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星棋
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书中所叙，搞得我唏嘘不止、眼泪满面……这种悲伤，从心底生出，想到很多，其中有我二舅。
1
二舅跟我妈一样，出生在川南边隅小邑，古蔺县城。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提法属“偏、山、老、少、穷”（偏远、山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杂居、穷困）地区。
中国那个时候穷呵，医疗条件极差，古蔺县城至1949年解放，从未有过西医医院，什么阿司匹林、盘尼西林（青霉素），绝大多数人都是一概不知的。
我妈有兄弟姐妹六个，三儿三女。妈有一个哥，两个弟，二弟叫星棋，我二舅。
我外公在世时，家境不错。外公聪明勤劳，家里以卖盐、卖棉纱为生。盐是家家户户缺不得的东西，棉纱也是，那时的平常人家，家家户户都买棉纱自家纺线织布，缝制衣衫。古蔺当时尚未通汽车，盐和棉纱得雇专门的背夫，从叙永县城出发，扛两天，才能到古蔺。翻山越岭，140多里山路，途中必经两座大山，灯盏坪、箭筑坪，陡峭难行。我妈说，那山路真的是陡陡地上，又陡陡地下，相当崎岖。
我家在古蔺街上有自家的铺子、房子，还有田和地。我外公在叙永县城也购有房屋，专供转运盐和棉纱之用。外公让妈和几个兄弟姐妹都上学受教育。
国民政府时期，古蔺的国立学校是蔺小、蔺中，师资水平高。蔺中是古蔺当时的最高学府，好些教师来自北大、川大等知名院校。他们有的是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从大城市来到古蔺从事乡村基层教育，有的是抗战期间从日本占领区辗转而来，也有的是本县大户人家的子弟送出去读书，又回乡从事教育的。
我妈和二舅都毕业于蔺中，他们时常会说起蔺中一位叫潘从理的先生。潘先生是古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潘从理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得到他的老师、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的赏识。他曾追随梁先生南下，先后在广东、山东、重庆办学，以后他独自回到古蔺老家从教，成为梁漱溟先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理论”的骨干，教育救国，蜚声教育界。潘家堂屋挂有他毕业于北大、蔡元培先生亲笔签署的毕业证，让我妈、我舅等后辈无比敬佩羡慕。
我妈和舅永远都记得蔺中校歌，由古蔺人、老资格中共党员、著名的文化人邓均吾先生所作：
济济多士，蔺中之英；
探求科学真理，秉承先哲遗训；
恢宏我青年志气，发扬我民族精神；
养成既仁且勇之德性，抱定救世济人之决心；
促进三民主义之文化，完成世界大同之使命。
2
古蔺虽是偏远，却有着川南出川的唯一古道，是往来于黔滇的必由之路。路经此处的先辈志士、文人墨客留下许多诗词歌赋。著名的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大盗也有道，诗书永不俗”；有明代状元杨升庵屡经此处，写下的“雪山关，雪风起，十二月，断行旅”的诗作；有蔡锷将军1915年寒冬腊月率军北上讨伐袁世凯，翻越雪山关时，挥笔留下的：
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妈妈从蔺中毕业，考上了她梦寐以求的泸州川南师范学堂。该校建于1901年，原来叫川南经纬书院，是全川把书院改为学堂的第一所学校。首任监督（校长）赵熙，四川南充人，前清翰林学士、翰林院编修。赵熙参加过同盟会，是志向远大的才俊，还是享有盛名的书法家。成都少城公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碑名由当时四川四位著名书法家同文异书于碑的四面，赵熙的书写于碑的西侧。
妈妈在川南师范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是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妈妈说，50年代初的新中国，如旭日东升，欣欣向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妈妈在川南行署工作，她说自己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既责任重大也无上光荣。那个时候的她，除了拼命工作、拼命学习，就是尽力地照顾兄弟姐妹。供给制时，我妈每月发七块五，她自己仅留二块五零花，拿出五块钱给兄弟姐妹。改成薪金制后，当时干部的最低工资是32万当时的1万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元。，妈妈的工资42万。每个月，她拿出35万照顾家人。1952年川南、川东、川北、川康行署合省，省会定在成都，妈妈随工作单位到了成都。
