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孃孃是成都附近新繁人，她娘家在乡下，19岁那年嫁到新繁镇。婆家在新繁街上摆摊子，摊摊虽小，卖瓜子、香烟、糖果、日用品，日子还过得去。没有想到的是，她过门的第二年，日本人的“6.11”成都大轰炸，将她男人炸没了。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不是炸重庆就是炸成都。鬼子的飞机从武汉飞过来，经常炸重庆，隔三岔五炸成都。李孃孃说，警报长鸣，就是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她太害怕听到警报响，“呜——”的一叫，心就紧，咚咚地乱跳，几十年后都如此。她说：“这个背时挨刀鬼！”她骂她男人。她常常站在院子中坝和朱奶奶、王婆婆、钟妈妈这些她的忠实听众，反复地摆这件事。“好生在屋头跍倒（四川土话：待着）不行？非要那天去进货，去成都进货。”“不准他去，兵荒马乱地进啥子货嘛，要命还是要挣钱。”“他跟我犟，说的是，成都人跑警报，好多人都跑到我们新繁来了，人多生意好，就是要去！”“牛黄丸”李孃孃说起她男人的事，一直都骂他是个“牛黄丸”、“四季豆——不进油盐”。“你们说他怪不怪？进了货你就赶紧回来嘛。他又旋到盐市口去剪脑壳（四川土话：理发）……”“炸弹就落到他坐的剪头发的那个椅子边，好大的一个坑呵……人都不晓得炸到哪儿去了……”“这个背时的挨刀鬼呵！”她说，最后只找到她给他做的一个荷包，贴身装钱用的，挂在树枝上……
她得到自己男人的噩耗时，已有身孕。周围人都跟她说，日子会很艰难。她说：“我就不信，我一个人盘不大这个娃娃。”“为了这娃娃，我天大的苦都吃得下。”“哪会想到嘛！娃娃生下来了，好端端地，突然高烧，天花，还没有满一岁……”“要了娃娃的命。”她说，“哭呵！哭得眼泪水都哭干了。娃娃硬是在我怀里头断的气呵！可怜啊！可怜！可惜呵！可惜！是个儿娃子……”
随后她到了成都，经人介绍，去了一个老板家做工。老板是个大老板，每天家里就有十多个人吃饭。她先是给厨师打下手，拣菜洗菜切菜加汤递碗，后来升级，给掌灶的打下手，一做就是十多年。那个时候，成都总府街东是全市最为热闹最为繁华的地方，一些私人老板集资建了个“群仙茶园”，茶园生意兴隆，每天人头攒动，后来开演川戏，以后又演电影，叫“智育电影院”。抗战时，好多有名的剧团都在这家电影院演出，譬如，上海影人剧团就在这个地方演过话剧《日出》《雷雨》……白杨、谢添、赵慧琛都来这地方精彩登场。这家老板越做越大，以后又有了华瀛、春熙、蓉光电影院、锦屏大戏院。新中国成立后，电影院等自然全部交给了国家，李孃孃也被他家劝说离开另寻出路。李孃孃说，在这一片住习惯了，你们湖广馆街16号就在总府街旁边，这个院坝住的人家看着也不错，就来了。她常常领着我去东风菜市场买菜，总要指着旁边后来建成的红旗剧场对我说，这儿就是原来的智育电影院。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人，提了一篮菜，一看就知道是从乡下来的，菜新鲜得还挂着露珠珠。我看着这人笑盈盈地进门，满脸不高兴地出了门。之后，听到李孃孃跟院子里头的王婆婆在自来水龙头那边嘀嘀咕咕，她们边洗菜边咬耳朵，“娘家的，亲戚……提亲。”“好女不嫁二男。”“任谁哪个来说，不理……”“人家也是关心你……”王婆婆在劝她。“要嫁早嫁了，我如果想嫁噻，80岁都可以嫁两盘……不嫁！”看到我在旁边用心偷听，“小娃娃不懂这些，走那边去！走远些……”说着两个人更小声了，还哈哈地笑，李孃孃用沾满水的手，推了一把王婆婆：“说这些，笑死人了……”
我妈常夸李孃孃会做菜，说她帮过大户人家的就是不同。我小，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困难年每人定量吃饭，她根据我们每人的定量，用大小不等的罐头筒筒蒸饭。她蒸出来的米饭，每人的那筒都是满满的冒尖尖的一罐。她炒的牛肉大头菜丝特别可口好吃，特别地下饭。她带我去买菜，两角钱的牛肉三两五，她非说卖肉的人秤花净往里头偏……牛肉和着五分钱的大头菜，切成丝丝炒下来，肉和菜一大碗。
