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逐渐趋于稳定。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他动手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渐严峻的形势。新朝建制，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接指向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权力夺回来，对帝国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朱元璋很头痛的事，也是开国君主遇到的最大难题。那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内心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封建治者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
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意民心，又能够顺理成章地夺回大臣们手中握着的重权，为自己的后世子孙执掌天下权柄扫清障碍。
正面：天降祥瑞引发的血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出席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元璋当着胡惟庸为首的帝国领导班子成员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凡是政治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听来，不过是朱元璋在为自己捞取一个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政要件，这就是通政司。顾名思义，“通政”一词取自政治清明、上下相通之义。朱元璋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地方的下情得以上达。
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向世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朱元璋准备为帝国的权力系统动一场大手术，一场要命的大手术。通政使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朱元璋为什么会在这上面花心思呢？通政使司的主要职能就是每天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然后呈报于皇帝，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于相关职能部门来分别予以处理。
明朝建国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制度是参考元制而来的。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宰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政大事，宰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朱元璋最后拍板定夺。
当时的情况下，帝国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皇帝的案头。在宰相们看来，帝国官员的奏章是需要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能让皇帝看见，这些并不取决于朱元璋本人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宰相来决定。
作为宰相来说，这是他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来说，这也是他权力空间内最不能容忍的一处软肋。通政使司的成立，显然是朱元璋破解权力困境所挥出的一记重拳。胡惟庸内心有了危机感，他意识到自己以后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都处于皇帝的监控之下。
通政使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宰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程序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虽然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但是宰相制度并没有马上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
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最终还得依靠检校们收集的情报。检校在无形之中就成了皇帝安插在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权力大鳄们，还要替皇帝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这个冤大头。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在权力系统内担当更多的职责，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
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会议上，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于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在朱元璋看来，自己要随时掌握天下实情，随时掌握帝国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自己已经找到了治国安邦的密码，那么他就不会再做丝毫的动摇。
朱元璋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帝奏报。朱元璋这么做，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胡惟庸。此举对胡惟庸手中握着的相权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
这项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权力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皇帝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权与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皇帝接上头。这样一来，独相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朱元璋一步一步架空。
胡惟庸的个人履历大致如下：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职务。洪武三年（1371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4年）七月，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洪武八年（1376年），李善长在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儿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年以来一直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奔波。他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
有案可查的是，朝臣们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洪武九年（1377年）八月份。这时候，胡惟庸已经把他的那些利益盟友提拔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将他认为的反对者们赶出了帝国的权力要害部门。
胡惟庸大肆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官员们感到恐慌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愤怒。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就在朝堂之上当着朱元璋和满朝文武的面攻击胡惟庸及他的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朱元璋，僭越了皇帝的权力，要求朱元璋把这帮人全部收监或者斩首。
朱元璋非但没有听从韩宜可的话，还命人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狱。幸运的是这位御史并没有被处死，这是朱元璋在动手之前安定胡惟庸集团的缓兵之策。他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不不愿意打草惊蛇。
这次事件虽然没有撼动胡惟庸，但却引起了朱元璋与诸臣的警醒。皇帝已经察觉到了胡惟庸在权力运行中的失控状态，尤其是当朱元璋听说胡惟庸有夺权的野心和阴谋，他知道，不能再这么继续等待下去，他必须采取措施。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的某一天，胡惟庸忽然对外宣称，自己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是天降祥瑞的预兆，为了显示自己不敢独享祥瑞的端正态度，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前去观赏此等稀罕之事。
这事来得过于蹊跷，既然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作为皇帝的朱元璋又怎有不去之理？天下之大，只要我们稍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全国各地每天都会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而在那个时代，无法解释的事都会与上天扯上关系。皇帝是天子，上天捣鼓出来的玩意儿，天子又怎能不去捧捧场。
当朱元璋走到西华门时，突然有个太监闯到他的车马前，紧紧拉住了缰绳。太监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朱元璋的銮驾，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却急得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询问之下，才知这名太监名唤云奇。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小小的太监胆敢冲撞当今皇帝的圣驾。缓过神来的卫士们立即扑了过去，将云奇按倒在地就是一通乱揍，差点儿没把他活活打死在朱元璋的面前。
可无论怎么打，云奇一直用手指着丞相胡惟庸府邸的方向。这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觉，他感觉事情来得太过于突然，其中必有隐情。他当即让车队返回，自己亲自登上宫城向丞相府邸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见了什么呢？按照史书记载，朱元璋发现了胡惟庸府院内藏着士兵，刀枪林立。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皇帝的眼神比我们普通人不知道要犀利多少倍，居然可以穿透厚厚的墙看见藏匿其中的刀兵。朱元璋当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并于当天将其处死。
这里有一个天大的疑问，那就是云奇身为内使，在西华门任职，离胡惟庸的府邸非常近。既然他事先已经知道胡惟庸想要谋逆，为什么不提前告发，非要等到事发前一秒钟，才冒着杀头的风险拦驾阻止？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设下埋伏，怎么会堂而皇之地将刀枪亮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朱元璋登上城墙就可以一览无余？
史料记载，丞相谋反是天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就被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难免会让人疑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就在事发的四天前，中丞涂节就已经告发胡惟庸谋反。以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他怎么还会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子虚乌有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
但无论过程是怎样的，胡惟庸谋反案成了板上钉钉之事。这件事前前后后纠结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成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
