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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说明，在这些本来是介绍性的略记中，我不是把诗歌看成一门艺术，或者手艺，或者精神需求、冲动的有节奏的语言表达，我只把诗歌看成实现某种社会目的的方式。这种社会目的可以是达到稳定的社会地位，使诗人不必在初期尤其需要的语言、穿衣、行为这些方面矫揉造作；这种社会目的可以是足够的收入，可以满足诗人的物质需求，除非他已经成了诗人之魔或伦敦这个大熔炉的牺牲品；这种目的也可以是一种永久的安全感，不至于害怕必须写下去。我也不想提出，更不必说回答下面这个问题：“诗歌是好东西吗？”我只想问：“诗歌可以成为好生意吗？”
作为开篇，我向诸位介绍主要几类取得了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诗人。
第一类——不以重要性排序——英国文官队伍名单上列为以“感情冲动”而起家的诗人。从外表上来看，这类诗人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身材瘦削，当然也弱不禁风了，嘴唇恶心而淫荡，就像鸡屁股一样色眯眯的，出身太低下而头上无毛，眼睛小而充满血丝，这是因为小时候和叛逆期在乡下的阁楼上死啃看不懂的法文书所致，声音就像老鼠爪磨锡箔纸的噪声，鼻孔透明，呼吸沉闷；第二种：肥硕而多毛，叼弯斗，鼻孔满是烟丝，贼亮的眼睛里一副十足的苏塞克斯人的眼神，粗糙的花格子衣服一股他讨厌的狗的臭味，声音就像有学问的、经过函授课程学会了发音的杂种猎犬，他还是从未谋面的切斯特顿的朋友的朋友。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老兄用了什么手段才达到了现在这样令人羡慕的地位，他是利用诗歌产生回报的诗人。
在今天的许多年轻诗人纷纷奔向广播大楼——相当于如今自由的大海——的年纪，我们这位诗人就掉进了文官队伍。起初，他淹没在官样文章的大山之中，在未来的年月里，他会写出《我和我的书架》这样的诗篇，苦笑着对这样的官样文章嗤之以鼻。几年之后，在他那循规蹈矩的、一点点啄食的生活里，他开始从一堆堆官样文章中朝外看，用沾满墨水的拇指捡起一些奶酪残渣、一些牙慧。他耳朵灵敏得可怕：他能听见一片办公区开外新开了个口子。
不久，他就明白了，在文官系统的杂志上发表一首诗虽算不得往上爬的一级阶梯，至少也算是正确方向的一小步。他写了一首诗。当然，这首诗是写自然，它表达了逃离无聊的例行公事的希望，要拥抱农夫那简单的生活；他希望，当然是默默无闻地，和鸟儿一同起床；他的观点是，犁头比笔更适合他那单薄的身板；他是不折不扣的泛神论者，崇拜小溪、隆隆的磨房、玫瑰红屁股的挤奶女工、脸颊枯黄的捕鼠工、乡下人、猪、鸽子、苹果。在他的诗里，你闻得到乡村的味道，田野、花儿、特里普托勒摩斯的腋窝、谷仓、牛栏、干草，还有更主要的：玉米。诗发表了。只要摘引抒情的几行足以说明——
喧闹的街静下来！
静了下来，是吗？
鸟儿的翅膀拂掉了
时间织成的蛛网。
静，死一般静的空气，
罩着灰色的石头！
罩着灰色的大道
我听见——甜蜜的乐音？——
一只画眉张开了嘴，
——一只画眉，啊！——
唱着满嘴的水
在伦敦的天空。
此诗发表后不久，税务局的霍奇基斯在走廊上向他点头。此人是位业余诗人，名下有两本不太厚的诗集，在《诗人大全》上有两三行记载，有一个穿皮毛领子外套的老婆，她雄心勃勃，只是在报考斯莱德美术学校时名落孙山，他有一辆小车，这车永远开往苏塞克斯，好像牧师的马，它会自己一路小跑去教堂，他还有一本尚未完成的论布兰登对树篱之影响的专著。
霍奇基斯和海关的索尔比共进晚餐。索尔比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人物，他是《林肯威尔周刊》一个栏目的主笔，名列双周俱乐部名篇编委（所有作者均享折扣价，圣诞节以二五折买玛丽·韦伯的全集）。霍奇基斯随意地说：“索尔比，你那个部里有个很有前途的家伙。他叫杨·克莱伯。我读过他的一篇小诗《我向往麻鹬》。”于是克莱伯的名字就在那臭烘烘的小圈子传开了。
