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闹腾过后，就会迎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相比较而言，欧洲的农民起义也许在规模上不如中国，但同样来得频繁，冲击力也更加强悍，更为重要的是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起义成功之后，欧洲的那些领导者很少有人想着再去当皇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起义的目的是消灭封建贵族，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
但是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些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扯旗造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推翻一个旧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体制。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要的就是自己能够取而代之，登上王者的宝座。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反映了封建时代造反民众的普遍心态和主流思想。我们在翻阅历史时，会一次次地为之扼腕叹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同一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复制品，庞大的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
不过，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帝国表面的污垢就会被暂时性地清除殆尽，新王朝的主人看起来较为英明，朝廷官员们也较为清正廉明，封建地主的剥削也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总是如昙花般绚烂于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会变得污浊不堪，权力集团的统治又会陷入和前朝相同的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这场权力运动中的带头大哥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于是一次新的权力循环就开始了。
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是进步，也谈不上是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以朱元璋的农民意识而言，他不仅难以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
对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朱元璋，肯定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蒙古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左手偏执，右手妥协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个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同时颁有免死铁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孙获罪，还可以免死数次。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在日后看来却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后期掀起的那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屠杀中，那些得到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部都被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这场权力运动中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天下人讥讽他言而无信。
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伏笔，那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有了这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理由。在这次受封的功臣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来自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还通过联姻的手段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徐达、冯胜、蓝玉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确保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依旧保持忠贞，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用股份将这些权力股东拴在帝国的裤腰带上。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的和谐时光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中，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遭遇灭顶之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样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颁布榜文，对帝国文武官员严加戒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们发出的一种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在这些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纱。他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你们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你们对我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功臣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在心中将无形的屠刀缓缓地举起。从无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发高薪给功臣们，同时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保证这些开国功臣不要生出异心，更不要想着去造反。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活动。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慎重考虑功臣造反问题。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有缺陷的逻辑，因为这一完全靠帝王内心推测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应该不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那一套“为政以德”过于温良恭俭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能裁善断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济世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立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从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那是一件多么让人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对他唯命是从，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这是宰相的想法，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唯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与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他们都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但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于是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成员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手中的权力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个罪名夺去官职。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出身淮西，对于淮西集团的内部人士百般庇护。在李善长身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还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掌权者需要乡人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已定。虽然还有一些敌对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版图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专制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降低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
现实容不得他继续犹豫。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的。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在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对于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朱元璋同李善长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立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中。没有十足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效命。
李善长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说到动情之处，居然涕泪满面。这让朱元璋大受感动，从此愈发器重。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实在找不出一个与他撕破脸皮的理由。
建国之初，朱元璋并没有想过要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从他对功臣的封赏来看，他还是愿意与这些革命战友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朱元璋对付功臣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是统一大业尚未圆满，还需要功臣们尽心竭力；二是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如果说连一丝情分都没有，也是不合常理的。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大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地区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讨饭放牛的穷哥们儿，比如写信拉他入伙的汤和。
也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在创业阶段凝聚了人心。
