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大改造创立物质基础的是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的企业，把它们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接着又用极大的努力发展了国营工业、运输业和其他企业，国营工业产值在一九四九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到一九五二年就已经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而到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了。国营工商业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就使国家具备了改造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决定性条件。
在中国条件下，农民问题始终是个根本问题。在中国六亿人口中，农民就占五亿多。中国无产阶级正是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
所以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首先在农业方面出现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工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些高潮使中国预期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在一九五六年中基本上完成了。
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了使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还在革命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总结了农民群众劳动互助组织的经验，看出这类互助组织已经存在社会主义的萌芽，有可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以推广。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总结这类新经验，全国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就提出必须以贫农和下中农为核心，按照自愿的原则，在农民中普遍发展临时互助组以至常年互助组，并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步地和大量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入股、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再走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坚持了树立贫农和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的阶级政策。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互利的政策，大大巩固了同中农的联合。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杜绝了粮食的投机活动，使中农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无望，广大的中农停止动摇，积极要求入社。党采用这种逐步前进，并在前进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就使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使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得到好处，逐渐习惯于集体生产方式，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一小部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木帆船、兽力车等则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公私合营。小商小贩是个体商业劳动者，一部分实行公私合营，其余都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这一改造，中国共产主义者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赎买政策的原则，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确定一系列改造的步骤。
共和国成立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旧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就是通过团结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通过斗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的改造。在政治上，工人阶级仍旧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关系，在经济上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改造分为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和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二四四页）。私营工业从一九五○年开始经过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而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一九五四年大多数发展为公私合营企业，再到一九五五年秋发展为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私营商业则从执行经销代销业务发展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重大步骤。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办法，就是逐步赎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制度，合营后则采取一定时期内支付资本家一定利息的制度，马克思和列宁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允许的和有利的。这一指示已经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证实了。
使我们可能采取这种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因为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营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占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没有反抗，因为：第一，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别的出路；第二，经过多次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他们已认识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第三，在改造中，国家对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做了适当的安置。
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中指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在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级面临着实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技术基础的严重任务。同时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果然，在一九五七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进行了反共产党、反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样，使得党不得不在整风运动中同时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大规模的斗争。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胜利。“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三
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交叉进行的。中国人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原则，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从一九五三年起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起又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很落后，外部除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以美国侵略者为首的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
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中国解放的前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就已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因此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速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九五五年冬季，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群众性的生产高潮开始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号召，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里指出，必须批判当时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扩大建设的规模和加快建设的速度。接着，毛泽东同志把序言里阐述的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建设事业中做“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使生产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五六年一月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向全国人民提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十大关系》的报告，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这些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巨大作用，使一九五六年整个经济文化建设获得巨大的跃进，但在跃进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的情况，当时有一些同志不了解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能在发展中来解决不平衡，不能用限制发展来保持落后的平衡，因而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不平衡的缺点，把一九五六年的跃进认为是“冒进”，甚至有人对党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也发生怀疑，这样就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工农业生产的进展。
一些同志的怀疑与保守思想，使一九五六年本来已经出现的生产高潮，未能继续下去，使一九五七年的生产发展的速度落后于上一年。
但是党很快就纠正了这个错误。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重申了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又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同志并且提出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号召。党中央的这些正确指导，就为发扬群众积极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到某些同志有一种观念，认为似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不存在什么矛盾，任务很简单，只要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能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不需要群众路线，只要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只要有专家、有设备，致力搞“业务”就行。另一方面，又从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看到种种迹象，指出中国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力的浩大的、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必须及时解决整个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的问题。为了更大规模和更快地进行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主张。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整风”，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就是经过大辩论和适当调整关系，随时解决新出现的矛盾，达到新的团结，来推动生产力的前进。通过这种辩论与调整，把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只注意技术，不注意政治挂帅；只注意干部，不注意群众；只注意中央的集中领导，不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只注意重点建设，忽视普及建设；只注意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注意大企业，忽视中小企业；只要求最新的技术，忽视群众性的似乎“平凡”的技术革命等等，取得合理的解决，即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加以解决，使生产蓬勃发展。
由于在群众中放手地进行了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由于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放手地开展了对于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许多原来处在落后状态的人们也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解放，迅速地赶上了先进的人们。
群众和干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建设事业中的一切浪费现象和保守现象，纠正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中的不合理现象，改变那些限制生产力发展、限制群众积极性的规章制度。批评与被批评者都以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重，都以做好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为要，大家采取真正的同志态度，互相帮助改正缺点和争取进步，人人都以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来要求自己。这样，就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风气，新的习惯。
与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武断相反，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逐步消灭官僚主义的力量，出现真正民主的和平等的关系。并且证明，正和修正主义者的论点相反，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发扬人民民主和消灭官僚主义。
群众在这种振奋人心的气氛中，通过自己的实际生活，进一步地看到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是依存于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个人幸福是依存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的，于是他们在劳动中表现了共产主义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城乡人民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革命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