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代官修史籍
明初，文坛上盛行的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史学受到极大的限制，除了几部官修史籍外，几乎谈不上什么成就。
明初史学难于发展同朝廷的高压政策密切相关。朱元璋是托庇于韩林儿的龙凤政权起家的，羽毛逐渐丰满后，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作为开国皇帝，他讳言自己出身于“红巾贼”，元朝和逐鹿中原的豪杰先后覆败又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于是，他一面以天命论相标榜，尊元朝为正统，宣称胡运已终，天命在己，把韩林儿、刘福通等斥为“犯上作乱”的“贼”。另一方面，极力加强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控制，稍有迕犯，严谴立至。读书人吓得不敢做官，朱元璋又制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驱迫出仕，有如赴市，以至士大夫以读书识字为讳。在这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出现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著作。朱棣以藩王身份借口“清君侧”篡夺了帝位，同样不光彩，又继承了其父的文化专制政策。这样，整个明前期士大夫缄口束笔，学术空气异常沉闷。也许可以说，史在官府是明中期以前的特点。值得一提的只有《元史》、逐朝修撰的实录以及《永乐大典》中收入不少前代史著，起了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作用。
关于《元史》的撰修，朱元璋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急不可待地以颁布《元史》来宣告元朝已经结束，借以抹杀北元的正统地位，同时确立自己建立的明朝的合法性。奉命纂修的史臣只好夜以继晷，敷衍成篇。洪武二年（1369年）和三年（1370年）两次开局，都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后来许多史学家批评《元史》修得草率，错误甚多。实际上，《元史》的成书大体上是元朝留下的本朝国史（《元史》附李善长洪武二年八月《进元史表》云：“上自太祖，下迄宁宗，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卷粗完之史。”次年，补顺帝一朝事）。由元入明的危素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元顺帝时参与了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工作，明军进入元大都时又是他把元代累朝积累的史册保护下来。朱元璋命儒臣修《元史》，不过是按本朝观点对元代史册稍加笔削整理，连历代正史每篇之后照例应写的“论赞”都付之阙如（《元史》附《纂修元史凡例》云：“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说效法《春秋》显系借朱熹之语：“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不过是一种托词，实际上是秉承了朱元璋力求速成的旨意）。至于为撰修元史起了关键作用的危素则被视为变节二臣，谪往和州，屈辱而死。可见，《元史》的价值在于保存了元朝国史，明朝廷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
《明实录》的修撰给后世留下了明代最系统、最详细的史料，功不可没。特别是由于明代档案在明亡之际焚毁殆尽，《明实录》的史料价值更为学者所推崇。据史籍记载，明代历朝实录是在老皇帝去世后，由继位者指定大臣为总裁和监修官，组织翰林院官员纂修前朝实录，所收军国大事的标准均见历朝实录前面的《修纂凡例》。纂成后誊清正本进呈，草稿全部烧掉。如郑晓所说：“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有明一代共修成13朝实录，合计3045卷。其中建文一朝因靖难革除，没有撰修实录；景泰帝在位期间史事列入《英宗实录》；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这一朝史事自然没有按例修撰实录。现存《明实录》中的《怀宗实录》是清初明史馆人士依据残缺邸报等资料草率编成，挂一漏百，勉强充数而已。此外，《熹宗实录》因为记载了大学士冯铨投身魏忠贤阉党的劣迹，顺治初年冯铨出仕清朝，利用职权把天启四年（1624年）和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实录13卷偷出销毁。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明实录》本来就不足以覆盖整个明代史事；明亡之际，实录正本毁于兵燹，现存各种抄本难免脱漏和讹误。
在明中期以前，各朝实录是中秘之书，民间无从看到。后来管理制度逐渐松懈，内阁和翰林院官员利用工作之便，私自抄出，这样在少数官宦之家才藏有实录。由于明代除实录外没有其他体裁的国史，士大夫习惯上称实录为国史。
