决策上就必然会发生失误，就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不仅是从理论上得出的结论，而且也是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先后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此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直使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提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提法仍然得到公认。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在国际共运的大论战中才出现了不同的提法和争论。但是中国却继续坚持上述提法，直到70年代还一再强调：“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清算极“左”路线和进行拨乱反正以后，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这一提法还是屡见不鲜，只是增加了一些各自不同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已经不能反映和概括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对国际环境的重新估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应该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重要发挥和发展。很明显，当代世界的主题和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不可完全当作两回事的。决定或成为时代基本特征的，只能是世界的主题，而不应是副题或其他。准此，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明确定义为“和平与发展时代”。
讨论时代问题，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是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思想理论界所发出的号召。
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虽然没有专门谈到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但有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新提法，是同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有关的。例如，报告中提出了两个结合和两个基础。两个结合是：“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这已经不再是只提同本国实践相结合，还要和更大范围的时代发展相结合。但是不弄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怎么谈得上同“时代发展”结合呢？两个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里提的已经不是一个基础，而是两个基础，把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提到了和总结本国经验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些提法，对国际问题和时代发展的研究，无疑是个重大的启示。可见，讨论时代问题，正是响应十三大的号召，执行十三大的指示。回避时代问题的讨论，不愿听到不同的意见，那就不能说是符合十三大的精神的。时代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在理论问题上，只有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展开讨论、提倡争鸣，使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才能像十三大报告中所要求的那样，做到“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讨论时代问题不只是学术上的争论，更重要的是，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基本特征，才能够看清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才能够正确理解和自觉执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特别是集中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才能够更好地总结和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发生失误和再走弯路。
我们经常讲的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结合得好，就取得进展，就胜利；结合得不好，就遭受挫折，就失败。而所谓实际，既包括本国的具体特点，也包括整个世界形势。这世界形势，就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时代问题。同本国实际结合固然重要，而同时代发展结合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列宁说，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更具体的特点”。[1]这就是说，对时代认识不清，是连本国的特点也很难了解的，当然就谈不上联系实际了。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就不但是由于脱离了本国实际，而且还由于不适合世界形势和时代潮流。
过去我们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政策和工作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大注意也很少提同时代发展结合，从世界形势出发。其影响所及，一方面，造成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调查研究重视不够。而缺乏研究，自然就了解不深，判断就不会准，决策就容易失误。例如，在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没有加以充分注意，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妥善对策，曾使我们丧失良机，吃亏不小。另一方面，对时代基本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掌握，也妨碍对本国实际的了解，造成脱离本国实际。我们以前只强调和自己的过去比，因而感到不错，自以为发展很快，结果被人家落下了一大截。其实，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不只是正确认识国情的结果，也是研究整个世界形势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不看整个世界，不作横向比较，怎么会知道我们生产力发展落后呢？又怎么能确定到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战略目标呢？所以，只有了解世界情况，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更客观更实际地认识自己，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
讨论时代问题，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破除个人迷信、反对教条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需要。
在时代问题上，过去我们长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和极“左”思想的干扰，认识始终滞留在革命导师六七十年前所研究和论述的范围内，而且还不断向“左”发展。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的判断上。在时代发展和国际问题研究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唯书和唯上，多是限于对经典著作或上面的提法和论断进行论证和阐释，凡是经典著作上有的或上面讲过的就不可以改，凡是经典著作或上面没讲过的就不可以讲。战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一个很长时期并没有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保持着陈旧的观点，谈论的仍然是传统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缺乏对现实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分析。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些脱离实际，不能为正确的决策起到应有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解放思想，实行拨乱反正，并且不断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研究和估量，逐步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但就国际问题的研究来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对世界形势的估量不一定要有深入的研究，时代问题弄不清楚也无关大体，可以避而不谈。研究本身也落后于实际，远没有思想界其他领域活跃，在不少问题上还是围绕着陈旧的观念兜圈子。例如，我们对战后世界的变化、对当代国际上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发展趋势，仍然习惯于用老框子去套新形势，甚至热衷于争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垂死性等问题。这都不能说是很正常的。通过对时代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过时的陈旧观念，提高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
下面就分十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一 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特征
（一）时代概念的不同含义
时代这个概念可以用在不同的场合，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含义，就看以什么为坐标和参照系。例如：论年龄段，就有青年时代、老年时代等；论社会形态，就有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论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就有石器时代、蒸汽机时代、信息化时代等；论各国政体和路线，就有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等。还有在其他不同场合使用的不同含义，诸如全球化时代、大变革时代，等等。
我们这里所谈的时代，属于政治理论问题的范畴。长期以来，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时代成为一个专门用语。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是一个始终被置于首位的问题，主要涉及的就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这样人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党在制定战略方针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各国共产党工人党1957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签署的《莫斯科声明》，开宗明义首先讲的就是时代问题。196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谈了2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上述“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我们一直坚持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直到1985年后才不再这样提了，但是也没有否定过。陈云就是一直坚持的。因为在1989年初，他还针对学界有关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这篇谈话后来经过修改被收入了《陈云文集》。邓小平讲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也一直讲到1984年，1984年后才表示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大战危险的看法。
谈时代概念，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具有国际性。它是一个总的概念，涵盖全世界，而不是指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的局部发展。什么时候才出现国际这一说法？那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在资本主义以前，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所以谈不上国际。民族国家的概念始于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时才提出国家主权和国家疆域等问题。我们中国是闭关锁国，所讲的“天下”其实指的只是中华帝国。我们与外界基本不来往，顶多通了西域，规模还很小。时代特征所说的“战争”，是指世界战争（只有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大战才算得上），不是指地区或局部战争，更不是国内战争。“和平”则指全世界的和平。“革命”和“发展”也讲的是世界性的。
第二，它具有全面性。是指整个国际形势和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而不是指某个局部现象或某一个方面。讲发展，是指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指科技和武器之类的单项发展，哪怕像把世界连成一片的互联网络这样的科技发展。所以我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那就是指没有再打世界大战，并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迅速的发展。例如人们就说，战后50年，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超过了以前的500年甚至5000年。
第三，它具有决定性。其他一切国际现象都服从于它，受制于它，例如战略格局、国际秩序，以至一国的国内发展等就都受到它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冷战，激烈争夺世界霸权，被认为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矛盾。但冷战并没有决定时代特征，相反，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决定了：美苏争夺一直没能激化到引发它们之间发生战争亦即世界大战。冷战也没能阻止人类取得前面所提到的空前大发展。
第四，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起主导作用，不会轻易逆转和改变。因此，不应在国际上一遇风吹草动，就动摇对时代的正确判断而随风摇摆。世界局势发展一时看起来有危险，但也未能把时代推回到战争与革命阶段。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过经验教训的，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得到解决。
（二）列宁的时代学说
列宁创建时代学说本身，是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属于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时代，但那多半是指人类历史中的不同社会形态，如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或者以生产手段、科学文化为标志而划分的，如石器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等。列宁则明确地把时代同国际形势和革命运动联系了起来，按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态和革命任务的阶段性变化来划分时代。所以，列宁所讲的时代，就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确定的历史阶段，其含义包括这个阶段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以及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等。他的最大缺点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反而模糊了不同时代的划分。列宁还强调时代的世界性，认为不能限于个别国家。他说：“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2]
可见，时代就是整个世界形势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不过列宁关于时代的确切含义和时代的划分并不十分严格，而且显得有些混乱，比较系统的论述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
列宁最早提到时代问题大约是在1903年《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里，说19世纪后半期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而现在则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十分紧张的时代”，并说“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3]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世界历史三大时代”，即：1848—1871年，1871—1905年，1905年以后。
不久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列宁对时代问题作比较系统的论述和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时代”，是1915年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其中对时代又作了新的划分。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一）1789—1871年；（二）1871—1914年；（三）1914—？”。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全面分析，更多地提到了“帝国主义时代”。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提到了议事日程，列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并说明这种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他把进入20世纪以后的时代称为“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时他对两者是分开提的。斯大林1924年讲述列宁主义的基础时才把两者合并在了一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提法并不完全准确。如果说提出帝国主义时代，正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为实践检验和证明；那么，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就没有什么根据了。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固然，战争引起了革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只是世界性的民族民主革命，如欧洲推倒了四大帝国（德、俄、奥匈、奥斯曼），亚非拉兴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就是在俄国，现在人们也只承认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而十月革命则属于夺取政权的政变了。但是由于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战争必然引起革命，所以后来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也就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个人因素，列宁的时代学说含有空想和过左的一面，对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也不准确，当时提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证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不但和当时就被认为修正主义的伯恩施坦一派不同，而且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代表的正统派也不同，被认为是“左”的流派。
列宁过分强调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在时代划分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起主导作用。因此他断定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世界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一再说他们那一代人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历史已经证明，这都属于“左”的空想。
把20世纪上半期叫做“战争与革命时代”还比较恰当和符合历史。因为在4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有战前的备战和战后的恢复。50年人类的生活都直接与战争有关。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萧条，两次大战也确实引起了两次世界性的革命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还引起亚非拉不少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则导致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彻底瓦解。在中国，头50年更是战争与革命一直持续不断。所以20世纪上半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战争与革命时代。
历史证明，列宁，还有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估计上都犯了乌托邦的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错了。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而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革命周期的缩短和飞速发展。把战争与革命时代正式定名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源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帝国主义论》出版后近百年的历史证明，这个理论的许多论断不仅早已过时，而且有些论断在当时就不正确，缺乏充分根据。这里只谈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命题关系较大的以下几点。
第一，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已经发展到顶、不能再高了，因此已进入腐朽和垂死阶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证明，列宁的这些论断都是不对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垂死，也并不完全腐朽，更没面临无产阶级起来埋葬它的世界革命。它仍然统治着全世界，连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借助经济市场化，融入了它支配的全球化体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积累，要超过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时代（就算是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千百倍，有人甚至说相当于人类有史以来的总和。可见，《帝国主义论》的书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立论就是很不确切的。
