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是随着性子来，跟着意愿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手写我心。我这样的性格，时常引得读者留言说我的文字充满霸气，虽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但讲出来的话却是男性口吻。我只想说，一个人的性格乃至写作风格，与其成长环境、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
我的童年，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兜里的零花钱超过一个普通人的年收入。我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换了四所幼儿园，且都是被校方开除的。开除的主要缘由是有家长举报我私下威胁小朋友们吃药。记忆中，我家里总有那么一罐子似乎永远也吃不完的药片叫“四环素”，只要我身体不舒服，妈妈就给我吃几粒，我每次把药片压在舌根底，然后对着妈妈张大嘴巴“啊”几声，蒙混过关便随即寻找安全地带吐掉，因为药品表面裹着一层黄色的甜皮，舔去糖衣后实在是苦涩难咽。久而久之，我深深痛恨这种药片，但也非常认可此药可以通杀百病。于是，我每天兜里装一把四环素分配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并监督他们服下去。
儿时，我家住在铁路边。妈妈每天嘱咐我，铁轨是给火车行驶的，行人不得通过。我却偏偏喜欢尝试大人不让做的事儿，而且经过观察我得出结论：火车在启动之前都会先排气，站在一旁能够明显听见“嗤嗤”声像电流一样扫过，从车头开始一节节车厢依次蔓延到车尾，这才迟缓地启动。掌握了这一点，我不但敢在铁轨上伸开双臂摇摇晃晃地行走猫步，还特意选择在火车刚发出放气声时，迅速地从车厢底下钻过去，并暗自得意自己身手敏捷。
我还有个重大发现：火车在倒车时都会有一个手持红、绿两色旗子的指挥员站在列车尾端，通过变换旗子来指挥司机或停或走，我莫名对那两面旗子的兴趣超过拥有任何玩具。一次，我悄然拿了哥哥的红领巾，欣喜若狂地奔到铁路边，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车厢连接处。在那里，我潜伏了整整一个中午，终于发现有人坐进车头里，随后一个手拿红绿旗子的人站在列车尾端甩着绿色的旗子，火车开始缓慢倒退。我连忙一手抓紧车厢扶手，一手伸出外面，使劲儿地狂甩手里的红领巾。几分钟后，火车突然停下了，司机下来大声吼道：“你同时甩红绿旗，我到底看哪个？”二人争辩之时，意外发现车厢间举着红领巾的我。我被送到铁道部门，爸爸在那里上班，我的过错自然而然地给爸爸记了一个大大的处分。
那时候市里的幼儿园并不多，离家较近的四所幼儿园都将我拒之千里之外，爸爸决定把我送到乡下的外婆家，还得意地抛下一句：“那里没有火车。”
我一连被四所幼儿园开除的消息很快传到外婆村上的学校。这所学校分小班、中班、大班、一年级到五年级（山西的小学是五年制）。
教导主任说：“你家这孩子总是欺负小朋友，就让她直接上一年级，班上的同学都比她大，她就没有欺负的目标了。”我顺理成章地被安排进了一年级，因为很反感去上学，所以我总是在预备铃响起时才晃晃悠悠地溜达进教室。接着，代课老师后脚跟就出现在讲台上，班长一声“起立”，我没能跟着大家站起来，只因刚进教室根本没来得及坐下。
几个星期下来，我照旧是孩子王，大家都对我毕恭毕敬。我唯独不敢欺负一个女生，老师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谁若敢让她生气，导致她一口气上不来，有个闪失，那就得偿命。我当时想，如果把这个女生气坏了，若要偿命，她比我大三岁，那我真就亏大了。出于这一点，我从不敢去招惹她，只觉得莫名憋气。
校园生活过于乏味，我迷恋上了小人儿书。上课时，我偷偷在课本底下压一本小人儿书，趁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工夫赶紧偷瞄几眼。那种书是黑白图，整个页面都是图画，只在右侧或底边有一两行小字。
我偷看小人儿书的功底尚浅，总被老师逮住。老师当然要没收小人儿书，我就快速撕下已看过的部分递向老师辩护道：“这部分是我在课堂上看的，你可以没收，剩余的部分我没在课堂上看，你就不能没收。”
见老师僵持在原地，我只得苦口婆心地劝导：“如果你没收了这部分没看过的，那么我会一直去猜想后面的情节，即便眼睛盯着黑板，心也不会与大脑往一处使，所以你还是把这部分留给我，我会在回家后再看。”老师或许是觉得言之有理，当场警告“下不为例”就不了了之了。后来的课堂上，我就提前准备一本已经看过的小人儿书，当发现老师那锐利的目光从讲台上射过来时，索性将书主动递过去，这样一来，总能侥幸地逃避一场讨价还价的口舌之争，反正外婆家小人儿书多得是。为了看懂小人儿书，我倒是学会了不少生字，当然，这功劳得归于哥哥在我入学前早已教会了我使用字典。