正是因为明前期史在官府，加以明初文字祸深，士大夫极少涉及本朝史事。元末明初，文坛不乏人才，留下的野史笔记却颇为罕见。叶子奇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因区区小事下狱，撰写了《草木子》，现存4卷本仅涉及元末史事；另有《草木子余录》载有洪武年间政治之暴虐，始终未能刊行，仅散见某些明清学者引文之中，可见原书秘藏之深。大约从英宗时期开始，朝廷的控制有所放松，私家撰述的野史逐渐增多。这类野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经历某一事件的官员依据亲身见闻写的专题性记录，如李贤《天顺日录》之类；另一种是涉及面较广的笔记。如叶盛《水东日记》之类。郑晓说：“国朝小说书数十种中，亦有浪传不足信者。”又说：“近记时事小说书数十种，大抵可信者多。”这里所谓“小说”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私家野史。嘉靖时，郑晓所见到的已有几十种，这以后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由于明前期史事隐晦缺略，所谓“仁宣致治”的太平盛世不过11年，接着是英宗继位，王振弄权，导致土木之变、南宫复辟，皇室内部矛盾再次加剧。国史（实录）既难秉笔直书，野史笔记又多道听途说。经过这样100多年的大变迭起，明中期以后的文人很自然地想要把本朝史事弄个水落石出；加上明中期以后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萌发，治当代史成了明朝史学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2.郑晓、王世贞、李贽的史学
郑晓（1499—1566年）是明代杰出的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自幼爱读史籍，嘉靖元年（1522年）乡试解元，次年中进士，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他一直非常关心本朝典故，在兵部时就撰写了《九边图志》30卷。此后宦海浮沉，历仕刑部、吏部等衙门，“手不释书，人谓其偏嗜坟索，而以文学取名天下”。郑晓的史学兴趣相当广泛，他的著作原本包括了明以前的历代史事和明兴以来的本朝国史，数量相当庞大。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他已经大体完成了明朝开国以来的纪传体巨著，本纪（郑晓命名为大政记）下限至武宗正德，典章制度叙述到嘉靖，国家大事甚至记载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族军队攻至北京城下的“庚戌之变”（按：郑晓为此考作序在嘉靖三十一年九月九日，可证他的当代史一直记载到全书告成之时；此后仍在不断补充，如《皇明直文渊阁诸臣表》记至嘉靖三十八年五月）。不料正在全书告成的时候，发生了吏部尚书李默的文字狱。李默对史学也很关注，目前所见的只是他搜集明代野史摘编而成的《孤树裒谈》。李默对大学士严嵩的谄谀弄权非常不满，准备把严嵩的亲信赵文华革职。赵文华感到前途难保，上疏揭发李默文章中论述汉武帝、唐宪宗用人不当致使国势衰微是影射当今皇帝。嘉靖帝刚愎自用，性喜告讦，果然大怒，把李默革职交刑部治罪，刑部引子骂父律拟绞，嘉靖帝认为以臣谤君罪过更重，改定处斩，李默终于冤死狱中。郑晓当时任吏部侍郎，正好是李默的副手。李默因论史贾祸，使他大为震惊，立即叫儿子郑履淳把自己写的全部史稿烧掉。郑履淳唯恐父亲的一生心血化作灰烬，又不敢完全违背老人意志，就用一个小匣子把一部分史稿偷偷收藏起来。保存部分自然是经过挑选的，主要是具有开创性的明代史著，这就是后来的《吾学编》。至于“述古”的明以前史著差不多全被销毁，所存《古言》二卷“盖千百之一”。郑晓的明以前史学著作当在百卷以上，既遭厄运，后人难以全面了解他的史学功力和观点。直到穆宗隆庆改元，郑履淳才把《吾学编》刻版流传，全书共69卷，“其女后、乐律、仪制、兵略、茶马、盐粮、运法、水利、艺文、隐逸、酷佞、方伎等编竞废”，已非全璧。但“上下二百年间旧章成宪大要毕具。忠臣持以事君，志士怀以筹务，咸此依循，免面墙矣”。可见，直到明世宗在位期间，著书论史仍要冒政治风险。郑晓除《吾学编》以外，还写了笔记体明代史著《今言》4卷，史学价值也很高。比郑晓稍晚的有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1526—1590年）。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祖父王倬、父亲王忬和他自己都历任高官，家学渊源，交游甚广，为他熟悉朝廷掌故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王世贞以文学著称于世，当时被尊为文坛盟主。他对本朝国史怀有极大的热情，自幼立志要写一部当代信史。
王世贞在史学上的功力和才华无论在他生前或是身后都得到广泛的承认。嘉靖时大学士徐阶曾说：“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因而对他加意笼络。明末享有盛名的文人陈继儒颇为惋惜地写道：“予尝谓吾朝有两大恨”，其中之一就是“王弇州负两司马之才，若置之天禄、石渠，而以伯玉（汪道昆字）诸子为副，其史必可观，而老为文人以殁。皆本朝大恨事也。”可见，王世贞不仅在文学上的地位早有定评，史学上的造诣也是独步一时。
