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7日。清早。我和家人借宿在一间阁楼里。我凝视着阁楼的木板。睡意未退，炎热袭来，我有些头昏脑涨，身体渴望呼吸。我轻轻起身，套上几件衣服，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大自然的味道如此美妙。我裸着脚，小步穿行在茂盛的青草间。成千上万只昆虫在灌木丛周围穿梭交错。我沐浴在白昼的第一缕光辉中，身心惬意悠然。
我们正在表亲家的农场度假，最近这里转型为生态农业。牧场的篱笆后面，奶牛、家猪和牧马正踏着如茵绿草。我穿上鞋，走了将近1个小时，去感受一种安身于丛林中、树木间、池沼边的，稠密而宁静的生活。
我回到阁楼，打开电脑了解时事。在《世界报》的网站上，我注意到一篇标题非同寻常的文章，就在热门文章这一分类的最顶端：《2100，地球末日？》。这是“环境”专栏记者奥黛丽·贾丽科发表的一篇博文。经过浏览和细读，我明白了它要揭示的是，从现在起至未来的几十年里，一部分生物可能会灭绝。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该观点源于一份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由世界各地22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此报告还涉及其他10多项关于污染、气候异常、滥砍滥伐、地质侵蚀、人口增长、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的研究，并在最后得出结论：人类即将面临一个倾覆点（tipping point），届时，生态系统的一连串退化将会深刻地改变地球生物和气候的平衡。这种变化将以一种非常粗暴突然的方式发生，以至现存物种根本无法适应……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仍震惊不已。等到家人都起床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孩子们睡眼惺忪地吃早餐。再看看其他人（我的妻子和她的表亲），他们正做着唤醒身体的习惯性机械动作。放在昨夜，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再平常不过，现在看来却荒谬至极。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他们分享我刚读到的内容，但我已无法缄默不言。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后，我用尽可能清晰的方式，开始向他们陈述。没有夸张的言辞，做到最大程度的细微和谨慎。但我同时也表露了这条新闻让我有多震惊。没有一个人做出我所预期的回应（我只跟在场的成年人说了）。对话不外乎就是：“我们很清楚，这肯定是一场灾难啊……但我们能做点什么呢？”一部分的我对这样的回答惊诧不已，另一部分的我则明白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说到底，面对这样的新闻，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10天过后，这份研究报告上了《解放报》的头版头条。洛尔·努阿拉，《解放报》“地球”组的头牌记者，在闹编辑荒的8月，成功拿下头版头条和4面内页。我又和妻子聊起了这个话题。这一次，她的回应比上次强烈。尽管如此，让我愕然的是，这一信息并未引发任何人做出具体行动，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边高谈阔论一系列事件，声称它们会带来和世界大战一样严重（甚至严重得多）的后果，一边一成不变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2013年3月31日，我应邀参加记者史蒂凡·保利在法国国际电台的新闻节目。在播放前的准备时间，我向他谈及这份研究报告，并表达了我的沮丧，因为自《解放报》2012年8月9日刊发了相关文章后，就再也没有主流媒体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直播时，他笃定地转述了我的意见，指斥了媒体的荒谬行径。可是，稍后，到了下午1点，这个严肃的、以左派著称的公共电台，这个无数优秀记者为之共同奋斗数年的广播频道，在它自己的核心节目中，却只报道了几则社会新闻和政治家之间的争吵。一切都无关痛痒。最终，这则本应在所有报纸、所有广播、所有国家电视台成为头条的新闻，被贬谪为法国最大日报的1篇博文、《替代经济学》杂志的1张附页和网上的2篇文章（据我所知，分别出现在《回声报》和《心理学杂志》的网站上），只有伟大的《解放报》是个例外，这得益于洛尔·努阿拉的坚持……怎么会这样？
在6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努力思考这样的矛盾。2006年年底，我被委以重任，创建一个受生态农业倡导者、作家皮埃尔·拉比启发的运动[3]。我领导了这个运动，直到2013年8月卸任。其间，我们一直试图弄明白，是什么促使民众、企业家和政府人员做出回应……或者不做出回应。事实上，过去的几十年里，不论是1949年以来的一些默默无名的作者，如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还是1961年的蕾切尔·卡逊，抑或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成立于1988年的GIEC[4]、1992年的里约峰会（以及之后的所有峰会）、纪录片、电视节目、非政府组织甚至一些政界权要，都纷纷发出了警示信号，但以上所有，都未能促成任何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政府继续杀鸡取卵，他们的选择，常常受制于财政方面的重压，以及对赢取选票的执念；大多数企业家不管愿不愿意，都得符合增长和资本主义那套逻辑；大部分民众继续推动消费型社会的运转，陷在日常生活和财务烦恼中无法自拔……与此同时，半数野生物种灭绝，全球温度继续攀升，垃圾泛滥成灾，10亿人饥肠辘辘，同时却有15亿人过度肥胖。85人积累起来的财富相当于另外35亿人的资产总和……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行动起来？
我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最终，两个原因浮出水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正遭遇着现实的虚拟化，且这种虚拟化日渐壮大。我们无法将自己的行为和其带来的后果联系起来，这些后果我们看不见，感受不到：过度消耗能源引起的气候异常；在世界另一端为我们组装手机、做衣服的奴工的苦痛；用于为我们创造财富的各种资源的耗尽；变成令我们大快朵颐的牛排、汉堡包和香肠的动物们，在机械化屠宰场流水线上所遭的罪；为了建造停车场、酒店、超市或者种植玉米、黄豆以喂养大型饲养场里的牛、鸡、猪等，而被我们从地球表面根除的数千种野生物种……我一遍又一遍地试图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带他们去他们所有朋友都会去的快餐店。如今，人们去快餐店就跟去电影院或者面包店一样，司空见惯。而我一再叮嘱他们的话，正如早些年别人反复讲给我的话一样，只是一些抽象的词语和概念，唤不起任何的实际行动。