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农村致富大讨论回顾
□张启胜
动员与出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所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后来，邓小平还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补课”，应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起步，如何把“真理标准”讨论在农村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1979年8月，营口市组织相关人员去山东烟台地区学习致富经验后，在大石桥召开现场交流会，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会讲话指出，我们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由穷变富，林彪、“四人帮”胡说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要变修，谁还敢富呢？现在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千方百计使人民群众富起来。这个会议的号召和信息，很快传到全省各地，形成了引导致富的舆论氛围。
同年秋，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异云带领我们几个人到辽西农村调研，肯定锦州市郊区创造的“为‘富’字平反，对‘穷’字解剖”的新鲜经验，认为他们提出的“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的问题抓住了要领，通俗易懂，简明易行，是在农村讨论“真理标准”的一个突破。随后又在绥中召开了农村致富问题的理论讨论会。
1979年11月，省委召开部署农村工作的县委书记会议。刘异云就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让不让富”的群众性大讨论做了重点发言。任仲夷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搞好真理标准和致富大讨论，进一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释惑与推展
致富大讨论活动起步后，干部、群众还有思想障碍。过去多年政治运动不断，今天批富，明天斗富，“思想上反富，政治上批富，经济上限富，政策上堵富，分配上卡富”的社会环境，给人们头脑灌满了“穷革命”、“穷光荣”、“富则变”、“富则修”的观念，“富”字一直是一大禁区。往事历历在目：1956年农业合作化、1957年反右派，在农村批判“富裕中农”；1958年、1959年搞“大跃进”，“拔白旗”，斗争“新富农”；1962年搞“落后地区改造”，挖“漏划地富”；1964年搞“四清”，批判农村“富裕阶层”，斗争“地富反坏代理人”；“文革”尤甚，批“唯生产力论”，批“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揪“暴发户”、“掐冒尖，挖修根”，把领导群众致富的干部打成“走资派”，等等，不少干部至今谈“富”色变，顾虑重重：
一怕“右”。说什么“左一个坑（倾），右一个坑（倾），掉进去就不轻”。现在讲致富、抓富，就怕弄成“丢纲”、“离线”、“转向”，“走资本主义回头路”。
二怕乱。担心提倡个人致富，都去想个人的“小九九”，会把人心弄散了，影响集体生产，将来“富了个人，穷了集体”，那不乱套了吗！
三怕变。前些年“政策多变”，有人说是“属孙猴子的，说变就变”，“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现在讲致富、抓致富就怕“长不了”，会不会再来个“困难时期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那时不用说来个180度大转弯，就是60度转弯也受不了啊！“今天让我领大家致富，一旦政策变了，‘肉落千人口，吃罪一人担’，连批带斗，谁扛得了！”
四怕难。在一些自然条件差、班子力量弱、工作上不去的困难社队更为突出，说什么“上级号召富，群众也想富，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可咋富呢？”“人人想富不会富，就是没门路”，“致富好是好，就是富不了”，一个“难”字挡了道。
五怕卡。当时尚未解决社队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问题，生产、购销、加工和劳力进城、税收等方方面面关卡太多，社队和社员想干什么也说了不算，做不了主，“举手怕碰着爹，抬脚怕踢着娘”，“上边不支持、不帮助、不让富，农民想富也是白搭”。
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宣传部的汇报和建议，决定于1980年1月15日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营口、海城、锦州市郊区、苏家屯区、法库、彰武等县区介绍致富大讨论的经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石飞做了主题发言，副部长文菲、刘德秀、沈显惠围绕会议中心，分别就文艺、理论、党员教育工作做了发言；刘异云对如何宣传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巩固发展安定团结局面做了发言。省委书记李荒、张正德讲了话。任仲夷讲话强调围绕中心，顺乎民心，大力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改革开放，宣传勤劳致富、艰苦奋斗、共同致富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与会同志一致反映，这次会议内容丰富，中心突出，合乎党心民意，思想理论水平高，大开脑筋，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经验与收获
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后掀起了论富、学富、赶富、帮富的热潮，使“真理标准”讨论延伸和具体化。它得民心，顺民意，推动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走共同致富之路，真是“抓一个富字，带动了全局”，“一富治百病，万物焕生机”，使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