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别的同学回答对了问题老师很高兴，而我回答对了问题老师便相当生气。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教导主任去外婆家，委婉地说：“这孩子特聪明，上课压根儿不听讲，回答问题却从来难不倒她，认识的字词远远超过课本里所学的，尤其是数学，能用二、三年级的知识去解题。我们开了个会，决定让她直接上三年级吧！”我一想起那个患有心脏病的女生，就想立即跳级，每天看着她凭借先天“优势”，见男同学便撒娇，见女同学就撒泼，谁都不敢奈何她，不知何时，她已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在我的怂恿下，外婆犹豫着，最终还是点头了。后来我无意间听说，学校做这个决定是希望我早点儿从这个大门毕业出去，大家都省心。
跳级后我感觉有点儿吃力了，一边自学二年级的知识，一边认真听三年级的课程。还好，努力决定成果，在初次单元测试时，我成功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之后一直稳居宝座。那一年，我把外婆家成捆的小人儿书彻底看了个遍，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写作，随即就尝试着给编辑部投稿。一次次的退稿没有浇灭我的热忱，反而激发了我更多的不甘心。再后来我就时常收到寄来的稿费或刊登着自己文章的书册，又以高年级同学的名义参加县里的作文竞赛，屡次获奖，最终深得师生们厚爱。
到四年级时，我已自学完五年级所有课程。我再次开始抵触听课，但不会影响其他同学，只顾埋头去撰写文章，再去投稿。这种安静保持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班里插进来一位留级生，我俩时常一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留级生，男，是个胖子，长得人高马大，令人望而生畏，目测他若摔倒，足以直接把我拍成肉饼，但我内心从未有过胆怯。他经常在上自习时，掏出一罐健力宝使劲儿摇一番，随即高举过头，接着狠狠地咳嗽几声，引起全班同学的注意，最后才猛地一把拉开封口。
我坐在他的后面，这种碳酸饮料被这么一折腾极易外溢，每次都会溅得我身上、书上皆是饮料，我俩难免拳打脚踢起来。打架这种事，不在男女，靠的是手快、心狠，我们往往数十个回合不分胜负，一般都是在老师出现的刹那停战。终于有一次我爆发了，直接拿起文具盒砸向他的脑袋，他反手也举起文具盒抗击，我迅速抱起一条凳子，那家伙被震住了，本能地护住脑袋蹲下去，我趁势将他卡在凳子下，使出浑身力气狂揍他一顿，直至他求饶：以后在教室再也不喝健力宝了。不过，我后来看见健力宝就来气，至今未喝过。
留级生因近视眼原因而被安排在前排，后面被挡住视线的同学叫苦连天，而这恰是天助我也，前面就像竖了一堵屏风，我在背后正好可以避过老师的眼睛放心写作。那时父母一年也就来看我一两次，我把所有的思念都写在了一封封信里，但从未寄出去，只是锁进一个抽屉里。我的成绩始终稳居第一，若不是因为老师说作文不能得满分，我完全可以得双百。
升入五年级，我对上学厌倦至极，只因老师讲一句，我就能推测出后面的内容，完全找不到一点儿新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无意间到学校后面的一片树林，碰见几个村里还尚未入学的小孩，他们用树叶将鸡蛋裹起来，接着在外面抹一层稀泥巴，最后放进柴火堆里烧。我用随身的一包熊毅武方便面（那个时候熊毅武方便面一包八角钱，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方便面彻底消失于市场）向小孩换了两个烧鸡蛋。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偷偷溜去那片树林，小朋友们用木棍儿支撑起一个大筛子，在下面撒些米粒，然后潜伏在隐蔽处，等麻雀飞进去吃食时，我猛地一拉拴在木棍儿上的绳子，麻雀就被罩住。麻雀也是烧着吃，我每天带些零食换取麻雀肉吃。其实，一只麻雀只有胸脯处一小口肉，所以他们一整天扣住的麻雀全让我吃了我也觉得不过瘾。有一次玩儿得很嗨，竟忘了天已黑，害得外婆与几个亲戚满村子找。
接下来的日子，由于我心系树林里那群孩子的野炊，不是迟到就是旷课。一天，我被叫到办公室，班主任说：“你不能逃课，不能离开校园，否则你会被开除。”
我不以为然地站在那儿，目光瞄上了桌上的象棋盒子，班主任疑惑地问：“难不成你会下象棋？”
“会一点儿！”我点头。
“真会？你试着把棋子完整地摆好给我看看。”班主任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我迅速将棋子在棋布上对应的位置摆放好。
班主任先是一惊，随即说：“我们来一盘？”
我说：“好！”
我连输三局，但班主任笑哈哈地说：“不错，能与我周旋一阵子已经不错了。”之后，我就成了班主任办公室的勤务员，偶尔给他倒杯水，扫扫地，也替他批改试卷，闲暇时间就下会儿棋或看会儿闲书。
我以县城第一的名次结束了小学生活。后来回想起来，总不明白学校当初为何如此纵容一个小学生，朋友笑语，“你学习优秀，只要不捅下大娄子，谁会吃饱了撑的去招惹你，只求安然把你这尊大神送走就好。”
新学期开学时，我对学校彻底起了反叛之心，强言狡辩小学课程都是我自学的，何苦要继续被校园的围墙圈禁起来，任凭家人好言相劝乃至威逼利诱，反正我是死活不去报名。我从小性子很烈，全家实在拗不过，爸爸只得做出让步，说：“反正她年龄还很小，暂且先休学一阵子，在家没有同龄孩子与她玩儿，过段时间待得闷了，她会闹着去学校的。”殊不知我一休学就是整整两年，那些日子我并没有自学初中课本，而是整天看各类故事书，也时常给编辑部投稿，中稿率还颇高。
