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丑陋的中国人”这个词组虽有轰动效应，但太刺激了。几十年来，我们的耳膜在听到“中国人”三个字时已经习惯了与“伟大”“光荣”“勇敢”“勤劳”等一类褒扬词汇相连接，柏杨突然把“中国人”与“丑陋”连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妄为。这本书还未面世，只是书目一出，已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了。不管读过和没读过《丑陋的中国人》，只要自命为爱国者的人们都要对它表示气愤，表示唾弃。因此书一问世，很快就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风波，影响远远超越了文学界。
其实，《丑陋的中国人》只是柏杨的往昔杂文作品的选集。该书共三十篇，分别从柏杨七八十年代杂文作品集中选出，其中《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三篇系根据柏杨在美国几次讲演整理而成。这本书中对传统文化的黑暗面和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与批判不仅在柏杨早年创作的小说杂文中反复出现，而且远在清末民初，梁启超、鲁迅等人的著作里也早已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了。国家民族在危难时期，许多了解和熟悉了外来文化的知识人都作过这方面的思考。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圈，八十年前就引起深思和讨论的问题，八十年后，经历了社会种种变迁之后，有人发现我们的长进不大，有些地方又添了新的毛病时，他把这些说出来、写出来，意在引起疗救者的关注，不料，反而挨了一闷棍，这是梁启超、鲁迅都没有遇到的。海峡两岸主流意见这次很一致，都认为《丑陋的中国人》大逆不道，诋毁同胞，扰乱民心，误导大众，居心叵测。公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柏杨先生早已去了美国，台湾也罢，大陆也罢，都是拿他无可奈何的；因之，这个十分有趣的政治现象，除了不幸证明了大陆上的某些人和台湾的某些人，原来共着一种心理状态，在这方面，倒的确不愧是‘龙的传人’。”（《丑陋的风波》）
实事求是地说，《丑陋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黑暗面和国民性的揭露与批判大体上没有超越鲁迅。柏杨在美国与聂华苓谈话中承认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主要是在小说方面。柏杨在大陆生活时读过鲁迅的小说，到了台湾，鲁迅作品被列为禁书，没有机会再读他的杂文。其实鲁迅小说、杂文只是文体不同，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来柏杨曾对记者说，鲁迅的杂文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自己写的杂文是给一般民众看的，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鲁迅认同。
柏杨与鲁迅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他们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否定的，包括秦代以来的制度、思想、文化，以及许多不良习俗。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也都持批判的态度。他们都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腐败，混乱，战乱，杀戮，贫困，如影随形，陪伴人民几千年。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与惶惶不安之中。专制统治者不把人当人，社会上没有人，只有主子、奴隶、奴才。苦难与专制摧毁了人的尊严。他们都向往新的生活出现，希望中国人能过上人的生活。这是鲁迅与柏杨共同点。
他们之间不同的是：鲁迅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揭露专制统治的非人性及其在现代的延伸，认为这是造成苦难的根源，其批判是政治性的；柏杨主要是从文化上展示专制制度结出的恶果，历数它对华人灵魂的腐蚀，其批判多是伦理性的。柏杨希望通过文化变革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总的说来，鲁迅立场激进，但立言曲折隐晦；柏杨立场温和，然而立言通俗、激烈，更多情绪化的言辞，很使那些对号入座的人不堪。
《丑陋的中国人》中着墨最多的是“酱缸”“酱缸文化”，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惰性及其同化能力的批判。
其实鲁迅就说过：“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花边文学·偶感》）“中国的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两地书》）这就是讲中国文化的惰性和同化力的，但鲁迅只是点到为止，他没有把传统中所有负面的东西一并归并于“染缸”，他还有更广泛、更深入地揭露和批判。
柏杨把“染缸”的比喻换为“酱缸”（柏杨用此喻之前并不知道鲁迅的“染缸”之喻，应该说与鲁迅暗合），并就“酱缸”作无限延伸。他说：
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应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
柏杨明确指出所谓“酱缸”就是传统的专制社会。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一个非人性的社会（酱缸）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性发展的走向。
柏杨特别钟爱“酱缸”这个发明，他有本批判社会弊病的杂文集就叫《猛撞酱缸集》，这有些像李宗吾钟情于“厚黑”。