在帝国的整个创业过程中，“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何为差序格局？用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的话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那么它所分离出来的子系统也就越多，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也就会越发严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转化为帝国官场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
至正十四年（1353年）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行军途中，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就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双方在交流中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李善长号称“里中长者”，朱元璋就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任命为记室（秘书官）。在任命之前，朱元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今乱世当道，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我平定天下吗？”
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草根出身，但是他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做到了三点：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刘邦凭借这三点，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一番帝业。你朱元璋的老家是濠城（今安徽凤阳），距离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将会在你的身上得到应验。只要你能够效仿刘邦，将来就一定能够成就像他那样的帝王之业。”
李善长的这一席话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李善长为自己提供的这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略非常满意。其实李善长所说的是儒法杂糅的权力博弈术，儒家只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内在本质。他之所以能够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朱元璋的心理。这时候朱元璋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成就帝王之业。
朱元璋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悲惨境遇有切身体会。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能够混口饭吃，那么等到他真正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内心便萌生了济世安民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帝王梦。
也正是从厚待李善长开始，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渐渐多了起来。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因为二人也都是读书人，所以朱元璋十分敬重他们。
冯氏兄弟向朱元璋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他们还向朱元璋建议：“建康（今江苏南京）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
当时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冯氏兄弟能够如此明晰地把握天下大势，此等政治远见着实令朱元璋眼前一亮。正处于用人之际的朱元璋大喜，当即任命二人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夺取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领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进言：“海内沸腾，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些投奔朱元璋的儒士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光辉形象，这让朱元璋的仁义之师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
这些能人贤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套“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同时灌输给了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朱元璋从一个只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主，一个懂得如何玩弄权术的政治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不能不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虽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使用。离开了这件政治法宝，你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比作一个大学生，那么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儒生就是花钱聘来的客座教授。学生悟性再高，没有教授的倾心点拨，是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的。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中笑到最后，与自己从儒生们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朱元璋不光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那些儒生们靠拢，比如朱元璋经常在空闲时间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史料记载，朱元璋人生中写下的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顾哓哓问姓名。”文字中的豪迈气象表露无遗，文字功底也可见一斑，这哪里像是一个半文盲写的？由此可见，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自学成才的典范。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在刚刚起兵时，朱元璋就率先亮出了儒家“尊王攘夷”的那面大旗。朱元璋当年北伐时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朱元璋竖起的这面民族大旗，可以说是笼络人心最好的一种手段。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祭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无敌。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的第二年，也就是从他独自带兵开始，就在严肃军纪方面大做文章。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听到你们不乱杀人，我就很高兴。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百姓们会自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武装。”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他的军队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将队伍里的大小头目全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他告诫那些武官：“破城时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与此同时，他又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集合，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她们与自己的男人回家过日子。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苟安于世，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在乱世之中，那些手握兵器的各路武装，只要不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史料记载，当时城中的一只老鼠都能卖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不忍城中百姓受罪，就向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城破之时，张士诚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久思香、点地灯来纪念他。（“久思”音同“九四”，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朱元璋在元末诸军中也以“独不嗜杀”而闻名，因此赢得百姓拥戴，这是朱元璋事业得到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在守业阶段，朱元璋打的是儒家提倡的“民生牌”。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在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要清楚“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道理。《明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帝国建立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当他看见南京城内有一些沿街露宿无家可归的流民时，便让官员在南京城内找一块空地，盖了二百六十间房屋提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免费居住。然后朱元璋又要求江苏华亭县的官员将当地宋朝遗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好让无房的当地人居住。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将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要求中书省官员派人深入各地寻访无衣食、无住房的穷人，然后给以衣食和住房。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朕在当贫民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的疾苦。自己恨当时不能给天下饥民以庇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朕扫平四海。但御宇十余年来仍不能实现当初之志，各位臣工应该帮助朕实现这个理想，如若不然，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辅佐朕。所以万不能使天下有一人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
每个帝王在自己奋斗的道路上，心里都会揣着一张蓝图，或者说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朱元璋的理想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尤其是底层劳苦大众）都能够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虽然这只是一张理想蓝图，也曾遭到世人的质疑，但朱元璋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行下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渗入朱元璋血液里的民本思想。