我与三哥感情一直很要好，在三哥的引导下，我跟着去了他所在的中学就读。我到学校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有一段时间了，我一心想着早点儿毕业，执意要直接读初二。三哥说初中不是小学，跳级会很吃力。我一再坚持自己有自学天赋，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了初二的插班生。
那段日子是我学习最卖命的阶段，走路、吃饭都在咀嚼课本，连同蹲厕所，大脑也不曾休息。当时最让我头疼的是英语，由于那时的小学还未开设这门课程，再者又是直接跨进初二，这就好比学习理发，直接撞上个络腮胡子，真不知从哪里下手。所以一提到英语，我整个人就如同被扔到太空，一下子就飘起来了。英语老师叫张冬元，讲课时方言极重，很难辨别发音，加之在领读时有意无意地把音符拉得很长，英语从他口中读出来就像唱催眠曲儿，很快便使我进入睡眠状态，我暗想应该叫他张冬眠更为贴切。
记得第一节英语课，张老师走到我桌边问：“What's your name？”我竟然把他的话听成：“狼吃羊耐饱！”所以我疑惑不解地问：“狼吃羊耐饱，这还用说吗？！”自此，这句话就成了全班的经典笑料。张老师在处理课后习题时，习惯让同学们横行或纵列按座位依次作答，别的女生不会做题时颇为窘迫，而我骨子里从不知道“怕”是个什么概念，因而每次轮到我作答习题时，就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不知道！”
一次，张老师异常气恼地说：“我看你就放弃英语吧，以后回答问题轮到你就直接跳过去，下一个同学替补上。”那节课，我悄然哭了，是为自尊而流泪，这意味着在左右或前后两个同学之间，我这个大活人是完全不存在的。
那时我与三哥租房住在学校附近，三哥说他来辅导我英语，我立誓一定要与张冬眠争个高下。为了尽可能争取时间，我连吃饭几乎都是囫囵吞枣，让其在肚里慢慢消化，走路更是跑步前行。这期间几次轮到单元测试，代课老师们商量后一致同意，我先赶课程进度，一切待到期中考试见分晓。
转眼，期中考试来临，我惴惴不安地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开门见山道：“柳老师，我不能参加这次的期中考试。”
“为什么？”柳老师很诧异。
“因为我从未考过第二名，要么不考，要考就要考第一。”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佩服自己那时的勇气。
“那你什么时候能考第一名？”柳老师认真地问。
“这个学期的期末，我若考不了全班第一，就收拾东西离开学校。”我等于立下军令状，切断了退路。
“好，有志气，那就等着看你的期末成绩说话了。”柳老师似乎异常兴奋。
期末考试如期而至，公布成绩后，我是全年级第一名。听同学说，我去之前，是另一个班的一名女生稳居第一，我们班从未有人拿过第一，为此，班主任经常训斥同学们不给他长脸。我当时夸口是考全班第一，结果拿了全年级第一，而且将第二名甩了整整一条街。我的事迹在本校堪称前所未有，一时之间师生们都在疯传有个天才诞生了。
我利用假期自学完初三的课程，新学期，几乎能闲出病来。由于初二一年学习太过紧张，我与好多同学都未曾搭过话。有段时间，我注意到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位极其腼腆的男生，他上课从不回答问题，下课也不与同学交流，真是惜字如金。
一次下课后，我就直奔那个男生，敲着桌子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男生脸蛋儿顿时涨得通红，极其不自然地笑了笑，又迅速低下了头。
“我命令你，以后每节课间，你都必须与我说一句话。”我使劲儿摇晃着那个男生的肩膀，他就像一团软面，没有丝毫反抗。从那儿以后，下课铃尚未停止，那个男生已从后门窜走，上课铃响起，他才溜回到座位。直到现在偶尔想起来，我的直觉判断，那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
后来，我逐渐忘了那个腼腆的男生，津津有味地开始去写自以为是小说的文字。令人感到崩溃的是，我花费几个月时间还未收尾的小说不翼而飞，经过好一番打探得知是值日生无意间碰翻了我的书桌，发现小说便偷偷拿去一睹为快，结果一人看完传给另一人，传来传去就不知去向了，最终再也没回到我的书桌里。
几个月的成果被毁于一旦，我特别闹心，却不知该拿谁撒气。为了缓解情绪，我便开始与班里调皮的同学徐玉泉等人打成一片。记得一次自习课，同学们进进出出，有的去打扫卫生区，有的去老师办公室探讨习题。我指使徐玉泉把笤帚夹到教室门正上方，心里也没想要明确去砸谁，反正被砸到的人就自认倒霉吧。
突然，班主任柳老师抱着一叠作业本匆匆推门而入，笤帚不偏不倚地打中他的肩膀，柳老师怒喝道：“谁干的？”
“是我，但我真没想要砸你。”我本是趴在窗户上观察谁会投网，不料班主任半路杀进来，我没来得及坐回座位，直接定在那儿。
“到办公室来！”柳老师话音未落，人已出去了。
徐玉泉坐在过道间，我经过时顺便拍了下他的脑袋，嘱咐道：“下次，你把笤帚夹好后，就去门外把风。”
徐玉泉连连点头，并深情款款地送上一句：“祝你一路顺风！”
进了办公室，柳老师递过来一份模拟试卷让我坐在一旁答题。半小时之后我便把试卷交过去，他认真地核对答案后，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说：“这是复习班上个礼拜的试卷，最高分是94分，你一个跳级应届生却能得满分，相当不错。以后别再捣乱，回去吧。”我愣了愣，不禁暗笑这样的惩罚简直是在挠痒痒。当时学校创办了一个复习班，招收的都是中考失败的往届生，有的学生甚至复读过三四年。