致富大讨论的主要经验和收获有：
（一）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拨乱反正，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党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农村工作上实施了一些“左”的政策，“文化大革命”把“左”的错误推向极端，荒谬地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国家折腾穷了。锦州市郊区在讨论中提出“为‘富’字平反，对‘穷’字解剖”，从根本上拨乱反正。认识到我们搞社会主义、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就必须敢于为“富”字平反，把“富”字叫响，才能消除“恐富怕右”的疑虑。对于“穷”字也要具体剖析：在解放前，穷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同义语，说“越穷越革命”是有道理的；在今天，人人平等劳动，按劳取酬，奔向富裕，怎么还能说“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呢？有些社队还没有摆脱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常年“抓阶级斗争”的影响，生产“一刀切”、强迫命令、瞎指挥，管理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至于某些个人的穷，有些是年老体弱、天灾病疫所致，大家同情还给以照顾；有些人是好吃懒做，“穷等穷靠”，只能怨他们自己；还有人成天价“穷打穷闹、穷磨穷泡、穷拿穷要”，不分析他们的穷因更不妥当了。这样的讨论，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打破了“穷革命、富则修”观念，大立了“富有理、富光荣”的思想，来了个思想大解放，都说心里亮堂了，想富、奔富、快富有信心，干劲足，往前看，致富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二）弄清革命和改革的任务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定走发展生产、共同富裕之路。希望富裕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可在旧社会这只能记在心里，说在嘴上，贴在门上，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想当年，搞土改，分田地，推翻封建制度，劳苦人民翻身解放，过上了好日子，干起活来真有劲。大讨论使大家认识到，搞革命、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上由奴隶变为主人，经济上不断发展生产，由贫穷达到富裕。前些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阶级斗争当日子过，搞那种“七斗八斗”的“穷折腾”，把思想搞乱了，把人心弄散了，把生产积极性搞没了。现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生产力，让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这个决策深得人心。有些地方把真理标准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和致富大讨论结合起来，落到一个“富”字上，虚实结合很顺当，很有效。许多农民说，中央号召我们富，省市县领导我们富，我们从心里乐意富，完全想到一块了。大讨论使我们打掉了各种“怕”字，决心拔掉穷根，安上富根，上下一致想富，理直气壮抓富，大家共同致富，看当前，有干头，想长远，有奔头，好日子就在前头！
（三）批评平均主义思想，消除怕政策多变的疑虑，推动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长期“左”的思想影响，“限富”、“卡富”像一条绳子捆着农民的手脚，大讨论加深人们认识，农村受害就在“一穷”、“二均”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集体生产无人负责，“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哨子吹不动，队长喊不动”，真是受害无穷。现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按劳分配，把集体生产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有事大家急、大家想，出主意、挑担子的人多了，这个办法用到哪里哪里灵。十年受穷的锦州市郊区唐庄子大队百股五队搞生产责任制一年就增产增收；西郊公社11个生产队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队队增产，人人增收；营口地区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搞小组责任制，全部增产；海城县耿庄公社古家大队是多年的后进队，曾七换干部，八派工作组，连续十年困难，实行小组生产责任制后粮食产量翻一番，人均收入从21元猛增到225元。中共营口县委（今大石桥市）制定五条致富措施的第一条就是“靠政策吃饭”；该县博洛堡公社致富的一条措施就是“要想富尽快富，政策必抓住”。许多地方提出“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批判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因地制宜地广开致富门路，倡导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在山区，既抓好粮食生产，又发展果树、油料、参药、采集业、养牛羊；在沿海地区，大洼县利用废坑闲坑挖了2500多亩水面养鱼；东沟县（今东港市）利用废弃30年的10万亩海滩，两个月开发3万亩用于种植芦苇，养殖鱼虾；各县区和城郊农村也都兴办起坊（粉、油、糖、豆腐坊）、圃（苗圃）、塘（鱼、虾塘）、场（养猪、牛、羊、鸡、鸭、鹅、兔场）、店（旅店、大车店），呈现一派经济发展、市场兴旺的好形势。