二舅星棋1949年秋在蔺中毕业，12月，我妈带着他离开了古蔺，到泸州参军。那时妈在泸州工作，他报名参军那天，在长江边上的泸州人民公园门口的广场，妈我自始至终陪着他。
星棋参军后，部队招骑兵，他欢天喜地坚决要求到骑兵团。因为是初中毕业生，有文化，很受部队领导看重，送他到沈阳解放军医科大学学医。二舅一心报国，哪儿需要就去哪儿，他说自己的工作在骑兵团，于是干脆利落地选择了学兽医。
大学里，他年纪最小学习最好。大学毕业，他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之时，他又面临选择，是留在城市搞兽医研究或者行政，还是去一线与牲畜打交道？他选择了艰苦和艰难，他要为国效力，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他兴高采烈地又一次告别家乡、告别亲人，到了西北高原青海骑兵部队，做了一名“光荣的部队兽医”（二舅语）。
3
所有的人生故事都像是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假设，我在假设，如果二舅当初选择学人医，而不是兽医。或者他在毕业的时候选择留在大城市，而不是去青海部队……或者共和国在前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文化，而不是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他的命运就会被改写……
我印象中的二舅，穿着军装，高大英俊。虽是长期生活在遥远的青海高原，风霜雪雨，沧海桑田，仍掩不住他川南人的细腻白净，他的眼珠是褐黄色的，头发也是那色，皮肤那种白呀，不像黄种人。史载“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丁口稀若晨星”（《四川通志》），于是有了众所周知的“湖广填四川”。我曾经问过我妈，外公外婆的原籍在哪方。妈说，古蔺人有个习俗，“江西二十三，湖广二十四”，意思是腊月祭祖时，二十三祭祖的是江西人，二十四祭祖是湖广人。妈说，我家里从来是腊月二十三祭祖，因此我家原籍应该在江西。那江西之前又在哪里呢……
我喜欢二舅，喜欢他总是把我高高举过他的头顶，不停地夸奖我是“天底下最俊的小姑娘”；喜欢他有无数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和大院的小朋友吵嘴时，我会很夸张很自豪地说，我二舅是解放军有枪，我喊我二舅来；喜欢他带着我们在院子里东躲西藏地疯耍，藏猫儿。有一次藏猫儿，说好不离开我家那几间屋，屋子里简单明净，就是找不着他，终于想到最后一着，我掀开窗帘，果然他就在窗外，用手抠着窗台外檐，好危险嘛，我家可是住楼上……
尽管爸妈谈好些事情都要回避我们几个小孩子，但我清楚我爸妈常常为星棋操心，为他的“右派”问题、为他在“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问题、为他的婚事，之后又为他的家庭和睦、子女抚养……
我妈常说，她这一辈子最庆幸的有两件事：一是走对了路，跟着共产党，亲身经历了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国家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富强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二是找到了一个好伴侣，与我爸相守终生。我妈和我爸一样，都是忠诚的、视党为灯塔为靠山的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常说国家积贫积弱百多年，如今走上了富强之路，得来不易！必须珍惜！
但我妈每每说起二舅，会很悲伤：可惜了，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那个时候，二舅年轻，好与人开玩笑，仗着有文化，懂些道理，不知深浅，说话随便。1957年，单位要凑齐“右派”指标，算来算去，就数他想法多话多，说法随便，有“右倾”言论。领导批评他，说他有的说法有问题，让他写个检讨，否则就要定他的“右派”。他坚决不写，还说“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凭什么写检讨”“毛主席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左右不过是政治上意见不同而已，有啥子大不了的？不写！”就是不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个内控“右派”，下放到青海最偏远的农场当兽医。
“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星棋说，我不参加，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受宪法保护，随便批斗批判是违法的……
此话一出，他立即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遣送回古蔺老家。