学校当时的师资设备不怎么样，但进入中考备战期，考试却是有模有样，而且几乎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考场规定不到半小时不得交卷儿。监考老师总是嘲讽地说：“半小时就交卷儿都是笨得啥也不会的学生！”就冲这句话，当然没人愿意自认就是那“笨得啥也不会”的学生之一，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去第一个交试卷。我写字可谓刮风，速度超快。常言道，慢工出细活儿，我的字丑陋不堪也就认了，据说一个人的字迹与长相往往是成反比的，而上帝并没有给我一张好看的脸，却让我拥有了拿不出手的字。我一般半小时左右就能答完题目，自然而然总是第一个交卷儿的学生，随着我一开道，便陆续有人交卷儿了。久而久之，师生都说：“第一个交卷儿的学生就是那个天才！”
在我进入初中那年，家庭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俗话说，“船烂了还有三千钉子”，爸爸虽然不再有精力做生意，但积蓄还可以维持生活衣食无忧。只是家中常年只出不入，大哥、二哥又相继成家，我与三哥还要读书，父母身体逐渐衰弱，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
中考已迫在眉睫，而我的家庭却像掉进了马蜂窝，整日不得安宁。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哪里受得了如此奇耻大辱，一气之下竟选择了与学校不辞而别。我在路边随意拦住一辆客车，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茫然了，一时还真不知该何去何从，稍作思虑后回答：“客车到了终点站我便下车。”我望着车窗外倒退的景物，大脑开始搜寻去哪儿为好。去北京是第一反应，首都自然是充满正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带着憧憬，几经波折，最终到了北京。
因我还是未成年，根本找不到工作，咬紧牙关强撑了一个月，我被父母连哄带骗领回家中。第二年临近中考不足两个月的时候，三哥向佳县一个中学的校长讲述了我的上学经历，因而我有幸再次坐进初三年级的教室里。
那时的我已是身在学校心在外，看透了人情世故。家庭经济一落千丈时，亲朋好友都退避三舍。如果我家曾在得势时目中无人，败落时遭人讥讽，那都是罪有应得。只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也不懂评判人情世故，只记得家中亲朋好友从没中断过，有的拖家带口，一住就是几个月。
爸爸本是陕西人，逃荒到了山西，做生意起家后，爸爸的亲属有好几家都跟着在山西扎根。说到这里，我想起被爸爸介绍到朋友那里上班的几个亲戚，来时说是身无分文，爸爸立即打招呼让朋友先给亲戚预支工资，结果没干几天，亲戚连招呼也不打就溜走了。那时的通讯还很落后，朋友就拍电报或派人转告爸爸，爸爸找到那些亲戚，他们一句“当时有急事，来不及辞职”就算表达了歉意，爸爸还得代替亲戚退还朋友预支的工资。
当然，也有知恩的亲戚。妈妈的一个外甥女将积攒的五百元私房钱私下借给我家，之所以说是私下，是因为她爸认定我家彻底倒下了，再三劝阻别借，但她是个老实到不会撒谎的女人，当妈妈借钱时竟说漏了嘴。她还说小时候娘家穷，每次去我家，妈妈都给她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换上新衣，所以现在拿出的钱多少是点儿心意。
还有爸爸的一个外甥，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基本是个月光族，却在三哥开口求助时，跑去央求领导才领了预支的一个月工资。三哥推辞时，他说爸爸为了安置他的工作，没少出力，他连瓶水也没给爸爸喝过，如今我家落难，他理当尽绵薄之力。且不说这两个人借钱多少，单是他们的诚意已足矣。人只有处在低谷时，才能看清谁对你真心，谁是见风使舵的人。
爸爸虽不识几个大字，但绝对通情达理。外公有很多土地，当初极不情愿把女儿下嫁给还是打工仔的爸爸，而爸爸表示对于当年的冷落，完全可以理解，还说外公是好人。爸爸或许是受外公影响，从商以后，正好赶上当年“四荒拍卖”的政策，便特意在外公家邻村买了很多荒山荒沟，大肆修田筑坝。那时机械还不发达，只有推土机，其余都靠人力。政府还在大会上给爸爸戴过红花儿，以资鼓励。
爸爸若是生活在“水浒”年代，绝对是条绿林好汉。
一次，我跟着爸爸去临县兔坂镇看戏，那天正巧逢会，一些小商贩将地摊摆在道路两侧，使得路面特别拥堵。那时，从太原到榆林佳县路线的客车必须经过此镇。我们远远看见一群人围堵着吵嚷，爸爸拉着我挤进去，才得知是一辆客车，在会车时刮倒了路边地摊的衣架，商贩就挡住车头不予让道，非要逼迫司机买走掉在地上的所有衣服才肯罢休。
爸爸一怒之下，一把将商贩拽到路边，呵斥道：“就你这样讹赖做生意，一辈子也只能摆地摊，你的衣服挂在那儿，本来也灰尘扑土的，掉在地上捡起来拍拍就没事儿了。再说是你摆摊儿占了路面才导致客车刮倒衣架。如果你非要赔钱，走，跟我回家去取！”商贩灰头土脸，不再吱声，爸爸招呼客车司机放心发车。后来，那趟路线的司机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认得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爸爸。妈妈是高门大户走出的女儿，从不与人斗嘴，在家庭落魄时，她不离不弃，对爸爸没有一丝抱怨，只是责备自己没本事，帮不到家人。
