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小溪流向延河
抗战时候的夜晚，照亮“陪都”重庆的是万家灯火（除了发出日军飞机突袭警报时），照亮延安的则是一盏盏如豆的油灯。那时候的重庆悲壮、凝重、紧张，也不乏别一种繁华。白天，充满慷慨出征、激昂演说、督办军国要事的战时气氛。入夜，却也有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光色。许多可疑的掮客商贾像老鼠钻出地洞，出现在豪馆华堂或达官贵人的秘密会所。倒卖军火粮油的，甩卖美援物资的，克扣前线补给的，发各种国难财的，一笔笔“五子登科”的权钱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而这时，孤悬大西北的延安贫瘠空阔，黄沙弥天，与重庆形成鲜明对照。都市与边城、电灯与油灯，华服与土布、小米步枪与飞机大炮，种种的区别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的抗战立场和廉洁作风，两地的一切区别都不重要了。大批国之精英和有志青年投奔延安，这便是民心所向的证明。
都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不！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救亡图存，那么多花季女孩经历艰难险阻的跋涉，抵达延安——
家资钜万、仆僮成群的豪门闺秀（譬如卓琳、严昭、苏菲、康岱莎、陆红），面对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眼泪，砰的一声关上门，背起行装朝遥远的大西北走了……
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或将门虎女（譬如杨汉秀、周盼、乌兰、翟颖），深夜中与家人不辞而别，朝战火纷飞的西北抗日前线走了……
知书达礼、温柔可人的小家碧玉（譬如丁雪松、侯波、吕璜），双膝跪倒，热泪横流向双亲磕了个头，然后朝延安走了……
苦大仇深、瘦骨伶仃的童养媳或贫家女（譬如王定国、赵瑛），还有流浪孤女兼小偷（肖陶志），骂了一句“滚他娘的”，扔下烧火棍扛起红缨枪走了……
满怀一腔热血的女大学生（譬如薛明、严慰冰、张琴秋、郭霁云、赵志萱）为东三省的沦陷失声痛哭，然后冲上街头，迎着激射的水龙，发出救亡的呼吼……
因为来延安的女生愈来愈多，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的任务骤然加重，同时长征过来的许多女战士也需要补文化课。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宣告成立。开学典礼那天，身材颀长清瘦的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迈着他那独特的长阔而缓慢的步子来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那天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即大米和小米混合）、猪牛羊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即小米锅巴）。饭后举行了歌舞晚会，不少老乡围拢来看热闹。那些新奇的节目让他们大开眼界，见一个女孩子上台吹奏口琴，老乡们议论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
女大校舍是沿着延河东岸的半山坡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约百余孔，每孔住六到八人。清晨时分，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穿上军装，沿着山坡小道下到延河边洗漱。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很快成为延安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时的延安男女比例为18:1，找个婆姨很不容易。延河对岸有中央党校、抗大和许多机关，天气好的时候，清晨、中午或者傍晚，总有些未婚男士拿着一本书或几张报纸跑到河边来“用功”，其实是来偷看对岸风景的。来得最勤的，姑娘们还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河防司令”。女大食堂在山脚下，一日三餐，蓝色溪流要上下山六次。遇上雨雪天，各班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到山下是常见的乐事儿。
山野之地没有厕所，女孩们要方便，都跑到坡上或树后找个避人地方一蹲。校长王明是从苏联回来的，懂得讲文明卫生，他说这个样子不好，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挖了一些厕所并用席子围起来，看着就挺城市了。
那时陕西百姓贫困到极点，女大学生下基层搞土改，常见一家人轮着穿一条破裤子。她们回忆说，那时做工作队员深入群众真是可怕！进了老乡的窑洞，男的大都裸着上身，下体只围一块破布。女的缩在炕里，脚上缠着厚厚的裹脚布，身上却没穿的，几乎一丝不挂。老乡们热爱八路军，见你吃饭没筷子，顺手折一根树枝，用嘴一吸溜，然后递给你。吃饭的粗瓷碗本来就很黑，盛饭前用脏兮兮的手或袖口一抹。吃完了也不洗，用嘴舔干净，你说下次怎么用吧？后来女孩们有经验了，下乡时都自带餐具。
