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
1.明时期的史学特点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呈现激化的趋势，农民和地主阶级内部各种集团的冲突空前加强。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
明统治者在文化学术方面采取专制政策。明朝，学校的学习内容是皇帝发布的诏令、法律和“四书”“五经”等书。选任官吏通过科举制。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明初，为了更严厉地进行思想控制，制造了不少的文字狱。成祖时，命胡广等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宣扬程朱学派的理学，还命解缙等编《永乐大典》，网罗不少读书人做这种汇抄资料的工作……
这种时代特点与背景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地问世。
自明代初年到清代乾嘉年代的史学，受时代的影响，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大致可分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个阶段。最后，有龚自珍的史学。
2.明代的史学
明代的史籍很多，但抄书成风，无甚大建树。
顾炎武曾批评明代的不良学风。他说，少时受祖父告语：“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与人书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他又说：“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从顾炎武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学风，这种学风反映出一种虚伪和萎靡不振的积习。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都跟这种学风有关。永乐年间，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这是经注的官方标准本，基本上都是抄袭宋元人的成说。《永乐大典》有22937卷之多。今人多把这书推崇为世界上最大的类书，实际上这是一部按韵目排列的书，往往是一部书一部书地抄写进去，它的类书性质并不显著。只因它保存了很多的史料而为后人推崇。但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书只是抄录而成，在史学发展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像以上所说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不能说对历史撰述没有影响。在嘉靖、万历以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明代有值得注意的历史撰述。如果说，从明初到嘉靖以前，也可算作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时是明清史学的一段比较苍白的阶段。
3.明末清初的史学和“经世致用”
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也显得活跃起来。这在东南地区要更显著一些。明清之际，是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年代，当时出现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大师，讲求经世致用，有不少名著问世，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郑晓、王世贞、李贽、焦竑，都是嘉靖、万历年间博学的人，写出了有一定分量的史书。郑晓是以纪传体记载明代史事的开创者，写有很多史学价值很高的著作。王世贞是当时的大文学家。他的史学成就为他的文名所掩，所著《弇山堂别集》100卷，是《明史》问世以前关于明代史事的重要撰述。他自视甚高，曾说：“吾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这句话在强调学者要有独立见解这一点上，在当时是可贵的。李贽，是著名的有战斗性格的思想家。他敢于公开反对儒学正宗的偶像，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所著《藏书》《续藏书》，对史事有不少独立的见解。他的《焚书》《续焚书》，是理论性的著作，也包含有关于历史的理论，如主张经史相为表里：“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这是对经史关系的新看法。汉人把史附在经的下面，魏晋以来把史从经中分裂出来。李贽却要经史平起平坐，甚至要把经放在史的下面了。李贽在《童心说》里又说：“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明矣。”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话对史料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很有意义的。李贽的史学理论、史书编撰和史料论，都值得做进一步研究。焦竑（1540—1620年），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对当代典章尤为注意。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让他专司其事。他除纂成《国史经籍志》外，还收集了大量素材。不久，国史馆停办，他因正直敢言，又同李贽等人相善，被视为异端，受排挤返回老家南京，从此专心著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编成《国朝献征录》120卷，网罗了明宗室、勋戚、内阁以下文武百官以及没有出仕的隐逸之士、宦官的碑传材料，兼及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记述。焦竑搜集这样庞大的明代人物资料不仅是为撰写明史列传做准备，更重要的是总结成败的经验，寻求长治久安之道。黄汝亨在序言中对焦竑的用意说得很清楚：“夫士大夫戋之者趣富贵如骛，安事诗书。即有逸伦之姿，爱奇矜愽，注之高视千古之上，迂谈六合之外，而问以当代行事与人物材品高下，代谢之数，则舌举目睬，莫能置对。”焦竑有见及此，在史馆“殚日夜之力，取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大而国体，隐而民瘼，赜而世务，殽而材品，当时治乱兴衰得失之林，诫覆辙，标芳轨，于之乎在”。
除《国朝献征录》外，焦竑还著有《国史经籍志》5卷，附录1卷。
明末，茅元仪、谈迁、陈子龙等人的撰述，在编撰上各有特点。茅元仪的《武备志》，全书240卷，汇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史料。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是以前的史书中所没有的。谈迁的《国榷》，是一部编年的明史，104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编年体断代史中的巨著。陈子龙等的《皇明经世文编》，508卷，书中汇集明初以来有关国家大计的论著，是有关明代政治经济的资料汇编，所选资料在当时都有代表性。这书不是一般的资料书可比。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明清之际学术界的大师。他们学术思想有丰富的成就，而经世致用是他们思想中共同的特点。顾祖禹在学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也讲求经世致用。下文将对他们做较详的介绍。唐甄所著《潜书》，是一部政论，也是一部史论。他在其著作中，对封建专制进行严厉的斥责，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控诉说：“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乃反不谓之贼乎！”又说：“若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于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官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他倡言民为立国之本，“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他说：“国无民，岂有四政？”唐甄已见到当时的封建君主专制必须改变，但他跟其他的进步学者一样，看不清未来的社会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从嘉靖、万历年间的“六经皆史”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这是明清时期史学的第二阶段。“六经皆史”，是要抹去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灵光。“经世致用”，是要消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穷则思变”的要求。但这时新生力量究竟还微弱，还没有冲破封建桎梏的能力。在封建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到了乾嘉年代，史学的大量工作便向历史文献学和考据史学的方面转化，明清时期的史学从而进入第三个阶段。
总之，明清史学的纷繁现象，是社会变革的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有的反映得明显，有的反映得曲折，有的为封建桎梏所紧紧掌握，有的是要挣脱封建桎梏而又苦于力量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