然后，他应邀给霍奇基斯的选集《新通道》写了一组诗。在《林肯威尔周刊》上，他被索尔比誉为“震撼人心的语言奇才”。克莱伯把这本选集赠送给二十个还站得起来的诗人，每一本上都恭恭敬敬地题写道“谨献给在世的最伟大的诗人”。他题献的礼物有的还得到了回音。汤姆·奈特爵士酒醉之后还慷慨地花了几分钟划拉了一封短笺，信笺上有族徽，这还是爵士唯一一次拜访一位虽近视但还没有瞎的贵族时顺手拿来的。“亲爱的克莱伯先生，”汤姆爵士写道，“感谢你的小礼物。你的诗《百合夜曲》值得干谢（Shanks）。加油。加油。往上还有空间。”其实克莱伯的诗不是《百合夜曲》，而是《公墓门口听大流士有感》。不过克莱伯不以为意，他把这封信仔细归档之后，绞尽脑汁地剔去这些诗的死皮，把它们编成，天哪，一本名为《红雀与纺锤》的书，题词是“献给克鲁姆·索尔比：金苹果园的巧园丁”。
书出版了。得到了一些好评，尤其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因为书是题献给自己的，索尔比只好很谦虚地用别的名字写了书评。“非常庆幸，”他写道，“这位青年诗人没有过分‘现代主义’的流弊，所以他能尊重灵感的灿烂本源。克莱伯先生会走得很远。”
克莱伯去见了出版商司提奇和泰姆士先生。合同签了。按照该合同，公司将出版他的下一本诗集，条件是公司对他以后的九本小说有优先权。他也有义务担任司提奇和泰姆士公司手稿的随机读者，每天回家的时候胳膊下夹着一个袋子，里面有一本科兹伍德·梅杰写的《芬兰的牛津运动的发展》、三本关于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自由体悲剧、一本书名为“明天，詹妮弗”的小说。
在签这份合同之前，克莱伯从未想过要写小说。但是，他无所畏惧，因为他有一个从不示人的见解：在他看来，除了大人物和顶头上司，所有人无非是一个愚蠢而了无生气的群体。他对人们所做所说毫无兴趣，只关心自己的前程。他的创作资源就像跑步机上的花栗鼠那样源源不断。有了这个认识，他坐下来，只穿衬衣，松开领子，拇指蘸满烟膏，开始认真地研究如何在没有资质的条件下成功地整出商业小说。不久他就得出结论，卖得快、名气也来得快的小说有以下几类：费解的小说，其标题当是“我知道它来了”，或者“十分钱一注”；描写宫廷混混的辩证唯物主义对话的无产阶级小说，其标题可以是“红雨落在你身上，阿尔夫”；描写手脚短小的黑人的《三叶草中的旋律》，描写和两个女人关系的《德科·康威》，好色的《尤素拉·梦克莱尔》，还有小害羞《费·沃特斯》。很快他就发现，销量最小、仅在高级月刊小范围流传的是：《内部黄道》，作者G.H.Q.彼得特，无情地剖析了三流国际物理学家菲利普·阿莫尔、双性柚木雕刻家特里斯特兰，还有菲利普的纯洁而活跃的克利奥尔妻子、巴尔干经济学讲师泰坦尼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该书还分析了在这个后萨特时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诊所一起工作期间，这三个非常敏感、非常典型的人物如何产生了深刻的共识。
别做傻瓜。即使在图书馆苦苦探索的早期阶段，克莱伯就意识到，自己要写的小说必须保证稳定、理性的销售，在省内外受到关注，题材上，要写兰开夏郡一个棉花掮客家庭五代人的兴起、教育、经济兴衰、婚姻、离合和死亡。他一下子悟道，这部小说应该是三部曲，每一部都必须有厚重而平实的标题，例如“经线”“纬线”和“道路”。他动手了。
从克莱伯的第一部小说的书评中，你会看到这样的评价：“人物塑造独具匠心。”“情节跌宕起伏。”“乔治·斯特迪曼、其妻玛利亚、老托比亚斯·马特洛克（描述生动）和纺织大亨家族的所有人物都让你感到亲切，就像你自己的家人一样。”“这些诺斯科特人栩栩如生。”“英国味纯正，如同曼彻斯特之雨。”“克莱伯先生是一头斗牛犬。”“故事达到菲利斯·波特姆之水准。”
小说成功之后，克莱伯加入了N.I.B.俱乐部，发表了一篇关于早期布列塔尼乡村雏形的文章，成了正式的评论家，对收到的所有小说给予颂扬——（诸如“文笔熠熠生辉”之类）——同时也在三个小说家里面选一位到塞维尔俱乐部共进晚餐——他最近当选为该俱乐部会员。