中国共产党能从延安走到北京，有一个细节极具启示意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曾跟随一个八路军连队赴前线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儿东西可吃。秋天的田野里，谷子已经成熟了，他们一动不动。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入夜，男女战士们围着篝火，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他们的歌声像一支管弦乐队。”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便在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生长。这里，我记述的是窑洞里一对姐妹花的故事。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一张污黑的小脸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出现在没窗扇的后窗口：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在那里探头探脑朝屋里张望。房间里，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张脏兮兮的军用地图，红四方面军几位领导正在那里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参谋和通讯员进进出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窗口那个小女孩，引起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年29岁的张琴秋的注意。院门口是有哨兵把守的，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溜进来的？
张琴秋走出房间，绕到后面，招招手让那个小女孩过来。她问，小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啊？。
女孩挺挺小胸脯说，红军姐，我也要当红军！
张琴秋笑了，摸摸女孩的头顶说，瞧你还是个小丫头，过两年再来吧。
女孩说，别看我个子矮，都15岁了（其实她因怕红军不收她，多报了1岁），红军不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吗？我个子矮就是因为吃不饱饭，所以要当红军闹革命。
张琴秋眼睛一亮，说你这个小鬼很聪明啊，当红军要扛枪打仗，走很长很长的路，还经常吃不饱肚子，你能行吗？
女孩响亮地说，你红军姐姐行，我就行！
张琴秋被感动了，说你年龄太小，个头又矮，下连队还不行，先在我这儿当勤务兵吧。女孩一听，乐得一下蹦起老高。
她就是赵瑛（生前为吉林省四平联合化工厂党委书记）。1919年，赵瑛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小山村，家里一贫如洗，参军前从没穿过鞋。1932年12月，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还把地主积存的香肠、腊肉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因为土改，14岁的赵瑛第一次穿上一件小碎花布衫，美透了。第二年春，小赵瑛出门割猪草，在村外开阔地上看到二百多名红军女兵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她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足登草鞋，手持长枪大刀，随着军官口令不断喊杀，做出各种劈杀动作。小赵瑛深深地激动了，下了决心要当红军。
第二天大早，赵瑛没告诉父母，偷偷溜出家门跟上队伍出发了。
长征开始了，赵瑛的个头儿仅仅一米多一点，比长枪高不了多少。但她戴上八角帽，穿着宽大过膝的灰军装，背上长枪和2.5公斤炒面，跟上大部队毅然出发了。在翻越海拔4500米高的夹金山之前，当地老乡看到个子矮矮的赵瑛，惊讶地瞪大眼睛问，你这个小不点儿还要过夹金山？
当然！赵瑛毫不犹豫地说。
好心的老乡告诉赵瑛，过雪山必须准备一些辣椒面、生姜，带上些白酒当然更好。而且上山要趁早，爬到山顶以后不能停留，要赶紧下山，否则狂风暴雪一来，就会被封在山上活活冻死。
赵瑛用破布把脚裹起来，穿着一双草鞋，硬是翻过雪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草鞋和破布磨穿了，脚磨破了，崎岖的雪路上，留下两行带血的足迹。
部队减员甚重，伤员骤增，赵瑛被派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卫生员。有一次，她看到一位小战士腿部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面，逼人的腥臭味十几步之外就能嗅到。长征途中，十天一大仗，三天一小仗，医院严重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那位腿部重伤的战士痛得日夜呻吟，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赵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他。有一天晚上听医生聊天说，人的唾液能够消毒消炎，赵瑛灵机一动想，没有药品，我可以用舌头帮他消炎吗！