话说熬过漫长的假期，我拉着一只皮箱，拎着两个大包儿，拿着录取通知书只身来到榆林。那时的榆林，车站、机场这种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有很多私家车因抢着拉客而发生冲突，刚刚出站的我还没来得及打探要去报到的学校路线，就被几个接客的司机团团围住，有人直接企图先夺取我的行李，有人抓住我的胳膊问去哪儿，幸好赶上长阳职中招收新生的大队人马我才免遭一劫。一位师姐听到我的成绩后，说去育英学校读书可免去学费，另两位师哥便顺势接过行李，我好不容易摆脱了接客司机的纠缠，就那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学长们去了。
高一的生活相对平静，我与几个同学关系甚好，但从不谈心。那时，在校学生家庭条件好点儿的佩带个小灵通，条件差的只能买充值磁卡与外界通话，衣服以及生活用品基本是在一个消费廉价的水利商场购买，而我当时使用的是一部三千多元的三星手机。我不知道那款手机的具体型号，只清楚地记得它有一个红色翻盖，盖壳有个小正方形透屏，来电话时号码就跳跃着滑过，镶嵌在透屏边沿的彩钻也会跟着闪烁。
我的衣着都是专卖，日用品更是精挑细选，过一个生日的开销超过其他同学一年的生活费。当时在本市最豪华的银河大酒店，我在那儿设宴待人，一位同学饭后带走一盒酒店的火柴，逢人就指着火柴盒上的字样炫耀自己在银河大酒店吃过饭，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然而时隔多年后，我的同龄人都玩儿过了苹果手机，而我还在用已经停产的诺基亚手机。我觉得人都会经历一个心理过程，寂寞时渴求喧哗，热闹过又奢望平静，无知时膜拜虚荣，成熟后低调内敛。
爸爸一直主张女孩要富养，所以在家庭败落时，依然极力保护我这盆温室的花朵儿不受侵害。家人在衣食上尤为宠惯我，但对我的言行甚是苛刻，使得我最见不得口出脏言，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对父母的辱骂。
一个早晨，大家都在匆匆洗漱，准备去跑操。记得宿舍门口的墙上钉着一块儿镜子，我在镜前梳好头发，向后一退，刚好踩在徐小菊脚上，我一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她却骂骂咧咧个不停，而且见我不还口，越骂越来劲儿。我一个箭步过去，她见势哧溜一下跑出门外继续叫骂。一位舍友拉住我，说徐小菊不是盏省油的灯，开学不到一个月就与宿舍的每个人都吵过架，劝我不必生气。我当时与另一宿舍的王鸿雁走得特近，极少在自己宿舍停留，自然不清楚每个人的脾性。
上完早操，有半小时活动时间。我刚走进礼堂旁边的厕所，就听见徐小菊正向另一个女生指名道姓扯上父母骂我，我当即火冒三丈，一把抽出系在裤子上的皮带朝着徐小菊甩过去。她大叫一声，站起来提着裤子就冲出厕所，一边拼命逃跑，一边还不忘回头骂我，见我穷追不舍，就直奔班主任的办公室告状去了。老师调查了事情的原委，训斥我一番，就嘱咐这件事到此为止。出了办公室，徐小菊挑衅地翻着白眼，我回以一笑：“就你这德行，我见你一次打一次。”话毕，我便去了教室，早把徐小菊抛在脑后。
早上四节课完毕，大家都饿狼一般地奔向食堂。我回宿舍取饭缸儿，一眼注意到徐小菊的床铺只剩下空荡荡的床板，再看她的生活用品也都没了踪影。隔壁一个同学因肚子疼请假在宿舍休息，她说徐小菊是在第二节课时收拾东西走的。那一刹那，我呆立良久，为毁了一个女生的前程而深陷自责。
第二天，班里的一位男同学对我说：“我与徐小菊是初中同学，她哥挺厉害的，你要提防她来报复你。”
“哦，你认为她哥会不会把我直接弄死？”我故作严肃地问。
“那倒不会，顶多是把你痛打一顿。”男同学回答。
“没事儿，只要留口气就好！”我淡然一笑。
“徐小菊转学去绥德二中了。”男同学又说。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转身离去，长出一口气，很庆幸徐小菊只是转学了，若真是自此退学，那我将终生难以安心。后来，我再没听到徐小菊的任何消息，更别提她的哥哥了。
我承认自己争强好胜，但绝不无端生事，宁可与男生打架，也不愿与女生拌嘴，徐小菊是我打过的唯一同性，同学们常用“行侠仗义”来评价我。毕业后，偶遇一女同学，她很感激地说，上学时几次被人欺负，都是我出手解围帮了她。另一位女同学在多年后见到我，更是热泪盈眶地说，当年宿舍被盗，她身无分文，是我给了她三百块钱而后就不辞而别，那钱至今未还，害得她一直记挂在心。
高一假期，我回家看到爸爸蹲在地里为庄稼拔草，我问爸爸为何不用锄头锄草，至少省力。爸爸说他不太会用锄头，有的草与庄稼挤在一起，锄草时容易连庄稼一并锄掉，所以就先用手把庄稼根部的杂草拔掉，然后再用锄头去锄距离庄稼较远的杂草，这样就可以防止因锄草导致地里缺苗，收成就多一些！爸爸的一席话瓦解了我心底的最后一抹坚强，眼泪如同开闸的洪水，混合着对亲人的心疼，我随即悄然转身离去。
从那时起，我脑海里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挣钱。从小娇生惯养只学会如何花钱的我，在瞬间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我家已几乎处于弹尽粮绝之地。开学返校后，我经常溜出校门去看哪里有商机。