他自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原本一家人靠他的收入为生，如今咋个过。好不容易在老家找的那个老婆，天天吵闹，鸡犬不宁。当然，周围的人普遍同情星棋维护星棋，都说他老婆的不是。但我妈我爸历来认为，作为一个“右派”和所谓“现行反革命”的家属，那些年的日子，苦不堪言，说不清楚……
我听二舅妈说过，一家人咋个过，两个娃娃都小，生病拿药的钱，一块钱，几角钱都拿不出来啊……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二舅，是1975年，我从云南兵团探亲回蓉，可怜巴巴的他，早无过去丝毫风采，从老家古蔺来，明明白白地来求助。记得他和我妈在隔壁的屋子里关着门说事，大哭，他俩都在哭，我妈边哭边在说着什么。听得到我二舅，一个“文革”中被打得遍体鳞伤、不成人样的男人的悲惨号啕声……父母自然得出力。我也肯定要出力，我给了二舅几十斤粮票，50元钱，这是我当时最大的力量……
可怜的星棋二舅！没有挺过来。就在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来的那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即将为他“右派”问题和他所谓的“现行反革命”问题下达一纸平反书之前，他撇下妻儿老小、撇下所有爱他的亲人，在过去曾经是自家的林地里悲惨离世……
永远的姚妈
我家在成都湖广馆街16号院住了30年。
这是个很精致的小院，两栋小洋房，坐北朝南，两层楼高，红木地板，环绕楼房和院墙的冬青树四季常绿，端午时女贞子树花开飘香四溢。还有，小院左侧，那种川西坝子特有的青灰色砖块砌成的院墙下，一溜整整齐齐的小厨房，每天的锅盆交响，炊烟袅袅……小院见证了我从童年到成年的人生经历，如今，小院早已拆除，片瓦不留。
特别是与我家房门紧挨，厨房两隔壁的姚妈，我常感叹与她幸为睦邻、受惠终生。
1
姚妈娘家姓陈，原籍福建，家里几代人都在武昌做茶叶生意，是富庶人家。她是这家的大小姐，下有兄弟四个。她父母相当开通，虽是女子，也让她上私塾，知书识礼。让她缠过脚，她不乐意，又放了。姚妈跟我说，好在生在民国的1914年，那个时候主张“天足”，主张妇女不缠脚已大成气候，否则这脚是放不成的。可放开的脚，脚掌脚趾骨头已断，缩做一坨定局难改，于是姚妈成了当时典型的解放脚。当时像姚妈这种解放脚的女人随处可见，扭扭歪歪，一辈子拐着脚走路。
姚妈这对拐着走路的解放脚，丝毫没有影响她一生的操劳奔波。未出嫁前，她已是掌管娘家全部家务，带大了她两个弟弟的大小姐。出嫁后，从抗战开始，她跟随丈夫，颠沛流离，在重庆迎来解放，最后落脚在成都。她的丈夫姚伯伯，长期下放在偏远地区的泸定小县城工作，她则在家照顾儿女，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姚妈这一生养育了她的两个小弟弟、13个儿孙，共计带大15个娃娃。
我常常看着姚妈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地忙活，拐着脚；看着她早晨收拾停当，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衣服穿戴清清爽爽，拎个菜篮子上街去买菜，拐着脚；看着她得闲时，和院里的陈妈手牵着手地去华兴街锦江剧场听川剧，也是拐着脚。我们那个院“出身不好”的大有人在，所谓的“不好”，也就是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做过事的人，这些人家多是读书人。陈妈家也是典型，陈妈出生宁波，大家闺秀，先生曾经是国民政府上海海关的关长。1949年随着政府稀里糊涂地一迁再迁，到了重庆，1952年合省，又从重庆到了成都，分在省财政改造，之后一直在偏远的甘孜州一小县做基层的财政工作。陈妈与姚妈惺惺相惜，情同姐妹。
姚妈这个武汉人，喜欢川剧，说起戏中的人生起落、悲欢离合，说起川剧的名角，陈书舫、周企何、竞环、竞华，小舫和小艇……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姚妈喜欢《红楼梦》，喜欢林黛玉，喜欢小说上说的，戏剧里演的，包括她家墙头上一直挂着的那张《黛玉抚琴》，姚妈说：“几清秀！几可怜呵……”她时常用武汉话夸赞美人儿林黛玉。
姚妈的大儿子，我喊大姚哥，生于1934年。也就是说，大姚哥从三四岁起，就跟着父母躲避战火，背井离乡，提起往事，大姚哥泪流满面：“我们这个家真的全靠我妈妈！”
2
姚妈跟我讲，她当姑娘时，没有多的想法，就是出嫁得坐八抬大轿，就是过去中国人在结婚迎娶新娘时，八个人抬的那种娶亲大花轿。这是中国人旧时结婚讲究明媒正娶，隆重迎娶的重要仪式。我问她，你坐成了吗，八抬大轿？她说，当然啦！他姚家不是八抬大轿，我不会嫁给你姚伯伯。那个时候可是讲究门当户对呵！姚妈说这话的时候，满脸都是幸福。
姚妈八抬大轿嫁给了姚伯伯，姚吟皋。姚伯伯祖上在东北辽宁，他生在武昌，中南大学学经济的高才生。之后，他经他大伯介绍到一家德国银行工作。他大伯早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学炮兵的，当时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姚妈就是在这个时候嫁入他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