为了撰述当代国史，王世贞不遗余力地收集史料，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据他自己记载，编的资料书就有《明野史汇》100卷；《天言汇录》收集了明代历朝皇帝的手诏和口谕。此外还做了大量的笔记如《国朝丛记》《札记》《觚不觚录》《阉寺小纪》《少阳丛谈》《戚武祷杌》《丁戊小识》（此书增补后改名为《弇山堂识小录》）等。在占有丰厚史料的基础上，王世贞对明代史实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考核，写成《史乘考误》11卷，前8卷是考实录和野史之失，后3卷考家乘之误。经过这样周密的准备，王世贞才着手撰写纪传体的当代史。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左右，他已经年过六十，感到要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任务力不从心，只好把自己在史学方面的著作加以整理，编成《弇山堂别集》100卷，交给南京书贾刊刻成书。但是，他亲手编定的《别集》并没有包括他的全部史学著作，甚至没有包括他最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如已经写成的世家、列传、志的手稿和《国朝丛记》之类重要的笔记。原因是这些著作对统治集团指斥的地方很多，公开刊行不能不有所顾忌。在他去世以后，门生好友担心遗稿散失，都主张汇集发刊问世。经董复表整理，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成《弇州史料》100卷，其中大部分是《别集》中没有刊行过的。
王世贞著述当代史，成一家之言的抱负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他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堪称洋洋大观，在明代众多的史学家中无人能望其项背。直到现在，他的史学著作仍为治明史者列为必读书目。
郑晓和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非常接近。他们几乎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当代史学，一是为了“通今”，即总结本朝历史经验，达到“经世”的目的；二是“求实”，即通过考证诸史，写出一部当代信史。
李贽（1527—1602年），福建泉州人，是明代后期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仕宦生活21年。在任南京户部时，跟泰州学派人物交好，并师事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这种交游环境为他以后的大量撰述准备了一个重要条件。
李贽的撰述，主要有《焚书》6卷，万历十八年（1590年）刊于麻城。《续焚书》5卷，是他去世后16年刊印的。《藏书》68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刊于南京。《续藏书》27卷，也是在他逝后刊印的。《焚书》《续焚书》是理论性的著作，反映了李贽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是李贽的代表作。《藏书》和《续藏书》，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后者是明兴以后的传记。这两部书主要是材料的汇集，也反映他的历史观点。由于他的“异端”思想，所有已刊各书均被禁毁。但实际上，他的著作一直在民间流行不衰。
李贽在学术上的特点，是社会观方面有反对封建传统的进步思想。他的史学上的见解也是与众不同的，如“六经皆史”等，这在上一节已有所论述，这里就从略了。总之，由于他所处的时期，正是封建社会衰老时期，封建生产关系正处于退化阶段，新的生产力已经出现，但仍很微弱。李贽的社会观在某些具体的社会现象上表现出一种战斗的精神，但并不能摆脱封建体系的束缚。他在思想上的这种特点，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曲折的反映。
3.明末史学
明朝后期随着内忧外患的加深，经世致用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史学领域中表现为研究当代史的风气愈加浓厚。许多士大夫眼见江河日下，企图通过总结本朝历史经验救亡图存，重新稳定明朝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大部头的当代史著相继问世。其中有代表性的除上述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外，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陈子龙等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等。其他的还有何乔远的《名山藏》、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张萱的《西园闻见录》、朱国祯的《皇明史概》、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等。由于这些皇皇巨制少则近百卷，多则500余卷，只能就其内容和编撰方法做一点简单叙述。
在明熹宗和崇祯皇帝时，出现了三部历史书的巨编。一部是茅元仪在1621年完成的《武备志》，全书240卷，汇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史料。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也可以说是当时军事学的百科全书。又一部是谈迁在1621年开始编写的名为《国榷》的断代史，这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104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编年体断代史中的巨著。第三部是陈子龙等在1638年完成的《皇明经世文编》504卷，书中汇集明初以来有关国家大计的论著，是有关明代政治经济的资料汇编。茅元仪，字止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谈迁（1593—1657年），字孺木，浙江海宁人。陈子龙（1608—1647年），字卧子，松江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他们编这三部书，都是因为看到明皇朝危局，想有助于挽救危局之用，但明亡的局势大致已定，很难改变了。
