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政策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公众不得不承受严重的财政紧缩造成的影响。过度的激进主义降低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甚至把很多中产阶级拉入了贫困阶层。很多人一开始置身事外，后来也会上街抗议。同时，政策对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只能起到反作用，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不景气，经济危机激化了民众的反抗情绪，希腊和西班牙的局势变得愈发混乱。这里再也不是流淌着橄榄油和葡萄酒的梦幻大陆，这些社会尽管并不贫困，却变得异常脆弱。最近这几年，地中海周边的几个国家都可以算作“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以及脆弱和衰败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地区如果推行了成功的经济政策，社会发展得一定比现在好。
因此，富裕和脆弱的社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果被广泛实施，将来这种情况发生的会越来越频繁。葡萄牙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推行了不负责任的极端政策，他们将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从工资总数的23.75%降低到了18%，把负担推到了雇员身上，员工缴纳的部分从11%涨到了18%。不仅民主议会提出了抗议，街头也爆发了暴力示威活动，迫使政府放弃这个考虑不周的计划。如果我们以平均购买力每天1.25美元作为标准，简单地将消费标准低于这个数字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稳定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20亿下降到了如今的10亿。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如果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之相似，也会得到满意的结果。有些人确实抱有这样的期待，即使潜在因素正在变化。对股指期货市场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还会持续降低，到2005年，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会下降到2亿。
经济发展促成了这些成就。在某些案例中，比如巴西在过去十年间又推行了收入分配制度，给穷人带来了更多好处，这是造成这种积极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的开明政策可以让穷人的收入增速高于平均值。
但是，我们也不要被民粹主义引入歧途，以为只有通过收入再分配才能消除贫困。如果经济零增长，一切都成了无稽之谈，只有在产值增加的情况下，再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必须实现收入普遍增长，穷人的收入才能正常增长。
相比之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中国2014年统计的人口是13.672亿）幸运地摆脱了贫困的泥淖，由于经济增长改变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状态。如果不是由于政府推出了适当的经济政策，国家与市场互相协作，很难取得这么大的成果。根据中国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如果政府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不能从本质上减少贫困。即便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也很难取得这样的成果。
对于中国来说，贫困人口的减少和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同时存在的，因为在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时候，富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穷人快。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和巴西的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是收入差距也在急剧增加，巴西的收入差距最近出现轻微的下降，如果两个国家继续以目前的状况向前发展，过不了几年，两国的基尼系数就会持平(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低于巴西)。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中国成功抗击贫穷的表现，不仅要做出表扬，也要提出批评。生活状况改善的大部分是城市人口。但是53%的农村人口，这七亿多人还在与贫困做斗争。中国确切的收入分配状况还不清楚。中国的十分位所得分配比是4.3（国民总收入的15%被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拿走，收入最低的10%人口只获得了总收入的3.5%），基尼系数是0.480，他们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全体公民的收入才行。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冲突。毕竟中国还有1.8亿贫困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本国经济虽然飞速增长，这些勤劳的人民却尚未享受到丰收的成果。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虽然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如中国，但也是成绩斐然。印度贫困人口比例下降1%，就等于让1200万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数字和也门的贫困人口总数相近。也门有2500多万人口，45%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地区的贫困必须完全消除。在遭受穷困煎熬的同时，该地区的情况还在持续恶化。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人口居民占人口总数的13.4%)、印度（30%）、印度尼西亚（只有12.5%）、巴西（20.4%）各国的人口总数超过30亿，发展水平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低下，属于稳定的国家。也门属于典型的不稳定国家，伊朗（贫困人口占20%）也属于这类国家，除此之外还有人口稠密的尼日利亚（贫困人口占70%！）和巴基斯坦（贫困人口约占23%）。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体制和政治稳定，即便发展水平暂时落后于同类国家，也会慢慢赶上。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极端贫困即便存在也会变成特例，虽然未来还会出现相对贫困。可悲的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结构不稳定的脆弱国家。很多人深陷当地种族斗争或领土争端的泥淖，无心旁顾。世界局势处于动态发展中。之前马里也属于稳定的贫穷国家，2012—2013年变成了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缅甸之前的局势也很不稳定，近几年状况好战。但是，世事无常，这些国家稳定或不稳定的现状将来可能还会出现变化。因此，预测未来的变化是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脆弱经济体的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至今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保持在5亿人的规模。如果我们将贫困的标准提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定义在每天消费2美元，到2025年，脆弱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会增加，虽然分布地点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十个非洲贫困国家中，贫困人口接近总人口的60%。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有9000万，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16%，从现在开始再过15年左右，这个国家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比现在还要多。尼日利亚的贫困人口有6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7%。换句话说，可能用不了20年，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国家，贫困人口就能超过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1/4。从这一点来看，既算坏事也算好事。之所以说是坏事，因为集中的贫困和由此产生的痛苦，会导致社会崩溃，以及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不光会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还会对很多国家造成后续性的深远影响。之所以说这是好事，因为相较于贫困人口散落在全世界的状况，贫困人口集中在相对小的区域内，问题解决起来更容易。
虽然正确的发展方向很明确，发展经济专家和政治实践专家也付出了努力，脆弱的地区，比如苏丹的达尔富尔、马里的阿扎瓦德、埃及或巴基斯坦全国，面临的问题却日益严峻。这些地区面临的不再是单纯的社会（人民生活困难）和人道主义（人民挨饿、生病和死亡）问题，还有政治（政局不稳）问题以及安全（极端主义的滋生土壤，不断升级的地区冲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