第二天早晨，赵瑛走到伤员床边轻轻说，医院没有足够的消炎药，我听说人的唾沫可以消炎灭菌，让我试试好吗？那位战士惊呆了。赵瑛不顾冲鼻子的腥臭味，细心打开绷带，先用洗干净的棉花沾掉伤口上的蛆虫，再用盐水消了毒，然后低头张嘴，用舌头一遍遍舔去冲洗不掉的脓血。这位战士哭了，周边许多伤员看到这一幕，也都哭了。
赵瑛坚持了许多天。这种办法果真显出奇效，小战士的伤一天天好起来了。他拄拐挣扎着站起来的那天，见到赵瑛的第一件事，就是含泪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担架上所有躺着的军人也都同时向她敬礼。
赵瑛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水草茫茫的松潘草地纵横300多公里，一望无际，平坦如砥，没有山丘也没有村庄，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这里是危机四伏的沼泽地，草皮下面都是浅水稀泥，一脚踩下去，烂泥中会咕咕响着冒出呛人的臭气。只要在一处稍做停留，身子就会渐渐陷进去直到没顶，而且越挣扎陷得越快。战友们也很难伸手相救，因为上级规定不许救，怕战友们一块陷进去。有一次，一位女兵突然陷进泥沼中，挣扎不出来了。她流着眼泪，在没顶之前把自己的枪和米袋子扔给了赵瑛。赵瑛一屁股瘫坐在塔头墩上放声大哭，直至战友没顶，消失在大地之中。
草地上蚊子特凶，大蚊子足有2厘米长，夜里蚊子咬、冷风吹，赵瑛和战友们又冷又饿，只能背靠背坐在较硬的地面打个盹儿，这样既可以互相取暖又可以互相照顾。坐一阵子，地下水渗上来，就再换个地方。由于双脚整天在泥水里泡着，腿脚全肿了，身上头发长满了虱子。赵瑛她们为了方便，干脆把头发剪掉，女兵全成了秃子。休息时，淘气的小战士会乘她们不备，猛地掀掉她们的帽子叫：“尼姑！尼姑！”惹得大家一阵笑。
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已经先行通过，路上的野菜都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赵瑛所在的卫生队就是能挖到一些野菜，也要先给伤病员吃。女兵们连草根带泥巴一块吃，个个瘦得皮包骨，肚子胀得老大，走路直打晃儿。不时头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呼啸着跟着行军队伍疯狂扫射，只有几杆破枪的红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草地上又无可掩蔽之处，大家只能在头上戴个树枝圈圈儿就地卧倒。一排排机上重机枪子弹打下来，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草地上。飞机炸够了，飞远了，活着的战士们哭着喊着怒吼着，掩埋了牺牲战友，然后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艰难前行。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赵瑛和战友们终于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村庄、牛羊和袅袅升起的炊烟，看到路上络绎而行的人影，脚下的草地也变得结实了。战士们狂喜地大叫着，猛地蹦起老高，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赵瑛和姐妹们互相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眼里噙满喜悦的泪水。他们终于走出草地了！
赵瑛随部队到达延安不久，赶紧求识文断字的战友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她参加了红军。两个月后，一个亲戚来了信，说由于她参加了红军，父母弟妹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五口之家，只剩下她一个人！
女大创办后，专为长征过来的没文化的女红军办了一个特别班。一次，指导员薛明（后为贺龙元帅夫人）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地图，打开来给特别班的老兵们讲长征时走过的路线。赵瑛和几位年轻的“老革命”没见过地图，见薛明在上面划出几条线，竟大为光火，赵瑛腾地站起来喊：“我们走了老远老远，你那么几根线线就给我们划完了？”
东北抗联的另一场“长征”
黎侠，抗联出身的女战士，与赵瑛住过一孔窑洞，是铺挨铺的姐妹花。听赵瑛讲长征的故事，黎侠哭了；听黎侠讲抗联的故事，赵瑛哭了。
1933年冬，大东北积雪过膝，冻云欲裂。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突然包围了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村落，把全体村民赶到麦场上。三十多个青壮年男人被挑了出来，用绳子捆住双手串在一起。一个鬼子军官挥着手枪吼叫说，几天前抗联分子炸了县城里的炮楼，今天皇军就是来警告你们的！随即，早已架好的几挺机枪吼叫起来，那些男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一个个像草捆一样倒在血泊之中。
村民们呼天抢地，悲号不已。其中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那时她叫黄晓英，参加革命后改名黎侠。就是这血流成河的一刻，让12岁的她跟着父亲，很快成为抗联战士。
