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不仅在难民救济方面虚与委蛇，在难民重返家园的问题上也百般刁难。尽管叶海亚？汗总统宣布了大赦，印度仍然要把东巴问题政治解决作为难民重返家园的条件。但是，在属于邻国主权领土上究竟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办法，对此印度还保留着仲裁的权利。六月中旬，英？甘地总理宣布印度不会同意任何意味着“孟加拉国灭亡”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印度以肢解巴基斯坦作为它不动手的条件。在逐渐实行自治的方案遭到拒绝、难民得到煽动且回国无望的情况下，印度使危机的增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Ibid， p858。
苏联在起初阶段对东巴危机持温和的态度。1971年4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给叶海亚？汗写了一封信说：“我一直并将依然确信，巴基斯坦新近产生的复杂问题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不能采用武力。……我认为，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警告总统先生你是我的责任，应该坚持不懈地寻求最紧急的措施停止针对东巴人民的流血和镇压，并且求诸和平的政治方案来解决问题。
”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105参加过孟加拉战争的印度少将S辛格认为：“这封信尽管措辞强硬，但根本没有提出东巴自治的问题，更不用说独立了。……苏联领导人袖手旁观，显然是在等待对他们有利的结局。”［印］S辛格少将着，《喋血孟加拉》，皓月、宪鹏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他还认为：“苏联希望叶海亚？汗能够在东巴重建权力，并最终与穆吉布·拉赫曼的政治继承人达成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对穆吉布·拉赫曼不放心，一直认为他是美国的走狗。……莫斯科或许依然感到政治解决仍有可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可以在不得罪忠诚朋友印度的情况下，把巴基斯坦拉到自己一边。”上引书，第120页。
苏联在早期阶段对东巴问题的谨慎政策，使得英？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虽然想干预东巴局势，但还不至于很嚣张。1971年5月20日，英？甘地在印度人民院说：“我们确信，解决东孟加拉问题或许用不着军事手段，有权势者必须寻求政治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舆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甚至能够影响最强大的国家。世界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们正确而迅速地运用自己的能力，那我们才能期望我们的次大陆会有持久的和平。
”Appadoral， A， 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27-72（Vol1），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206月6－8日，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访问莫斯科。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东巴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斯瓦兰？辛格对波德戈尔内4月2日给叶海亚？汗的信表示感谢，以及东孟加拉的难民问题。联合声明的全文参见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p111-112从这两次活动中可以看出，印度直到六月上旬的时候还没有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干预东巴危机。
随着孟加拉危机的发展，印度决心干预东巴局势。兰姆说：“印度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以一场印巴战争的方式卷入巴基斯坦的内部危机，却不刺激中国以超过1965年的力度来进行干涉。正在这时，叶海亚政府不明智地为印度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叶海亚感受到来自印度日益增长的威胁，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它当时处在令人惊讶的尼克松团体领导之下。叶海亚准备尽其所能地做每一件事情，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它与中国接近的计划。”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85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时期就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到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由热变冷并最终破裂，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随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整套以“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为特征的对外扩张的理论。该理论采取进攻性战略，主要内容包括：军事上以美国为主要对手，战略重点在欧洲，将过去追求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改为力求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政治上提出：①有限主权论，认为为保卫社会主义利益最高主权，苏联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而不惜侵犯其主权；②国际专政论，宣称“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已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要由苏联实行“国际专政”；同时还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大家庭”的统一行动；要重新安排各国经济，进行国际分工，实现经济一体化，建立超国家的“经济综合体”；宣传“国际工农联盟”，认为亚非国家工人阶级尚未形成，只有“依靠”苏联才会有前途；不论在哪里出事，都涉及苏联的利益，对此苏联不能消极对待；苏联是世界大国，负有“特殊责任”，宣扬“大国特殊责任论”。
的出台和“亚洲集体安全计划”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提出“亚洲集体安全计划”，计划在亚洲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军事同盟。的执行，中苏两国已经在边境上重兵对峙，在1969年甚至兵刃相接。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重新审视并调整对外战略，确定苏联为外来威胁的首要敌人。在同一时期，由于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1969年尼克松继任总统后，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摆脱越战困境，以维护其战略重点欧洲，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攻势。美国逐渐调整全球战略，从准备打两场半战争转为打一场半战争，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样，中美两国战略接近的前提就具备了。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军事冲突成为中美接近的黏合剂。基辛格说：“冲突发生之后，苏联政府打算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为此征求美国的意见。但是，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显示：这些冲突一成不变都发生在苏联主要补给基地附近，离中共通讯中心很远——这种态势令人不免起疑，判断苏联迅速沿中苏四千英里长的边境部署重兵，很快就超过四十个师的兵力。如果尼克松政府的分析准确无误，一项重大的国际危机已在全世界不知不觉中酝酿着。苏联若是对中国实施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
针对中国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注：即1968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子超级大国——这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的征兆，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考虑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美］亨利？基辛格着，《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66－667页。中苏边界冲突使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察到了中国人与苏联人之间相互间抱有的不安全感和敌意，并意识到了美国在正在出现的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美］丹？考德威尔着，《论美苏关系：1947至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何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中美两国都认识到要快速联手抵抗苏联的重要性。在中美亲近过程中，巴基斯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协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1971年7月9－11日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基辛格访华的消息一经公布，整个世界都惊愕沸腾。印度和苏联迅速作出反应，1971年8月9日在新德里签定《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同年8月18日生效，有效期20年。这个条约具有浓厚的军事同盟性质，在当时被广泛地认为具有秘密条款。
条约由序言和12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将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友好、睦邻与全面合作关系；双方保证不缔结也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军事同盟，不对另一方进行侵略，也不容许利用本国领土进行可能对另一方造成军事损失的任何行为，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以保障和平与两国安全；双方声明不向他国承担与本条约不相容的任何秘密或公开义务条约的全文参见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p113-116。没有克里姆林宫的默默支持，英？甘地政府就不可能支持东孟加拉的游击队和执行它的“孟加拉国”政策See Mustafa， Zubeida， The USSR and the Indo-Pakistan War， 1971， Edited by Mehrunnisa Ali， Readings in Pakistan Foreign Policy， 1971-199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3。因此，苏联和印度签订这个条约，等于向火药桶里扔进一根擦燃的火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