从“酱缸”到“酱缸文化”，再到“酱缸文化”衍生出的种种“产品”构成了柏杨的社会批判系列。柏杨指出中国人中间盛行着“对权势的崇拜狂”。它源于中国的官本位社会。世间的荣华富贵皆由权力而致，人们怎么不对它垂涎三尺呢？权力垄断诞生了权力崇拜，在这个阴影里，消弭了“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活跃着“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人和人之间充斥着“淡漠，冷酷，猜忌，残忍”。这些反映到书面文字中就形成了“文字诈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上欺天、下骗人，“言不为心声”。生活在现实中，不敢承认现实，一切向后看，什么都是“古已有之”，“老子过去比你阔多了”等等可笑的阿Q精神，柏杨称之为“对僵尸的迷恋”。
“酱缸文化”最恶质的产品是“自私与不合作”。“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不如一条虫”。有中国人的地方必有“窝里斗”，整天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其实眼睛盯着的是“卧榻之侧”的人。柏杨对这点尤感痛切，他说“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这些现象，海外华人感触尤深。柏杨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文化中，由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中国的许多问题，盖出于此。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对外国可能是这样，可是与同胞斗决不手软。纵观历史，真是可悲。柏杨甚至悲愤地说，一到历史的关键时刻，就会有内斗，使进步被消解，这是不是“宿命”？是不是我们中华受到什么恶毒的诅咒？
柏杨还罗列了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毛病，如死不认错，心胸狭窄，目光如豆，没有包容性，假大空话满天飞，甚至脏、乱、吵，不排队等等细碎问题，都把这些归入“酱缸文化”；另外，柏杨讲话行文，注重力度，措辞用语，有些失之于偏激。如把不肯变、不思变的保守人物称为“酱缸蛆”“喝尿分子”“尿入骨髓”等。这几乎涉及到了所有国人，每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难怪《丑陋的中国人》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弹！
柏杨对社会的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以及它所向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很典型，反映了上世纪初大部分知识人的心态。对于柏杨、包括比他更长的一两代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有个“同情的理解”，他们身处“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凡是有爱国热忱的，无不想迅速、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但他们面对改变的对象似乎又都很强大。因此他们习惯于下猛药、说狠话，出极端主义的主意，使大力气除弊。
孙中山说“破坏难于建设”，毛泽东说，“不破不立”，于是鲁迅的“拆房子论”（要想开窗户，先要宣布拆房子），毛泽东的“不过正不能矫枉说”，连温和的胡适也不反对激进的“全盘西化论”，也是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花样翻新”（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因此，柏杨用语粗鲁的大声疾呼，只要不以词害意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一个时期的风范。二十多年前对此书反应激烈，都是因为没有走出那个背景的缘故。柏杨先生逝世后，《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再版，依然畅销，一连数月上排行榜，但人们反映温和多了，没有什么“风波”出现，什么原因？不用我说，读者都可以理解了。
聂绀弩诗与旧体诗的命运
今年《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出版了，煌煌三巨册，装帧朴素、精美、大方。出版者跟我谈起：“有朋友说，印2000套，就当做件好事吧。我大胆印了5000套，没想到很快就发完了。而且在深圳还被评为‘2009年度十大好书’。真是很意外。”聂老的集子能卖五千一万，我倒不奇怪，我觉得聂诗起码有几十万的读者。让我惊讶的是作为旧体诗集，在三十年中竟能印了七八版之多，一位非亲非故的研究者，自己出钱出力为注释聂诗辛勤工作二十余年。这在商业大潮覆盖一切的时代真是极其罕有的事件。
一、旧体诗还算文学作品吗？
六十年前，社会转型，许多旧时代东西都面临着检验，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旧文学形式被否定了，旧体诗也是这样。就我所见过的1957年以前的文学刊物上没有发表旧体诗的，知识界绝大多数人认为旧体诗已经寿终正寝，从而把它排除出文学作品之外。当然，老人写旧体诗的还有，最近我的一个老学长，为他的祖父编定诗集，名为《劫余堂诗集》，请我帮助校订一下，然后自费印刷几百部，以赠亲友，可以算作一例。老人写旧体诗，因为其自幼所受到旧式教育中就有对对子和写诗这一课。旧时代社会生活中写诗又是有教养阶层里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交活动方式。到了新社会，有些老人借此摅胸臆，除烦闷，按说也是一种文学表达。但就当时主流舆论来看，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罢了。
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词和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上述的情况才有所改变。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是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但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不要说一流大家的作品，就是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的旧体诗的研究几乎是零，没有什么人关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