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只从量上看问题，视典型为“多数”、“主流”的观点，对典型的创造实在是无益有害的。那么这种观点是怎么来的呢？是否与某些同志不能全面理解别林斯基、高尔基的某些话有关呢？别林斯基曾经说：“典型的本质在于：例如，即使在描写挑水的人的时候，也不要只描写某一个挑水的人，而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别林斯基还批评一个作家把挑水的人写成了一个瘦弱多病、苍白无力的残废者，而他认为应该写成身高肩宽、结结实实的农民。这段话当然是有毛病的，容易使人觉得典型的创造在于寻求量的普遍性，把典型搞成类型，而且把某种类型的人定型化，如挑水的人必要身高肩宽。这是只从现象上看问题的结果。高尔基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话：“为了大概真实地写出一个工人，一个神甫，一个小店铺老板，必须很好地认识清楚成百个神甫、工人和小店铺老板。”有的同志也可能认为高尔基只是从量的普遍性上强调典型的创造。其实，如果全面理解别林斯基、高尔基关于典型创造的完整思想，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如果单纯从量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当你从三百个工人、神甫身上进行概括的时候，我可以认为这还不够典型，而提出让你从五百甚至一千个工人、神甫身上进行概括。但是，即使你从一千个工人、神甫身上进行概括了，第三个人还可以要求你从五千个、一万个……身上进行概括，他可以说，你只有一个不漏地穷尽一切工人、神甫，把所有的人的特点都概括进去，才是典型。这将是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当然，根本用不着这样从量上去完成；而别林斯基和高尔基的原意也不是这样。别林斯基、特别是高尔基所要强调的主要意思是，不要只依据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就去创造典型，而是应该对生活中大量现象进行反复观察、深入研究，从中找出本质、规律、必然性。别林斯基除了说过上面的那些话之外，还曾说过：诗人“不是照它（事情）实际上发生的样子，却是照它在过去、现在永远可能发生的样子”去进行描写。这里强调的“过去、现在永远可能发生”，就是事物的本质、规律、必然性。在另一个地方，别林斯基还指出：可能性之得到实现，是“根据严格的不可改变的规律”，它“有合理性和必然性”。高尔基还曾经特别强调哲学思想、科学理论和文学形象在认识现实方面可以达到同一高度，就是说，它们在把握生活本质规律的程度上可以达到同等高度和深度。高尔基还曾经强调，艺术中的典型人物应该“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除了他们所作的那些事情以外，他们是不能再作别的什么的”。这也就是强调了必然性。艺术家只有把握住生活的本质、规律、必然性，才能创造出艺术典型。正如德国18世纪杰出的美学家莱辛所说，真正的艺术天才“处处排除偶然，使每桩事件都按照必然的、不得不然的规律发生”，不然，就不是艺术典型。
生活真理的新发现
艺术典型必须是一定生活现象的本质规律的形象表现；但是，能否说凡是把握了生活的本质规律，就一定能成功地创造出艺术典型来呢？不见得。在我看来，艺术典型还应该有这样一个条件：它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或高或低的程度上，是对某种生活真理的新发现。重述别人已经发现了的东西、别人已经用形象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丝毫不增添进什么自己的新发现，那恐怕不能叫做艺术典型，尽管它表现的也是生活的本质规律。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别人对某种生活本质规律的新的认识和概括，也即对某种生活真理的发现，可以作为借鉴，得到启发，却不能代替自己的工作。艺术家不能只从别人已经作出的对生活的正确结论出发去创造典型。在艺术典型的创造过程中，从对生活的认识、选择、集中、概括……直到形象的最后完成，用一定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艺术家应该摆脱依傍，用自己的脚走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典型的时候，总是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自己到生活中去发现各种各样的规律性的现象，寻找那些别人还没有找到的层出不穷的新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事物、人物，去揭开那蕴藏在生活本身的某种真理的奥秘，去告诉读者和观众他们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深刻理解、或者还不注意的某种生活现象的重大社会意义。总之，重要的是不要重复已有的形象、已知的东西，而是要发现未知的东西，开拓新的艺术境界。艺术典型的创造最是独创性的劳动，艺术家必须努力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现实生活像汪洋大海无限广阔，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现实生活也像长江大河、滔滔滚滚、永无止息，不断发展变化。人们对生活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对生活本质的艺术把握也是无穷无尽的。在艺术典型的创造上，艺术家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国清初杰出的戏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在三百多年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道理。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尽，穷微极隐，纤芥无遗”的观点，指出：“性之所发，愈出愈奇，尽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后人；后人猛发之心，较之胜于先辈者。”他还进一步认为，不只是“前人未见之事，后人见之”，可以创作出新的戏剧作品；“即前人已见之事，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尽之态，若能伐隐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灵于我，授以生化之笔，假以蕴绣之肠，制为杂剧”，给人们以“极新极艳”的艺术品。当然，“泉下之人”是不会“效灵于我”的，然而，现实生活却不会辜负辛勤劳作的艺术家。生活将永远向艺术家提供创造典型的新的材料，艺术家也永远可以对生活（包括对历史、对今天的现实）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还可以对未来作出各种推测、预言。只有庸人才会认为，某种生活现象前人已经认识了，某种人物形象前人已经描写了，自己不好再作什么了。你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去进行新的挖掘、发现、创造呢？