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和艺术具有巨大的社会改造作用，文艺是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此，共产党把文学艺术工作者看做是自己的忠实朋友，思想斗争中的助手和支柱。因此，共产党向来对于文学和艺术十分重视，关心文学艺术的繁荣，坚持文艺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因此，党把文学艺术事业看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党领导文艺工作，也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其他部分一样。党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执行党的政策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苏联文艺，最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具有强烈的、鲜明的党性。列宁远在一九○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就提出文艺的党性问题。列宁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针对着资产阶级的习气，针对着资产阶级营业性的、生意经的出版事业，针对着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在更完全更完整的方式里实现它。”（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日丹诺夫说，列宁这一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对于文学科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因为列宁在这里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文学不再是个人或个别集团谋求私利的工具，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了使文学能够为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服务，文学必须受党的领导，必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这样直率地、毫无掩饰地宣布文学艺术的党性，来揭穿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文艺自由的虚伪性。文艺受党的领导并不是文艺没有自由，相反的，这是文学真正获得创作的自由。列宁说：“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愿意写、说他愿意说的一切，没有丝毫限制”，但是人“生活在社会里要脱离社会而自由是不可能的”。或者站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或者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党和人民是一致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的政策构成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谁要同人民一起，谁就永远同党在一起。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谁就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因此，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也是一致的。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作家，只要他们关心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要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人民的幸福奋斗，那么不管他们选择什么题材，反映什么生活现象，他们的作品就会符合人民、党和国家的利益。文学艺术家进行这样的创作就是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他们的作品就是有人民性有党性的作品。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文艺只能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作品里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工农群众的愿望，作家就要受到迫害。十月革命解放了我国劳动人民，也解放了文艺工作，使它能畅所欲言地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多数人写作，这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的最大的创作自由。
相反的，如果文学艺术家不是从党的、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不是执行党的政策，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而是追求所谓“绝对自由”，“自由地”脱离广大的劳动人民，只凭自己的喜爱随便写作，那么这种作家就必然要落到反党反人民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泥沼里去。
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全面建设工作时，就以列宁所提出的党性原则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纲领，展开文化建设工作。
列宁的党性原则，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学艺术家从过去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中解放出来，获得一个明确的方针，真正自由地、毫无束缚、毫不勉强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要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在当时苏联，这一任务的解决，比解决政治或军事的任务还要困难，比解决经济任务还要更多的时间。
十月革命使文学艺术成为全民的财产，但广大工农劳动人民要能享受这一财富，还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首先要铲除人口中极大多数的文盲；除了接受优秀的文化遗产之外，还必须创造新的更丰富多彩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产阶级文艺；十月革命后大多数文学艺术家是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力培养工农文艺家的同时，还必须改造这些旧的知识分子。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这些任务都一一解决了。于是新的苏维埃文学迅速地发展、成长起来，获得辉煌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伟大的作用。
但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每隔一个时期，总要发生一些脱离正确的党的文艺路线的事情，往往有不少文艺工作者犯严重的错误。每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党出来揭露和批评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使文学艺术重新能够发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
在苏联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上，党总是针对文学艺术所遇到的困难，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阐明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道路和所应担负的任务。一九二九年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批评当时文艺界对党和政府独立性以及脱离党的领导的情况，号召苏联文艺家根据列宁的党性原则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艺）、一九二五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指出文艺方面正发生着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明确规定培养工农文艺干部和团结争取“同路人”的方针），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等团体的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违反党的广泛团结和动员文艺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政策，提出解散这些宗派主义文艺团体并另行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建议）、一九三九年政府设立斯大林文艺奖金以鼓励苏联文艺创作的发展、一九四六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话剧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一九四八年联共（布）中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词《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一九五二年《真理报》发表编辑部专论《克服戏剧艺术的落后现象》、党的第十九次和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中都谈到文艺问题，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召集的作家、美术家、雕刻家、作曲家会议上的讲演，这些都是党对苏联文学艺术工作的最具体最有力的帮助，帮助苏联文艺工作者坚持党的政策，时刻不忘自己崇高的使命、真诚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党对于文学艺术事业的这些帮助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党主张文艺要有党性，绝不是干涉或束缚文艺的自由创作，相反的，是保卫文艺的自由创作。从上述几个中央文件来看，没有一次不是残余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毒害了一部分作家，在文艺界造成宗派主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等错误情况，因而使文艺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服务的创作，失去自由，使文艺的发展受到阻碍，陷于停滞等等。每遇到这种情况，党中央便伸出援助之手，解除文艺的束缚，使它重新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
这就更雄辩地说明，党的领导绝不是干涉文艺，约束文艺，而是解放文艺，使文艺获得充分的创作自由。苏联文艺之所以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就是它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性的原则，在被错误思想侵袭束缚而难以前进时能根据党的正确方针从泥沼里振拔出来的缘故。
斯大林和高尔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在使苏联文学艺术更好地执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任务上，起了伟大的作用。
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不仅在于如实地反映现实，还在于掌握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指出现实的必然发展方向。文学艺术作品在真实地描绘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时，既要展示社会主义现实的积极的、光辉的和鲜明的方面——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令人信服地指出光明的远景，并且还反映对缺点的批评，对妨碍我们前进的消极现象的揭发和谴责。
揭发和批评缺点，同样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但是，如果有人以为文艺的使命只在于寻找缺点，反映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故意采取敌对态度了。
十月革命解放了俄国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了生产力。四十年来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济建设方面获得了无比伟大的成就。同时，苏联的文化事业，特别是文学艺术事业，得到空前广阔的自由发展的天地。四十年来，它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也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从苏联文学艺术所经历的四十年伟大历程来看，它的光辉成就是和党的领导，和坚持列宁的党性分不开的。
原载《文汇报》1957年10月22日第2版
署名：林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