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术家都是具有这种本领的。这也就是高尔基所说的，“艺术家应当具有把现实生活中一再出现的现象加以概括——典型化——的能力”。“文学的事实是从许多同样的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它是典型化了的，而且只有当它通过一个现象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许多反复出现的现象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也才能成为艺术典型。通过“一个”反映出“许多”，也就是把“许多”浓缩在“一个”身上。这里说到“一再出现的现象”、“许多同样的事实”，然而并非追求现象的“多数”，而是着力于本质的把握，强调“提炼”、“概括”、“典型化”，即酿造、浓缩和凝聚。1887年，一位检查官把自己因职务关系而知道的一个叫罗查利·奥尼的人的生活史讲给列夫·托尔斯泰听，这就成为小说《复活》情节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但是，从听到奥尼的故事到艺术典型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的诞生，这中间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在当时的社会里，类似于奥尼的故事，类似于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那样的人物是很多很多的，反复出现的（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一般人可能觉得是很平常的，淡如流水。然而艺术家托尔斯泰却把他所看到的、听到的、体验到的这些似乎淡如流水的生活现象和人物，吸取到自己的心灵里。他并不是去找所谓“大多数”、“平均数”，而是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进行酝酿、孕育，去掉那些偶然的次要的杂质，吸收其精华部分，加以集中、概括，从而浓缩、凝聚成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艺术典型，收到举一反三、以一当十之效，让我们从一个玛丝洛娃的遭遇，看到了千千万万玛丝洛娃的命运，看到那个社会的黑暗、教会的虚伪……托尔斯泰是将多么丰富的社会内容装进（浓缩、凝聚在）一个艺术典型之中呵！一切成功的艺术典型莫不如此。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塑造了一个感天地、泣鬼神的窦娥形象，剧作家是把当时社会中千千万万个被污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概括、浓缩、凝聚在窦娥这一典型身上的。从窦娥这个人物的遭遇，读者和观众看到了元代社会的暗无天日，封建官府的草菅人命，地痞流氓的恃强横行，下层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被人宰割，她们的善良，她们的抗争，她们的血泪控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那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是封建统治者残酷、奸诈的典型（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如何，另当别论）。其实，残酷、奸诈的封建统治者何止千万，然而，都不一定像曹操这么集中、突出、引人注目，曹操这个形象的确是像聚光镜那样反映出他们的特点。梁山泊好汉李逵，他的耿直爽快，他的疾恶如仇，他的“打到东京，夺了鸟位”的目标，他如同土地本身那样质朴淳厚的性格，使我们深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受着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无数农民造反者，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他们的集中反映，他身上凝聚了他们的许多特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个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口中叫着“多呼哉？不多也”，写得一手好字，代人抄书维生，最后被人打成残疾、无声死去的可怜的形象，凝聚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许多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际遇。在外国文学中，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巴尔扎克笔下嗜财如命的资产者老葛朗台，冈察洛夫笔下的成天躺在床上空想的、懒洋洋的俄国地主奥勃洛摩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具有钢铁意志的无产阶级英雄保尔·柯察金，都是“从他们的时代五脏六腑孕育出来的”，从当时的现实生活的许多人物中间集中、概括、浓缩、凝聚而创造出来的，他们成为反映当时社会一定生活现象本质真实的焦点。自然主义地描写生活，罗列生活的表面现象，不进行集中、概括、浓缩、凝聚，即使把人物、事物、景色描绘得准确而且细致，也创造不出典型。如高尔基批评的法国龚古尔兄弟的许多作品，“都是细致却又死板地描述各种人的‘病历’或者没有社会典型意义的偶然事实”，因而就不是艺术典型。我们的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常常缺乏高度概括，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写进艺术中仍然是个什么样子，不是把槐花酿成槐蜜，而是槐花仍旧是槐花，这怎么可能是艺术典型呢？《“炮兵司令”的儿子》中的孙处长，之所以还不能成为高度典型的艺术形象，原因正在于对生活浓缩、凝聚得不够。
质的必然性与量的普遍性
那么，在创造艺术典型的时候，艺术家是如何对生活进行浓缩和凝聚的呢？怎样才能收到举一反三、以一当十的效果呢？关键在于把握生活的质的必然性，而不局限于量的普遍性。
要想创造出艺术典型，艺术家必须具有高度的洞察生活的能力，必须不辞劳苦地钻到生活洪流的深处，着力寻找并把握住一定生活现象的本质、规律——质的必然性；而不要浮在表层，让自己的视线局限于生活现象的“多数”、“少数”——量的普遍性。你越能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本质、规律（如列宁说的，从现象到本质，从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以至无穷），你越能精确地把握住生活的必然性，那么，你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概括性就越大，浓缩和凝聚的程度就越高，典型性就越强。因为本质、规律，是从许多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是舍弃掉那些次要的、纯属偶然的、不稳定的东西之后所剩下来的普遍必然性，你抓住了它，也就是抓住了同类事物共同具有的最根本最主要的东西。当你以某一个形象表现出本质、规律的时候，不就是等于把同类事物共有的主要特点都浓缩在、凝聚在这一形象身上了吗？当这一形象反映的本质越深刻，不是等于浓缩度越高吗？
