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我以为讲普通话的都是上海知青，后来发觉不对，有几位女的发音不带上海腔，却是瓮声瓮气的，有广东味。一打听才知道她们是缅甸归侨。我大为诧异！我们虽然走远了点，毕竟在国内还有父母家人，可以定期探亲，不定期地收到油爆爆的包裹。她们可是一无所有啊！自己已感觉命运不济，但我仍不免想问：“这地方也是你们能来的吗？”更想不到的是，她们竟然是自己要求来的！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华侨将子女送回国内学习，于是昆明设立了一所华侨补习学校，她们就是该校学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侨生们也满腔热忱地投身其中，据她们说，表现得比一般人还要激进。所以才有后来的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即使她们不主动要求，恐怕也得走这条路，那是一个不讲特殊化的年代。仅有的照顾是，侨生们只到国有农场，不插队落户。
归侨知青不仅我们连有，全团各营都有分布，但绝大多数都是女生，男生只见过一位，听说还有一两个。看来华侨更倾向送女孩回国念书，以便将来相夫教子。我不禁想到，传承中华文化的重担，莫非主要靠女性在担当么？
我们去时，昆明知青和侨生已经锻炼了两个年头，农场也改成了建设兵团，上年还去了一批上海知青。也许看见后来者源源不断地加入，使“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理想越来越像彩虹那么绚烂，激发了她们的建设热情，于是和大家打成一片，一起投入到战天斗地中。她们因为先行一步，论资排辈都担任了基层领导。
五位归侨中，最有成就的那位姓黄。她普通话讲得最好，言行稳重，体格强健，有劳动本钱，平易近人而且爱笑，所以当了副排长。可能过多的亲和力使她掩盖了个性，虽然五位归侨中她的职务最高，却没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
家境最富有的那位姓潘，据说其父是仰光有名的华侨富商。她浑身上下无不显露财富效应。相貌端庄，气质优雅，个头高挑，营养充足，发育良好，一看就是个大家闺秀。因为回国最晚，中文最差，她平时沉默寡言，偶尔讲上两句，也以病句居多，夹杂在南洋版的普通话里，越说越糊涂。与她沟通不太容易，对双方智慧都是场考验。她在种菜班当班长，每天跟着充当“技术顾问”的老农挖土除草，挑粪施肥，倒也省去了她难以胜任的发号施令。
最有才的姓董，性格也最开朗活泼。她肤色较黑，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副聪明相，眼睫毛特长，像马来人。此人天赋极高，写文章援笔立成，一会儿工夫就能交出若干篇批判稿。歌唱能力更加出众，什么曲子听上几遍都能唱，就连拐弯抹角的现代戏她也翻唱得有滋有味。山上劳动时，她经常临风高歌，听了使人干活不累。她在一个女生班当班长，休息时她们班最吵。
最能吃苦的姓陈。她的穿戴与归国华侨毫无关联，倒像一个精干泼辣的山妇，连星期天都这样着装。据说她家是在缅甸一个小地方卖豆腐，当年回国坐不起飞机，是父亲开着农用车送她到边界，然后自己蹚水过来的。她负责喂猪，成天把猪使唤来使唤去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她的标志形象是喂食，先做几个深呼吸，再把双手卷成话筒围在嘴上，仰天一阵呼号：“咿……呀呀呀……”声音随风飞扬，满山回荡。仿佛山野都为之骚动，奇形怪状的猪全都奔她而去。此后，旋涡中的她脸上洋溢着喜悦，像在举办大型聚会。
最后一位也姓黄，在种菜班当副班长。她各个方面都与黄排长近似，只是全面缩小了一号，更精致一些。或许级别较低，日常表情可以随便点，所以她比黄排长更加爱笑，不过笑得不如黄排长亲和。有次看见我穿新衣服，她就幸灾乐祸地笑了！那时候穿新衣服的机会不多，每次穿上都会自乱方寸，要左手左脚好几天才能找回自我。在此期间渴望理解。
因为从小生长在南洋，归侨们对大热天气较为适应，加之喜爱运动，体力劳动对她们不难。又因她们年龄较大，见识多，在知青中有号召力，不论在工作和生活中，她们都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生产中她们身先士卒挥汗如雨。休息时带领女生唱歌。鼓动大家以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来面对垦荒生活。在操着不同方言的女生中间，营造出一种大家庭般的氛围。
谁知半年后出了“九一三”事件。“敬爱的林副主席”居然摔死在了蒙古大漠。冷战时代这事件更属于高度机密，传达文件也规格极高，是一位现役军人副团长亲自来我们连宣读的。
