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之间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从最开始同西方接触，到建立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形势都有对日本有利而非中国。我们已经对鸦片战争作了详细的论述，正是由于那场战争，中国才被迫纳入了所谓的西方国际体系。此后不久，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也被迫向西方开放了关口。美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两个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知道同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那些国家是怎样看待这些法律的。
当我们的官员进入日本时，在鸦片问题上都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规定，事实上这样也使日本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增强；与此相反，不列颠却横加干涉其立法机构关于在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而美国却给与了日本此类立法道义上的支持。这最初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给以后两国局势的发展造成了常人所不能想像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后果。甚至可以说这导致了今天中日两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的不同。1872年，当时日本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侨居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将一份申诉书递交给了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请求将它转交给日本政府。在申诉书中，他们请求为自己在日本所遭受的苦难伸冤。其主要内容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吸食大烟而遭到了地方当局的干涉，他们条陈了由此而所遭受的诸多折磨与痛苦，还宣称日本警察甚至总是在晚上闯入他们的卧室，通过嗅他们呼吸的气味来此判断他们是否在吸食大烟。
1878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一项要求，希望其能够允许从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挑选几名到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的陆海军学校进行学习深造。然而这一要求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在此后的三年中，清政府一直为此而不懈的努力着，但最终不得不放弃。由于我们的拒绝，致使清政府将其留美学生事务所解散，其全部留美学生也悉数撤回，然而那原本是清政府用以促进自己与西方文明接轨所进行的一项最具现实意义的事业。清政府清楚地知道，就在自己迫切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的同时，日本的公派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美国将这种恩惠给予日本而拒绝中国，这在最近发生的甲午中日海战的结局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是不好判定的。在那场海战中的几名日本主要指挥官均毕业于美国的海军军官学校。同样，这一拒绝在多大程度上给与了清政府沉痛的打击，使它倍感屈辱；又是怎样使它举棋不定，不思进取；使它胆小如鼠，手足无措，这些也都是很难确定的。
在美国以及英国的所有殖民地，也就是所有中国移民能够去的地方——实际上包括所有在中国苦力眼中自己能够被当作人看待的国家中，都有禁止中国移民的法律条文出台。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项针对日本移民的类似立法措施出现过。清政府当然不会把它的子民看作是渣滓，坚决反对自己的子民迁移至国外，同时自然而然地抵制各国针对其子民的歧视性的立法。
在这里作比较、作对比并不是为了争论或者谴责。作者这样做，既不是想要提出一个针对两个毗邻大国所遭受的两种不同待遇是否将同时将它们从闭关状态中拉了出来，造成了它们彼此间的强烈妒忌与猜疑；此外，作者也不准备分析针对两个国家的不同态度的明智和正确与否。这些对比的唯一目的在于它们与中国今天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的事实。因此，任何想要获取有关那个伟大帝国的准确概念的人，想更进一步对那些内、外部相互作用的独特力量如何导致中国处于今天这样的状态有所理解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认真分析以上我们所作的所有对比。
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在自己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错综复杂、形形色色而事实上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实际控制了清政府的所有内政外交，掌握了国家的命脉的重要人物——恭亲王奕和李鸿章。咸丰的弟弟恭亲王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皇族中唯一留守京城的一员。于是，他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参与了与重兵在握的各国代表的议和。他从那时起直到1884年被罢黜，一直都是清廷外交内政事务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权倾朝野。然而外国人或许更熟悉李鸿章这个名字。这是因为恭亲王长期深居京城，不常出现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由于他是皇族，他的赫赫威仪让一般外国难瞻尊颜。不过无论如何，恭亲王和李鸿章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是清王朝的首脑腹心，而另一个则是左臂右膀。
