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1370年），随着李善长的离开。中书省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汪广洋本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
由于左丞相李善长致仕退休，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
朱元璋在中央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子，有他的利益考虑。
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不属于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权力“偏房”。朱元璋让杨宪进入中书省本来是想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把宝压在了汪广洋的身上。朱元璋将汪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二是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
可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的人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本人。汪广洋进了中书省，并没有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去压制杨宪。汪广洋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不管不问，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
权力游戏有时候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大作为。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跷跷板岂有不跑偏之理？
杨宪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段，他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洋。想要抓汪广洋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杨宪还是找到了破绽，他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奉母无状）。这一招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致命。明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就是全民公敌。
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了。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被打发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去反思过错了。
杨宪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上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李善长，遭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早就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
朱元璋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罢黜杨希圣，然后杨宪在皇帝面前诋毁李善长，无形之中就会被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这样一句话等于是把杨宪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在权力博弈场上，不能做朋友就是敌人。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团的一分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永无出头之日。
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党人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继续恶化，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向于浙东派时将杨宪赶出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于赶出这个世界。在官僚集团的集体发力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其实如果非要追溯杨宪的后台，既不是浙东派的刘基，也不是其他政治派系，而是朱元璋本人。杨宪进入中书省就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之所以最后沦为棋盘上的一颗弃子，是因为作为一颗过河卒子他走得太远，远到脱离了朱元璋为他设定好的既定轨道。
杨宪是检校出身，就算朱元璋有心将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变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可那些功臣和官员也不会接受。在如何处理杨宪的问题上，各大政治派系的意见是出奇地一致，那就是联手将杨宪踢出局。杨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中书省的权力博弈中招致各大利益集团的仇视与排斥？
杨宪是山西阳曲人，十分精明能干，由于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以检校身份直接选拔进入中书省，并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杨宪在中书省任职期间的表现是相当不安分的，大肆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人隐私，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上层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山西帮。他们在朱元璋面前大肆诋毁李善长，企图挤掉这一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的切身利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于杨宪之死，史书上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二是浙东派的刘基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最终将杨宪置于死地。
其实不论是这两项罪名中的哪一项，杨宪都罪不至死。真正置杨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权力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于显位。杨宪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更高估了山西帮的势力。
作为一颗棋子，它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主人安排的战局，而是整天想着走出主人的控制，那么它的命运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而让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决心彻底改革中书省体制。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
于是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样做了帝国的第一个冤大头。
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清冷岁月让曾经执迷于权力的他寂寞难耐。他也许会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更重要的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强大。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向朱元璋发了几道奏疏，汇报说自己的病早就好了，希望皇帝能够给自己一个继续为帝国效忠的机会，发挥一个老干部的余热。
朱元璋看着奏疏苦笑连连。这个老伙计想要重新回归权力中枢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朱元璋担心他再次进京，就在凤阳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活儿干，委托他在凤阳主修宫殿，接着又将江南十四万户富裕人家迁到凤阳，在家乡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钉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让他死了重返权力巅峰的那颗心。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琪，并封李琪为驸马都尉。在准备操办喜事时，他通知李善长可以进京主持儿子的婚礼。
当年的丞相，如今又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虽然被洪武皇帝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想要东山再起却是枉然。权力带来的荣耀已如明日黄花，李善长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了。
就在李善长逐渐远离权力核心地带之际，一位后辈同乡拎着礼物找上门来。来者名叫胡惟庸，也是安徽定远人。他提着二百两黄金就敲开了李善长的家门，这个说话办事透着精明的老乡，成了李善长正要物色的接班人。
没过多长时间，胡惟庸就荣升太常少卿，平步青云。接着，胡惟庸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二儿子李佑。就这样，李、胡两家的来往更加密切了。
随着李善长与中央权力核心渐行渐远，朱元璋也开始着手为李善长的离去寻找新的接班人。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完全放手。胡惟庸的出现，让李善长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权力接班人。
当李善长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时，李善长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最佳接班人。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合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在权力机关的核心层，可谓是一举两得。
胡惟庸之所以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上从来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
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的一把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这个羽翼丰满的权力集团对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本只是朱元璋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且又是淮西人这一点，才决定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拉近关系，这让朱元璋不得不有所忌惮。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权力集团的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并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他们要想在权力场上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
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自然成为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登上帝国的权力巅峰，成为中书省的第一人。
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了，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杨宪死后，李善长在老家养病，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此之前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将他赶出中书省，而这一次辅佐他的胡惟庸根本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可以拍板做决定，根本就不用告知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经历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概不过问。
汪广洋越是缩头不争，胡惟庸就越是步步紧逼。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一对冤家就这样双双离开了朝廷。在中书省昏暗的灯光下，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朝夕相对。朱元璋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让他压制杨宪，他反而被赶出京师；让他主持政务，他又拱手将权力让给胡惟庸。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并将其打发去了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接了过去。