第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是它的绝对规律。后起的国家必然要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但殖民地已瓜分完毕，因此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而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直到1952年，斯大林还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大国间的战争不但可以避免，而且还变成不可能的了。根据当前形势和今后全球化展望，世界大战大概也是不会再打了，所谓世界革命更是看不到边。
第三，列宁虽然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先在一个国家开始取得胜利，但要取得最后胜利，还得主要国家一齐动手。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革命终究是全世界工人的共同事业，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因此各国无产阶级都必须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推动世界革命，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对国际主义义务作了如下规定：（1）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2）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主义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4]
过去不但苏联，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头30年也一直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几次宣布，为了支援其他兄弟国家（如朝鲜、越南等）的革命，我们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样讲，也真的这样做了。但是人们后来发现，输出革命是错误的，也很难成功。苏联很快就把国家利益摆在了首位。苏联东欧剧变后，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都放弃了国际主义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时还在提“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但已对国际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不再遵循列宁的定义，而是强调“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从十三大起更不再提国际主义了。支援世界革命，我们承受不了。邓小平干脆提出，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决不当头”。世界革命的事，现在世界上已很少有人再提了。
我个人是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我的说法是《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而且对一些问题，当时就估计得不正确。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说明了战争不可避免，后来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已经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崩溃，列宁所说引起战争的前提为争夺殖民地也已不复存在。又如，帝国主义至今仍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因此，我谈时代问题，虽然源于列宁，但又不同于列宁。对待一种学说抱这样一种态度，我以为是正常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则就是教条主义。列宁就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在许多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如对私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对国际主义的看法和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发展，能够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修正不准确的或过时的论断，提出新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伟大，不但在于他们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而且也在于他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因而思想不断发展，能跟上形势。
（三）时代是由时代特征决定的
时代的命名、性质等一切都决定于时代特征。可见时代特征就是确定时代的决定因素。例如，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那自然就说明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因为不可能存在背离自己主题和基本特征的时代。在命名上，战争正好与革命相搭配，不仅两者紧密交织，而且革命本身也是战争，因为革命往往离不开暴力。和平则正好与发展相搭配，因为两者互为条件。
但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虽然这种人越来越少，但至今仍有些人坚持，特别是所谓的“左”派。他们仍然把时代特征与时代本身分开，坚持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或如苏共二十大所提并为1957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确认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即仍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只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除暴力革命外，还可能经过其他方式，如和平过渡）。毛泽东当时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但过后不久就变了，完全排除了走议会道路的和平过渡的可能。他不但仍然坚持斯大林给时代下的定义，还更进一步，说是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5]，直到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因此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在时代问题上进行争论并不是毫无意义和无关大局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一遇风吹草动就有人出来否认和批判时代已从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提法，还往往趁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鼓吹扩军备战，直接向既定的战略和政策挑战。在发生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时，就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
（四）时代学说只能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战争和人类与生俱来。原始社会时期，不同的氏族或部落就经常为了争食物、抢地盘，互相打仗。但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可能产生国际的概念。前面已说过，时代特征中的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都是指世界性的，不是指个别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也不会提出时代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可能产生时代学说。因为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谈不上国与国之间的世界大战。世界战争必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大战使一切都世界化、国际化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涉及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世界革命和全球发展的时代问题。
今后时代问题有可能逐渐淡化。因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时代则已有60多年的历史，今后还将长时期持续。这样一来，时代问题的现实意义就不像战争与革命时代那样大了。
二 认识时代和区别时代特征的重要性
（一）时代判断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基础
列宁说，只有“首先估计到和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才能正确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更具体的特点。”[6]这里要说明一点，列宁说的策略往往正是战略。例如他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书名是策略，讨论的却是战略问题。这就是说，要制定党或国家的战略和方针，必须首先对时代特征作出判断。例如，对执政前的党来说，必须估计革命究竟是处于高潮还是低潮，估计错误就会犯“左”或右的路线错误；对执政后的党来说，判断时代特征关系到国家命运，是把国家引向成功还是失败的重大因素。
认识时代特征对个人也有很大好处，甚至对个人的命运都关系极大。因为这涉及个人如何立志，决定自己学什么、做什么。例如在抗战前，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特征，这就决定了大批青年包括我本人在内，响应时代的召唤，为了抗日救亡和追求民主自由，选择了去延安。
时代问题是国际战略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共产党、工人党观察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估量本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立足点。这既是制定国际战略，也是制定国内战略的基础。中国怎样看待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何规划国家发展道路和同外界交往，前提就是对时代作出什么样的判断。
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也必须首先考虑时代特征，不管它们是否认同时代学说和使用时代这个术语。虽然时代问题并不是列宁个人的创造发明，但它还是一个客观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得考虑，世界是处于和平时期还是要准备打仗。日本战败后的吉田茂政府，被迫改行民主政治，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客观上适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结果就带来了日本经济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则由于对时代判断错误，而导致了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倒退。
（二）时代判断的正确与否，决定革命的成败、国家的兴衰以至存亡
在革命时期，要认识革命的来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是否存在革命形势。这就只能出于对时代的正确判断。
什么是革命形势？列宁讲，有三个条件：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群众掀起了革命的激情。三者缺一不可。不存在革命形势而去发动革命，或者把革命的低潮看成高潮，会使革命遭受失败，使革命力量受到损失以至被消灭。而把革命高潮看成革命低潮，就会丧失革命的时机。在国际共运历史上，主要是前一种情况。
印尼共产党1965年遭到毁灭性打击，就是它的总书记艾地错误估计革命形势、选择错误革命道路的结果。他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影响。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党可以在国际共运中分工：苏联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管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按照这个分工，亚洲各国的革命就由中国管了。毛泽东要它们根据中国党的经验，去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根据毛泽东事后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实践中也没能构成一个阶段。毛泽东在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就取消了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共同纲领》，向社会主义过渡了。他后来更直截了当地说，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印尼共没有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去致力于推进国家民主和社会发展，却去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艾地也公开宣布，他们是在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对外，他坚决同中国党站在一起，在中苏论战中反对修正主义。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印尼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轻举妄动，结果遭到印尼军方苏哈托的残酷镇压。艾地和大批党员惨遭杀害。与印尼共合作、对我国友好的苏加诺总统被软禁。一个党员人数达250万之多、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外各国均属第一大党的印尼共，就这样被彻底消灭。到现在已经47年了，仍未听说它得到恢复和活动的消息。我们当时和越南一起大力支持印尼革命，对艾地的评价很高。陈毅副总理在一次报告中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断转移，从德国转到俄国，又从俄国转到中国，说不定以后艾地能成为中心人物。
中国党抓住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时代特征和毛泽东的倾向和主张正好相合。毛泽东一贯认为只有靠打仗才能解决问题，枪杆子里出政权。抗战一结束，就准备接着和蒋介石打仗，而且要一直打下去。我们要打他，他也要打我们。毛泽东要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让在晋察鲁豫的刘伯承先来了个上党战役。谈也是立足于打。因此，随后的全面内战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执政后的党如何判断时代特征，同国家命运的关系更大。
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苏联对世界大战是作了准备的。苏联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军工打下强大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苏联就可以制造出大量飞机。它建立一批拖拉机厂，也是准备一旦发生战争，马上就变身，成为制造坦克的工厂。这也是使苏联最后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物质基础。问题是，在谁跟谁打、什么时候打起来的问题上，斯大林的估计有误。由于认为战争仍将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斯大林对德国、意大利和英、法之间的战争危险估计得更充分些，而对德国同时以苏联为侵略目标有些麻痹大意。1939年8月23日他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条约附有规定苏联和德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就有这一背景。在这种麻痹大意之下，也使斯大林可以继续在红军中进行大清洗，杀害大批苏联军官。1937年到1938年被清洗的红军军官达四万多人，包括许多杰出的将帅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战争开始后又不得不紧急集中提拔新指挥员。这种自我削弱军事力量的做法，也是使德国法西斯在战争初期得以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使苏联几乎败亡的原因之一。
但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判断错误，没有看到世界开始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我们错了，苏联也错了，经验教训深刻，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都很缓慢。苏联长时期大规模扩军备战，80%的工业都同发展军事力量相关。在冷战中，苏联以美国1/10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美国搞军备竞赛。结果，军事力量倒是上去了。它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后来核武器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国家很穷。根据西方四个权威金融机构提出的报告，建国72年后的1989年，苏联人均产值只略微超过哥斯达黎加。俄罗斯人均消费水平从1917年占世界第7位，到苏联1990年退到第77位。它解决不了粮食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时间仍达不到沙皇俄国1913年的水平。经济没搞上去，是苏联最后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地缘政治上，苏联借助军力，西打捷克斯洛伐克，东打阿富汗，同美国的霸权争夺竟进入苏攻美守态势。
我们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也是一直搞备战经济，还大力支援世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三）认识时代和内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
过去人们一谈时代问题，好像只涉及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国内政策关系不大。例如毛泽东以前就趁美国对我们实行封锁，提出过“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
其实在客观上，不但国内外形势不可分，国内外政策也不可分。常言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且主观上也不可分。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会夸大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决策上就多树敌，强调斗，支援世界革命，搞革命输出，把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归之于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或曰里应外合。波匈事件就与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有联系。中苏关系变坏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有联系，毛泽东从反“左”转到反右，就是把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同国外“现代修正主义”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会上会后一定要污蔑彭德怀、张闻天“里通外国”。这种联系屡屡出现，现在也有表现。国内无论发生什么动荡，往往就说是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
时代问题本来就覆盖国内外全局。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判断、决策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内外不可分的。
三 关于战争与革命时代
（一）20世纪分为两个时代
1997年北京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现在是什么时代，当前的时代主题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次讨论几乎是当时整个学术界对时代问题看法的一个缩影。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理论前沿》1998年第2期发表文章，专门介绍了会议的讨论情况。其中说，“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早已形成共识，邓小平也有过明确论述。问题是能否说现在的时代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在的时代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个时代是随着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的结束而到来的。时代与时代主题是分不开的，没有无主题的时代。”“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是何时到来的，分歧较大。……但是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时代开始形成于二战后，50年代中期已初见端倪，到60年代已经定型。……和平与发展时代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
我的看法是：根据时代特征（这是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和时代主题（这是时代的主要内容），20世纪被分为两个时代。头50年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后50年应当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以战争与革命时代结束为起始，这一点是明确的。它会持续多久？由于全球化和其他因素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再次发生大战的前景，整个人类社会也在继续迅速向前发展。因此，整个21世纪大概仍将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
我们的观念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不能再把战争与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内对外都以斗争为主、斗争性质是你死我活等观念套用到当前时代的头上。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取得政权，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敌我两方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些都是战争与革命时代题中之义。我们长时间正是这样认识世界和企图改变世界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早已不是红白对立，而是相互接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靠近，如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方面。直到现在，西方国家政府推行照顾劳工大众多一些的政策，往往仍会被反对派攻击为搞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社会主义更多地向资本主义靠近，如接受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等等。现在中国的正式说法早已改为：不分社会制度，各国谋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只有极少数国家除外。这种观念顺应并推进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正说明这个时代将长期持续下去。对于两种制度的好和差，也应该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平，城乡、贫富差距更小。但事实却相反，在有些自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强势对弱势群体在某些方面的压制、剥夺等不公平现象反而更为严重。朝鲜和韩国就对比鲜明。在我国，两极分化竟然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5，美国是0.40上下，日本不到0.3。据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报告》，2008—2009年的基尼系数，中国是0.469，美国是0.408，日本是0.249。
下面，让我们先重温一下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和国际共运的发展，简单地谈谈战争与革命时代。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提法的由来和演变