在恭亲王的政治生涯的开始，便成功地为清政府奠定了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一套外交体系，创立了非常高效率的近代海关制度。此外，他还消灭了危机清廷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大起义，平息了史称天津教案的外国政府对天津的大屠杀的愤怒。虽然他在外国公使怎样觐见皇帝的礼节的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可是当他预见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时，便及时做出了让步。他不但在伊犁交涉问题上占进了俄国人的上风，还根除了残酷的苦力贸易。即使他在对法国入侵交趾支那也就是越南的问题上翻了船，继任者仍然成功地沿用了他的既定政策。
在东方外交上，恭亲王是个老手。他习惯于将对手置于假定的角逐中去研究，而不会等到问题迫在眉睫之时才这样做。他骄横却又谦和，粗鲁却不失又文雅，暴躁而又有耐心，他能够根据需要将所有这些特点运用自如。他能够迅速从一种角色转换到另外一种角色中。他之所以成功，奥妙就在于他能够对何时需要妥协让步预先做出判断。他不是优柔寡断之辈，那些突然变换的一幅幅面孔后面实际隐藏的事实是，他正在研究琢磨对手的心理，试探着对方的虚实，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彻底摊牌。并且在摊牌之前，他不会表露出任何要妥协的迹象，他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决。但是，在最后时刻来临之际，当他的对手准备好0孤注全力、要与他决一雌雄之时，却突然发现先前的奕已经变成了满面笑容、卑躬屈膝的另一个恭亲王。
在执行防御保守外交政策的领导者中，恭亲王鹤立鸡群。相比之下，他更加明了大清帝国将来的命运，以及当前自身存在的弱点。如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阅尽沧桑，重任在肩。他在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24年时间中侍奉了两个继位时都是孩童的皇帝。其中有一个是同治皇帝，他有些娘娘腔，在腐化堕落和骄奢淫逸中慢慢死去。恭亲王在他的整个仕宦生涯中，事实上都是清廷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核心人物，又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多才善变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他终于官复原职，重新担任起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对清政府来说是受益非浅的。
李鸿章于1823年出生在安徽一户普通人家。然而由于李鸿章
兄弟和其子侄辈们仕途显达，青云直上，被特别恩准佩带珊瑚扣，这个家族才开始声名远扬，李鸿章的生母也从此备享殊荣。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担任了江苏省巡抚，这是被起义横扫的省份之一，也是李鸿章发迹之所。有一次，他下令将五名投降的起义头目斩首，而此前戈登曾向那五人保证说只要他们投降就放他们一条生路。李鸿章于1871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一直到他去世。而在清朝督抚中，直隶总督的职位最高，因为京城也在其辖区之内。
李鸿章的军事经验非常丰富。他的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与其说像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说更像一名士兵。在中国人中，他的身材相对高大，虽然声音粗鲁浑厚，但秉性平和，很有亲和力。虽然在他身上难免会有东方大吏的矜持自重、安泰尊荣，但他还是非常容易接近的。任何想要与李鸿章会面的外国人如能通过他的幕僚引荐，一般都会得到接见的机会。许多被召见过的外国人，都从那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那里学会了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彬彬有礼。一位我国某州的前任州长，在受到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后从总督府离开之时，向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这样评论说：“那位总督根本不是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人。”那位州长在与总督会见时，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远，可以说近在咫尺。
在李鸿章的整个辉煌的仕宦生涯中，他用始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清廷的忠心，一直作为清政府的左臂右膀。他有许多功绩，其中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建立都是他的功劳。因而清政府也越来越倚重于他，让他来出谋划策。李鸿章是京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满汉官员中最受宠幸的。有关李鸿章不忠或清政府对他失宠的谣传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不仅李鸿章，其他任何汉族官员对于满洲人的统治所持态度问题上都是这样。曾经，满族的统治是明智、稳健并且有远见的。除了个别的特殊恩宠之外，在满人与汉人之间，绝不允许任何差别对待或者种族歧视的存在。因此，汉族官员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满人。土著的汉人事实上已吸纳并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于是两个民族很好地融在了一起。想要找出一个因皇帝是满人而反对他的汉族人，其困难程度就如同要找出一个因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血统而反对她的英国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