（四）党员干部增强了宗旨意识，改善干群关系，积极带领群众走共同致富之路。致富讨论与实践使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凡是富得较快的地区和社队，那里的干部都具有觉悟高、是非清、魄力大、能力强、有办法、懂技术、会管理的特点。农民们都说，“能富不能富，关键在干部”，“大队要想富，关键在支部，小队要想富，就在队干部”。那种“运动乐”、“败家子”不能用，耍嘴皮子、不干实事的也不行，“必须选办事公道，能干会算的，带领我们上生产致富第一线的人当干部”。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就要带头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有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在冬春期间，各地表奖带领群众致富的好干部，民主推选为人民服务带领群众致富的人当干部。干部也心定了，胆大了，劲足了，老老实实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往岁末年初干部“撂挑子”的现象明显减少。锦州郊区组织“帮富工作队”下乡帮助社队研究落实生产责任制，开发致富门路；彰武县委组成“致富报告团”传授致富经验，帮富帮到点子上，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五）促进上层建筑部门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轨道上来，积极主动地为群众致富服务。东沟县以上带下，以下促上，上下一起动，拆关、撤卡、开绿灯，议出10项规定，为支农、帮富贡献力量：城建部门不再怕农村劳力进城务工挤了自己，主动吸纳农村劳力搞城建；农村社队进城搞运输不再过八道关口盖章，只须由社队工业局一家盖章；财税部门复查农村税收，把多收、错收的十多万元钱退还给了社队；农业部门允许社队利用临近沿海荒地海滩搞多种经营；商业部门扩大农副产品收购范围，允许并帮助社队办商业，全面开放集市贸易，允许社员持证搞长途运输。西丰县直各部门废除了阻碍生产发展、伤害群众积极性的14条不合理的关卡规定。金县（今金州区）各局抽调干部下乡调查研究致富办法，做支农帮富的促进派。农民拍手称快说：“过去奔富路上，关卡多、冤家多，现在我们致富，帮手多、亲家多”，“致富的道路畅通了，我们农村大有希望了！”
将近4个月的致富大讨论，迎来1980年的春节。办秧歌，踩高跷，家家户户放鞭炮，贴满大红的“福”字与“富”字春联。法库县五台子召开比富大会，公社党委送上一副对联：“要敢富要会富广开富路，比队富比家富先富光荣”。盖县（今盖州市）团山子一个生产队贴的对联写道：“解放思想抓粮抓钱队队富；落实政策学富赶富家家富”，横批是“越富越好”。不少农户的春联上写着：“翻身全靠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广大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土地改革是我们农民第一次翻身解放，这次致富大讨论是我们农民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共产党号召我们致富，思想解放了，把‘富’字叫响了，把富路开了，我们怎能不甩开膀子干呢！”这些春联和话语，就是农村变化的历史记录，是农民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1980年2月，省委宣传部向中共辽宁省委和中央宣传部做了专题报告。《人民日报》先后于1979年12月和1980年3月、4月发表了长篇报道和理论文章：《为“富”字平反，对“穷”字解剖》、《围绕“富”字开展讨论，辽宁农村形势喜人》、《宣传工作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给予了热情支持与肯定。
那场致富大讨论创造的经验很宝贵。它是由思想解放、有胆有识的中共辽宁省委领导同志，带头打开解放思想的总开关，深入调查研究，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干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发展成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从而转化为丰硕的物质成果。这在我省宣传思想工作历史上，也是值得称赞和纪念的。我们应当珍惜和继承这笔财富，使之发扬光大，继续书写创新的篇章。
富民与强国
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迎来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真理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在富民强国的大道上健步前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国际威望显著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关键抉择，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聚精会神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才取得这样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确实是“没有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及其创新理论，坚定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确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提出“让人民富裕起来”的大政策，引导全国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新的境界。中共十七大报告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描绘宏伟蓝图，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向着建设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阔步前进！我们坚信：伟大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