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关东大侠》，更是与我同年同月生，因为它的摄制日期刚好是民国十五年三月。是任导演用“月明公司”名义摄制的。和暨南的《江湖廿四侠》，昌明杨小仲、陈趾青联合导演的《火烧平阳城》，友联徐碧波导演的《儿女英雄》等同时摄制。在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曾经如是写道：
（武侠片和火烧片：）民国十五年，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各公司乃改头换面，竞摄武侠片，怪装异服（如《古宫魔影》及《海外奇缘》等）仍属怪诞，于社会以不良影响。当那个时期，非武侠蛮打，或机关巧妙，便不卖钱，所以摄成之武侠片，不下数百部。
看一九二六年的上海银色世界，几以为是一九七九年的香港影画。
拍《女勇士》的时候，任先生住在九龙的界限街，拍戏是在侯王庙后的世光片厂。他喜欢聊天说地，更愿意别人跟他聊《关东大侠》，他说关东州有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数来宝的已经唱了不止一次）。我没有吃过人参，可是戴过貂皮帽子，穿过乌拉草的靴子。他跟我说：“知道长白山的故事吗？写几个来看看！”
一句话，引起我写剧本的兴趣，于是买了两百张打字纸，每天在青山道的“南庐酒楼”大写《白山黑水血溅红》《女侠驼龙》《雪里红》《小白龙》等故事。当时一盅两件是三毫钱，为了节约，每日两毫净饮，一坐就是四五个钟头，一个星期之后，居然把老板“饮”了出来，请我这位大编剧迁地为良。他哭嗤糊啦地还挺可怜：“大佬啊，我哋要做生意<口架>，大家都像你一样净饮两毫，坐四五个钟头，我哋食乜嘢！”
好，原来我不是生意经！
写好的故事，一个个地交给任导演。他老先生一转手，又交给了顾文宗先生。顾家伯伯忙得不可开交，哪有空余时间看这些莫名其糊涂的“故事”，一拉写字台的抽屉，朝里一放，我的大作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再也见不着天日。虽然我明知如此，但仍然毫不气馁，又把几个故事换上另一种颜色纸，重新抄写一遍，再送给任先生。他一转手，又关在顾伯伯的抽屉里。
日久天长，我给任先生的故事，比秦桧给岳武穆的十二道金牌还要多。大概他也不好意思起来，一天，特别把我请到他的府上，好酒好菜的款待我又吃又喝之后，“李翰祥，你的故事写得很好，内容很丰富，稿纸也多彩多姿，不过顾先生说，都要改一改，否则不大适合拍电影（根本没看，怎样适合），有两个改好了（才怪），已经送到新加坡去了（新抽屉），大概很快就有回音了，等着听好消息吧！以后，咱们暂时停一停吧。喏！这是二十块钱，给你的，不能说是故事费，意思，意思！先甜甜手！”
我看着那二十块呆了半天，想不到我辛辛苦苦，再接再厉地日写夜抄，终于有了报酬，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哪！我居然除了拍特约戏、画速写人像之外，又用一种新的本事赚到二十块钱了。心一酸，不禁热泪盈眶，差点没哭出声来！虽然两毫净饮也用了不少，虽然明知那些故事都堆在顾伯伯的抽屉里，虽然明知这二十块是任先生可怜我的同情钱，但他终于鼓励我走上日后从事电影编导的道路。我正式编导的《雪里红》，也就是顾先生抽屉里的故事。我用颤抖的手接过任先生那珍贵的二十块，甜的不是手，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