三部曲出齐之后，克莱伯像泡沫一样冒上来，升至N.I.B.委员会委员，有资格出席所有文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仪式，他撕毁了原来的出版合同，签订了新的合同，又出版了一本小说，此书入选书协推荐书目，司提奇和泰姆士公司提议他担任“顾问专家”一职，他欣然接受，他从文官队伍下海，在巴克斯买了一幢别墅（“你不会以为这里离伦敦只有三十英里吧。瞧，老家伙，瞧瞧那戴花冠的油鸭。”一只八哥飞过），添了一张新书桌，一个女秘书，后来由于她打字打得好成了他老婆。还写诗吗？也许偶尔给《星期日时报》写一首十四行诗吧，不时也编一本小诗集（《我的初恋，你懂的》）。诗这玩意儿再也不算什么东西了，尽管他是靠这玩意儿起家的。他已经成功了！
2
现在我们要暂时移步去看看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诗人了，我们称这种诗人为“贵族诗人”。要追踪贵族诗人的脚步——（他会欢迎你这样做，也不会叫警察，除非是那种有时你在麦克蓝堡广场看到的那种面目狰狞的警官，埃尔·格列柯笔下的那种形象）——你最起码得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上对了中学——（这个当然是必需的，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大学时就有了诗人的名声，如果可能，你还得有联络官或时尚摄影师的情妇的样子。
你会问，怎么可能一入学就已经有了“供观赏的诗人”的名声了呢？（在将来，观赏诗人会和观赏鸟一样流行。很有理由想象《吟游诗人》编辑部在本国将会升格为圣殿。）不过这个问题不在这篇杂感的讨论范围，因为，必须假定任何希望把诗作为职业的人已经知道怎样恰当地做到这一步。再有，这位贵族诗人的大学导师还得是他的舍监最好的朋友。就这样，贵族诗人诞生了，他的多愁善感的诗在那几个目光敏锐的圈子中已经有了名气，那些诗讴歌金色的阳光、阳光点染的树叶、月亮精妙的窗格洞穴（其实是学校里的鞋柜）里第一次天空亲吻的植物，他已经站在成功的门口，在他面前，世界像一排芭蕾舞迷。
倘若这是在20年代，这位贵族诗人读本科时就已发表的第一本诗集的书名可能是《新教徒和琵琶》，一部描写虚构的生活的怀旧之作。此书必定充满厌世情绪。（他曾经透过火车包厢看过这世界：它瞧上去很不真实。）这本书必定是一部精心编排的绚烂多彩的杂烩，一盘喷喷香的布丁，撒满了从西特韦尔兄弟和其他作家那里攫取来的葡萄干，这部书也是一个有点儿简陋的温室，里面装满了异国情调的花草和滑稽而色情的摆设。以下我摘几行典型的——
一片丰产的阴茎
瀑布冲向朱红的宫殿
在阿拉伯式糖浆般双人舞中；
闺房里梨状乳房的女妖锡西
遭遇这雨般落下的披着樱桃的香蕉
还有暗红月亮下的萨拉班德舞蹈。
和学校领导争执了几句之后，他进了“蓝调社”——成功人士。
倘若这是在30年代，他的书的标题可能是“罗斯岛的灯塔，我警告”，此书包含一两种诗。每一种都有冗长、松散、感伤的节奏，压抑的音调，还有社会意识的形象——
密谋的冬天不断的家计调查之后
审视每个被剥夺的支系的悲惨历史，
瞧！它终于发芽！像工人游行队伍般汹涌而出
涌向新开的体育馆！
瞧！花儿全都得到雇用！
也可能极为大胆，充斥着俚语和街头新词、歌词的片段、基普林的字句，还有炮制过的布鲁斯——
我们端坐在
愚蠢的城市里——
我知道到哪里去而不知道从哪里来——
把它拿走吧，伙计，
你是我一杯茶伙计，
我们坐在黑色的大炸弹上。
社会意识！这就是口头禅。他会在喝咖啡的时候谈起——（“在这不开化的岛国，埃德里安的咖啡最好。”“告诉我，罗德尼，你从哪里弄来这些粉红的美味小蛋糕？”“这得保密！”“得了，告诉我吧。我把巴兹尔上校从锡兰带回来特别配方送给你，这配方就是三磅黄油一只杧果。”）——他会谈起在某个“真的很有生气的地方度长假的经历。我是说，真的很有生气的地方。比如朗达山谷之类。我是说，在那里我觉得很有感觉。我是说，那地方人很懒散。写书？什么书？还是人有意思。我是说，你得了解矿工”。他在波恩和瑞吉度长假。长假结束后，一部政治旅行谈话录也写成了，此书完全达到预期的结果，数年后，他升为I.A.C.T.（未来国际艺术协会）的文学秘书。
倘若这位贵族诗人活在40年代，他也许会被埋没了，在“世界末日”语言的冲击下，他不那么明察秋毫了。他的第一本书也许是《澎湃的宇宙》，或者《圣灵节的黑利阿加巴卢斯》。这位贵族诗人会把他的隐喻搅和进来，把陈词滥调掺和进去，尽可能均匀而充分地把他偷来的符号混进馊臭的驴奶里面。