战争与革命时代由列宁提出，再由斯大林发挥，其要点是：
第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成为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第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它们要争夺市场、原料、投资场所、势力范围以至世界霸权，因此，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并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
第四，革命属于世界性。这就要求先取得革命成功的国家履行国际主义职责，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帮助尚未成功的国家起来革命。不这样做，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可能巩固。因此，就得搞世界革命。
第五，世界革命会很快胜利，他们那一代人就会看到这一天。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写过文章，说凡是革命导师都容易犯性急的毛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几次估计，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就要爆发并且取得胜利，认为19世纪将是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但后来他们都做了修正。恩格斯在临终前的1895年就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认识的人，都是不对的。”“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列宁在共产国际大会上说过，胜利已经为期不远。1920年以后，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会像我们以前期待的那样”。斯大林直到晚年还一再大谈资本主义总危机。毛泽东更是大进一步。他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想超过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曾听过传达，说我们会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但我们得“谦虚”一点，不要说出来。只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同，毛泽东从未说过自己的估计不对。
（三）判断为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根据
把20世纪前半期叫做战争与革命时代，还是符合实际的。
1.首先，在那短短的时间里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也许绝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持续的时间应该加上战前的军备竞赛（备战）和战后的修复战争破坏。这样，战争及其相关的内容就填满了那半个世纪。
为什么只有这两次战争称为世界大战呢？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世界大战就是主要大国间的战争，美国不参加，谈不上打大战。即使日本同朝鲜打起来了，也还是局部战争，区域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都了不得。
“一战”，参战国家33个，卷入人口13亿，造成死伤各两千万。
“二战”，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波及人口20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战场广达2200万平方公里。双方动员兵力1.1亿，死亡军民5500多万。造成的直接物资损失达时价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抗战八年，军民被屠杀2100万，物质损失6000多亿美元。
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两三千年里，世界人口没有怎么增加。中国的人口也是增增减减，长期不怎么增加。这里面，战争是一重大因素。成吉思汗死于西夏，蒙古人就把西夏人消灭殆尽。西汉时期中国的人口已有5000万左右，三国时打来打去，剩下不到1000万，隋唐时增加到五六千万，经过五胡十六国，又减到一两千万。明朝人口开始上了亿，到清朝才增至三四亿。现在全世界人口那么多，地球负担越来越重。但是人类在进步，不会再靠战争手段来减少人口了。
“一战”后各参战国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接着准备战争。“一战”前前后后七八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连上了。关于“二战”何时开始，世界的算法是从1939年德国打波兰算起。到打败德国法西斯，“二战”一共延续了六年。我们中国有不少学者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算起。如果这样算，那就长达15年了。但是世界上支持我们这个意见的人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迅速结束战时体制，恢复战争创伤后开始迅速发展经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转而谋求发展，突出的如“四小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大力发展军备，准备战争爆发，结果经济没有得到很快发展。我国的情况尤为突出。
因此，把20世纪前50年称为战争时代，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2.其次，战争引起革命。两次大战引起两次世界革命高潮，过去称为战争与革命周期。
一战前有四大帝国，即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战导致它们统统倒台，一些欧洲国家爆发了革命，如俄、德、匈、土（耳其），许多中小国家获得了独立。在亚非拉，到处都燃起革命的火焰。我国的辛亥革命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有些国家取得独立，多数国家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经过反复，五四运动和大革命失败了。
过去讲革命，说的都是暴力革命和社会制度更迭。马克思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他的缺陷是过分强调暴力、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影响很大。根据我个人意见，这是忽略了改良。其实改良也是一种革命。改良推动社会进步的幅度和程度，有时还要超过暴力革命。俄国和中国革命，造成社会长期不稳定，反而影响了社会进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原来局限性很大，民众的选举权利受到种族、性别、财产等因素的诸多限制。二战后经过不断改良，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进行改良，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新政，使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历史地看问题，也相当于一场革命。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各种社会改良，实际上这也属于社会革命范畴，只是没有通过暴力。
二战中和二战后，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主体和世界主导力量的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过改良和调整，它们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通过改良即改革，加上后来的发展，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各国民主取得了很大进步。
因此，20世纪上半期也完全称得上是一个革命与变革的时代。
3.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和科技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1929—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使世界经济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跨各大洲的世界贸易往来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的，这时也相对停滞。世界贸易在1889—1913的24年里翻了一番，后来就停滞下来了。一段时期世界贸易出口年增长只有0.7%。19世纪末兴起的对外投资，20世纪上半期并无多大发展，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38年只有263亿美元。
作为比较，1950年世界贸易出口额607亿美元，30年后的1980年，竟增至20014亿美元。1950年到1973年世界出口年增长率达到9.1%。世贸增长比生产增长更快。
二战前，世界大国忙于扩军备战，实行贸易保护，科技也没有多大突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于这一时期，但是开花结果还是在以后。
到1950年前后，各国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有所恢复，殖民体系基本垮台，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
四 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
（一）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界定
正像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指世界战争一样，这里说的和平是指世界和平，也就是不打世界大战。世界和平就是指主要大国之间没有打仗。
除了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一国的内战或局部战争打得再大再久，也不会对全世界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内战如中国的解放战争，规模算得上是二战后最大的战争，二战前也少见。国共双方投入的兵力，最后计算达到1300余万。内战战火遍及全国。中国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几乎和面积1015万平方公里的欧洲相当。从参加的兵力、死伤的人数和消耗的物资来看，不啻在全欧洲打了个大仗。但是中国内战对世界，甚至连对周边国家却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日本照样发展，其余许多国家该独立的独立。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参战兵力300万，死伤各100万，是二战后最大的局部战争。参战国一方有联合国军16国；另一方是中朝苏三驾马车。战争打了三年，但是对世界安全的影响和破坏性并不太大。战争的爆发反而立即成为战后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契机，使在二战中遭到的破坏得到迅速恢复。首先是日本和德国出现转折。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得到大量特需订货；如果不是朝鲜战争日本的经济困难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其他的局部战争对中国均无多大影响，更不用说对全世界了。
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也是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即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对于发展，要看如何理解。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因此，广义地历史地讲，革命也算发展。革命与发展都是在推动历史进步，其根本区别只在于采取和平手段还是暴力手段，是突变还是渐变。采取什么手段不能只由主观决定，还要看客观条件。
在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这就是：革命往往都是指暴力革命，革命本身就是战争。改良不算革命。实际上，改良往往以建设的方式而不是以彻底破坏的方式同样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作用。暴力革命总会导致对社会的破坏，与发展不能等量齐观。发展也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相对于暴力革命的，是和平发展与和平改良。发展主要指通过改良和调整来推动社会进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进步。革命往往和战争结合在一起，而发展总是与和平结合在一起。
政治上的发展方式，有革命与改良两种。政治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改变社会制度。革命是历史的跃进，是突变。革命来得快，牺牲大，解决问题彻底、利索。改良是非暴力的渐进，是和平演变，显得缓慢甚至痛苦，不一定彻底，但牺牲小，可以减少破坏和伤亡。所以，恩格斯到晚年已倾向于走改良的道路。他和他的学生威廉·李卜克内西、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创建的第二国际，就主张通过改良即走议会道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代表人物有倍倍儿、卡尔·李卜克内西等，成为一派。另一派是以列宁为首的激进派，后来分裂出去，成立了第三国际，坚持暴力革命。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国际共运就分成了两派，第二国际被指称为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围绕暴力革命还是议会道路，在国际共运中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斗争。
经济发展，也有革命和改良之分。区别在于，是一次完成还是逐渐完成，是全部用新设备换掉旧设备，还是在旧设备的基础上逐渐改变和更换零部件。这就像房屋有建造和装修之别一样。以蒸汽机代替人力为动力，是革命，是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
在时代特征上，革命只能与战争相匹配。发展则总是同和平相匹配，因为要发展必须有和平的条件，以和平为基础。
（二）两个时代的交替
战争与革命跟和平与发展两个时代的交替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
20世纪两个时代的交接大约是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初。这表现在：
1.1950年，不但二战已经结束了五六年，而且战争的破坏也基本上得到恢复。苏联和中国有些例外，稍微晚了一点。中国因为二战后接着打了几年内战，一时还没有和平。苏联实现了和平，但到50年代初经济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社会发展更受影响。但就世界整体而言，1950年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不久前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收集的数据显示，“我们眼下处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暴力的最低点”，别看发生了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争。哈佛大学一位专家说，我们或许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期，人们之所以感到世界动乱比以前更严重了，是由于信息的发展，往往一个地方发生爆炸或骚乱，一下子就传遍了全世界。在信息传播还不那么灵便时，有些地方出了大事，人们还不大清楚。例如卢旺达一下子有近百万人遭到屠杀，当时信息不那么快，就没有在世界上受到太大注意。信息传播快又在敏感地区，如科索沃战争死的人远没那么多，却立即引起全世界的极大注意。
2.殖民主义体系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50年，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正在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不同，引起的后果也是两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属于反法西斯的民主的性质，而不是单纯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以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战争的态度和采取的策略，已不是反对战争，进行革命，而是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实行劳资合作，积极参加战争，并且因此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爱戴，力量迅速壮大，政治地位大为提高。但在二战开始时，斯大林和毛泽东认为仍然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到二战打到苏联头上，就不能仍然说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了。他们很快改变了看法，说这是反对法西斯、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战争。
（1）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1945年到1948年发生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初差不多就已告一段落，开始走向低潮。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些争论。有人说，那时还有一部分国家并没有取得民族独立，大部分非洲国家就是在1950年之后才获得独立的，是否应该往后算才对。但是，殖民体系瓦解的高潮，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结束了。这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摩洛哥以及叙利亚等大部分国家都解放或独立了。他们的人口加起来占亚非总人口的4/5，殖民统治已属强弩之末。剩下的是在殖民体系中起作用不太大的，或者宗主国对它们抓得不那么死的。1950年以后，真正通过战争获得独立的只有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多数都是通过宗主国被迫让步或自愿放弃而和平地实现了独立。马来亚、新加坡、文莱，都是事先谈好独立条件解决了问题。印度也不是经过打仗取得独立的。法国1960年一下子放弃了12个非洲殖民地，让它们独立。这已经是革命进入低潮时的表现。这时还有个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第三世界的形成。
（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民主改革，也是在1940年代下半期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那几年，这些国家的民主改革进行得可说是大刀阔斧，应视为也是一种革命和发展。这应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两个时代分界的另一个标志。但是，过去人们是不怎么把民主改革算成革命和发展的。德、意、日三个轴心国家，在战后立即被迫改行民主制度。在德、意两国，老百姓接受民主改革比较顺些。日本人则是靠麦克阿瑟的强加才实行和平与民主的，天皇的权力一下子被削减到很小，实行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制度，就是现在的局面。美、英、法也是在那时来了个大改变。他们的改变始于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罗斯福1941年6月提出四大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从此要对人民的经济安全负责，成为美国政府职能的一大转变。这一条在战后得到进一步落实。附带说一下，1943年7月3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论曾高度评价这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如何？）时更说，“这样一个国家”“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7]英法两国也都有改革。英国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改变了原来保守党推行的一些政策。美国的杜鲁门政府也未敢抗拒这一民主革命的潮流，力主审判战犯和禁绝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支持对德、日等进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造，为德日制定了和平民主宪法。
（三）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特征的根据
根据什么断定20世纪下半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呢？
1.先谈和平。世界和平就是不打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期打了两次，下半期以来就再没有打过世界范围的战争了。大国之间虽然矛盾很多，冲突不断，美苏之间的矛盾更是突出，但没有打仗。它们分别是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头。如果打起来，不仅两个阵营各国都会参加，亚非拉地区好多发展中国家也会卷入。这就是世界大战了。但是美苏始终没有打起来。其他大国更是尽量避免发生大战。为什么20世纪下半期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人类本身的进步。这可不是空话。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新认识、吸取经验教训。人类的良知在不断提升。这里有各国人民的觉悟，也包括统治集团甚至独裁者的认识在内。这不完全是个性善性恶的问题，前车之鉴关系很大。统治者会逐渐地从中看到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不敢轻举妄动。希特勒的下场，是各国统治者个人不能不考虑的。
大国中有些人对最近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一开始看得很重，认为大萧条又来了。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次的严重性将超过1929—1932年那次。后来证明情况不是如此。因为这次已大不同于1929年。那次是各国自己保护自己，以邻为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次则是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设法控制，证明人类接受了那次大萧条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一大进步。
战争问题也是一样。人类同样注意到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经常讲战争贩子、战争疯子，说这些人到时候是一定要发动战争的。二战后，靠战争发财的战争贩子倒是有一批，战争疯子却没有。这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由历史趋势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些争论。我曾就此写过文章征求一些人的意见，有些人觉得太乐观了。问题是现在谁和谁打？苏联解体后，只剩下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打大仗了。可是我们和美国都不大可能打。二战后，即使军人当权，也不敢挑起战争。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二战时的盟军统帅，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一上台就力主朝鲜停战。我们说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帝，其实就是指它同意了停战谈判，并不是说我们把它赶下海，它落荒而逃了。如果美国选择要继续打，它是有能力再打下去的。赫鲁晓夫这个人好像很冒失，但在古巴导弹危机和第二次柏林危机问题上最后还是作了妥协和让步。苏联在古巴危机中丢了脸，从古巴撤走了导弹，但实际上还是合算的。美国答应了两个条件，不进攻古巴，也不在土耳其一带部署导弹。双方终于妥协，证明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第二，是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可说是带一定意义上的质的变化，即从“传统资本主义”变为“现代资本主义”。传统资本主义就是过去那种经济上完全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加政府调节，政府调节的力量还很强，这就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某些本质属性。它出了毛病，在很大程度上能自我调节。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大家都讲要一起来进行调节。为此开了好几次峰会，20国峰会，金砖四国峰会等。会上讨论是放还是收，结果决定仍然要继续合作，实行管制。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胡锦涛和奥巴马都表示还是要管住。