顺便说一说，一提到生活的本质、规律，也许有同志自然会想到是指阶级本质、阶级斗争的规律。诚然，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有阶级性的，生活中到处充满着阶级的活动，人的阶级本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规律是很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除了阶级本质之外再无其他社会本质可言，生活中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再无其他内容可言。地球上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人们首先就要向自然界谋求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条件，向它斗争，也像婴儿那样在它身上吮吸营养的乳汁。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以满足人们越来越发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不同的历史时代、时期和阶段，又产生了各种分工，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家庭，人类社会的生活内容无比丰富而又复杂。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除了具有阶级特点外，还有民族特点，历史时代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家庭、教养所形成的特点，等等，因为人们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也还有其他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以及各种物质、文化活动，人们除了阶级关系之外，还有民族关系、家庭关系、职业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而且，各阶级之间，除了斗争的一面，也还有统一的一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一面；不同阶级的人们，除了不同的一面，还有相同的一面，例如，某些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美。何其芳同志在1977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毛泽东同志认为：“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社会现象极为复杂，一个人物，一个事物，某种生活的发展变化的趋向，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有它的内在根据，也有它的外部条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民族的、时代的、历史传统的、思想道德的、文化教养的、家庭环境的等等各种因素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表现为综合性的结果。因此，所谓掌握生活的本质、规律，当然应该包括掌握上述各个方面的本质、规律在内。例如，从朱老忠身上不是就反映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形成的农民起义英雄的忠厚、侠义等等本质特点吗？不是使人很容易想到古人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历史传统的特点吗？有时人们从某个人物身上很明显地看出他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化教养以及某个家庭的特征，也有时人们发现某个人物表现出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思想道德的影响，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且，在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又常常出现由此一阶级向彼一阶级、或者由彼一阶级向此一阶级转化的现象，某些人常常具有两个阶级的特点，具有所谓“双重人格”。因此，在把握一定生活现象的本质规律、一定社会环境下人物的性格特点时，切不可简单化，切不可以“阶级本质”、“阶级斗争规律”代替一切，抹杀一切，而是要对十分复杂的生活现象作辩证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观察、研究、分析。但是，话又说回来，不论怎样复杂，要创造艺术典型，就必须深入把握生活的本质规律，而不能蜻蜓点水似的停留于表面现象，要着重于质而不局限于量。
艺术典型是现实生活的必然、本质、规律的形象反映，而不是偶然的表面现象的罗列、杂陈。如果只注意表面现象的量的普遍性，而不注意把握必然、本质、规律，不注意用生动的个性形态去表现这必然、本质、规律，那么，即使你抓住了所谓“多数”，那也不是典型，而很可能只是类型。如同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要求于作者的那样：“你必须根据每个年龄的特征，把随着年龄变化的性格写得恰如其分”，“不要把老年人写成青年人，也不要把小孩子写成老年人”。然而，即使你能够准确地把握了所有青年人、老年人或小孩子年龄上的普遍具有的特征，就可以创造出典型来吗？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家布瓦罗，仍然因袭了贺拉斯的观点，只从表面现象的量的普遍性着眼，来谈论典型的创造。他说：“写阿迦麦农应把他写成骄横自私；写伊尼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祗；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离。”这里只是要求把某一种人，永远写成同一的固定的类型，只注意某类人大多数是个什么样子——量的普遍性，而不着重把握这些人的必然、本质，不注意内在的规律性——质的必然性，因而，得到的只是类型，不是典型。当然，一定的质总要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一定的量里边也总是包含着一定的质，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可以辩证统一。但是，在创造艺术典型时，把握质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如果只从量（“多数”、“少数”）上着眼，往往会让表面的偶然的现象挡住视线而上当。我们前面曾经讲到，那些新生的或衰亡的稀有事物，如果从表面现象的数量来看，它们显然并不多见，然而，如果艺术家所创造的这类事物、人物的艺术形象，能够深刻地反映某种本质、规律，表现着某种必然性，那就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典型。例如，高尔基《母亲》中的尼洛夫娜，在1905——1906年的俄国，无疑数量上很少，但她却表现出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她的出现预示着大批工人从自发走向自觉，预示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未来胜利的必然性，因而具有典型性。
在创造艺术典型时，如果艺术家着重把握一定生活现象的内在本质规律——质的必然性，那么，也就不会被“主流”、“支流”之类清规戒律束缚手脚。因为生活中的支流，同样也表现一定的本质、规律。例如，在《未来在召唤》一剧中像于冠群那样的思想僵化的干部，当然是我们干部队伍中的支流，但是，难道这个形象不是某种本质规律的反映吗？不表现某种必然性吗？他向人们显示出：我们的一部分老干部，如果不时常清理自己头脑中的脏东西，如果不紧紧跟上时代的实践的步伐，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如果不时时刻刻与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那么，他就会成为我们革命事业的绊脚石。抓住这一现象的本质，并用活生生的形象表现出来，就可以创造出很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典型，而不要管什么“主流”、“支流”。再如，《“炮兵司令”的儿子》中，孙处长这样的人，无疑也是干部队伍中的支流，然而却表现着某种本质规律。应该说，像孙处长这样具有不正之风的干部当前仍然并不少见。这是旧社会腐朽阶级的脏东西附丽在我们某些干部身上的结果，表现着某种必然性。依据现实生活中孙处长这样的人物，进行艺术加工，集中概括，浓缩、凝聚，完全可以创造出高度典型的形象来，尽管《“炮兵司令”的儿子）中的孙处长还未达到这样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