在朱元璋身边的那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算是最为特殊的一员。不光因为他是通习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那层微妙的权力关系。
朱元璋曾经与李善长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朱元璋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有些管文书与做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桥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连在一起，千万不要像那些幕僚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这幅政治蓝图中，李善长扮演着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就是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进而荣升丞相。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萧何，也就能够明白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CEO了。
李善长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经营盐茶、铸钱、开矿冶炼等活动做出了规范。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丞相。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还赐给李善长免死铁券，“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气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始，就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在帝国权力高层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的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其他势力集团的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掌握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变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西集团的倚重，作为淮西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就越大。
刘伯温到底得罪了谁
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此时能够与淮西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在一些演义性的文学作品里，刘基被塑造成一个能占会卜的算命先生，他写的《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了大明王朝未来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虽然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
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共同对付政敌。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西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
刘基出身浙东的青田大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史料记载，刘基在读书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能够背诵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心中了，要书何用？”
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就考中了进士，这在当时算是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三年之后，刘基正式进入元朝体制内，虽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在他心中却藏着一幅锦绣蓝图。《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
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反，刘基的仕途走得一波三折。这主要是因为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诡云谲的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日后的结局。
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中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有重新审下去，刘基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轻气盛的刘基一气之下索性辞职不干。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辞职。
信心满满的刘基，在官场小试牛刀就遇到了挫折。刘基虽然辞职赋闲在家，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朝廷官员的编制。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官员名册上始终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员编制有了空缺，还会将他重新起用。
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儿。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接到命令后，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就在刘基准备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又掉转方向归顺了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定对象华丽转型成为行省大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元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不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刘基这样的文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都不过是在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要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这句话正是对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真实写照，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让他们的人生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任命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他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他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他的知识水平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大多来自别人的描述。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就算朱元璋在此前不知道刘基的大名，但是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朱元璋，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几路反王，他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自己这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
这是成功的创业之主在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天下人眼中的印象分，朱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
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明代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他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本领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至南京面见朱元璋。刘基坚决不愿留下来辅佐朱元璋，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走了，朱元璋并不甘心。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指示他的另外一员部将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这时候的身份是处州总制官。按照朱元璋的指示精神，他一次又一次派人恳请刘基出山为大明效力，自己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劝说刘基，可刘基屡辞不就。其原因正如他的好友宋濂所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是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那么就羞于再去做大明的官。
其实对于朱元璋的一再征召，刘基内心还是有一番纠结的。作为一名乱世书生，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儒家的伦理道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等，都成为左右他抉择的因素。特别是从元朝的官吏转而投靠自己历来所不屑的乱贼草寇，经历如此巨大的角色转换对于他来说显然是困难的事。
明朝建立后，有人杜撰出西湖望云和陈说天命的故事。说的是刘基在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映照在湖水中，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庆云，准备分韵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此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喝醉了酒，说的是醉话。这帮胆小怕事的文人吓得躲得远远的，抱怨道：“刘基，你这不是要连累我们抄家灭族吗？”
等到十年之后，朱元璋攻破处州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刘基在家中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于是与朋友叶琛、章溢应盛情之邀辅佐朱元璋。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早已声名远播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做出抉择，才能于乱世求得生存。
刘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觉得这时已经控制家乡处州的朱元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尽管一时半会儿他还无法甩掉身上的道德枷锁。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道德只是挂出去用来忽悠人的羊头。此时的朱元璋，也正想尽一切办法逼迫着刘基跟自己一起上路。
刘基投奔朱元璋后，不但为其制定了长远的军事战略规划，而且以其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参与指挥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役。龙凤六年（1360年），陈友谅攻陷太平后，率舰队从采石顺流东下，直逼应天。朱元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这令朱元璋极为失望。