被砍伐的森林，对我们来说，要么只是些数字，要么就是些画面，一旦有了新的乐子，我们就会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我很清楚自己做出了多少努力，多少次说服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不吃肉、不去超市、尽量少乘飞机……又有多少次动摇了。因为，在主流文化和习惯的重量面前，这些美好的意愿又能有多少价值呢？当我们生活模式中的一切，当现有世界的构建方式都带着我们飞速逆向行驶的时候，还怎么奢求看到这些理念大放光彩？然而，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缺少愿景。从2007年开始，我就在考量，我们是多么缺乏一种引人向往的生态观和可持续世界观啊。跟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大多数同仁一样，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要求公众改变生活方式，却不为他们提出全面又有带动性的替代方法。我们这是在命令他们向虚空中迈脚。有勇气或有可能向着未知纵身一跃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应当提供一个安全跳板，一块坚实的、让人安心的土地，以这块土地为根基，我们才能共筑未来，或者，至少尝试去共筑未来。在我们组织的讲座和活动里，挤满了只念叨这样一句话的人们：“我们能做什么呢？”不过，只是主张一些彼此孤立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这些行动看上去根本无法与问题的广度相提并论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只淋浴，不泡澡”会对水资源的衰竭问题产生一丁点儿的积极影响，因为我们知道，70%的用水消耗于农业和畜牧业[5]。而“出门前记得关灯、避免驾车出行就能改善气候异常”这样的想法也显得荒谬，毕竟某些火力发电站所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量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从油砂中提取原油造成的污染不言而喻。当然，这些经常被提上台面的不去行动的理由（因为世界之大，总会有更严重的污染源），也有违人文主义精神。但它们揭示了重要的一点：我们内心深处认为这些行动毫无用处。没人愿意做徒劳的努力。所以，也许我们需要把这些行动纳入一份指导性纲领中。我们应当绘制出一幅新房子、新社会的图纸，并提出切实的方案，让每个人都参与到打地基的活动中来。或许，我们首先需要创造意义、激情和故事，这些才是我们的智慧和心灵所喜闻乐见的。
2008年，我发现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深受触动：小说家兼散文家南茜·休斯敦的《故事与人类》。它的开头这样写道：
世间所有物种当中，只有人类知道，他们曾经出生，他们将会死去。
这两点认知赋予我们一样东西，一种即便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和倭猩猩也不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何为完整生命的直觉。
只有我们才会把自己在地球上的存在看作一段富有意义（既有含义又有方向）的旅程。一道弧线。一条从出生到死亡的曲线。一种于时间中铺展而开的形状，有开始，有波折，有结局。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个故事。
“太初有道”的意思是：话语（这种充满意义的行为），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开端。
故事赋予我们的生命一种其他动物无从知晓的意义。[……]人类的意义与动物的意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的意义是建立于故事、历史和虚构之上的。[6]
在这部作品中，南茜·休斯敦提出，“故事”是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而发展出的一种能力。因为害怕、忧虑自己的终结，人类有一种极其强烈的需求，即创造意义，证实自身于谜团中心的存在。宗教、国家、历史，人类不停地创造个人故事和集体故事，当这些故事被足够多的人共享时，便成为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根基。口述、绘画、书籍，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传播故事的重要手段。小说的出现加速了这种现象，直至给予了故事一个官方地位：“虚构”。从1930年开始，尤其是从1950年开始，电影的地位与日俱增，它继续展示着这种人类发展出来的向千千万万其他人讲述故事的能力，以及让想象成形的能力。
书中阐述现实的角度对我很有启发。这种理论不一定准确，但我很赞同“故事”说。所以我认为，我们消耗那么多精力去反对的思想和社会模式，只有从“故事”的角度入手，才能在总体上有效地削弱它们。众多例子表明，我们所谓的“进步梦”，就是一种“故事”，凭借让大部分人类疯狂（让他们充分参与到故事中来，直至一同将其变成现实）的能力，它引发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变革。要想让一部分或全部人类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一条更环保、更人性的道路，如果不以创造新的集体“故事”为基础，就无法实现。
2010年年末，为了向这个方向迈进，我开始写一个电影剧本。纪录片的基本框架，大家并不陌生：在农业、能源、城市规划、经济、社会结构、教育等方面，寻找重新定义它们的那些具有首创精神的先驱和范例。我想看看，如果我们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展现出来，到最后能不能让一个故事浮出水面，向我们描绘明日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我还想知道，这样的“故事”能否跟60年前的“进步梦”一样，鼓舞人心，激发行动和创造力。2011年年末，我遇见了演员兼导演梅拉妮·罗兰。2012年9月，我们一起参观了一座美好的永续农业庄园。回程中，我把自己筹划得极其艰难的项目告诉了她。梅拉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也因此成了朋友。2013年2月，在对几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彻底失望后，我向她提出一起完成这部纪录片的想法。她马上就接受了我的提议，并推掉了其他报酬更多、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邀约。1年后，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在留尼旺岛的第一次试拍，我们发起了一项众筹。我们需要在两个月内筹集到20万欧元才能正式开机。在1万人的大力支持下，资金两天内就全部凑齐。两个月后，我们已经有45万欧元可供支配。探险终于开始。因为有这些资助者（和其他合作伙伴），我们才得以去到10个国家，会见了正在为新世界打下基础的50多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和政界人士。这本书和同名纪录片《人类的明天》就是以上经历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