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就可以落得逍遥自在。但是朱元璋并不这么想，没过多久又将其召回京城，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汪广洋这样性情懦弱之人当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急于揽权的胡惟庸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时一样，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又递进了一步。在两人的包办之下，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结为了夫妻。如此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为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善长的旧部也是得心应手。
大概也是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右丞相胡惟庸就变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为亲家，胡惟庸的风头无人可及。随着权势的增大，胡惟庸渐渐忘乎所以，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这时候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刘基，隐居山中，不再过问朝政，每天以喝酒下棋为乐，绝口不提自己的功劳。
刘基想要逃避现实，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旋涡仍将他卷入其中。胡惟庸上位之后，听闻刘基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他的坏话，说他不具备当丞相的资格，心里便对刘基十分怨恨。当日，朱元璋和刘基君臣私下论相本来是极为机密的，却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
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朱元璋派检校故意放出的风声。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集团的死对头，单就此次论相而言，就足以使胡惟庸与刘基之间心生仇隙。在丞相的人选问题上，刘基出于公心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他多次找机会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自己就很难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是最不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入不了刘基的法眼，就故意试探刘基：“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看穿了皇帝的心思，推托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里会找不到人才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
时隔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这让刘基备感失落。他不免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就是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句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就是天下百姓之福，大明王朝之福。
刘基于洪武四年（1371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居于老家浙江青田，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虽然远离帝国权力的核心地带，但是刘基依然表现得谨小慎微。他知道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警惕，而他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布下的眼线也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为了与帝国权力阶层撇清关系，也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权力，回乡的刘基从来不与当地的官员见面。
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拜见他，二人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这个知县才透露自己的身份，并表达了对刘基的仰慕之情。刘基听后当即下跪，口称小民，从此闭门不见客。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即便刘基如此小心谨慎，可还是没有跳出帝国权力规则的羁绊。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那里长期被盐枭所占据。由于当地的盐枭不服管制，埋下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此处离刘基的家乡很近，刘基就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进行管制。刘基就这件事写了一份奏章，并派大儿子刘琏带到南京，越过中书省，直接送达朱元璋。
之所以要让这份奏章越过中书省，刘基有自己的一番考虑。他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胡惟庸不会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这也就意味着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这份奏章落到胡惟庸的手里，肯定会被截留于中书省。
胡惟庸很快就知道了刘琏进京面圣这件事。对于刚刚主政中书省的胡惟庸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说过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想等自己死后把墓建在这里。由于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
胡惟庸的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谋反大罪，要诛灭九族。王气只能是皇帝才能够具备的气场，做臣子的如果想得到王气，那就是忤逆，就是造反。在封建宗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后人对于祖宗坟地的位置选择非常讲究，甚至将后世子孙的祸福吉凶都押在了这件事上。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不是轻易就会被人忽悠的。他看到奏章后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就势剥夺了刘基的朝廷俸禄。朱元璋对这件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
朱元璋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真的相信胡惟庸所言，刘基为自己选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朱元璋明白，凭借刘基在帝国权力场上的能量和个人气场远远达不到称王称帝的地步。如果说朱元璋对刘基还有忌惮之处，那就是对方的才能。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或另投他人，对于朱元璋和他的新王朝来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朱元璋剥夺刘基俸禄之举是故意做出来的，做给胡惟庸看的。但是朱元璋的态度使得刘基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赴南京城，准备向朱元璋当面陈清事实。
刘基重返京城等于是羊入虎口，想要挣脱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表明心迹，他留京不归。或许是天意使然，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就此放过他。史料记载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出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情加重。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人护送刘基返乡养病。临行之前，他写了一道密文交予刘基，在这篇密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君王的无情：“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刘基刚返回故里，病情就迅速恶化，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里。关于他的死，历史在这里打了好几个弯弯绕。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把刘基死亡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发生在刘基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帝国权力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是独相胡惟庸被杀，震动帝国上下；二是朱元璋试图将胡惟庸的党羽扩大化，那样就可以将其党羽剔除干净，并且借着胡惟庸案大肆杀戮功臣。
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这样一番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
又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其实在这件事上，胡惟庸极有可能是背了黑锅的。胡惟庸“谋逆案”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谱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冤案。丞相之死需要给天下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而谋逆是最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在朱元璋的一手操作之下，胡惟庸死后很多年，那些要命的黑材料还在一条一条地往他的档案袋里塞。其中胡惟庸下药毒死刘基，也就成为其中一条罪状。
胡惟庸接过李善长淮西集团领袖的权杖，有心将刘基逼向绝境。此时的刘基已经无法对他构成威胁，他不会为了一个老病将死、离开朝堂之人再去冒这个险。话说回来，就算真是胡惟庸毒死刘基，那么真正的幕后主使又会是谁呢？
其实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这里玩了一出无间道式的权力博弈游戏。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帝国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将刘基之死与胡惟庸谋反案捆绑在一起。朱元璋除掉刘基的决心已定，却不想亲自动手，免得背上千古骂名，眼见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刘基于死地，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借刀杀人。
他也不用说什么，只需要做几个冷漠与怀疑的表情，以胡惟庸的精明又怎能领会不了皇帝的意思？更何况此时胡、刘二人势力悬殊，一个是把持威权的独相，一个是被皇帝抛弃的过气老臣。君臣相互利用，但终是朱元璋更胜一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等到多年以后，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扫荡了帝国官场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满朝皆党，只有刘基不从。”这等于是在为胡惟庸案的扩大化制造舆论，就算刘基真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也算不出来，自己在死了以后，还能够成为朱元璋手里一颗有用的棋子。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基在临死之际布下的一场权力弈局，而布下这场局的目的就是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
如果上面的说法有一个成立，那么刘基之死就更具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党群相抗，无疑是以卵击石，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
在刘基与淮西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朱元璋一直在冷眼旁观。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朱元璋看来和一个官场小丑没什么两样，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的动作非得杀人不可。
胡惟庸当了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等行径确实是有的，但靠这些零碎的罪名将胡惟庸彻底击倒，显然分量还不够。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三年时间。朱元璋好像是在故意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任其为所欲为。也许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这一年，中央政府撤销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但这两个位置此前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
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官职，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
权力机构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书省，甚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