一个周末，我批发了一些充值磁卡，出于自尊，便去卖给了外校的学生，挣到一百多元钱。后来每个周末，我都悄悄去外校卖磁卡。国庆节放假前一天，我在外校一所公寓卖磁卡，无意间听见几个学生抱怨：“咱们学校太偏了，打个车真难，想想明天带着行李去车站就发愁。”我的脑细胞刹那间被激活，忙走过去与几个学生沟通，说可以让客车来校门口，他们只需按照正常票价再加五元打车费即可。大家都赞成，还帮我找了很多同学，我统计好去各个县城的人数，给他们留下手机号，约定第二天一早九点钟在校门口集合。
话说当年榆林只有大街、二街、三街三条主街道，部分学校、工厂就建在荒芜的沙梁上，出门想坐出租车就得看运气，碰巧，若有人从街上打车刚好回来，那么你就可以坐上这辆出租车了。那时的出租车不打表，上车五元钱，报地点就行了，所以司机很怕拉上路程较远的乘客。当时在榆林市上学的学生基本来自周边12个县城。我当即去车站找到一个跑客车的远亲哥哥，他帮忙给我优惠包租了几辆去各个县城的客车，我将贩卖磁卡挣来的钱作为定金交给了司机，互留手机号，约好第二天准时在学校大门口见面。一切都在我掌控中，那次我顺利挣到1600元！
面临文理分科时，班主任说：“理科都是脑子转得快的学生！”就冲这句话，我也要选择理科班。再加上幽默风趣的历史老师刚新婚，我的男神已为人夫，可恶的是喜糖还是我分发给全班同学的。再说地理老师，我每次盯着他肉乎乎的圆脑袋，怎么看都像极了他手里的地球仪，害得我常想轻轻拨拉一下他的脑袋，看会不会也像地球仪那样转圈。
升入高二，我选择了理科班。那年家里经济彻底滑入谷底，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我家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生平第一次深深领悟到人民币的重要性，我决心一定要东山再起，然后趾高气扬地站在众人面前。
有些事情一旦尝到甜头儿就会上瘾，尤其是挣钱。我的心越来越大。一天，我独自在校园附近溜达，看见一家招待所急转，我进去与老板交流，了解到老板是西安人，两口子在榆林顾着挣钱，孩子在西安读书因无人看管而沉迷于上网，所以二人决定转让小店，回去抓孩子的学习。
老板看到我还是个孩子，觉得说多都是浪费，一口价六万块钱方可成交。整栋楼共四层（不包括地下室），一楼被分隔成饭店与商店，已转租出去了。六万元包括招待所的九个月房租在内，而一楼的租期还有十几天就到了，租金两万八，也就是说其中有两万八我只是垫付十几天，地下室只存放些杂物，收拾一下也可以利用，客房内很多东西都是新换的，显然老板是临时决定转让，否则应该不会给店里投资。我仔细盘算一番，认定没有多大风险。
我当即坐车去向几家血缘最近的亲戚借钱，那时的自己很谦卑，开口说借我百儿八十块也好，若信得过多借点儿，自然感激不尽，一年内一定还钱。走了三家亲戚，有两家嘲讽地说：“你这个年纪哪会做生意，估计到时候连本钱都捞不回，现在借给你钱反倒是害了你！”还有一家亲戚掏出十元钱说：“给你个坐车钱回去吧，十元钱也不指望你还了，若是借你再多的钱，恐怕只能等你订婚了，要了彩礼才能还。”我的心碎了一地，但我没让眼泪掉下来，接过那十元钱，一把抛在地上，笑着转身离去！
交通不便，除了坐车，我还步行了二十多公里路程。天黑时分，我疲惫不堪地进了家门，两脚都走得起泡儿了，还有几处磨出了血痕，袜子粘在脚上都脱不下来，妈妈为我打来一盆温水，我两脚泡了好一会儿才一点儿一点儿把袜子撕下来，我没有哭，只是默默感受那份酸楚，牢牢记住那种锥心的痛。
爸爸在得知我筹钱是为了做生意时，问我：“确定想创业？学业怎么办？”
我非常自信地回答：“我能学业与创业两不误！”
爸爸欣慰地说：“这才是我女儿，能有这份勇气，本钱赔光了又如何！”
爸爸起身去院里的角落，用铁锹刨出一个坛子，里面都是银圆，说：“我明天就去给你换钱！”这些银圆我小时候经常玩儿，那时爸爸喜欢收藏古玩，经常给我介绍那些银圆，说这个是“袁大头”，那个是“孙小头”，还有什么“大尾龙”“长须龙”等。万万想不到，这些曾经被我当作玩具的银圆，现在将要成为救命钱。
爸爸用银圆变卖了六万元钱，与我到榆林接管下那家招待所，就回去继续务农了。我雇用了一位阿姨负责看门与打扫卫生，自己一边上学一边打理生意。后来我与班主任关系十分融洽，索性就只去听一下主课，其余时间都守在店里。生意越来越好，阿姨根本忙不过来，我必须动手一起打扫卫生。我抱着一堆换下的床单、被套去地下室，塞进充了水的洗衣机，将洗涤键拧一圈，趁着浆洗时间，还得赶紧跑上楼去收拾房间，大约数十分钟，再跑到地下室将床单、被套清水过一遍，拉进甩干桶里，拧一圈脱水键，再趁着空隙跑上楼继续收拾房间。有时来回爬楼梯，会累到腿软得都抬不过一个台阶，直接被绊倒。每当这时，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我已出人头地的场景，我顿时像打了鸡血，浑身来劲儿。
我告诫自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笔生意，只许赢，不许输！那时我店里捎带卖饮料、泡面等，记得茉莉花儿清茶刚上市，就摆在登记室的玻璃柜里，我却舍不得开一瓶，品尝一下是什么口感。
客房总在下午时分就爆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人性的本质。我开始不断旷课，后来接近于休学。
我从小就跟爸爸学到：做人要厚道，做生意要讲信用。所以住客拿包儿纸，喝瓶水，我总笑着说：“算了，不要钱了，以后常来住就是照顾我了。”但大多数人都会强塞给钱的。收拾客房时，时常会碰到客人落下的东西，我都保管好，等客人下次光顾时再完好归还。