李孃孃喜好抽水烟，我喜欢看。做完活路，她靠在我家那个高靠背的竹椅子上，端着那个据说是智育电影院老板送的水烟筒。她左手握着水烟筒，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从水烟筒的下方，有盖子的一个小盒子里，抠出一点烟丝，在两个指头间这么一搓捏，烟丝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小圆坨。小圆坨被按在烟筒前方长嘴上的那个烟斗上，之后她将飘着一缕青烟的草纸捻子凑到嘟起的嘴唇前，对着纸捻，快速地有节奏地“呼腾儿、呼腾儿”地吹。最多两下，那草纸捻子燃起了明火，于是，她将纸捻往按在烟嘴里的烟丝上这么轻轻一点，烟就点燃了，她用嘴含住烟嘴，深深地吸，惬意地吸，水烟筒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好玩得很。她反复地说这水烟筒是“老板送的”，“你看看这货色和做工”，然后又总是说：“算了，你这小女娃子，说了，你也懂不起……”
李孃孃说我们这个院子这一片，过去是成都市最大的副食品市场，沿街摆起，方便。之所以同意上我们家来就是在这一片住习惯了。我们院子里的十多二十户人家都是一个单位的，李孃孃话多，喜欢议论人家。我爸我妈反复打过招呼，不要乱说话影响团结，她总是记不到。
有一天，她和院子里中坝的小脚王奶奶，后坝胖乎乎的宋婆婆，大声武气地说：“广播上说人家资本家都是坏人，完全是乱说！”据说当时两个老太太听得心惊肉跳，出身不好的在我们院大有人在，哪个都怕惹火烧身。
“人家智育电影院那个老板人最好，人家那么有钱，从来对我们这些下人客客气气，在他屋头做了那么多年，人家硬是一次重话没有过。”“遇上生日节气还多给银圆多给钱……”
还有一次，国家困难年，有个单位庆国庆，食堂敞开喝稀饭。有个工人喝了一盆又一盆，最后倒在稀饭盆边，送到医院一命呜呼，听说那个人的胃已经涨得跟纸一样薄。李孃孃又在院里说：“哪里是涨死的嘛，明明是饿死的。还说这好那好？好个球！”她急的时候除了硬着脖子，满脖子的青筋暴绽，还要骂怪话，骂很难听的怪话。
这些话自然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我爸我妈慎重商量后，由我妈出面，很严肃地找她谈话。
我妈跟她说了很多关于“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利用你”“阶级、斗争”“国民党反攻大陆，提高警惕”“千万人头落地”这类很严肃的话，最后李孃孃说：“晓得了，黄同志。”她喊我妈是黄同志，喊我爸是陈同志，“你们是公家的人，帮公家说话，我二天不说就是了噻！”
我妈说：“看来你的思想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李孃孃你不要以为自己出身好，就可以随便说哟，乱说是要当‘反革命’哦。”我看到李孃孃又硬着脖子说：“啥子就是‘反革命’啰！我怕啥？”
“你不怕，你走了，你幺儿咋办？”李孃孃真还一下子愣住了。幺儿是指我弟。
是啊，幺儿咋个办？我弟离不了她，真是这样。到了天黑傍晚时分，我弟就只要李孃孃，李孃孃更是离不了我弟。我弟是她的宝贝，天天都幺儿长幺儿短、心肝宝贝地喊。也是国家困难那些年，她有个亲戚在北门上住，有天说是让她去取蛋，农村里头亲戚送来的，五个鸡蛋。五个鸭蛋，李孃孃捧在怀里头抱回来的，她说怕打烂，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鲜蛋一个个仔仔细细地摆在米桶里，自己一个舍不得吃，隔一天煮一个给我弟，每天吃一半，我弟弟整整吃了二十天。
弟弟出水痘，她搂着弟弟眼泪巴巴地在床上坐了几天几夜，整夜整夜地不睡觉。我妈说，这是出水痘，没有关系的！不是天花，天花早没了！种了痘，就是预防天花的，和你儿子当年那个病不一样……李孃孃你把他搁在床上，你睡你的。李孃孃坚决不干，她说，“发烧，发烧咋个办？”“如果他抠了咋个办？”“我怕我幺儿抠，抠破了就是个麻子疤疤。二天长大了好难看！接不到媳妇儿咋个办……”
我妈至今常常念叨这些事，李孃孃这个人呵……那个时候的人，跟现在这些人真的不一样！哪里像现在这些人呵，只晓得讲钱，只认钱……
那些年牛奶只供应婴幼儿，定量供应，满五岁那天就取消。
我们院后坝住的马家小妹比我家弟弟大一个半月，我家弟弟接到停奶通知了，却不见停马家妹妹的。李孃孃大怒，站在院子的中坝开骂，直骂到后坝，大骂马家仗着新中国成立前是当官的，国民党的局长，欺负穷人老百姓，等等。同时把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也捎带一起，啥子话都骂……我爸亲自做她的思想工作：人家过去当局长和这件事情有啥子关系？我们是共产党，要讲实事求是，街道上可能是搞错了，你也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后来街道主任为此事专门登门道歉，又给我弟弟补供了两个月牛奶才算了结。