什么是帝国主义？现在还有没有帝国主义？也真是成了问题，很值得研究。列宁的定义不可以乱套。例如列宁讲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垄断。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确实会出现垄断。例如在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上，芬兰的诺基亚垄断性很强。瑞士也有垄断性企业和产品。我们的中石油、中石化都是垄断性的。那么，芬兰和瑞士难道都是帝国主义？说是，不行；说不是，又不符合列宁的定义。
为争夺殖民地而打仗就更谈不上了。现在哪里还有争夺殖民地这件事？帝国主义国家在二战后不是互相争夺殖民地，因为殖民地不再只是掠夺和剥削对象，反而变成了包袱和负担。有人认为，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这类争夺，说美国在这里和俄国、甚至和我国争夺。实际情况是，美国到阿富汗去就是为了抓本·拉登。如果是同中国争夺，那为什么不在朝鲜和台湾搞名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在更大程度上是与别国，包括和当地政府合作。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它们发生矛盾，已有一套相互竞争和协调的办法，用不着靠相互打仗来解决。在美国已盛行多年的“民主和平论”，就是说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打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我们干脆连帝国主义也不叫了。在官方正式文件和讲话中已不再用美帝国主义这个词。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称美国从来都和帝国主义联在一起。80年代以来，人们在口头上有时还“美帝”长“美帝”短的。对老头们，这是出于习惯；对“愤青”们，则是出于一腔无名怒火。
现在回头看，二战后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变化的意义确实非常之大。
第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类毁灭性武器的迅速发展以及日新月异，也是对大国之间战争的有力制约。使用核武器有导致人类毁灭的危险。这成为制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大国的领导人和民众大约都不敢冒此风险，结果是谁也不敢打。美俄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苏联一个时期核弹头超过10000枚，后来逐渐削减，还有3000多。奥巴马不久前宣布，美国还有5000多。那么多核弹使用起来不知可以毁灭地球多少次。人类会干这种事？它们之间已经开始核裁军，并将继续下去。过去它们在使用核弹上就一直非常谨慎。朝鲜战争时，美国对我们参战没有准备，被我们打了一闷棍。当时麦克阿瑟提出使用战术核武器，用原子弹把我国东北一些地方炸一炸。当时在美国不少人也同意。但是杜鲁门考虑再三，没有批准。他怕苏联也对美国使用核弹，因为苏联当时站在中国一边。还有一次，是在1958年台海危机时。实际上这次并不是正式的战争，我们只是向金门打炮。当时美国的军部，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提出在福建前线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说先准备着，万一我们进攻金门或者打美国的船只，需要时就使用。当时美国在金门有顾问，已经死了人。但是美国非常谨慎，不让用核武器，第七舰队也停在我们领海三海里外的公海上，不敢接近中国领海。这些都证明，武器的进步，对爆发战争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核国家正在共同致力于防止核扩散。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事实上核武器已经开始在中小国家中扩散。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朗、朝鲜都已经是核国家或实际上已经拥有核武器，或想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几年前就有核武器。据说朝鲜已有几枚核弹。伊朗也想制造。如何不让它们拥有核武器，很难办。朝鲜拥有核武器首先威胁到中国。它一旦使用起来或者在它那儿发生核材料泄漏事故，首先遭殃的是吉林省，其次威胁到日本和韩国，对遥远的美国威胁不大。但这些国家即使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这三条是根本原因，当然还有诸如战略平衡等其他因素，使大战没有打起来。而且20世纪下半期的大国关系不是变坏，而是变得更好点、更可以控制了。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欧洲，矛盾不是尖锐化，而是更接近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在同步化。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才不致落后。以往的认识是，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会引起它们间矛盾的激化甚至战争。而二战后各国的发展是在不平衡中走向相对的均衡化，没有发生大战。美国和中国、美国和苏联，也是从相互敌对转到不以敌人相待，既竞争又合作。大国之间的相处更趋于平等，关系也更成熟了。
2.再谈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人类在20世纪下半叶创造的生产力和积累的知识财富，超过了以往一切时代成就的总和。据陈志武教授讲，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增加了一倍。1880—2000年却增加了五倍。增加主要在二战之后，这里还应扣除世界人口的激增。单是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产值累计额就是在这以前人类历史上工业总产值的两倍。战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百分之八九十靠技术进步取得。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突飞猛进，人人皆知，就无须多讲了。
第二，是市场化的大发展。
除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以外，还因为二战后出现了延续至今的两大潮流，一个是经济市场化，另一个是政治民主化。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凡是“化”的国家，经济发展一定快，反之，就会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靠市场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印度的2/3，但因印度的市场化比我们晚了十多年，我们很快就超过了它。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实行市场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1985年以后，市场化才在全世界范围迅速铺开。我们虽然在1979年就开始改革开放，但只有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市场化才真正展开。在1985年以前，全世界卷入市场化的人口只有六亿，到20世纪末，经过不到20年，就已增加到60亿。现在还剩几个国家，如朝鲜、古巴，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化”和不“化”的后果，差别极大。只要看看东德和西德、大陆和台湾当年的对比，韩国和朝鲜直到如今的对比，就一目了然。
市场化指经济上对国内国外市场的开放。只有通过市场化才有可能参与国际化，特别是全球化。
第三，是二战后兴起的民主化潮流。
政治民主化是二战后和经济市场化一同掀起的潮流。战前只有少数几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美、英、法等，而且这些国家民主的内涵还很不完备。单以选举论，即有财产、性别、文化水平等限制，还有种族歧视，使许多民众得不到选举权。由于二战的反法西斯性质，20世纪下半期民主化得到迅速扩展，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从70年代起，民主化的发展更为迅速。1975年，全世界有民选政府的只30多个国家，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几乎全都由文人政权代替了军人政权，建立起了代议制民主。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三个，五年后的1994年已达到48个。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德、意、日三国的民主改造可说是有目共睹。拿日本来说，经过战后多年的改造，已经建成成熟的社会，无论执政的党派更换得多么勤，都不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老牌民主国家有长期的民主传统，民主化更得到很大的进步和完善。美国的种族歧视有了根本性的改善。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中的要求已经基本实现，奥巴马这位非洲裔黑人当选总统即为明证。妇女同工同酬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妇女的就业率日益提高，妻子的工资高过丈夫的情况也不鲜见。一些家庭，转而由丈夫在家带孩子了。还应该提到的是，苏联东欧国家实行转型，都卷入了民主化潮流。它们的情况不尽相同，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快些。现在全世界违背民主化潮流实行集权或专制制度的国家已经不多了。它们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第四，是社会福利化潮流的兴起和落实。
这是二战后世界上的一个很大进步。这个潮流既是人民斗争的结果，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善于自我调节的重要表现。在西北欧国家，民众从生到死都由国家包了。有的北欧国家，生孩子连丈夫也可享受长时间的产假。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王震副总理1978年访问英国。他当时就对我们驻英国使馆的官员说，英国已经消灭了三大差别，除了缺少共产党的领导外，已经达到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有些从加拿大回来的人也说，“人家才是社会主义呢！”美国的福利搞得差些，贫富差距也因此大些。但穷人出身的奥巴马上台后，首先抓医疗改革。因为现有的福利制度，还有10%—20%的人没有得到医疗保障。我们储蓄率那样高，就是因为怕老了看不起病，没人管。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非法移民和冒死偷渡。发达国家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当然，福利化也有问题，搞过了头，会出懒汉。不过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和平等，国家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最后，谈一下文明和文化。
二战后，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变化都极大。我们战争年代梦想的共产主义，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在许多国家，人们从衣食住行到衣着革命，这个要求标准早已被大大超过，人们已从只求温饱到了牛奶面包的大普及。科学发展，“知识爆炸”，还有风俗习惯的演变，人类自身生产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化和手机的普及，等等。宇宙航行的发展，使嫦娥奔月的神话真能实现。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认定，世界在1950年前后就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无可争议的了。
五 我们在时代判断上的沉痛教训
客观形势的发展十分清楚地表明，世界在二战后不久就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60多年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在这期间，经济科技文化飞速发展。可是毛泽东生前却一直坚持，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人家说有望保持和平，我们还在准备打仗；人家注意谋求发展，我们还在坚持继续革命。完全是对着干。这就使国家建设丧失了30年的机遇期，落后是必然的。
（一）对时代误判是国际共运的普遍现象
对时代，和对其他重大问题的判断一样，各国共产党都得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但是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未变，1947年还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被称为中共党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的胡乔木说过：“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8]连胡乔木也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得出这样的论断，更加证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承中一个“左”的流派。但是话又得说回来，要是没有共产国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国民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改造的。两个党除了主张不同，组织体制几乎一模一样。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和国际共运后来又长期无视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断定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还要在国内搞继续革命，对外输出革命。时代判断的错误，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运遭受挫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二战后世界上存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呢？历史已证明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更没有出现。
从1935年到二战结束，共产国际主张建立并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二战后期和二战后的头一两年，斯大林主要考虑的也是维系并加强和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关系。他提出“联合政府”政策，主张资本主义国家有武装的共产党应当放下武器，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以合法身份进入议会和政府。有人（如铁托）批评这是犯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夺取政权的机会。其实也很难说。因为这是符合时代主题随着二战结束而开始发生转变的趋势的。譬如，戴高乐是反法西斯英雄，法共要是起来反对戴高乐，能不遭到法国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吗？二战后世界上是否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答案是否定的。战后，发达国家致力于维护和平局面、恢复和发展本国和世界经济、在政治上推进战败国的民主改造和本国的民主改革。它们因此进入了一长段黄金发展时期。在这些国家搞无产阶级革命缺乏条件，硬要去搞，必定失败。尽管法共和意共这两个大党在二战中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国内的影响很大，但它们在战后都不可能上台掌权。铁托等的批评，看来就是出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当时的这种判断直到现在仍然留有回响。实际上，法共意共后来党员人数越来越少，影响越来越小，恰恰不是因为它们“右”，相反，而是它们太“左”。这是国际共运的通病。
（二）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还越来越“左”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而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毛泽东是真诚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还因为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为人正好适合毛泽东的理想和个性。毛泽东要专政、爱好斗争。这和列宁、斯大林一样。毛泽东很少讲和平。他基本上不主张和平共处，在他的著作中也很少提，只有一次提到，还说成“和平共处就是冷战共处”。至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胜利后也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战后10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已经在事实上否定了他的这一论断。
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绝对权威正式确立。七大后，毛泽东的意见也就是党的意见。二战结束之初，当时世界还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毛泽东那时的判断还合乎实际，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就在那时，他已有过“左”的苗头。例如1947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认为革命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苏联超过了美国的力量。因此，他准备和苏联分工搞世界革命了。所以才有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和斯大林谈的话。斯大林说，“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9]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以后对亚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还真是管起来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立共和国后的头几年，即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还非常尊重斯大林的意见，他们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估计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要打，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就是这样说的。因此这段时期中国可以放手打内战，接着又打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后，本来应该立即对内集中搞经济建设，对外打开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但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对内接着搞继续革命，对外支援世界革命。在国内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改变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从强迫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向共产主义过渡。支援世界革命，几乎在亚、非、拉遍地开花，而把重点放在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后来的柬埔寨身上。1979年我们去打越南，也是为了支持红色高棉、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为各国革命力量提供了大批各种无偿援助，包括在中国为他们开办各种训练班，花的钱真是不少。结果是到处树敌，导致我们自己孤立。
研究时代和国际形势，必须同研究国内形势连在一起。中国自己就是把对内对外路线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对外打倒帝、修、反，就是同一条路线的内外两面。例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就与中苏关系恶化直接相关。毛泽东认定，彭德怀、张闻天不仅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右倾，而且还说他们有“里通外国”问题。会议从原来反“左”转到反右，对外就是导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和来访的赫鲁晓夫大吵，当面给他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赫鲁晓夫也怒不可遏。到1962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国内和国际上同时扭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这一年，全国广泛开展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突出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对外反修防修，中国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毛泽东不但不加改正，反而发动把中国推向更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对内搞全面内战。对外提出“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发动全国紧急备战，要建设大小三线、要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后来更进而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使全国进入临战状态。
总之，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由于毛泽东推行极“左”路线，使中国不但错过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技术空前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且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倒退。
（三）错误的时代判断使中国人民付出惨重代价
错误判断引起穷折腾，人民跟着倒大霉。既然是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备战，自然就顾不上经济文化建设，而且造成巨大浪费。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按：其实头八年也有些瞎折腾），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20年‘左’的错误，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改善。”这就是承认，共和国建立后头28年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造成的损失，仅列举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没有发展，反而发生大倒退
建立共和国后头30年，当然也取得一些成就，例如，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发射了两弹一星，等等。但总的来说，由于路线错了，所得到的更多只能是沉痛的教训。
头3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好机遇期，被错误的时代判断白白丢掉了。同主张和平发展的国家如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相比，我们似乎是在对着干。人家着重发展生产力，我们着重阶级斗争；人家以对外开放立国，我们坚持闭关自守；人家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我们忽视教育、轻视知识；人家搞民主改革，我们加强专政……结果是人家各个方面都有飞跃发展，我们却全面地倒退了。这显著地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例如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就比还在打仗的1949年分别降低了18公斤和0.2公斤。粮食消费减少18公斤是个什么概念呢？以我个人1960年下放安徽的粮食消费水平为例，当时每月定量是12斤原粮。在当地就是没有加工过的玉米，每天平均四两。把这四两玉米磨成粉，分两顿吃，每顿只能领到一大勺稀糊糊。这样吃下来，不到一个月，我就得了浮肿病。我出身于农民家庭，15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前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前后对比，解放后头30年的情况确实是历史的倒退。