时间久了，回头客很多，这些人还把朋友介绍来住。一些货车司机把同行都拉来店里，那时的招待所按照床位收费，天气暖和时，随便给阳台、过道铺块床垫子都有人睡，冬天有的老顾客来时已是客满，他们与熟识的人挤一张床也不去换住宿的地方，还执意要给我付店钱。很多顾客更是放弃就近的住所，多绕路程也愿意住到我的店里来，他们说到了我这里有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只要赶巧了，我吃什么都会分给大家，我在洗床单、被套时，顺便会帮忙给他们洗几件脏衣物。
凡事最怕认真，只要你想挣钱，那么来钱的渠道也就多了。刚开始，货车司机来店里住宿时，他们的大车停在附近停车场，后来，我就让他们停在楼下。
话说我让大车停在招待所楼下，当然是要收停车费的，那么我就有责任看管大车，使其免遭损失。在天气暖和时，我就在招待所大门口放一张床垫子，和衣而睡将就一个晚上。那段时间，我收留了一条流浪狗，我睡觉时，它就蹲在一旁。天气太冷时，我也就不去挣那个钱了，大车再去停车场。记得那时的我，每天都打瞌睡，走路像荡秋千，因为客人有凌晨走的，也有半夜来的，白天还得帮忙打扫卫生，累得我站着都能睡着，但是每晚看营业额时，我就感觉动力满满。
我一心扑在挣钱上，学业逐渐落下了。店里也会来一两个心怀不轨的人，偶尔言语调戏我，或是伸出咸猪手，我骨子里住着“毫无畏惧”，你敢露出魔爪，我就敢剁下来！但是考虑到一旦得罪对方，人家来找麻烦，我的店又搬不动，而这是爸爸珍藏的银圆换来的生意，更是全家的经济来源。我只得笑脸相迎，机智脱身。混到毕业时节，我匆匆转让招待所，回到山西。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看透了太多世故与人情。
再次回到山西，高中毕业的我毅然选择了去闯荡。爸爸半辈子都在上班，自养了一个车队，专门去煤矿拉煤运送到铁路站台。于是，我萌生了养大车的念头。爸爸不赞成，理由是大车东颠西跑，女孩子不适合干。我倔强地说，咱家现在做生意，只能挣得起，赔不起，而我从小看着车队长大，还算懂些内情，所以养车相对有把握，只要能挣钱，没有性别之分，我能比男人做得更好！
妈妈常说我从小就很执拗，认定的事情没人能阻拦，儿时父母阻止我干某件事，不惜动手打痛我，但我照样会背着他们去继续做未完的事情。于是，我独自去订车，雇用司机，上户，配货，出发。
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你真心与人相交，起码也能换回一半的回馈，而这里面包含了更大的潜在价值。我给司机的待遇超出对自己的好，沿途路上碰到可吃喝的，不管多贵，哪怕少买点儿，我都会让他们尝尝。司机家里有难，我就主动预支工资。我的司机常对外人说，老板就像自己的亲妹子，必须用心帮忙，所以我养了几年大车，没有任何肇事发生。我相信，人心是相互的，更明白我虽是老板，但命运却握在司机的方向盘上，他们一个疏忽，别说我挣钱，恐怕性命都难保。
跑大车五湖四海都会去，我经常带回各地的特产送给煤矿的门房儿与装煤的铲车司机。别看不起一个看大门的老头儿，因为大车进入矿里装货时，都要在门房那里按顺序排号等待，大爷觉得我是个有心的女孩，颇为照顾。那时，我跑的基本路线在陕西到山西的地盘，可能是觉得这两个地方毕竟熟悉，心里踏实吧。当然，如果运费高了，我也会去跑外地。
我雇用两个司机，他们轮流在驾驶室卧铺休息，终年不停车。半挂车在榆林出货大都是煤炭，回货比较杂乱，饮料、地板、石子等都有。我快到榆林时，就提前给门房大爷打个电话，他就给我留一个排号，我的车只要进矿，立即就可装煤。大多数货车都是按班就绪排队等候，他们跑两趟，我就可以跑三趟，时间就是金钱，多跑的那一趟就是多挣的钱。请别看不起一个装煤的铲车司机，他若存心整你，你绝对很惨，凭借多年的经验，他们完全可以把握多少铲煤刚好是你的半挂车载重。如果与他们相处得好，你在出矿过地磅时肯定是装得吨数恰好，养过大车的人都知道，装多了超载，路上有罚款，装少了，自然就少挣了运费。所以铲车司机多装少装，使得你不断过地磅，耽搁一两个小时不在话下。
另外，铲车司机在为大车装好煤炭时，只要高举铲子在大车顶儿部一抹，煤炭就被摊平，你可以轻松覆盖篷布。对方若是反感你，恶意给你的货车顶儿部装成连绵的小山，那你拿着铁锹爬上车顶儿，慢慢一点儿一点儿去修平吧！再说到了卸货的地方，若是不凑巧赶到半夜，装卸工都睡了，如果你等一个晚上，浪费的时间就是少挣的钱，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给装卸工发一瓶水或一盒烟，好话央求他们连夜帮忙卸货。
谁能想象一个正值青春年华，尚不到二十岁的女孩，每天被扑得黑不溜秋的，一旦不走高速，路上嘴唇干得绷出血丝，都不敢多喝一口水，因为担忧尿急找不到厕所，尤其遇上堵车，司机们都是跳下车背着身子就小便，而我只得躺在卧铺里装睡。我从不停车休息，包括过年，因为过年的运费相对更高！
跟着大车东颠西奔了一年后，爸爸说女孩子还是多读点儿书为好。于是，我去了一所还算满意的大学，将货车完全托付给司机们。自己虽然待在学校，但由于大车跑的路线相对固定，所以加多少钱的油，可以跑多少公里路程，需要交多少过路费，我都了如指掌，只需核对账目即可。校园生活并不影响打理生意，闲暇之余，我还会去一些水泥厂或石料场溜达，混得熟了，就介绍其他大车去厂子配货，老板就给我一定比例的抽成。最后，我发展到同时养三辆半挂车。
大学里随处可见出双入对的恋人，我把别人谈恋爱的时间都放在挣钱上。我很认真地学习每一门功课，抽时间也常去大教室听其他专业的教程，周末几乎是在图书馆里度过。那个时候，我极少说话，能用一个字表达的意思绝不说两个字，更是从不露个笑脸。时有男生约我，我向来是冷冷地斜一眼就走人。大家都议论我是人如其名，私底下便偷偷叫我“女鬼”。