譬如，就拿我们的文学中干部形象的塑造来说吧，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曾经塑造过长征路上李有国那样的高喊着“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的干部形象，塑造过解放战争时期具有钢铁意志的许云峰、江姐那样的干部形象，塑造过《在和平的日子里》用自己的火热的生命去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阎兴式的干部形象，《创业》中华程式的干部形象，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应新的现实新的要求来塑造同“四人帮”作斗争的王公伯式的干部形象（《神圣的使命》）、梅林式的干部形象（《于无声处》），更不妨碍我们塑造出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乔光朴式的干部形象（《乔厂长上任记》）；而且，也不妨碍我们以今天的高度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得到新的发现，以重新塑造出中国革命史上各个时期的干部形象。而且，干部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今天，同是好干部，既可以有乔光朴式的人物，也可以有石敢式的人物（《乔厂长上任记》），也可以有梁言明式的人物（《未来在召唤》）；同是不好的干部，既可以有于冠群式的人物，也可以有孙处长式的人物；既可以有由落后变先进的，也可以有由先进变落后的，以至堕落的，蜕化变质的。总之，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人物，就可以写什么样的人物，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有错误的，有缺点的，是英雄的，不是英雄的……不要什么框框，取消清规戒律，而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对某种生活真理有新的发现，是不是真正把握到了别人还没有把握住或还未深刻认识的本质规律，是不是真正给读者和观众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从文学史上看，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都是对某种生活真理的新发现，对未知的东西的新的开拓。意大利诗人但丁，第一个以他《神曲》中的许多艺术形象，忠实地表现了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因而被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中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的最初一个诗人”；我国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创作了著名杂剧《西厢记》，最早如此完美地描绘出红娘、莺莺、张君瑞等勇敢地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争取婚姻爱情自由的典型形象，成为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新人耳目的一页。高尔基在俄罗斯，鲁迅在中国，也都是以他们作品中崭新的典型形象，开拓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天地。古今中外，凡是称得上是典型的艺术形象，没有一个不是带一点新的东西给人间的。那些艺术大师们每创造一个新的典型，既不会重复别人，也不会重复自己以前创造的形象。这种新的发现、新的开拓，可以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一些生活现象是大量存在的，然而一般人却司空见惯，习而不察，不去注意或者不甚理解里边包含着什么深刻的重大的意义。这时候，如果有一个艺术家把人们不注意、不理解的包含在生活之中的重大社会意义揭示出来，通过艺术的集中、概括，造成引人注目的鲜明生动的形象，使人们看后恍然大悟：原来平时不注意的东西，竟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就成了艺术典型。所谓“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例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到处存在着这种现象：有了缺点竭力掩饰，不准别人提起，遭到失败和挫折后则寻求精神麻醉，进行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对此，谁也不以为怪，不觉其害。然而，这些似乎平常而又平常的现象，到了鲁迅笔下，经过一番艺术加工，集中，概括，突出，强化，创造出了阿Q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于是，上述那种很平常的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所包含的重大社会意义，非常刺人耳目地显露出来了，人们通过阿Q的所作所为和思想、心理，看到了阿Q主义精神胜利法的可笑、可恶的本质和巨大危害，认清了当时国民的弱点，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是鲁迅的伟大发现和创造，阿Q是文学画廊里前所未有的新人，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许多大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因显示了人们不注意或不认识的日常所见的生活现象，并且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必然本质和重大社会意义而成了不朽的典型，像果戈理《死魂灵》、《外套》等作品中的著名人物，契诃夫的《普里希别也夫中士》、《套中人》、《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睏》、《万卡》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塑造的范进、严监生、严贡生、马二先生等形象，等等。我国当代青年作家刘心武所创造的一些艺术形象，如《班主任》中的谢惠敏，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艺术典型。
第二种情况：有些人物、事物是在地平线上刚刚冒头的新生的萌芽，一般人还看不到他们，或者不注意、不重视他们，不了解他们出现的重大社会意义，不认识他们的必然、本质。这时候，有才能的艺术家敏感地发现了他们，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本质，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重大社会意义，于是，创造出了艺术典型。如前面讲到的尼洛夫娜，拉赫美托夫，乔光朴，等等。同样的道理，艺术家善于发现并揭示出快要灭亡的腐朽事物的深刻本质和社会意义，也可以创造出不朽的艺术典型，如老舍在著名的话剧《茶馆》中所塑造的庞太监、二德子、刘麻子、唐铁嘴、宋恩子、吴祥子等等，都是这样的典型。如果说新生事物的艺术典型像燕子报春，那么腐朽事物的艺术典型则如一叶知秋。艺术家必须敏感地去发现这样的燕子和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