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了《昭示奸党录》，告诫帝国的文武官员们，做臣子千万莫学胡惟庸，不然会落得很凄惨的下场。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布局？还是胡惟庸真就有了谋反之意？开国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完全腾出手来认真梳理，只是在元朝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王朝的体制，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正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书省代为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更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丞相的权力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从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在封建制度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一把手打工的。
历史上曾经先后有过两次皇权与相权的博弈。第一次是汉武帝时，汉武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权力递增法则，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第二次是隋唐之时。丞相之职被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就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发发圣旨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百姓和官僚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谁，但一定要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于草根阶层，在当了皇帝以后，他还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文化底子薄，知识结构非常不合理。他在学习前朝明君圣主们治国经验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阶层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帝国和臣子。这时候他或许会想起前朝那些实权派大臣，他们在掌权时说一不二，风头甚至盖过了皇帝。他或许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地位。比如东汉末年，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这应该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对本朝的权力结构做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在变革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当初设置丞相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朱明王朝刚刚建立，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尽快结束连年的战争阴霾，安抚四海的生灵，巩固新的政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建立一套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光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就只有先拿旧的体制先应付着。
二是国家的需要。当时纷乱的天下还不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当中。同时对新收复地区的统治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崭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务是何等的繁重。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政权，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治国的人才。人才不光在二十一世纪最贵，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贵的一项资源。这时候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可以说是新帝国发展的需要。对于朱元璋来说，当务之急就是使招揽的人才尽快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并且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政务，应对各种危机。同时这种做法也摆明了朱元璋对大臣们的一种姿态：战友们，我们都是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来的，我们同担患难，我们同享富贵。作为建国皇帝，这种姿态是一定要有的，这样才能形成上下齐心、君臣携手共创伟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个人的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很短，随着帝国疆域的急剧扩张，原有的统治经验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朱元璋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需要的是治国的帮手。还有就是，在帝国的创业阶段，那些文武大臣们都曾经立下过赫赫功勋。朱元璋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能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官僚集团的权势过重而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侧面：天罗地网织就血色蓝图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张开的权力大网也就到了逐步收紧的重要时刻。
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起点应该始自胡惟庸因“谋反”案被杀。这是皇权与相权的血色博弈。胡惟庸被处死难道仅仅是因为谋反？一句含糊不清的“擅权枉法”是无法将一切历史真相都抹平的。至于“谋反”则是在胡惟庸死后多年，朱元璋分期分批摊派到他头上的罪名，后世一直争议不断。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惧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在帝国的天空刮过了一场龙卷风，这难免会让我们想起朱元璋说过的那句话：“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这句话为胡惟庸案的后期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胡惟庸不是一个人谋反，而是以他为首的权力集团在谋反。当胡惟庸被“谋反”后，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人就应该是同案犯。
毕竟“谋反”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情，需要有充足的参与人员，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朱元璋之所以花费大力气将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坐实，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帝国官员牵扯进来。就连领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长最后也没有逃脱，直到搭上性命才算了结。
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以后，原来在中书省统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书省——六部。
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六部可以直接给自己打报告。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陷入了双线模式。在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如果皇权与相权发生顶牛，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尚书任何事情都不能瞒着皇帝，因为毕竟皇帝才是真正的帝国一把手；但是他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条子，最后还得交由中书省来发布，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书省这一关的。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奔波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六部官员。如此繁复的权力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往往会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国官场掀起一场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这场革命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爆发了。这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消息。
消息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找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扬出去将有辱我大国声威。”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为何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汪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汪广洋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汪广洋最初还是想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威。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汪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可是汪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炼了人。汪广洋既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炼，也无意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中。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越来越远。
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朱元璋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当枪使。自己当初能够挑战李善长，那么以后也可能站出来挑战胡惟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勇气”。
他是一颗棋子，朱元璋的目的就是靠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以削夺相权。
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感到莫名的惶恐与失落，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很多时候只能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
汪广洋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失去了耐心和勇气，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件重大的外交事故，汪广洋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时，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支吾吾，磕头如捣蒜。