194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四十位，1978年下降到排在倒数第二位，只有印度人均的2/3。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第170位之下。[10]拿我们同日本比，二战后它比我们困难得多。二战刚结束时，经过美国的大轰炸，日本东京等大城市可说废墟一片，人民生活和我们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邓小平说，一直到1960年，日本还和我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据世界银行统计，195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4.7%，日本只有2.4%；1980年，中国降到2.5%，日本则上升到9.5%。（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中国1960年占4.6%，1978年为1.8%。）不但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就是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的差距，我们也是迅速拉大了。
第二，政治上瞎折腾使中国人民受尽折磨
整个看来，搞政治运动都是不对的。人家在社会发展上是一步上一个台阶，我们则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过去搞的运动，很少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些属于必要，但也错误严重，如解放初期的镇反，搞错的起码在2/3；土改，何必一定要斗争地主富农并影响他们的子孙后代？后来的反胡风、肃反（在知识分子中被整肃的比例超过总数的5%）。反右派，一下子把知识分子打压下去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对生产和环境造成的大破坏超过“文化大革命”。中国舆论和当代史对反右倾重视不够。其实，无论从规模、声势还是后果看，反右倾都比反右派厉害得多，上自中央下至生产队都被卷了进去。有些地方上的领导，如四川的李井泉，援用反右派运动的“引蛇出洞”，采取了“钓鱼”的办法，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他故意先把彭德怀的讲话拿出来而不说彭已遭到整肃，结果同意彭德怀的干部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造成全国饿死4000多万人，光四川一个省就饿死1200万。当时既不开仓济贫，还不准逃荒。有的因逃荒或偷吃东西而被打死。在和平时期饿死那么多人，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先例。死去的冤魂至今没有得到安抚。三年的人为灾难往往还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大跃进”、公社化和反右倾运动的严重后果一笔勾销。还有人民没有得到公民本应享受到的各项自由，这里就不详加叙述了。在官僚制、等级制、特权制之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公平、平等。
第三，文化教育上的优良传统丧失殆尽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头30年的文化教育损失实在太大。对一切优良传统都有所摧残和破坏。党内风气和干部作风迅速恶化。最为严重的是道德败坏。庐山会议的参加者全都是党内精英。大多数都认为“大跃进”出了问题，应该反“左”。可是毛泽东一转，全都跟着反右了。反右倾后全国死水一潭，万马齐喑。最后引发为畸形的“文化大革命”。
30年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原来的大师级人才则没有写出大师级的作品。曹禺23岁写出《雷雨》，新中国成立后就不行了。郭沫若早年写出大批成功的作品，“文革”时自己说是“犯了罪”，应该一把火烧掉。现在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有些人不是为社会尽责任，而是如何拉关系、找到好的出路。
总而言之，我们白白耽误了30年。近二三十年来一直讲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20年机遇期，不知有什么根据。对于过去错过了二战后黄金机遇期的30年，竟不敢正视，不愿总结经验教训，视而不见。主流舆论总是讲头30年的成绩，什么两弹一星，等等，不讲饿死人和整错人等事实。其实这是犯了路线错误的30年。为了今后的发展，极其需要认真总结和吸取教训。
六 对时代特征判断的拨乱反正
上面谈到1976年国家经济已经达到崩溃边缘，全国上下都认为，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如何改？要抓生产抓经济建设。但是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转了过来。
（一）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有个过程
人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但问题是应该集思广益，多倾听群众意见，领导者不应自视一贯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压制批评。毛泽东如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能听取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也不致发动反右倾运动，引来三年困难，更可能避免使中国几近崩溃的“文化大革命”。
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擒，“文革”也宣告结束。当时全国从老百姓一直到中央领导，一致要求改弦更张，但也有求稳怕乱的想法。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以前是毛泽东，“文革”后经过华国锋两年的过渡，后来就是邓小平当权了。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上，中央领导层比较快地达成了一致。本来从华国锋开始，就已经既抓建设又抓开放。他提出要引进外国技术，要搞十个大庆，还派人到多个国家去考察。后来这些被批评为搞“洋跃进”，是不对的。只是他不够全面，还坚持“两个凡是”。而且在他当第一把手时，竟以反革命罪判处几位对毛泽东提过意见、发表过反对“文革”言论的青年死刑。所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正式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长远国策。
但是，在时代特征的认识和判断上并没有及时转变过来，有好几年邓小平和党中央还在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特征的判断。对时代特征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一致的看法，就很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不要继续准备打仗，还要不要继续推行世界革命、支援东南亚共产党，等等，还都是问题。我们要求美国不要同苏联谋求缓和，要日本猛增军费，批判主张对苏联搞缓和的所谓索南费尔特主义。其实索氏当时只是美国的一位中级官员，主张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和地位，邓小平就给戴上了绥靖主义的帽子。他觉得委屈，在学术交流中曾一再向我们解释。我们反对缓和，加速推进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主张，外国人不能理解，客观上显得是：全世界要缓和，我们要紧张；大家要和平，我们要备战。这只能落下个好战之名。
其实，在中央领导人之间，看法也并不完全一样，有的转变看法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对于以往过高估计战争的可能性，当时学界很多人也提出意见，说世界上好多人都在讲和平有望，我们还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影响很不好。但“文革”结束后不久成为第一把手的是邓小平，他的认识对全党起决定性作用。而邓小平却觉悟很晚，“文革”后有七八年都认为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
邓小平还听不进不同意见。当时胡耀邦对时代特征的变化已有所认识，竟受到批评。1979年7月开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头一天（17日），胡耀邦发言说：“苏联统治集团反华，20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这表明，胡耀邦在看法上已经发生变化。邓小平显然是看到了会议简报，决定出来批驳。第二天就在讲话中针锋相对地说，“战争威胁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20世纪80年代初，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曾组织撰写和上呈六篇关于国际形势的内部《讨论稿》，其中有一篇认为和平可能维护，不宜再提战争不可避免。当时他拉我参与其事，所以我了解点情况。邓小平和李一氓在长征遵义会议期间曾一起住在一间屋子里，早就比较熟悉。在一次研究这些《讨论稿》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就说：“你这个一氓呀，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呢？”李一氓受到了批评。只是那时的批评都比较客气。
邓小平继续讲了几年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只不过推迟的时间，开始时说是十年，后来是20年，再后来是更长时间。不讲持久和平，而继续说战争不可避免，并没有根据。从二战后到那时，已经有三四十年没有再打过世界大战了。
战争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的认识引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大搞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准备有朝一日来个打仗大破坏。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主要领导人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是抱着在苏修和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疑虑下，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就不可能集中全力，实现快速增长。也不可能大刀阔斧地作出一些必要的决策，例如调整只适合备战经济的产业部署。当时在经济建设上占上风的是陈云的思想。他提出鸟笼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在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上，邓小平也没有立即转过来。1978年3月31日，他在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还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11]
三中全会后过了四五年，邓小平才看出新的时代特征。只是20世纪80年代生产关系已经有了改变，尽管变化得不快，生产已有显著发展。这是因为，那属于大破坏后的恢复性质。一取消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制，农业生产很快就上去了。用不了多少投资，很快就能见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的大转变，更是大放手、大发展。在对时代特征有了明确认识之后，90年代才突破鸟笼经济，提出市场导向。之后这20年，中国经济大翻身，从此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由此可见，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绝非小事，而是非常重要。
从公元前后也就是我国的秦汉时期，一直到世界进入20世纪前，即我国清朝末年，中国经济一直发展得非常缓慢。我国有些地方，像独轮车、木犁、纺车这类生产工具，一直到不久以前用的还是汉朝制式。当然，在这段时期，全世界的经济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从公元元年到1888年，全世界经济只翻了一番。而中国最近这二三十年的成就竟然超越了以前的200年甚至两千年。
（二）邓小平对时代特征的探索和认定
邓小平以亲身体会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人民的贫穷，使他早就有把经济搞上去的主张。他在“文革”前就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毛泽东还在坚持三面红旗时，他在1960年就提出过“猫论”：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意思是，当时民众吃不饱饭，只要能吃饱，用什么办法都行。1975年第二次出山，他已决心改变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成为核心领导人之后，他根据国内实际和外国的情况，在华国锋打开国门的基础上发动出国考察。他也注意集思广益。在国内，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听胡耀邦、李一氓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意见。在国外，他看重日本的经验，注意向新加坡的李光耀请教。
直到1985年，邓小平才认识到了要改变对时代特征、也就是改变对战争与革命的判断，放弃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同时也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二战后日本政府规定军费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我们却希望它增加军费。时任我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公开讲，希望日本军费起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后来我们也改口说不能超过1%了。
邓小平有个习惯：事关中国决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往往先和外国人谈。提出20年内产值翻番和分三步走的战略，就是先同日本人谈的。关于时代特征的判断也是这样。1984年10月10日，他和德国客人谈到，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变化。过了20天，邓小平11月1日才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没有这个判断（即改变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时代判断的正式宣示，是1985年3月4日向日本友人提出：“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过了三个月，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主要谈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
从此就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解决了理论与思想认识上的前提。决定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国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这都是因为对时代问题有了正确的判断。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市场化。我们在1992年才正式提出市场化。尽管进展慢、不完整、有缺陷，但终究进入市场化进程了。现在的问题是，还存在国有企业的垄断，国家干预也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等，这都不符合市场化的发展。因此，至今承认我们的市场化地位的多是些小国，美欧各国还不承认，动辄在进口上对我们征收惩罚性关税。在和平环境下，市场化不光是个认识问题，而是有一大套，绝不只指在街上买卖东西这一类简单行为。
中国选择市场化发展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时代问题判断的前提，还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内部条件。一个是中国实行威权主义。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下，只要中央下决心，就能够办成大事。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威权主义、垂直体系是有一定作用的。此外，我们还靠低人权、高投资和高消耗。中国的高速发展要归功于农民工。举办奥运会，靠大批农民工进行各个场馆的建设。中国人吃苦耐劳，在工资问题上又处于无法讨价还价的地位。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创造了独特奇迹的中国模式。何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既能收到巨大成效，也能造成严重损失。我们要严防胜利冲昏头脑。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除了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由此带来的国际影响上见高低，发展方式也在国外引起连锁反应。拿威权主义来说，所推行的一些大工程和工人低人权低福利待遇，在外国发生的影响就和我们国内完全不同。一些国家如印度和美国，发展和建设处处受到民意和人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例如最新的例子是，我们想在国外投资建造高速铁路，奥巴马就很难在国内铺开修建，即使准备给有关的州提供财政优惠也不行。中国的低人权换来产品的低成本，东西卖到外国很便宜。这使外国的消费者得利，却加重了外国工人的失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大好。它们从一开始就反共。而越是发达国家，共产党就越是发展不起来。拿高消耗来说，我们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大，在全世界找能源。这对能源生产国和进口国以及对全球环境的直接影响，更不用多说了。
我们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两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一个是我们的经济起飞正好碰上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就是它们的产业大升级大转移的机遇；一个是二战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比较完整也比较合理，我们可以利用世界上已经普及的高科技和现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产业的大升级和大转移。人们日常用的一些东西，它们在国内已经不大生产了，需要在国外找地方生产。我们正好接过来。例如它们减少钢铁生产，这就使我们生产的钢年产量达到六、七亿吨。家电，它们减少生产，我们就增加生产。一些小东西，什么玩具、鞋子、袜子、打火机、纽扣，我们更是几乎全揽了过来。据说全世界的打火机，95%是我们浙江温州生产的。浙江义乌有全世界最大的纽扣批发地。
在这里可以专门谈一下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中国一直对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没有多少发言权有意见，认为应该有所作为，予以纠正。邓小平1990年提出，应该在联合国提出议案，要求建立提高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实这并不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等于一个股份公司。一国的发言权取决于它的投资数额。而原有的经济秩序也是比较公正和比较合理的。
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和1946年有我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不仅说明二战的民主性质，也推进了二战后世界的市场化和包括殖民地独立在内的民主化潮流。二战后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在贷款、援助和贸易等方面，都对发展中国家规定有诸多优惠条件。随着我国国力增强，最近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贸易机构里的发言权已经增加，发达国家甚至担心我国在制定国际规则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过大。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地位继续坚持不放，就是因为这类国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是占便宜的。
（三）对时代特征认识的不足影响到拨乱反正的不彻底
认识不足表现在：
1.没有把改变时代判断同战略与政策调整联系起来。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时代问题是马列主义第一课。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世界问题。1987年十三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1992年十四大和1997年十五大提出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但是一直没有直接提出和承认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前沿》曾发表文章指出，没有内容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主题和特征就是时代本身。
2.把和平限于东西问题，发展限于南北问题，这是邓小平多次讲到的。这种看法既有片面性也不合乎实际。和平不止是东西问题，发展也不止是南北问题。两者都是世界性问题。东西问题指的是世界格局，而决定世界格局的是时代。当时谈到东西方对峙的格局，主要同大战危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连在一起。南北也是全世界的发展问题。邓小平过分强调北方对南方的依赖，说过：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这都是不准确的。其实，领导世界发展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而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能跟上发达国家就不错，超过当然更好。只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讲“三个代表”。但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拿生产力来说，美国的比尔·盖茨的企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恐怕是无法否认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超过？
3.说“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在理论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如果认定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那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算不算解决了？发展问题，怎样才算解决？理论是起指导作用的，“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提法影响到理论的系统性和彻底性。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12]一书，由江泽民作序、钱其琛写代前言，应该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只是这本书有一节既以“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提法为标题，又在文内说明问题已经解决。这只能让人越读越糊涂。该书第34—35页里有一句话：“显然，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缓和因美苏争霸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消除因两霸对抗而产生的战争威胁。”出书时，世界上早已只剩下了美国一霸，两霸对抗业已过去，和平问题岂非已经解决？指出标题和内容打架，绝不是挑剔。现在大学里的政治课不是叫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吗？其中必然涉及时代问题。问题弄不清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影响到如何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妨碍吸取教训。
例如在规划未来时，不搞政治改革，丧失了时机。经济改革留下的弊端和隐患，包括权钱交易、权贵资本、两极分化、贪污制度化、行政手段黑社会化等，也无法克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矛盾丛生。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护，原因就在各级官员依地位的高低享有大小特权，不受监督，不受制约。老百姓从农民变成市民，却不能和城里人享受一样的社会保障。这里面就反映了一系列问题。