那些日子我过得很充实，每期的校园报都有我的文字刊登，引得好多男生都求我代笔给喜欢的女孩写情书。我不知不觉中暗恋上一位老师，也许是个人经历的缘由，我向来对同龄人不来电，总是对大自己好多的中年男子产生好感，那种情结使我备受煎熬。一个周末，我去了一座寺庙，在神像前起誓：“我若再对那个老师萌动念头，就不得好死。”这一招果真很灵，实则也是心理作祟罢了，我常掐断退路，只能被迫选择前行。
2009年，我家的事情再度激化，爸爸被关进了看守所，我像只无头苍蝇乱撞。那是我人生最无助的日子。大家肯定奇怪，我的其他家人去哪儿了？大哥、二哥都已成家，爸爸拒绝他们参与，以免连累我几个尚未成年的侄子；在读大学的三哥极力坚持要回家挑起大梁，我劝说他一定要咬牙学习，这场风波需要一个有知识的人指挥大局；妈妈早已一病不起，我必须负责照顾妈妈，还得拼命去救爸爸。
我四处寻求法律援助，然而我找过的律师都不接手。绝望之余，我只得在网上搜索类似案件以供参考，学习大量相关的法律知识。我记得开庭那天，法院把看守所一间会议室临时定为法庭，我目睹爸爸穿着黄色马甲，戴着手铐脚镣，被两个狱警押出来。我与爸爸站在隔音玻璃的两头儿，彼此举着电话却都没有言语，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对方，眼神里传达着一种叫作“坚强”的东西。
庭会上，对方请了四个律师，加上院长、审判长、检察院人员、笔录员共十多人，我作为爸爸的法定代表人，只身出庭却将对方辩得哑口无言。庭会散后，爸爸被狱警押着从后门走出，我以最快的速度从前门绕过去，爸爸已临近被关押的大门，我声嘶力竭地喊出一声“爸爸”，膝盖重重地跪到地上。爸爸回头望着我，定住了脚步，我悲痛欲绝地吼出一句：“爸，我一定要让你光明正大地从这个大门走出来！”爸爸被狱警拽进大门，三重电门缓缓地从两侧往中间移动，随着“砰砰砰”三声，最外面的一重大门正中央呈现出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醒目的“禁”字在大门闭合的边沿处各占一半，拼在一起的“禁”字好生刺眼。
在这期间，我无力经营生意，卖掉了大车。记得我卖车时，几个司机都说：“以后若再养车，一定要打电话，我们还会给你效力。”
那时候，太原市民纷纷传出消息称当晚会地震，所以人们都彻夜挤在广场等空旷的地方。时间正逢过年，看到这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们当时都在榆林，我与三哥互换眼神，隐瞒着妈妈，站在阳台上望着星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那一夜我们兄妹站在黑暗的窗前，祈福太原平安，因为毕竟有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那一夜，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心想人们此刻一定都去逃命了，有谁会记得监狱里的人，监狱里的爸爸。
天空逐渐亮起，妈妈早早起床煮好饺子，我笨拙地夹起一个饺子，转过身去，泪水成串儿地掉进碗里，我的眼泪不是悲伤的，而是感激，感激昨晚的太原没有地震，我的爸爸还活着，至少我还有机会去救他，后来官方出面证实地震是谣言。
我与三哥开始争分夺秒、想方设法去救爸爸，生怕下一秒，再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再次探亲，爸爸面黄肌瘦，体力不支，但爸爸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他说自己一定能支撑到走出监狱。
我们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媒体上，最后也终因媒体的关注，爸爸才得以走出监狱。
爸爸光明磊落地回家了，胜利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事情解决的当天，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只觉得太阳是那么艳，天空是那么蓝，连同空气都带着芳香，整个人都飘飘欲仙了！
我们全家小聚数天，三哥说：“我们以后不靠体力挣那辛苦钱了，要学会靠脑力盈利。”于是，我跟着三哥上了北上的列车，望着窗外倒退的一景一物，我带着理想，斜倚着三哥的肩膀就睡着了。记不清做了什么梦，我打了个颤跟着醒来，三哥搂紧我，说：“不要怕，这一次，我们去北京是创业。放心，我喝稀的，也要让你吃稠的。”
我们在北京一家娱评公司打工一年，考虑到外地人在北京极难落户，成家后孩子的上学问题，还有父母在老家，我们便毅然回了榆林。凭借一年时间学到的业务经验，我们很快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并将其一步步扩大，当然，我们想要的不止这些。
人只有经历了大起大落，才能激发骨子里的斗志，才能懂得珍惜拥有，我们不断给自己抬高目标，谨慎地完成每一个计划。如今的我家更胜当年，因为曾经只是爸爸一人辉煌，现在我们几个子女虽算不得成功人士，但至少都是励志青年。
我曾是天使，也很爱说笑，但多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掩藏心思。在学校时，恐怕师生没一人能察觉出我眼神里的忧郁与惶恐。回想往事，我都被自己一路走来的坚强深深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