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受侵略受残害，是十分同情的，但他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经济学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导师，一再论证，一国社会经济的不能发展，在外力进攻之下，也会被迫地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走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发生革命，出现巨大的变革。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小农业经济特别顽强，资本主义的侵略者就用最凶恶的手段来攻打，毒品不成，又继之以大炮，大炮之后，又输入更多的毒品以及其他工业产品，包括棉纺、毛纺织品，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破产，使大批大批的中国人民流离颠沛，饥寒交迫。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这种干涉行动就摧毁了这些小规模的、半野蛮半文明的村社的经济基础而破坏了村社，这样就实行了亚洲所从未经过的一次最大的，而且的确可以说是唯一的社会革命。看到这些成千成万的、宗法的、安分守己的集团被破坏和瓦解，看他们沉沦苦海，其中个别分子失去其古代的文明形式，又失去其历来的生活来源，心里自然很悲痛——然而我们到底还是不应当忘记，这些闭关自守的村社，无论其怎样纯良，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政体的稳固基础，它们使人的理智拘泥于最狭隘的范围内，把理智变成迷信的驯服工具，使它服从传统惯例，使它不发生什么影响，使它不能努力于历史上的活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旧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人们被迫走在饥寒死亡线上。穷则思变，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人们为了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发动了革命。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一八五○年开始了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发出了热烈的欢呼。马克思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这次革命对整个文明世界将有巨大的影响，并指出，由于俄国的威胁可能发生的全欧战争也在中国革命的面前，在意义与影响上宕乎其后了。马克思在文中说：“在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存在了约有十年之久，现在已汇合成为一个不可抵抗的革命”。马克思是很了解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种种缺陷的，但他从更高更远的立脚点上来强调它体现中国人民觉醒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论述中国太平军起义的深远影响，他说：“不管造成那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不管那些起义带有何种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式，这次革命爆发的原因，无疑地是由于英国大炮把名为鸦片的那种麻醉剂强加于中国所引起的。在英国的枪炮面前，满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以天朝奉为万古不朽的迷信破灭了；与文明世界的那种野蛮而密不通风的隔绝已被侵犯，互相交往的通路打开了……”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觉醒了，对封建王朝的畏惧和迷信打破了，对外国的侵略识透了，自己已跻身于世界各国之林，冲破闭关隔绝的封锁，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民开始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前进了。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现在，英国业已促成了中国的革命，问题在于那革命又如何适时地反过来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欧洲”。
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他说：“一八五○年以来英国工业的空前增涨。就在最惊人的繁荣中间，也不难指出工业危机日益迫近的一些明显征兆”。资本主义的固有痼疾，马克思一再用事实来论证，说明随着危机而来的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
资本主义定期的经济危机，当然是一个长过程的反复，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的总趋势是不可移易的。
关于欧洲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的科学预见：“……有一件事终究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因受了英国资本家纺织品的影响，近年来已处于革新的前夜，这种社会革新对于文明无论如何应有非常重大的结果。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最近的将来势必向亚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国的长城，跑到这个最保守的堡垒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概况》）
本世纪初，列宁在看到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时，也曾提出“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看法。前者是在一百多年前，后者是在六十多年前提出这些战略性的科学预见，并且是指民主革命而言的，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更可证明革命导师们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所持卓越的科学的见解了。
从鸦片战争以来，马克思曾发表过一系列政论性的文章，驳斥、抨击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欺侮、阴谋、挑衅、侵略、战争，等等。他一方面热情欢呼中国革命，揭露清政府官僚的无能和腐败，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抨击西方侵略者的种种行径和伎俩，为中国辩护。为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划艇事件而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篇文章是极为辛辣有力的。除了这一篇和前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文外，还有：《〔英国〕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国〕巴麦尊内阁的失败》、《中英冲突》、《俄国与中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毒面包案》、《贸易还是鸦片？》、《鸦片贸易》、《贸易与条约》、《中英条约》、《新的对华战争》（一八五九年九～十月发表的一组文章，共四篇）、《对华贸易》、《英国的政策》、《中国事件》。
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还在许多別的论著中谈到中国问题。在至今还没有发表的一些马克思手稿中也有涉及中国问题和情况的笔记。
在马克思的许多论著和政论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向来重视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情况的研究，对中国人民极为友好，抱着深厚的感情。
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马克思在别的文章中，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的家庭中，也常常引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字眼。例如，他和恩格斯一样，在一些和论敌争辩的文章中，常常用“孔夫子”这一名字的译音和德文“混乱”一词的读音相近，玩弄字眼，把思想混乱、无可理喻的论敌戏称为“孔夫子”。他并不是有意揶揄孔子，而是借用这个词来嘲讽论敌。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专门论述孔子的地方，因此没有对孔子褒贬之意。顺便提一下，“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搞批林批孔，说马克思曾批判过孔子，那是没有根据的。
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一篇回忆她父亲的文章《1895年奥地利工人历书》中说，马克思喜欢给朋友、给敌手起外号，他也给自己、给家里的成员起外号。例如，马克思家里的人，一般和他往来很熟的战友、朋友，都叫他“摩尔”，因为他头发和皮肤带一些黧黑，像非洲的摩尔人。他还有不少别的绰号。有时他叫一个女儿为“帝”，这是从中国语言“皇帝”这一字来的。他给爱琳娜起的外号叫“格格”，那是清朝皇族中叫惯的“公主”之音。他有时叫别的女儿作“奎奎”（可能是“格格”或“阿哥”的变音）。
看来，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人（以及西欧别国人）在报刊上常常把清宫中的称呼和事物作为逸事趣闻介绍给本国人，爱起外号的马克思也拾取这些“颇为新颖”的名字，在家庭里半开玩笑地叫起来，这也是马克思对中国事物发生兴趣的一例。
原载《百科知识》198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