李孃孃明显地重男轻女，她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她喜欢我弟就不说了，关键她还说些很封建的话：“女儿是赔钱货”，“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总之，李孃孃背着我爸我妈要我和妹妹给她捶过背，10分钟给一颗耀华食品厂的牛轧糖。
我们几姊妹长大了，上学了。她决定留在我们家，我们家就是她的家，弟弟就是她的儿，弟弟结了婚，她就跟他过，弟弟为她养老送终。但是事情后来发生了变化，她突然执意要去东马棚那边一个街道工厂做工。我妈一直埋怨是她北门上那个亲戚出的馊主意，怎样劝都不行。她说以后等我弟结了婚，成了家，她再回来。她固执，任何人的话听不进去。我们家的人只好妥协，让她暂时去了那家工厂。那是个街道上的小厂，修架架车（过去人力拉货用的木制长板车）、三轮车，她的工作就是每天给大家煮饭。每逢过年过节，我们接她回家。那一年，弟弟工作了，用领到的第一份薪水给她买了一双新布鞋，是她喜欢的全棉布底的那种鞋，还买了一斤她最喜欢吃的耀华食品厂的牛轧糖。弟弟专门骑着自行车接她回家吃饭，我妈说：“李孃孃，快穿上试试，你儿给你买的鞋子。”那次我不在场，在云南支边。听妈说，话音未落，她捧着鞋子和那一斤糖，手不停地抖，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她呜呜地说：“我儿呵！我儿，乖……”
又是一次要过年了，我弟骑着自行车去接她，厂里一个负责人面色紧张地对我弟说：“哎！到处找你们……都晓得李孃孃有你们这家人，找不到你们住哪儿呵，李孃孃她……”
李孃孃她离世了，情况无比突然。前几天一个晚上，小贼来偷钱。厂里那个负责人一再给我弟解释：“要过年了，她主动要求，真的是她主动要求住在办公室守钱，哪想到会出这种事嘛。她发现了，喊，小贼慌乱之中用一块毛巾塞住她的嘴，这么大冷的天！第二天我们才发现，老人家已经断了气。我们知道有你们一家人，可是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小贼偷走了一摞钱，49元……”
那年，我家注定没法过好那个年……
月光下
小英和平妹儿是街坊，一起长大，亲如姐妹，从成都支边到云南兵团，她们分在一个队，那个时候的队统统叫连队。她们的连队是个老连队，建于1957年，是云南勐定农场最早一批种植橡胶的单位。
连队在公路边绿树掩映的一堆白墙灰瓦的房子里，房子后面胶林片片。连队的山背后不远，是个崩龙寨。山寨不大，住着几十户崩龙族老乡。山前山后，虽不是一个单位，但山水相连，必有往来，不是你从我路边过，就是我从你寨中穿，时间一长看着也就面熟了。
小英是个胶工，人长得白净清秀，心灵手巧，是个割胶能手。她负责一百多棵胶树的收割和管理。胶工在云南农垦是最好的工种之一：工时短，不晒太阳，早晨四五点钟去割胶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中午收胶时十一二点，骄阳当空，但她们是在胶树林里穿。这是所有女知青最向往的工种。几年下来，去新建连队的同学，开荒的、种胶的、栽秧子收谷子的个个晒得头发枯黄，皮肤粗糙，小英们却依然秀发飘飘，肤白细嫩。小英喜欢穿一身托上海知青从上海带回来的方格子的确良衬衣，出点汗就沾在身上，窈窕少女的体形展露无遗，惹人羡慕。她每天挑着两个一号大胶桶上山收胶，满满两桶时，也足足有百来斤重，肯定辛苦。沉重的胶桶压在小英娇秀的肩上，自然有人心疼。
不知从好久开始，小英发现一个背着弯刀的崩龙族小伙子时常在她的林区里转。后来他主动搭腔，帮着小英割胶、收胶、挑胶水。再后来，小英知道他叫果敢，是连队旁边那个崩龙山寨的。
小伙子长得精神，中等个头，敦敦实实，皮肤黑里透红。爱干净，头上缠着头巾，永远洗得雪白，脚上穿着的草鞋永远簇新。小英知道小伙子的象角鼓敲得好，是这一带著名的“打歌”能手。还知道果敢虽是山寨人，照样水性好，在南定河里随便扑腾。去年南定河发大水，场部的一条大木船脱缆顺水漂去，正好遇上他路过，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汹涌的河水中，将船牵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