就在全连集中听文件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五位归侨衣着整洁，当着全连的面，自由自在出游去了！我悄悄问班长：“她们怎么可以不听报告？”
“机密文件内外有别。”
原来，文件规定的传达范围明确排除了归国华侨。这事对我震动很大，在一口锅里打饭吃的竟然不全是“自己人”？
打那起，她们情绪明显低落，劳动有了疲态，眉宇难得舒展，更没了真正开心的笑容。彩虹一样的理想也像彩虹一样消逝了。五人的小圈子也越裹越紧，与其他知青的交往大大减少。
听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立，与林彪“大力发展橡胶”的题字有关。没过多久，建设兵团又改回了农场，成了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单位。“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宏图大业没人再提，也不再招兵买马了。
此时的知青已经人心涣散，许多人都在打回家的主意，远离家人又不被自己人所认同的归侨，回家的心情肯定更迫切。
一天下班后，忽然看见归侨们簇拥在一起，中间有位陌生女子肩披黑纱，一袭黑衣，亭亭玉立，仪态高雅，引得男知青纷纷打探。听排长说，那是潘班长的姐姐，从昆明专程来接她去瑞丽会亲。
归侨们在国内无亲可探，国家不开放的时候也出不了国。从人道主义考虑，中缅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初协商议定，分居两国的亲人可在指定口岸会面。潘家姐姐在昆明工作，消息灵通，她俩也许是第一批提出会亲申请的归侨。
两天后，潘班长拿到通行证和姐姐走了，从此再没回来。后来听说她俩利用会亲机会闯关成功，回缅甸了。又听说回去定居必须要有缅甸政府颁发的居住证，他家为此花了大价钱。还听说回仰光后没几个月，潘班长就出落得比她姐姐还漂亮了！
此路一开，其余归侨争相效法，数月之后，黄排长和黄班长像两只黄鹤乘风西去。又过了些日子，连最能吃苦的“咿呀呀”也西辞不归了，可见心灵上的苦更难忍受。
她们60年代初期回国，没过几天太平日子就赶上了不堪回首的那段岁月，等不到拨乱反正又匆匆离去。
连里的归侨仅剩下了董班长，据说她在海外已无亲人，父母家人当年都一同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她的家人既然在国内，那就可以享受探亲假，可不知为什么她却从未探过亲？“文革”期间，归侨都受到了冲击，而他们面对有罪推定，又不可能举证把自己的历史洗刷清白，难免受迫害。想必董班长有难言之隐。
别的归侨出走以后，再也听不到董班长的歌声笑声，她们班也安静下来。董班长终日沉默无语，甚至没有了起码的人际交往。领导发现苗头不对，赶紧调她到总场直属连队当了文书。我曾在总场部看见过她，她正在办公室整理文案，看我一眼又埋下了头，大眼睛里已没了往日的神采。人有些发胖，头发剪短了，乱糟糟的。
终于到了1975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社会生活开始部分恢复正常。此时，云南“省革委”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所有归侨知青调往昆明的国营大厂。此时，距她们下放已经六年，而我们连早已全都是“自己人”了。
袁妹子
一排长姓袁，是湖南来的老职工。农场地处边疆，又沾了少数民族的光，不怎么讲计划生育。农场老职工中，因为教养成本低，曾经普遍流行大量生孩子。老袁虽是干部也脱不了俗，也被熏陶得养了一堆孩子。
知青下放时，他的孩子都小，最大的也不过刚到上学年龄。我们分场是新建的，类似老袁的情形很多，因此知青去了以后，分场把组建学校作为首要任务。在建校过程中，分场领导固执地坚持“龙生龙凤生凤”的遗传学原则，挑选出来当老师的知青，大都是教师的后代。这种举动，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社会时兴“读书无用”的时代，是别具一格的，也背离了他们选拔干部的标准。这表明领导们心头嘹亮，教书育人事关自己子女的素质和前途，不可以像其他工作那样，由着性子来。
学校建成后，老职工的子女能够就近入学了。老袁的长女也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地进了学校。学校在三连旁边，仅是几间茅草房。开学那天，我看见孩子们欢畅地拥进学校，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小学时光：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滚着铁环去学校，得过奖状，当过小队长，从来没有补考过，要是不分男女界限……不敢再想了！继续怀旧，眼前的日子就更不好打发了。