接下来就是，到伦敦，做书评。书评，当然是评别的诗人的作品。要求不高的话，这活儿尽管来钱不快，做起来还不难。要评价现代诗，居心不良的评论家不需要懂得多少语汇。当然，潮流和影响、影响范围、奥登式、叶芝后期作品、建构主义、图式等等等等——只要挥洒到位，这些术语即可轻轻松松地把一个成熟而负责任的诗人给打发了。
要记住的主要规则并不多。比如说，评价两本完全不相干的诗集时，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好像它们本来就是针锋相对地比赛似的。“与A先生细致、紧凑而完整近乎警句的诗性表述相比，B先生尽管结构丰富、音色震撼和谐，但他冗长而响亮的史诗般叙述莫名其妙地显得空洞。”——这就是此种最好最省力的招数的一个例子。要非常仔细地找一个诗人做他的忠诚仰慕者，不管你喜欢他的诗与否，你要靠他获利，为你所用，以他为靠山，沾他的光。你可以免费地在自己的评论中提到他的名字：“很不幸，E先生是一个很喜欢夸夸其谈的诗人（这一点与赫克托·惠舍尔不一样）。”“D先生的译文尽管博学，却常常粗糙，读他的诗，我们感觉不到赫克托·惠舍尔那种理性的激情和完美的技巧。”挑选这个诗人的时候可得小心，千万不要夺人所爱。先要问清楚：“赫克托·惠舍尔有别人关照吗？”
在自己写书评之前，要把别人对这些诗集写的书评通读一遍。除非时间紧迫，否则不要引述原诗：书评不是评价诗人，而是评价评论家。千万不要抨击蹩脚但有钱的诗人，除非他实在臭名昭著、死了或住在美国，因为作诗评和编杂志无非是一步之遥，那个蹩脚但有钱的诗人说不定会花钱办杂志。
回头再来说贵族诗人。我们假定，他拿一个年轻有钱人的诗和奥登比较之后，奥登的文名是受损了，他自己却成了一家新办的文学期刊的编辑。（他也可能获赠一套公寓。如果没有，他会声称这新刊物得有几间像样的办公室。于是他住进了办公室。）贵族诗人的第一个问题是给这玩意儿取个名字。这并非易事，因为大多数没有意义却能保证新项目成功的名字都给用过了：《地平线》《论战》《收获》《飞帆》《种子》《变迁》《竞技场》《十字路口》《泰坦》《路标》《风雨》——都是别人的了。你知道贵族诗人那脑子转得有多快吗？《真空》《火山》《归宿》《里程碑》《需求》《喷发》《宗派》《数据》《纵火》。对了，他搞定了：《明暗》。接下来就容易了：编就是了。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种把诗当生意做的方法。
本地爆发法或曰神童瑞姆宝德法。说真的，此法不值得推荐，因为这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在你年纪轻轻就轰动文坛之前——所谓文坛，也就是某些酒吧，后来，某些公寓楼，再后来，某些俱乐部——你必须有一个制造生猛而看不懂的诗的身体（没头也行）。［此前我说过，这里我不谈如何达到这些笨拙和冗长的忘我境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发现，醉酒后听西贝柳斯（Sibelius），他能听出无数种意思来。我有个朋友八岁起就饱受头痛欲裂之苦，但写起诗来却物我两忘，非得用手帕打结之法才能提醒他住手。方法很多，俗话说，有志者，再加点儿癫狂，事竟成。］再有，这位诗人还得有吃了盐巴的马的干渴和身板，河马般厚的皮，无尽的精力，无比的自负，毫无顾忌，还有最要紧的一点，这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他得在外省有个家，破落之后有个去处。
关于那些为写诗而写诗的诗人，他们不大在乎作品发表与否，耐得住终生贫困无名之苦，对于这种诗人，那倒无话可说。他们不是生意人。身后的名利没用啊。
很不可取的方法，还有如下种种——
写打油诗。市场大，微利或无利可图。
消遣诗。时效太强。
儿童诗。会毁了你，也毁了孩子。
悼亡诗。非大家莫用。
以诗为讹诈或骚扰之法。此法危险，受你讹诈的人会报复你，高声给你朗诵他未完成的关于圣伯纳德的悲剧：《火药桶》。
最后一种：厕所墙上诗。这种诗的回报无非心理安慰而已。
（1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