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种子一样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祖父生活的时代，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此时中华大地正处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个字或多或少表达了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活下来了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经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并没有给这个困窘的家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又增加了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底层人民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这场艰难的赌博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活在封建时期的农民来说，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在农村来回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可能。
元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横行，淮河流域一带旱灾、蝗灾和瘟疫轮番摧残着这片土地。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灾难，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俩的生活无以为继。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安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都面临着考验。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的便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才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很少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他曾经在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和画符念咒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孙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选择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一名游方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但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事态度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寺中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走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去化缘乞讨。
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寺庙。这时候的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从他迈出皇觉寺门槛儿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可他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便将他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留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反对现存社会秩序，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做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几乎不具有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才历练出了他的多重性格。
朱元璋晚年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道：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旁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勇敢、精明，以及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闹腾得如一锅开水。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开始，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一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就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在这个世上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来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时，也会为他打通另一条道路。就在这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当然，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严峻的形势：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二是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
也就是说，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并不是出于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的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些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叫作《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他希望神灵能够为自己指引方向，可让他万分失望的是，神灵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活动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四处漂泊流浪的游民。
作为那些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不像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一样容易上当受骗（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算。
如何去做才能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如何去做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他们会将其中的利害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一边英雄豪迈，一边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权力交椅却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在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其实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一次计算过程，为自己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
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不会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也就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了。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权力集团，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忤逆了权力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因此，在他们萌生造反念头的同时，必然也要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就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又加上天生的一副好脑子，很快就独当一面。在其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渐渐地成为郭子兴身边的心腹之人。
郭子兴更是将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在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中她被称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的情形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
郭子兴拉拢朱元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抱团的问题，相互之间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就连郭子兴的儿子也吓得躲藏起来。
朱元璋此时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元帅郭子兴遭到扣押的消息传来。他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郭子兴救出。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得到了锻炼，耳濡目染，心智大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枪杆子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光明的未来。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两个月后，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只好撤离，濠州解围。元军虽然退去，可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儿消停，反而在失去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愈演愈烈。
这种没完没了的权力内耗，使得朱元璋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意。
在朱元璋看来，这帮人压根儿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要想在这乱世之中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哪里去找人？谁能够忠心不二地追随自己？朱元璋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
这时候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已经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自己老家招兵买马，“倡农夫以入伍”。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朱元璋来说意义重大。郭子兴也非常满意，将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可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是难成大事的主儿。朱元璋觉得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七百兵丁交给别人带。自己只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去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朱元璋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元末乱世蜂拥出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最后是朱元璋摘取了权力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的草根，为什么能够笑到最后？
所有的功成名就都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重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制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处于两败俱伤的时候，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重要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个极度务实之人，在《太祖实录》里记载了他说过的一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朱元璋不是一个只唱高调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务实”二字。
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只是将朱元璋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人物。朱元璋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不到称王的时候。其实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中脱离，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
他的所有对手都忙着割据一方，称王称帝，只有朱元璋在那里埋头干活，征讨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后一个称帝的，也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