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无关。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帝国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没有上奏朱元璋是中书省的错。
中书省与礼部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非常恼火。手下这帮官员敢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干部，当面还敢推诿扯皮，毫无担当。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使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校暗中调查谁才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在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只是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骂了一通，毫发未伤；而在历史的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帝国的暴风雨。
在南京城中书省那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这一次不同往日，从皇帝不耐烦的表情里释放出的是杀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汪广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放到今天这个罪名就是“行政不作为”。本来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就是作为掣肘胡惟庸的一颗棋子，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装聋作哑的甩手掌柜，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将汪广洋贬往海南，并囚禁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对于汪广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于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当船行至安徽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又追加了一道圣旨，追究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赐毒让其自裁。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朱元璋。
能够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广洋事业的起点。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广洋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县。每日诗酒人生，静静地等待人生机遇的降临。就在这一年，明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权力的不归路。
终点又回到起点，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消除相权的祭旗人，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就在汪光洋被赐死之后，又横生枝节：汪广洋的侍妾陈氏从死，掀起了新的波澜。在当时，如果政府官员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妻妾从死，应该是贞洁行为，作为皇帝应该为这样的女子来个死后追封。陈氏从死的消息传至南京，就在朱元璋准备追封时，得知陈氏的身份是没入官籍的一个受处分官员的女儿。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责问礼部官员：“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没官的妇女只能赏给功臣，文官怎么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其中必有蹊跷。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员在背地里瞒着他做些不法之事，那些官员胆敢有一件事瞒着自己，将来就会有十件、百件。他设立特务机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门和检校将此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明眼的官员这时候已经看出来，朱元璋是在借势发挥，要把这篇文章做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就没人清楚了。皇帝彻查文臣，作为文臣领袖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脱干系。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的权力触角已经伸展得无处不在，再任其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将他这个皇帝的权力架空。
相权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实现这两点，需要一个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这时，一个叫涂节的官员适时跳了出来。
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涂节还是胡惟庸的死党，而且在胡惟庸的权力集团中占据重要位置，胡一直视他为亲信。由这样一个人来攻击胡惟庸，是再好不过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虽然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
可对于朱元璋来说，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杀人的理由。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测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阴霾。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涂节的报告后，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审查结果很快出来：胡惟庸谋反罪名坐实，同时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辞其咎，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陈宁以及涂节陪同胡惟庸一起上路。这样的结局颇具戏剧效果，三人若在刑场相遇，不知会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台，使得帝国上下为之震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
“擅权枉法”是个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
就在帝国官员惊魂未定之际，到了正月十一，朱元璋又接连颁下了两道圣旨：一是废除中书省，二是废除大都督府。两道圣旨等于是把帝国的权力运行做了一个重新布局，那些仍旧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因为这两道诏令绝非十天就能够完成的。
中书省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官职。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也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朱元璋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力分给原来丞相统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博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拔刺”。
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和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得以平稳实施。
这次权力整顿运动虽然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还是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不光文官权力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权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之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这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
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
为了给自己的子孙扫除障碍，他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准再提设立丞相的事，帝国的大小官员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帝国建立以来最为特殊的一段时光。人心惶惶的正月过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此时的大明朝，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无所禁忌的巅峰状态。
权力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应尽的义务，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开始在朱元璋身上显现出来。身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底线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眼下这无所禁忌的权力，给朱元璋带来的不光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更有繁重的工作压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够四个小时。
有史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将近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共计约有五百件事需要皇帝亲自定夺。那些帝国文官都是写文章的好手，一篇奏章能让他们写得洋洋洒洒，文四骈六。往往几万言的注水文下来，真正能够切入正题的只有几百字。
史料记载，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结果读到六千多字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正题。朱元璋勃然大怒，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第二天，再令人诵之，当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
朱元璋不由叹道：“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
一道五百字就能够说清问题的奏折，结果却注水成了万言长文，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是百万字。一个人每天的阅读量达到上百万字，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崩溃的事。而且，皇帝不仅要看奏折，还得动脑子去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即使朱元璋有着超强的精力也无法承受。从医学角度来讲，精力透支容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引发情绪病。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一团和气的人，长期置于这种工作状态下，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易怒。
这种情况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君臣关系的极度恶化。朱元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今天看不完就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开展工作，这样就会使得帝国的权力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员们就会落下行政不作为的恶名，遭到皇帝的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