（四）需要启蒙，需要补课
对时代特征认识不彻底，涉及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包括大人物在时代问题上认识错误或有片面性的问题。为大人物讳，为特定的个人讳，必然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欺瞒世人，贻误后代。对过去的事提倡采取宜粗不宜细态度，是一种草率交待、怕揭盖子的做法。留下了头30年犯了什么错误，是否属于路线问题，能否三七开等一系列问题。头30年是否有路线错误，叶剑英在1979年的国庆讲话中提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但后来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又不把问题提到路线高度了。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还提到李立三、王明路线，后来就干脆不提路线了。
不能总结过去、汲取教训，错误必然重犯。例如个人崇拜，中国已经吃了60年的亏。后来中央曾一再禁止，历史决议也反对了，胡耀邦时期还专门作出决定。但现在又正在恢复旧的崇拜，还制造新的崇拜。
七 和平与发展时代和全球化
（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与全球化的关系
为什么讲时代问题时要谈全球化呢？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的交流和来往已冲破地域、族群以至国界的限制；国际间的行为主体也已不再限于国家，而扩大到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地区集团甚至个人。交通、信息的发达，实现了古人“天涯若比邻”的理想，地球变成了一个大村落，所以人称“地球村”。
这种全球化只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出现。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没有可能出现全球化。因为那时，大国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一体化，而是谁胜谁负的问题。甚至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冷战时期都谈不上全球化。那时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相互对立，相互争夺，哪能“化”到一起。只是到了冷战结束，全球实现市场化，世界也才真的实现了全球化。由此可见，全球化和全球市场化是同步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
全球化只能出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因为全球化必须伴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世界和平，慢说全球化，连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化也谈不到。至于发展，更是全球化形成的根本要素。由于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发展才要求有更多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于是就出现了向海外的探险。走在历史前面的欧洲，出的航海家、探险家也最多，先后有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在他们之后，人们才知道了大地原来是圆的球体，并取名地球。我们中国古人，长期以来都相信天圆地方之说。只有南宋的辛弃疾设想过大地的背面可能有人。他在《问月》一词中说，“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这不过只是诗人的想象。肯定那边有人，还是发现新大陆以后的事，但那离全球化还远得很。又过了五六百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随着持久和平的实现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的交往中只限于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已经很不够了，公司、企业以至个人都要走出去，于是从国际化过渡到了全球化。
（二）国际化与全球化
国际化，顾名思义，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的事，也就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只在有了领土、疆界的主权国家之后才谈得上国际化。在这以前的人口迁徙和部族征服同化，都不算国际化，因为那时还没有“国”。例如古时候，从后来的中华大地出发就有三次著名的民族大迁徙。一次是公元1世纪前后的匈奴人西迁，一直打到高卢（现在的法国），以匈牙利为根据地建立了一个匈奴帝国。不过现在的匈牙利人是从乌拉尔西迁的马扎尔人，也可能有匈奴人的混血，但不是匈奴人的后裔。第二次是7世纪中叶，西突厥人被唐太宗打败，西逃到土耳其和中亚，即现在的突厥语系各国，在中国的还有维吾尔人。第三次是蒙古人的西侵，几乎占了大半个欧洲和中亚，建立了四大汗国，统治了300余年，至今各地散流的鞑靼人，即蒙古后裔。所有这些都还不算国际化，因为那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
国际化虽然始于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步，但真正大“化”起来，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大战打不起来，经济与科技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国际化的高潮。可惜中国在成立共和国后头30年，由于对时代判断的错误，自处于国际化高潮之外，继续推行战争与革命的方略，实行闭关锁国，从而失去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落伍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化已过渡到全球化，中国才改变路线，跟了上去。
在经济市场化向全世界加速扩展的过程中，1985年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全球化这个名词。此后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全世界实现市场化的人口就从6亿扩展到60亿，全球实现了市场化。
全球化和国际化有相似的含义，但两者内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国际化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高于一切的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行为主体，则除了国家外，还有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至个人。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与扩大，国家的作用还在逐渐减弱，而跨国公司等的影响却在进一步膨胀。例如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一国货币，由于牵动世界金融和国际贸易，也不能一切由本国说了算。欧洲一大批国家就干脆自愿放弃本国货币，共同使用欧元。又如我们特别强调人权问题是一国内政，不容外界干涉，但是却也做不到不容他人置喙。这个问题不仅是我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双边关系中的经常议题，还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按国别审查成员国人权状况的对象。对于不分国界的环境保护、空气污染、疫病流行等领域，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第二，国际化不一定要求制订出有严格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强制各国共同遵守；全球化则必须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制度、法规和组织，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都受到约束。例如在过去，苏联、中国可以自行其是，另搞一套。两国可以不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条约、法规和协定，就是已经参加的联合国和国际法庭，同它们合作的领域也很有限。全球化则促进传统的国际关系不断地和迅速地向全球拓展。例如现在已达到可以跨国界抓人、判刑的地步。智利、塞尔维亚和波黑的前总统已因反人类罪、战争罪、或种族灭绝罪受到国际刑事法庭或国际特别法庭的传讯或审判。
从国际化过渡到全球化，明显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大体上可以把80年代看做一个分界线：二战后头三十年算作国际化，此后就是全球化了。共和国成立六十年，1980年也正好是一个转折：头三十年耽误了参与国际化，后三十年则赶上了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础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形成，在1980年代以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包括苏联、中国、印度这些大国，还都执行着严格的计划经济。但此后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个别小国例外）都实现了经济市场化。
（三）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时代的发展前景
国际化和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时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谁也离不开谁。瞻望未来发展趋势，起码是可预见的将来，只能是和平发展时代的不断延续。道理很简单，人类社会越往后发展，就越打不起世界大战。局部或地区战争（包括国际战争和内战）都不影响时代的和平特征或主题。二战后的局部战争就从未间断，但一直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既打不起世界大战，那就将长期保持一种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主要工作或任务，就只能是推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了。所以和平与发展时代，将是一个长远存在的状态或趋势。
全球化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必然会持续发展下去，并将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全面性，而且越来越全面。现在的全球化，还偏重于经济，今后的全球化，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也会跟上来。二是深刻性，就是说越来越深入。国家（主权、疆域等）的限制将日益弱化。三是均衡性，就是民族、地区等的悬殊与差异会逐渐缩小。例如进入全球化以来，非洲的经济发展就赶了上来。四是趋同性，就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在发展上互相借鉴、扬长避短，在文化多元化的同时走向共同文明和世界大同。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进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要赶上世界文明，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而不能躲避，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积极参与全球化，就是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都应更加开放，反对闭关自守、抱残守缺。当前的一个试金石，就是对待普世价值的态度。既然讲全球化，就应遵守普遍的价值。因为它涵盖着各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明。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属于公认的普遍的价值。盲目地反对西化，反对现代化，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八 和平发展时代与第三世界
（一）第三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产物
第一，何谓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形成于20世纪中叶。在亚非拉地区还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时，在世界被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前，出不来第三世界。这个称谓出自1952年一位法国记者所写的文章，指的是既不属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又不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庞大群体，即亚非拉（日本算西方）。第一世界指西方，第二世界指东方。按照这个说法，全世界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包括除日本外的亚非拉和除澳新外的大洋洲共约150个国家。
第二，第三世界的兴起
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第三世界的兴起，是我们时代的一件大事。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中，第三世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因素。它的人口在世界上占4/5以上，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还日益成为促进发展的动力。第三世界的兴起是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的必然结果。原殖民大国的力量和地位因此有所削弱，从而有利于制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第三世界的发展，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球化浪潮中得到启动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普遍发生巨大变化，纷纷走向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最显著的是印度。它是继中国之后十年左右才转而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只经过几年工夫，拉美各国普遍从军人政府转为民选政府，非洲从只有三个多党制国家增加到普遍实行多党制，尽管有些国家的多党制还有名无实。无论在拉美还是非洲，那里各国之间联系多，相互作用比较强。玻利瓦尔曾想把拉美搞成一个国家，1826年倡导成立维护拉美各国独立和主权的泛美联盟。非洲也长期存在全非统一的追求，1963年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这和大一统的中国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可以特立独行，不受其他亚洲国家影响。近二三十年来，第三世界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第三世界中的新兴大国已经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居世界第一。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除了少数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墨西哥等之外，多数和我们一样，耽误了第一个黄金期。凡是和发达国家一样明确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都快。台湾当局就是看到反攻大陆无望，又碰上美国减少援助，才开始转型的。台湾的起飞正好和它的经济发展进入出口导向阶段（1960—1986年），也就是和它参与国际化重合。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情况甚至比我们更差。就在这时，美国出于减轻本身财政负担的考虑，开始大大削减对外的赠予或优惠性援助。当时接受这种援助份额最大的是韩国。美国停止这类援助后，反而促使中国台湾和韩国发奋图强。不久它们就和新加坡、中国香港一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了。事实证明，一味依靠外援的国家不可能很快发展。我们过去为了输出革命和拉拢一些国家的当权派，慷慨地向第三世界一些穷国提供援助。有些援助用于在当地大修楼堂馆所，或者落入当权派的个人腰包，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没有多大帮助。突出的例子是援助中非3000万美元和博卡萨当皇帝时的花费等值。这个皇帝后来因杀人和吃人被判过死刑。
第三，第三世界的分化和逐渐退出历史
第三世界的形成、兴起和式微，是一个历史过程。各国发展不平衡，分化是必然的。客观事物既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发展不均衡和发展相对均衡化分别代表分与合。当年毛泽东只承认一分为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错误的。代表合的全球化亦即一体化，其作用就在于不断地把不均衡推进到相对均衡，再向新的高度继续这种运动。原属第三世界的几个国家逐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原来只包括20个西方发达国家，后来逐步增加，到2010年底，已有34个成员国。先后加入的除了原属第一世界的日本、芬兰和新西兰，第二世界的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以色列、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还有第三世界的墨西哥、智利和韩国。欧盟的历史更能说明问题。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以至后来的一些中东欧国家，进入欧盟后，发展大大加快，从而推进了欧洲各国发展的相对均衡化。其他中东欧国家和土耳其仍在拼命争取进入，道理就在这里。但是欧盟内部又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出现了新的不均衡，并在新的水平下迈向新的相对均衡化。
各国发展不平衡，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要因素还是国家治理者的观念和所推行的制度。地理和资源条件不是决定因素。例如，不能说发展快是因为地处沿海或者资源丰富。这些都靠不住。瑞士地处欧洲内陆、资源匮乏，但发展很快也很好。意大利不沿海的北部地区比沿海的南部发达得多。希腊沿海，但不够发达。索马里在海边，却是海盗盛行的失败国家。不容分化，只强调统一，不见得一定好。如果秦始皇不统一中国，中国没准儿早就和今天的欧洲一样了。
第三世界中一些发展快的国家已不愿再被视为第三世界。墨西哥和新加坡就都不愿被称做发展中国家，尽管墨西哥还不够发达。事实上，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别也太大，很难按一定的标准计算和划分。联合国早已根据人均收入把各国分成了发达、欠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把好一点的算成欠发达，差一些的算最不发达。
原来成员均属第三世界的国际组织，如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它们今天的作用已经减弱，不结盟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作为整体，第三世界正在衰落。这个称谓正逐渐从历史上消失。现在人们已经很少采用这个称谓。
第四，中国与第三世界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又有别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既受它们欢迎也被它们排斥。欢迎，是因为有过去受到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共同遭遇，又都比较穷；排斥，是因为我国对一些国家输出革命，对西方国家、后来又对苏联一味强调斗争。其原因仍然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不够明确和坚定，坚持战争与革命的观点和传统，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看问题，而忽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需要，包括同发达国家发展关系的需要。
表现之一是，毛泽东、邓小平都和第三世界亲。毛泽东一再说，他愿意会见穷朋友、小朋友和女朋友。这是指那些来自贫弱小国和工人、青年、妇女群众组织的外宾，因为认定他们是反帝的中坚力量。邓小平也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一直到现在，中国仍然不断表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从世界革命出发仍把第三世界当做我们的直接同盟军，另外就是要在国际上能继续享受给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我们长期把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当做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础或出发点。其实这并不合乎实际。改革开放后才认识到同大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讲“对美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二）谈南北差距问题
一直到前几年，即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后，中国舆论界和领导人还一再讲南北差距的扩大。这也是只从政治需要看问题，因此许多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不少人有个特点，不大看书，也不大研究问题，只知道跟着上面的说法转。数字就在那里，材料也不断送给领导看，但一开口，不问事实如何，还是讲南北差距在扩大。这个说法近两年已不多见，但并没有消失。
实际上，在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多数年代，就整体而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发达国家。它们70年代建立组织，提出要求，显示了第三世界的力量，还迫使发达国家作出一点让步，如同意南北谈判，增加援助份额等。但第三世界后来走了一段下坡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个短时期，它们发展得慢些。拉丁美洲经历了“失去的十年”，非洲战乱不止，亚洲特别是印度以西地区起色不大，致使这个时期出现了南北差距拉大的趋势。这时发展中国家集团，如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国家组织会议，进行了一些活动，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并获联合国大会通过，由此开动了南北对话。南北谈判进行过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是坎昆会议，在美国捣乱下失败。进入90年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已完全得到扭转，但我们反而更频繁地讲南北差距扩大了。这是对时代特征，特别是发展问题研究不够，又只凭既有论断、不看实际的结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南方发展得特别快，年均增长率平均7%，至少5%；北方发展慢，年增长率也就是3%、4%左右。明明是南方快北方慢，但是中国人还是说南方慢，大概是因为只看到南方的基础差。从产值看，南方增长7%还比不上北方增长1%。即使如此，南北方产值的差距同样在缩小，只不过不像增长率的差距那么悬殊就是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1/3左右，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发达国家一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金砖四国”和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1990年分别为0.6%和88.6%，2010年则为30%和60%。继2007年之后，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次占世界第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这“金砖五国”和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其他发展中大国已和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组成20国集团。后者在世界经济和其他事务上发挥的影响都正在超过七国集团。
（三）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这个问题理论性强些，至今也不能说完全转了过来。例如我们对不同国家的看法，在心理上总是认为美国老是欺负别国，我们是受害者，动辄用“阴谋论”套美国；认为第二世界的那些国家不怎么欺负我们，还可以和它们联合；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受欺负的，我们总是愿意和它们站在一起。