老袁的长女在我心中曾有过学名，不过早已忘却，记得住的只有小名“袁妹子”（湖南农村里喜欢这么称呼女孩）。我一直以为袁妹子长得一般，直到见她背上书包，才意识到了她的漂亮。书包居然可以给人增添光彩！我也背过七八年书包，而且放下还没多少日子，怎么以前就没这般体会呢？我认真端详了袁妹子的面孔，才发现她本来就长得端正，瓜子脸上配着南国姑娘特有的大眼睛、双眼皮，若不是皮肤黑了点，衣服破旧些，这女孩早就引人注意了。
刚建校时，袁妹子是我们连唯一的学生。她每天放学后就在家门口小板凳上做作业，一点不在乎周围的喧嚣，那全神贯注的神态非常可爱。记得有一次她父母为日常琐事与别人吵架，几乎动起手来，全连都被惊动了，袁妹子却埋头做她的作业，像吃草的小羊，漠视周围的一切。看得我惊讶，小小年纪就有这般定力。真可惜她生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地方。要是在城市，有较好的学习条件，又赶上社会尊重知识，她将来说不定能成大器。
后来学校搬迁了新址，盖了瓦房，成了我们分场最先住进瓦房的单位。不过因为条件限制，瓦房是老师享受的特殊照顾，教室仍然是茅屋。尽管如此，刚搬家那些天，家长们在学校周围转来转去，乐得像孩子。而孩子们在新房进进出出，神态又像大人。距离远了，袁妹子上学没以前方便了，但她并不介意，每天独自迎朝阳顶烈日风里来雨里去。我几次路上遇见她，她都埋着头，专心沉思，还不时抬头望望天空，目光迷离，头脑显然还云游在书山学海。能把她调教成这副模样，我真佩服她的老师。
几年过去，连里上学的孩子逐渐多了。袁妹子已升入初中，依然保持着勤奋好学的作风。时常听见老职工议论，袁妹子长得乖，有福气，学习用功，又遇上了好老师。前几个说法我并不惊讶，但对于“遇上了好老师”一说，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学校老师都是如我一般的知青，就算多看两本书，顶多也就半罐水而已。怎么称得上“满腹文章、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呢？
一天夜里，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我和好友老李顶着风雨摸黑从分场部赶回连队。快到三连时，只见对面走来一人，打着手电，穿着雨衣。近前看，原来是学校的邓老师。老李与邓老师同为成都一所大学的教师子弟，从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彼此通报了来由，才知他是晚自习后送学生回家。我感到奇怪，现在读书有什么用？竟然还这么认真。邓老师只顾埋头介绍：学校要求学生回家后认真完成作业和温习功课。后来发现孩子们在家里，学习时间和质量都难保证，于是就将高年级同学集中到学校来自习。为了让家长放心，他和另一个男教师就每晚分头送孩子回家。听了他的介绍，我想袁妹子可能真的遇上了好老师。无论如何，每天风雨无阻走七八里夜路，而且还是自找苦吃的人，毕竟不多。
到了1977年上半年，社会上已有恢复高考的传言了。我急忙自学起数理化来，上手后才知道自己的基础实在太差。农场早已习惯由他们决定谁该上大学，对自由报考还不适应，更谈不上为有志青年举办高考培训了。我学习遇到困难却求师无门，于是想到了学校的两位老师。登门求教果然受益匪浅，求学过程中我才知道，他俩早已自修完了高中课程。欣喜之余，我确信袁妹子真的遇上了好老师。
当年底，不出预料，果然迎来了中断十余年后的首次高考。也不出预料，学校的两位老师也分别考上了他们父母任教的学校。不过在农场，为他俩感到由衷高兴的人不会太多，据我所知，分场领导就并不快乐。此外，袁妹子她们快要初中毕业了，两位老师的离开也一定会让她和同学们伤心不已。
我和老李的命运却没那么顺利。总之，考分应该足够，但就是没被录取，不知招惹谁了。世事真是难以预料。两位老师走后，分场经过选拔，让我和老李去顶替他们留下的空缺。我俩怀着对前任的敬佩踏进了学校。
第一天上课，我走进教室，只见全体孩子端端正正地坐着，眼里满是尊敬。我觉得非常欣慰，教这么可爱的孩子，相信师生都比较容易有出息。老李教袁妹子班的数学和物理，听他说袁妹子既聪明又勤奋，还没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粗心大意。而且她每门功课都优异，不是那种片面发展的古怪偏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