1936年元宵节，鬼子忽发奇想，为粉饰“大东亚共荣圈”以蒙骗世界舆论，在宁安县精心组织了一个大型灯会，事先给好些中国小孩发了新衣服和糖果，但规定衣服不许弄脏穿坏，糖果也不许吃，吃了就杀头。等摄影师拍完电影，两样东西就收回。
抗联组织决定破坏鬼子的计划，派13岁的黎侠混进灯会。就在鬼子摄影师开拍的时候，她乘夜色掩护，把藏在棉衣里的几百张传单像雪片一样撒出去。顿时满街大乱，鬼子摄影师只好关掉机器。
第二天，宁安县贴出通缉令，悬赏二十万金票捉拿撒传单的女孩。黎侠在村里呆不下去了，经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安排，她在数十里外的约定地点找到地下交通员、一位农家妇女丁志清。数天后，丁志清扔下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分别为7岁、4岁、1岁半），带着黎侠上了山。临走时，她对大女儿说，妈上山找你爸去（其丈夫孙万贵是抗联战士），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别忘了半夜起来给小妹把把尿。白天饿了，梁柁上挂着几十穗苞米种，你和小二抱磨杆儿拉点苞米面，做面糊糊吃吧……
找到抗联队伍后，丁志清再没回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战乱年代，这三个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们为寻找母亲，一路乞讨，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古，成了流浪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
东北抗战十四年，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另一场长征，一个冻死、饿死、战死的悲壮而漫长的浴血里程。在延安窑洞里，黎侠给赵瑛算了算，说我13岁当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打了三年游击，也走过一个二万五千里呢！
有一年冬天，黎侠和两位战友在战斗中负了伤，这支抗联小分队不得不进入一个村屯的堡垒户李大娘家隐蔽。十几个人，家里那点儿玉米很快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走路都没了气力。黎侠发起高烧，几近奄奄一息。一天晚上，李大娘忽然给大家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子。大家欢呼起来，瞪大眼睛一窝蜂扑上去，边吃边问大娘从哪里搞来的粮食？
吃吧吃吧，问那么多干啥！大娘说罢回身进了炊间。
不大会儿，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来说，大娘躲在当院里哭了。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儿不对。队长最先发觉了，四面瞅瞅，哑声问：小玉花呢？
6岁的玉花是李大娘的孙女，她的父母都战死了。战士们疯跑出去找，没有。队长冲到大娘面前问，玉花哪去了？大娘不语，只是眼泪哗哗流。再三逼问之下，李大娘终于忍泣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玉米面！
如雷轰顶。夜色中，队长和二十几名战士齐刷刷跪倒在大娘面前，泪如泉涌磕了三个头。
还有令人又心酸又好笑的故事。那是大山里的初春，能吃的只有些草根。黎侠和战友刘英（其丈夫韩光原为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在长途转战中饿得头晕眼花，好不容易挖到一小捆草根。刘英说，我拿到河边洗洗吧。黎侠点点头，一屁股瘫坐在大树下。刘英把草根拿到河边洗着洗着，饿得实在忍不住，心想先吃一点吧。结果一张口，一发而不可收，等她回来时，草根已经吃光了。
黎侠见她两手空空地回来，奇怪地问，草根呢？
眼泪一串串从刘英脸上掉下来，她有气无力地说，真对不起你，草根让我全给吃了，要不我就饿死了！
黎侠有些来气，说你怎么能这样，那是咱俩的，你也不能独吞啊！
那时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刘英不知怎么赔罪才好，便搂住黎侠的脖子说，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管你叫妈行不？
行，你要不叫我就毙了你！黎侠乐了。
刘英果真叫了一声“妈”。
刘英和黎侠同岁，还比黎侠大几个月。这虽然是个玩笑，可深感内疚的刘英一诺千金，以后真的就跟黎侠叫“妈”了，黎侠也乐呵呵地应着。一年后，黎侠和刘英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住同一间宿舍。一天晚上，两人埋头复习功课，有道数学题把刘英难住了。她头也不抬，习惯性地说：妈，这道题我咋想不明白呢？
正巧这时李立三推门进来，他四下瞅瞅，诧异地问刘英，你跟谁说话呢，你妈在哪儿？
刘英和黎侠只好把前因后果跟李立三说了一遍。李立三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这个习惯跟着黎侠、刘英一直传到延安。刘英与韩光结婚时，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岁数大得多的韩光还恭恭敬敬向黎侠鞠了个躬，喊了一声：岳母大人！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