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是为了给建立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寻找理论根据，后来由胡乔木把它提升为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1974年2月在同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他这里所说第三世界包括的对象，和1952年以来的说法一致，但是对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划分却和过去完全不同。第二世界不再专指东方（社会主义）国家。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时，专门就三个世界的划分作了发言。当时我们的目的，是要动员和联合第三和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苏联。这个理论在世界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一条线”战略倒是影响较大，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由此形成。
扰乱中国理论界，一直影响现在一些人的认识的，是胡乔木主持写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文章。他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写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977年11月1日发表，之后组织全国学习。文章开宗明义就说：“这个划分，是依据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必然要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理论……”既然对时代的论断是错误的，这个所谓划分的理论自然也就站不住了。
首先，这种划分没有根据，既不合理也无意义。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看都没有根据。发达的英法德等西欧国家，怎么能同落后的又互相对立的东欧国家，例如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相论列？这套理论用到欧洲，其实只是两个中间地带划分的翻版。有的国家我们把它划为第三世界，它并不愿意，譬如说泰国。把美苏都划为第一世界，遭到全世界反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不是跟着美国就是跟着苏联的。我们对待它们，不是以美划线就是以苏划线。结果弄得我们自己反而很孤立。
其次，这种划分还往往根据对我国的态度而定。例如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算第三世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就算第二世界了。这岂不荒唐！
20世纪80年代初，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曾在中联部主持以《讨论稿》名义就对外战略问题向中央提出意见。意见中包括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认为把许多党打成“修正主义”不妥，应和它们恢复关系，等等。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央讨论时同意以后在中央正式文件和主要领导人正式讲话中不再提了，唯学界允许争鸣，因此这个意见不下达。此后确也照此办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多处提到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三卷就不再提了，连他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收进去。1982年召开中共十二大，胡乔木主持起草政治报告。国际和外交部分有李慎之、马列等参加。李慎之有一次向胡乔木问起那篇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长文，胡乔木说，那都是胡说八道。这件事，李慎之已著文披露。十二大报告确也再未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更不用说十三大、十四大及其他中央文献了。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中国开始进行拨乱反正的大讨论，其中也包括对外交问题的大讨论。我从20多岁起就开始研究国际问题，所以后来也参加了这次讨论，见证了三个世界理论在拨乱反正时期被推翻的过程。只是学术界不了解中央不再正式讲三个世界理论的决定，有的还在继续论证。
提这个问题不是算什么人的老账，而是为了使后来人学习外交和国际问题时不再走迷路。
九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前景
从20世纪50年代前后，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七十年了。这个时代会持续，还是会回到战争与革命时代，或是会被别的什么时代代替？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持续下去，不会再被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所代替。
（一）如何看战争
第一，关于世界大战
先谈一下战争。我们在讨论时代问题时讲的战争，一直都是指世界大战。看来世界大战相当时期甚至永远打不起来了，人类可能赢得持久和平。原因还是前面已经讲过的三条：人类本身的进步，核武器的发明和发展，全球化。
这里只再谈一下全球化的作用。全球化使各国的利益更加重叠交错，政治上必须协商合作，文化上相互渗透融合。
全球化速度之快，简直了不得。全世界贸易额1946年还不如中国现在一国的对外贸易额。当时全世界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五六百亿美元的样子。现在我们自己的外汇储备就有两万亿美元，其中买美国国债一万亿美元左右，成了美国的最大债主。对于全球化问题，我们的认识还不够深透，例如把全球化基本上限定在经济范围。又如动不动就讲中国情况特殊，强调中国特色。事实上我们已经特殊不起来，有些方面还化得极快。比方说牛仔服，没几年就从青年普及到了小孩儿甚至老人。
我们过去长时间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现在也还在大反“西化”。我们把美国当年在中国办学校视为文化侵略。美国教会办了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等，还办了一大批教会中学。清华大学也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一开始就叫留美预备学校。其实这些不仅没有什么害处，还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些学校不仅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人才，还从中出了不少革命者。有人粗略统计，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在全校学生中所占比例，一时燕京大学高于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高于复旦大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和有些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大学不同，美国人办的学校不去干预学生的政治倾向。1949年后全面否定它们的办学，在大陆上把它们扫荡光了，没有什么道理。回过头来看，应该把这种办学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它们确实对中国进行了文化渗透。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也可以说是对中国起到了促进社会进步的和平演变作用，但谈不上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近几年我们在外国一下子办了好几百所孔子学院，目的是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这能说是对外进行文化侵略吗？不久前中美第一次合办大学，是在上海。说明我们的认识已有变化，但是对过去那种做法并没有认真地反思过。
现在中国人过的外国节日越来越多了，除了圣诞节，还有什么情人节、万圣节，等等。美国现在也把中国春节当成一个节日，到这一天，总统会表示一下祝贺。现在中外合资的公司和工厂很多。连股份带基础设施和设备，都是分不清中外。只是我们的技术差。不少工厂，我们光生产外壳，内部的关键部件，还是外国的技术专利。合作生产汽车，我们到现在还制造不了一些技术含量高的部件。
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通过地区一体化逐渐走向全球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欧盟的一体化程度最高，欧洲国家之间已经根本不可能打起仗来。同理，世界大国之间、地区集团之内和之间，大概也打不起仗来了。
第二，关于局部战争
和世界大战不同，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局部战争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一是大国参与的局部战争，这种战争以后还会有，发展趋势是从多到少。所谓代理人的战争也不会多。
已经有过苏联参加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参加的伊拉克战争、北约参加的科索沃战争。它们从这些战争中得到的只是教训，在阿富汗尤为惨痛。在阿富汗，英国打了200年，苏联50万军队打了十多年，美国现在还陷在那里出不来，奥巴马很难办。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都认定不能再打这类战争。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今后也将尽量避免。奥巴马就是靠反对伊拉克战争当选的。
二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也还避免不了。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资源分配、民族或部族矛盾，等等，都是在小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是跨国界的，在两者势不两立的地方，就容易爆发战争。这类局部战争，大概少不了，但也不会太多，也呈减少趋势，就是打起来也不会持续太久，更不会由一个具体事件酿成大战，像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现在人们感到世界上战乱不断，和信息发达有关系。进入信息化时代，一个地方出了事，可以一下子传遍全世界。
第三，关于内乱和跨国界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些倒是有持续的趋势。内乱，一种是党派之争。在亚非拉一些国家，长期存在反政府的政治和武装力量。其中有些还同我们过去奉行支持世界革命的路线相关。例如印度、尼泊尔和拉美一些国家就有毛派力量，有的长期拥有武装。缅甸同我们接壤的几个邦长期自治，中央政府管不了。有些邦的骨干力量是我们当年支援缅甸革命留下来的。缅甸政府不久前出动了军队，把这些邦直接管了起来。
国家内乱和跨国恐怖主义，根本问题是国与国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索马里国家治理失败，沦为海盗的根据地。一些拉美国家贩毒严重。
长期存在的宗教和民族矛盾也是重要因素。
展望世界，今后主要面临两种危险：一是恐怖主义有扩大、多生之势，大小国家都有可能遭劫。二是核扩散，还有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只是无论大小国家，使用核武器都受到制约。在万一的情况下真的使用了，也不致酿成大规模战争而动摇世界和平大局。对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世界大战，也不是局部战争，一个时期变成了恐怖主义。对应世界战争的世界和平，可望持续。核扩散还是个问题。但总的看来，谁也不敢用，大国更不敢。
（二）如何看发展
世界革命对应世界发展。在相当时期不会出现世界性的革命形势，因此也不会发生世界性的革命。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将同和平一起，长期持续下去。这里既包括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包括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制度的改革、调整和变迁，还包括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邓小平讲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就是指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人平等，即富裕和公平。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都属于发展范畴。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值得重新研究。首先，无产阶级的界限日益模糊；其次，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也弄不清楚。
现在我们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是无产阶级？我们的煤矿工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但他们沾得上专其他阶级的政的边吗？反而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官员和官商，他们现在既有权也有钱，还要把权力和家产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
全球化带来的是趋同和融合。按我们原来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只能说两种制度在许多方面趋同了，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很难说比现代资本主义优越。缩小以至消灭贫富、城乡、体力脑力三大差别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情况却是，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更多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向资本主义国家跑，而不是相反。这说明那里的生活条件好，现代化程度高。跑到那里的人往往喟叹：这里才是社会主义呢！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怎么会起来革命？列宁谈革命形势成熟的条件，一个就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今后社会进步的方式大概会是渐进改良，不会是暴力革命。最近一次日本、美国大选，口号都是改变。如果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没有人支持。连那里的共产党都不支持，它们已主张和平演进。其实，俄国早在普列汉诺夫时代已经看到渐进改良的前景。只是俄国和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不是普列汉诺夫、陈独秀那类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知识分子。从列宁开始到后来的国际共运，都轻视以至敌视知识分子并成为传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党，都采取了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针。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难说。在发展问题上，无论是可持续性还是全面性，资本主义显然还走在我们的前面。世界革命的前景起码不那么乐观。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渐进改良没有停过步。美国还在继续向公平和平等的方向走着。原来这些方面很不够，歧视穷人、歧视黑人、歧视妇女。这些方面的进步，世人有目共睹。奥巴马的当选，就很能说明问题。要放在三四十年前，这能想象吗？也不能说他完全代表垄断资产阶级。他提出医疗改革，就是要照顾那些还没有被纳入医保范围的穷人。反对他的是中产阶级。他们认为吃亏：为了照顾少纳税的穷人，他们得多纳税。当然，奥巴马不能反对中产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限制得太厉害也不行。
现代资本主义带动各方面发展的技术发展也很快。这方面我们落后很多。现在不断提倡要创新，但是不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在制度上真正进行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就没有创新所需的必要环境。当然中国也会变。只是变得慢一些，痛苦一些。现在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人讲，今后要民主，手机、微博、推特这些就可以起大作用。
世界和平不会为世界战争所代替。在相当时期，世界范围的发展也不会为世界范围的暴力革命所代替。
十 和平与发展时代讨论情况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前些年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讨论情况。谈这个问题是为了再次强调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认识和了解，并不是纯学院式的说教，更不是玩弄名词，而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出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上两大问题。这说明，邓小平是怀着强烈的时代感观察世界的。只是他没有说，他在考虑对时代问题作出新的界定，更没有把和平与发展同时代联系起来。在我提出时代已经改变而在社会上引起争论后，听说当时外事部门的一位领导人曾经问过邓小平怎么看。得到的回答是：不忙，还要看一看。
我在1986年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把问题挑明了，说现在已经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这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四五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也已有一年多，大家的思想多少解放了一些。我的思想也多少解放了些。眼看着别的国家发展很快，我们却没有，觉得根本问题在于对时代问题作出的错误判断。我在这次会议上说，我国的落后是吃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亏，这本书早已过时，而且其中的一些论断当时就不正确。我说，现在早已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必须改变对时代的判断。
我提出这一论断后，很快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还出现过一两次小高潮。讨论的热闹劲持续了两三年。一开始，反对的声音占压倒优势。在1986年的那次会议上，除了一位，就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意见。不久展开的讨论几乎遍布全国。很快就有些人开始写文章。开头批判的文章比较多。后来既有批判的，也有同意的。
确定我们处于什么时代，是党和国家制定战略策略的根本前提。讲清楚时代，才能讲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就得说明：我们处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弄不清楚，大家意见不统一，大学教科书就没法编写，高校也没法教学。我这一捅，把问题捅乱了。有些人不愿意把时代问题写进教科书里去了。是1986年还是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树青校长，还有其他承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任务的人员，就把谈时代的这一章给空下来了。
（二）当时讨论中的几种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围绕时代问题的看法，大致有以下一些。
第一，大时代的小阶段论
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但作了新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个大时代，并没有变化，而且从帝国主义诞生直到其死亡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止，都不会改变。只是在这个大时代里根据形势的变化还可分为若干小的阶段，例如当前就属于“和平与发展阶段”。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大小时代结合论”，实际上意思也是一样的。
首先，这种解释已经离开了列宁的原意。因为列宁所提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指资本主义正在全面崩溃，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并即将取得胜利。除了我们前面已引证和叙述过的以外，为了进一步说明列宁的原意，这里再引列宁的几段话。“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13]现在，在战争的第五年，帝国主义的总崩溃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各交战国的革命不可避免的。[14]70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来，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此。因此，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这种新加的解释，是缺乏理论和事实根据的。
其次，大时代的小阶段论，没有区分时代和阶段的质的区别，没有说明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实际上，这里讲的大时代套的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这里讲的小阶段，实际含义反而是列宁所讲的时代。因为把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方向、基本特征的变化，如战争与革命变成和平与发展，只是当做阶段的更迭，而不是时代的交替，显然是概念的混淆。
最后，不管形势的变化，把时代拉得这么长，绵亘几百年，怎么能“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呢？又怎么能“认清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呢？这样的时代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看，都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这是苏联很早以来的提法。我国报刊上出现这种提法，并且引用列宁在1918年所写《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的话来证明。其实这种提法只是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换了一种说法，并且还是对列宁原话的误解。
列宁这里所说的“历史时代”，是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到消灭阶级这一过渡时期，特别是强调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所以他的原话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我们说过，列宁对“时代”这个字眼的使用并不十分严格。如果不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时代的理论，不分列宁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意义上讲的时代，那就只能造成混乱。其实不只是列宁，所有的人直到现在使用时代这个名词也是不作严格区分的。例如时常见到的新石器时代、封建时代、文艺复兴时代、青年时代、毛泽东时代等，这些“时代”的含义同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的这个“时代”显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时代问题时不能把不同的含义相混淆，引证列宁的话也要看他使用的场合。
而且列宁这里所用的共产主义，也指经典作家常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现在看来，还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时期，否则就不会再发生资产阶级的复辟问题。如果把这里用的共产主义理解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那么这个“时代”就从十月革命一直延续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完全确立，看来这至少也得二三百年，当然不是列宁讲的过渡时期了。