茅元仪，明末国子监生，其祖父为著名文人茅坤。他自幼好学，生当明朝风雨飘摇之时，科举虽不第，用世之志却不稍减。他遍游南北，结识焦竑、徐光启、李之藻、孙承宗等一大批名重一时的人物，开阔了眼界。天启元年（1621年）即编成《武备志》240卷，全书分《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门，内容包罗了历代史书中的战例和各类兵书摘要，可谓至明朝末年为止的一部军事百科全书。在《军资乘》中不仅记述了至明代我国研制使用的各种冷、热兵器，还介绍了西方传入的“红夷炮”等新式武器；在《占度载》中收有《郑和航海图》。书前序中说：“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确非虚语。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是以前的史书中所没有的。
明代的史学家及撰史者甚众。何乔远，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著《名山藏》109卷。这是一部自明初至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的纪传体明代通史。内容包括37纪，其中《典谟记》实际上是本纪，《坤则记》是后妃传，《开圣记》是朱元璋的祖、父以及世宗之父的传记，其他各纪相当于志和列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韩林儿、郭子兴的传称为《天因记》，明确点出了朱元璋赖以开国的凭借。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陈仁锡，天启二年（1622年）探花。因得罪魏忠贤削籍归里。他“讲求经济，有志天下事”，著《皇明世法录》92卷。作者非常推崇真德秀《大学衍义》和丘濬《大学衍义补》，“犹恨昭代之典故未详，使人证于古而略于今”，“贸贸于三百年来朝廷官府之务”。因此，仿二氏之意，收集明代有关国计的文献，撰成此书。目的在于使任事官员法祖求治，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王圻，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著述甚多，代表作为《续文献通考》254卷。这部书是为了继承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上接宋宁宗嘉定年间，下至明神宗万历年间。除补续了宋、辽、金、元的内容外，重点放在明代经济、社会、典章制度、文献等方面。作者自称为撰写此书收集材料即花去40年时间。
张萱，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当时正值朝廷开史局，他参加了修史工作，“视草之暇，即觅书佣，节略累朝实录，自洪武迄隆庆凡三百卷，私名之曰《西省日钞》”，又“以己意诠次之，凡十之三，卷凡一百，亦名之曰《西省识小录》”。这两部摘编实录而成的资料在火灾中焚毁，但作者对明代史实已有坚实基础，又利用家中藏书“复采摭前言、往行，自洪武以迄万历，为《西园闻见录》。”这部书分专题，按前言、往行二类编排，颇具特色，收罗史实也比较广泛。
朱国祯，天启年间任大学士，政务之余致力于国史。即如作者自云：“半生精神，一生事业”，尽在于此。原稿大约已经接近完成，自序中说：“先后三十余年，不觉积已数百卷矣”。明亡以前刊刻成书的仅《皇明史概》120卷，包括《皇明大政记》《大训记》《大事记》《开国臣传》《逊国臣传》5种及卷首1卷。其余未刊手稿，清初朱家子孙因衰败贫困卖给同邑庄氏，酿成庄氏史案大祸。就《皇明史概》五种而言，作者继承了郑晓、王世贞的求实作风，利用自己曾“备翰苑、参黄扉、窥金匮石室之藏”的条件，尽量弄清史实真相。对野史所载讹传，用“存疑”方式进行辨证。如不少书中说正德时抄没刘瑾家产多达“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作者指出“此皆小说中甚而张之之词，殊不足信。”表明作者不盲从的实事求是态度。
总的来说，明代史学成就不是很高，特别是同经历了276年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朝代显得很不相称。然而，明代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留下的文化积累极为庞大。过去人们常说明人尚空谈，好著书，似乎没有多大研究价值。这多少反映了清代儒学大师们的一种偏见。实际上，从明代中期开始，官僚士大夫往往把自己经手的文书或亲身见闻、读书心得汇编成书；文集、方志、家谱、笔记、杂著较之往代都有长足的发展；从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反映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献不仅是当代人驾驭不了的，直到现在仍像一座蕴藏着金矿的大山一样有待于人们发掘淘簸。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史学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出现多少光芒四射的巨星，而是像夏夜的天空布满了繁星，它们也许不那么夺目，甚至使人眼花缭乱，但对于认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朝代的社会状况却提供了大史学家不可能留下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