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个世界处于这样一个境地，许多作家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喜感”。（难道在过去那个世界里他们就有了吗？）也许作家们会说：作为社会的群体，我们每天面对傻瓜、浑蛋、垃圾、暴徒、疯狂的核威胁，我们怎么可能在社会的个体中发现滑稽可笑的特点呢？我们哪里找得到荒唐、笨拙、无底线的愚钝的材料、蠢得可爱的白痴、傻了吧唧的呆子、托比、匹克威克、傻头傻脑的老亚当？对此，我欣赏佩皮斯（Pepys）的态度：“十二日，礼拜五，起床，床上很舒服，就是乱。这就可以快乐了……”
喜剧作家不能指望社会就为他们而有喜感。“这酒吧里接待女人吗？”“不，”招待说，“您得自带。”对一位喜剧作家，社会永远好笑，甚至——或者说尤其——在它行将就木的时候。人掉进竖井、遭到狮子的追赶、没有抓住秋千，这些都是喜剧家平常的素材。社会世风日下，文明消失殆尽，这都会给戏剧家种种笑料。在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的“约翰·安静”系列故事中，有个喜剧作家的妻子说：“这房子里有什么名堂，所以他体会不到荒唐。”天知道，我们这座房子里有的是材料，足以使匹克威克的塞塞宁王子（Seithennyn Seithennyn）戒酒，但绝不会妨碍喜剧作家从这个多灾多难的悲惨世界中创造出自己的伟大喜剧世界。叶芝写道：“最好的没有信念，最坏的倒热情满腔。”但是，一个一本正经、吹毛求疵、趾高气扬、有血有肉的人物，只要直立在两根柱子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笑话。有爱的人会使刻板的猫发笑。有权势的人会使恩格斯流泪——笑得流泪。
W.W.雅可布（W. W. Jacobs）是爱德华时代最典型、滑稽、地道的作家之一，和他那些围绕钱和婚姻的情节一样，他的对话也干脆、巧妙、简洁而到位。在他那个我称之为喜剧的小世界里，有出海的水手对陆地生活的梦想，有对揣着大把钞票在舒适的沙龙里和丰满的女招待厮混的渴望，有水手同行复杂的相互提防，有收不到房租的暴跳如雷的包租婆，有免费的烟卷儿，有偷偷摸摸的寻欢作乐。在这个世界里，所有已婚女人都是泼妇；所有寡妇都丰满可人又有点扭捏；所有未婚姑娘都淘气而神秘；所有的男人都无一不是无赖或傻瓜或既是无赖又是傻瓜，他们成天忙于涉及金钱、女人之得失的阴谋诡计。
［谈到斯蒂芬·利科克（Stephen Leacock）的作品，他说：］我只读过他的《小镇艳阳录》，因为就是在这些杂记中，他为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家园，在这个“地方”，他的人物能够生、死、爱、跌倒、思考、放松、休息。
（卡尔德·马歇尔问：）难道P. G.沃德豪斯（P. G.Wodehouse）不是完全符合您对喜剧世界的定义吗？
（托马斯答：）那些胆小怕事、稀里糊涂、戴着眼镜、愚蠢固执的蠢货统统是从《足球周报》和《时尚人物周刊》时代拿过来的，是从五光十色的过去那些有钱的阔佬和追女明星的混混那里拿过来的。有些人喜欢《吉维斯》，而我不喜欢：我不欣赏绅士们的绅士趣味。
真正的喜剧的虚构世界必须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
（如今喜剧创作的）达到何等水平？英语报纸上的小品栏目、中立杂志、沙滩搜奇、搞笑栏目；还有《纽约客》曾经称为“大肚皮”的风靡全国的杂志，那是一个充满笨拙无聊哗众取宠的思想贫民院。（几乎）所有最好的书——除了最好的现代喜剧作品——都是美国人写的。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S.J.佩尔曼（S. J. Perelman）、弗兰克·萨利文（Frank Sullivan）和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他们都为那个赫赫有名的家庭杂志写过稿，他们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太优秀而做不了现代英语喜剧杂志作家。
不可能比较瑟伯那羞涩、朦胧而自省的散文、寓言和美好的回忆，以及他对这个充斥着机器发明、战争官能症、无处不在的女人、民主的陷阱和企业巨头的美国时代的巨大恐惧；不可能拿他和S.J.佩尔曼笔下能说会道的丑角格劳乔来比较、分析和归类。佩尔曼之写作就像一部好莱坞的广告撰稿人，只是这位撰稿人读过詹姆斯·乔伊斯、阿曼达·罗斯（Amanda Ross）、卡拉夫-艾宾（Krafft-Ebing）、斯普纳牧师（Reverend Spooner）、E.E.肯明斯（E.E.Cummings），还有山姆·古德温（Sam Goldwyn）笔下那个在“人山院长”开的土耳其浴室里过度紧张的公共小丑。但是，瑟伯、萨利文、佩尔曼和本奇利都是优秀的散文家，尽管他们写的滑稽作品也很优秀，我在乎的是创造性的喜剧故事作家。我不需要穿着花格子大衣、叼着烟斗、大口喝酒的职业滑稽演员那种使劲给你背上一巴掌表示讨好和亲热的哄笑，我不需要评论家那种扭捏地碰碰你的肩头、傻笑、不痛不痒的干笑，我要的是书中的笑：笑的样子、味道和声音。此时，我从故事中听到的唯一的声音使我想到了弗朗西斯·康福德（Frances Cornford）的诗中那只表的声音——
我以为它每一次嘀嗒都在说话：
我病了，病了，病了；
死神，你快来吧，快来吧，快来吧，
快来吧，快来吧，快来吧，快来吧。
（1948）
注释
[1]节选自托马斯和亚瑟·卡尔德·马歇尔（Arthur Calder Marshall）的一次广播谈话。——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