说从十月革命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确立还得二三百年，是否把时间估计得太长了？也不是。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已70多年，社会主义还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完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恐怕还得二三百年，甚至更长些。拿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很可能也还会继续200多年。一国两制都准备以百年计，何况全球两制？资本主义即使再活200多年，在人类历史上也还是时间最短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机械化的工厂大工业，这顶多只能从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算起。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和进入周期运行，大约还得从19世纪算起。因为1825年英国才发生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第一次世界性的同步危机则出现在1857年。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是从产业革命算起，而不是从尼德兰或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现在资本主义才活了200多年，如果再活200年，也不过400多年。但封建主义在欧洲却活了1000多年，在中国活了两千多年。但中国这两千年到底算封建主义还是皇权专制主义，已出现新的争议。
第三，“激烈竞争”的时代
一些同志痛感我们时代的竞争激烈，淘汰无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而为了唤起民族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认为提激烈竞争比和平发展更切实际。这种想法无疑是崇高的。但这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时代问题。因为“时代”有它比较确切的含义，而不只是一个宣传鼓动的口号。
激烈竞争或者每个国家民族求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并不是我们时代专有的特征，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竞争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现代，甚至还要厉害得多。在那个时期，硬是有许多国家被消灭了，还有一些民族或部族、种族被淘汰了。我们中华民族，也就是在长期竞争中沦为半殖民地，受尽了侵略和凌辱，而且这也成为我们至今仍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激烈竞争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始终，从来没有平息过，今后也不会平息。没有竞争就没有资本主义。如果对求生存的竞争作达尔文主义的了解，那范围就更大了。所以，不能用激烈竞争概括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既要求合作，更离不开竞争，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发展，激烈竞争不但和发展不矛盾，反倒是发展的应有之义。
至于说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或者叫做竞赛，那是从十月革命后就已开始了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现象和基本特征。列宁把和平共处看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现在苏联已经正式修正了这一提法。姑且不论在核时代对此应如何看待，单是两个制度的共存本身就包含着全面的激烈竞争和竞赛。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能定义为两种制度竞争的时代。何况现在世界上存在的还不能简单地以两种制度来概括。
第四，“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这一提法是要强调，和平与发展不会自动到来，也不会自动保持下去，必须通过主观的努力去争取。而且还担心不提“争取”，人们有可能产生麻痹大意、坐享其成的思想，放弃努力，松懈斗志。这种用意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它不够科学，减弱了时代的科学含义。有的文章走得更远，连“当代世界主题”的“和平与发展”也要修改为“维护和平与争取发展”，其实并没什么新意。
时代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由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决定的，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历史又是人所创造的，没有人的努力，也就谈不上历史的发展。人类历史中几乎每一项发展，都离不开主观的努力，但没有人给每一项都加上“争取”。和平就一直是人类争取的一个目标。远的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和各国工人阶级就曾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尽了最大的努力。从1907年的斯图加特会议、1910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到1912年的巴塞尔会议，都着重讨论了反战同盟，发表了反战宣言或决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对法西斯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更是汹涌澎湃。但这两次都没能阻止得了大战的爆发。第二次大战后，也并不是不存在战争势力，但大战终于没有打起来。这当然是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例如作为战争手段的核武器就有两重性，其中一面竟成了防止世界大战的重大因素。这已是人们公认的客观事实，与“争取”的关系并不大。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用不着加上“争取”二字，正像列宁所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加“争取”一样，后者也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不用争取，不要主观努力，就会自行到来。我们说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但这种代替也得靠争取，靠主观努力。不提争取，不见得就会使人发生错觉，放松努力。世界范围的和平也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我们主观上曾经怎样估计和做了什么准备，过去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却是事实。至于我们的主观努力应该如何，是以极端警惕、积极备战来争取和保卫和平呢，还是利用和平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和趋势，集中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呢？这是历史已经作了明确结论的。
总之，称作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前面不必要也不宜于加上“争取”二字。
第五，和平与发展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
有的文章说，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纵向时间跨度，大约50年到70年，即从20世纪的80年代起到下一世纪的中期”。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时代的交替有没有一定的客观标志，也就是列宁所说“如何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第二，和平与发展时代起于80年代，那么8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又算做什么时代呢？
时代的划分必须有重要的客观标志。列宁就是以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战争，来划分不同的时代的。时代的交替，并不是由于人们主观上认识到了和正式提出了时代的主题，才有了不同的时代。列宁是在1915年才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从1915年开始。这有他的话为证：“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15]因此，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们在1980年代才认识到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个时代只能从80年代算起。诚然，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但这也不足以成为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标志，何况这还是80年代中叶以后的事。至于改革调整的潮流以及新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同样构不成时代交替的标志。
另外，如果从80年代才开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那么在这之前是否还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呢？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时代？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没有发生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不能再算做战争与革命时代了。拿发展来说，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50和6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与科技得到空前发展。总不能说高速发展不算，只有80年代的低速发展才算作为时代基本特征的“发展”。所以说，把新时代的起点定到80年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当然，讨论时代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向后看，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向前看。当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过去了30多年，如果再持续五六十年，整个时代的纵向跨度就当以百年计。
在两三年时间的讨论里，认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慢慢增加，数目越来越多。因为我提出这一套理论多少还有些说服力。现在谁敢打大战？世界发展很快，50年的成果抵得上以前的五千年。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不论如何，客观上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个论点能站得住，后来已没有太多人反对。
（三）中央提法的改进和讨论的波折
十多年来，从时代意义上谈和平与发展，党中央的提法越来越明确。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并把这一论断列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之一。1992年十四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把和平与发展提到“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高度，并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定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1997年十五大政治报告，更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同邓小平理论连在一起，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提到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报告对和平与发展的提法，内涵就是指时代本身。
但是，由于中央对时代问题的表述不够明确，所以一有风吹草动总是有人出来反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在这里只谈一下两次波折。
第一次发生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据《陈云年谱》记载，9月8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指出：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他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他“历数从1917年到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史实，然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陈云的这个讲话，当时就向下传达了，说法要比后来发表出来的更厉害。
在陈云谈话之后，1990年3月，由邓力群主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召开了四次关于帝国主义和时代问题的座谈会，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这四次会，有北京理论界和学界好几十人参加。会议以我为对象，进行批判。我顶住不变，决不收回我的意见。《帝国主义论》确实已经过时。我学过俄文。列宁说，帝国主义已处于垂死阶段。俄文的垂死，是正在死亡的意思。现在殖民地已经没有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有很大变化，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它们有国家调节，有福利制度，增进自由、平等、博爱。说这样的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连老百姓都不信。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跑的话往哪儿跑？还不是往资本主义国家那边跑。在明摆的事实面前，我在会上却是孤军奋战。我认为他们批判时说不出个道理，熊复、何东昌等都说不出道理，因此说不服我。他们只是表示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说《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最后吴冷西发表意见，说和平与发展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再批下去只会引起误会，不要再批了。邓力群接受了这个意见，不再开会批判，同时决定也不发表批判文章。事实上，如果发表的话，我是一定会写反驳文章的。这一场批判算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第二次是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特别是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之后。对这一事件，国内舆论反应的一个特点就是再次对和平与发展提出质疑。这次非难主要来自主流舆论和一些著名的“左”派人士。他们还据此提出调整或修订既定政策的意见。当时占上风的舆论是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战争威胁正在接近，甚至出现中美以至中日都必有一战的论断。谈论战争和战备就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在时代问题的舆论上发生动摇可不是一件小事，会影响领导，影响决策。当时中央领导就已有人说，前一段和平与发展讲得太多了，阐述和认识上有过头现象。针对这些议论，我在多次会议上提出批驳，说明事情不是这样，不能在时代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上动摇我们的信念。还写了多篇文章，集中起来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专著——《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
进入21世纪，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就是多数学者认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了。几乎没有再发生过什么争论。学界的不同意见也只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有的认为是70年代末，还有的认为应从邓小平提出问题时，也就是80年代中期算起。
但是，还不能说已经最后解决了对时代的认识问题。尽管已经不大见到公开挑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判断的说法，但对这个判断的含义的理解就各式各样了。对于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这一点大概已无争论。但像陈云那样把“和平演变”等同于战争，并因此断言还没有和平、帝国主义的本性还没有改变的，仍大有人在。对于发展的看法，更是歧见纷出。对全球化发展覆盖的领域和达到的深度，有选择地承认、视而不见或断然否认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在形势估计和对策建议背后，有时掺杂着部门利益，也会离开时代判断。军方不谈战争的可能性，军费能增加吗？美国军方要钱，中国军方也要钱。
看看现实世界发展，总趋势是除了军事上缓和，还有社会发展上趋同。
对于战争，美国过去一直说要有打两个半战争的能力，那也是指要具备和伊朗、朝鲜打局部战争的能力，没说要和大国打仗。一般规律，民主国家之间打不起来。法国和德国过去打了多少年，德国民主化以后，和法国一起，成为整个欧盟的两个主导国家。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麻烦大些，但今后也得像法国和德国那样。日本打不过我们，我们也打不过日本。而且两国打起来又是什么意思？过去是日本要把中国的地方拿过去，当做自己的殖民地。现在不仅行不通，还远不如通过经济手段得利大，而且还是互相得利。个别小国为了争夺一块地盘，倒是有可能打一打，但规模不可能大。
各国在逐步走向一体化。欧洲各国的一体化走在前面，货币已一体化为欧元。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在下降，国界在模糊化，部分主权在转让。大家越来越接近，不是越来越疏远。人类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付各种问题，如气候变暖、疫病流行、人口老化，等等。人口老化和移民问题联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就成了国际问题。对于人口，美国不存在太大问题，因为它是移民国家，面积又大。日本已经是老龄化国家。还有不少地方面临人口下降问题，日本、俄罗斯、一些西欧国家和我国台湾都是。许多情况都在变化之中。各国的国内事务已不能完全由自己主宰，还必须共同对全球事务负责。当然，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奥巴马和胡锦涛会谈，就拉中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我们有的干，大部分不干，因为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气候变暖，得共同减碳，要给各国规定低碳指标。我们受到很大挑战。我们的能源69%来自烧煤。把煤炭液化搞清洁能源，长期解决不了，成本也过高。我们正到处捞石油。可现在“地球是平的”，石油是大家共用的，你去拿，人家能不注意？但这种磕碰，再大也引发不了大战。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各国的社会发展一直经历着趋同的过程。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社会主义国家经历着意义深远的全面改革。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只是片面强调同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因此往往只注意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别和完全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同一和相互影响。其实，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脱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后者具有诸多方面的继承性，不可能一刀两断，泾渭分明。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多半诞生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上，不但要进行历史的补课，还要更多地从现代资本主义取得借鉴。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逐渐认识到商品、货币和市场作用的重要，先后开展了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但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也包括在时代认识上的失误，多数改革收效不大，甚至遭到失败。只是70年代末以来，才相继开始了全面和深刻的改革。而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在严重的危机面前，从上世纪30年代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不得不持续进行增进自我调节能力的改革和调整。这固然主要是出于它本身的发展规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影响以及对世界力量对比新格局做出的反应。这样，两种社会制度就出现了某些接近和交错，被某些人称为“趋同现象”。例如：在国家功能上，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社会主义却在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控制着相当大比重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则在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在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和执行了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日益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市场机制；在社会政策上，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一些进步的社会改革和建立了各种福利制度，社会主义则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消灭“大锅饭”；在民主化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有一定程度的扩大，社会主义国家更把民主化放在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等等。两种社会制度正出现的这些现象，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的入口”，只是这一接近过程比列宁原来的预计要长得多。社会主义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在科技和经济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越性，还需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现代资本主义由于形成了一定的自我调节机制，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会继续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不是推进世界革命，而是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特别是加速本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榜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不同的两种社会形态，将长期和平共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竞争，和平竞赛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本身的全面改革和不断完善有着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在好多方面得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好东西，例如劳保制度、教育制度、公民社会、人权保护。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可能的。但那时的社会形态不会是现在的这种社会主义，也不会是现在的这种资本主义。
（此文原本写于1988年，首次发表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之后收入《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2011年初，根据2009年在“超星名师讲座”的讲稿另写成文，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11期。本文由这两篇文稿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