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基提出了诱敌深入之策。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建议，将陈友谅诱骗至龙湾，一举将其击溃。还是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亲自领兵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打得陈友谅携家带口逃奔武昌，结果束手就擒。像刘基这样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才，在战争年代是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人才。但是放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成为权力博弈者的眼中钉。
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明朝建立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
然而等到帝国建立后，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卜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
将这样一个人放在身旁，让他“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又怎能高枕无忧？其实对以刘基为代表的非淮人集团，朱元璋一直怀有戒备之心。朱元璋虽然以优厚的礼节相待，但并不信任他们；虽然授予他们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立二十一功臣庙于鸡笼山，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刘基居然不在其列。第二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勋爵，封公者三十人，刘基仍然被排除在外。
如果真是论功行赏，刘基的功劳并不在这些人之下。事隔半月之后，朱元璋只是象征性地给刘基加封了个诚意伯，同时受封的还有汪广洋，位次、食禄都在刘基之上，可见朱元璋在对待这位诚意伯时并没有拿出十足的诚意。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足足多出了十几倍。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刘基只不过是做一些虚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已，始终没有将其引为股肱，更没有像对待淮西集团李善长等人那样倚重。
淮西与浙东两大权力集团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明争暗斗。朱元璋似乎很愿意看到官僚集团内部上演这样一出好戏。作为帝国的一把手，朱元璋对帝国官僚除了有乡土之情外，还掺杂着他的驭臣之术，在使用人才方面，亦有不囿于乡党的观念。
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其实说白了就是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刘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没有一个类似于李党的政治集团在背后为自己撑腰。
单枪匹马同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相抗争，刘基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的劣势。要知道，在帝国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作为依托，又没有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的支持，单凭一己之力，想争取斗争的胜利，那简直是权力世界的天方夜谭。
洪武元年（1368年），上演了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年，朱元璋北巡，命刘基与李善长留守京师。当时的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国监察机构的官员。他的官职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手里并没有多少实权。
引发双方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件涉及中书省都事李彬的案件。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因为犯了罪被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处死他。李善长连忙上门说情，可刘基还是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
巧合的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心中愤怒却也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生编硬造了一个理由。他以为只要自己开口求情，刘基应该会卖自己一个面子。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
李善长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便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杀李彬，那就索性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刘基给他的答案是：“杀李彬，天必雨！”
刘基的态度是如此决绝，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李彬就这样被依法处死，李善长就这样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是这一次刘基的运气实在不好，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见一滴雨。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的小宇宙开始爆发了。他指控刘基在祈雨坛下杀人，才会惹得天怒人怨。
李善长还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集体围攻，毫无疑问其中以淮人居多。对于横行无忌的淮西集团的官员们而言，刘基就是他们捞取权力资本的最大障碍。这帮人对刘基是既惧且怕，一定要想办法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刘基一人独挑李党（淮西集团）的结果，是自己黯然退离了大明王朝的权力场。刘基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名望遐迩，如果他是一个心术不端的官员，是完全有能量在朝中搞一个浙东人的小圈子、小山头的，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李善长对刘基虽有诸多不满，抱怨他为人死板，过于严肃，可是在制定治国之策时，他还是会与刘基商讨。刘基亦能一如既往，不避嫌恶，坦诚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就连朱元璋在刘基离开朝堂后，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迎来了个人权力生涯的巅峰，掌控着大明朝的官僚权力机构。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了头脑。
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他对朱元璋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容易成为皇帝眼中的靶子。自己在中书丞相位置上多待一天，朱元璋就会多猜忌一天。
随着刘基的黯然离去，淮西集团在帝国权力场上再无对手。李善长位居左丞相，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加上他又是皇帝的同乡，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其个人权势到达巅峰，就连其亲友的势力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他们确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他说：“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是皇帝在向他这个开国功臣敲响警钟，让他低调做人，不要过于张扬。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起不了作用。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在李善长看来，自己这么重要的官员退休应该是帝国的一件大事，皇帝不应该草率对待。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朱元璋并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高的他已经嗅到了帝国朝堂上弥漫着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精明如李善长，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帝国的权力集团而言，这是一场灭顶之灾，不是谁想躲就能轻易躲得过去的，它就像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无处不在。
李善长就这样致仕（退休）回到老家安徽定远，虽然中央朝廷赏赐土地若干顷，并赏给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卫士二十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虽然是荣归故里，可李善长还是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年仅五十八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了。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他又如何能够甘心？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朝中百官无不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可谁又能料到转眼他就退休回家抱孙子了。一时间，帝国权力集团内部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等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朝臣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微安顿下来。李善长病休在家，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并非淮人，他是检校出身。检校是帝国的特殊权力机构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权力系统量身打造的特务人员。
检校的主要职能是察听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包括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类似于权力系统内的狗仔队，其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官员的隐私和民间的舆论。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直接向朱元璋本人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杨宪、高见贤、夏煜和凌说，这四个人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朱元璋曾经扬扬得意地说：“唯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监视、侦查之类的事务，并没有扣押处罚犯人的权力。朱元璋犹嫌不足，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其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由于杨宪是检校出身，所以他只对朱元璋负责，只听从朱元璋一个人的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