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
——答《文艺争鸣》编辑朱竞女士问
此篇是2002年回答《文艺争鸣》编辑朱竞女士之问，发表在《文艺争鸣》2002年第3期上。前面有朱竞女士一篇“编者按语”：
王学泰，男，1942年12月生于北京，原籍山西清源。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农村劳动多年。一度在北京房山县文教系统工作。1980年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任编辑，1989年调至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从事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工作。出版的主要专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中国流民》、《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幽默中的人世百态》；出版的学术随笔集有《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另有一些论文和杂文散见于报刊。
第一次与王学泰先生通电话，我就被他那铜钟般的声音所吸引。想象中，这人一定与武松或张飞一般威风凛凛并豪气十足，是个路见不平就出手的人。后来听位朋友说，王先生的确是仗义之人，正是由于这些，他在这风风雨雨的几十年，经常是多灾多难，历尽坎坷。但是，王先生却说：谁说只有“革命”，人才能“永远年轻”呢？在已经被划为“另类”的处境下，他还保持着自己特有的达观。他说，“另类”附加给他的是一个正面的收获，那就是成为“另类”以后，就仿佛进人了精神“保鲜”箱，精神的年龄永远不再增长了。
在几次与王先生的聊天中，他都强调，这种精神保鲜的感觉纯属个人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丝毫没有倡导人们要经历这些“历练”的意思。王先生读书很多，学养极好，研究的都是别人很少研究的大问题，如“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这些问题当然要收集大量的资料，他认真地做了，而且这些成果被学界所认定。王先生说他自从上小学起，写作文时无论是什么题目一概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开篇，这是他不自觉的，当老师总结他的作业时，才发现在一个学期的作文中，王学泰写的第一句话全部都是一样的，这不禁引起全班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如今他已经60岁了，那种清脆、稚嫩和热情的笑声还在他的耳边时时地响起，而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多。
这是第一次长篇系统地回答记者编辑提出的问题，朱竞女士的不虞之誉给了我许多信心，故过录于此。2004年朱竞编辑的《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也收录了此篇，名为《地狱与天堂——访王学泰》，由华龄出版社出版。
一、谈20世纪的知识分子
朱竞：您对中国20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王学泰：从生产发展角度来说，20世纪是高速发展的世纪；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20世纪是各种理想方案大试验的世纪；从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是极端主义泛滥的世纪。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产生了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几千年来，很少有机会把这些理想付诸实施，到了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对于社会理想的追求才能够大规模被引入现实，做空前未有的实验。这是个数以亿计人参加的实验，主持者还往往采取极端主义手段，以期美妙的理想能够早日光临。美好的社会理想没有实现，人类为它付出的代价却很不菲。
人们对20世纪寄托了太多的希望（清末民初刘半农写过一篇幻想小说叫《歇浦陆沉记》，就是幻想20世纪美好前景的），于是，失望也最大。经过数十年的体验与学习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即世间本来就不存在一揽子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方案，以此为倡导者非愚即妄。社会的前进就体现在点点滴滴的进步之中。几千年来，人们梦想“千年帝国”、“人间天堂”、“大同世界”，而得到的却是无数劫难。这让人想到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为什么会如此？我以为关键还在于人们幻想通过揠苗助长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传统的儒家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但现实精神值得关注。儒家把理想定位于“大同”，但除了康有为这位偏执狂以外，很少有把“大同”世界作为追求目标的。他们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小康”，“大同”只是用来激励儒者的献身精神和矫正社会的畸形发展的。
社会不公，特别是分配上的不公正，大约是人们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永恒的问题。所谓“天堂”、“大同”的设计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只能对其恶性发展做有效控制，并使其相对缩小。这仰赖于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制度完善，经济发展、财富积累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民主制度是人们限制社会不公、恶性发展唯一的有效手段。不发展经济，不增加社会财富，老在分配上兜圈子，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后造成的是普遍贫穷。没有民主制度，强势集团在经济发展中完全不顾弱势群体利益，过度攫取，人们敢怒不敢言，直闹得天怨人怒也无办法制止，最后只得靠暴力解决。
暴力的广泛实施和泛滥又摧毁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即使通过暴力革命调节了分配上的问题，但因为社会财富的减少，往昔处在贫困地位的人们的生活也不会得到太多的改善。过去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有人惋惜他没有找到“大同的路”，我以为，他幸亏没有找到，否则他的“大同社会”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因为康圣人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也是不关注生产和民主，只是在社会分配和调整社会关系上做文章，而且大多采用强制的方法去实现。最初的平等、平权也许会给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带来一时的快乐和满足，但经济上得不到发展，社会财富日渐减少，处于贫困之中的广大平民百姓，对于毫无意义的社会平等也会失去兴趣。此时想追求财富却因为受到“大同”规则的限制而不可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又不具备协调机制，最后又是演变为暴政与暴力。20世纪在暴力与理想轮回交替中度过去了，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但愿人们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后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自己真正的要求是什么。
朱竞：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王学泰：知识分子是什么？也就是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定义，人们有不同的认识。过去很多人以学历作为评定是否是知识分子的标准。随着文化的普及，高中，甚至大学学历都成为很普通的学历，这不等于社会成员都成为知识分子了。我以为海外学者余英时的看法较为符合中国的实际和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知识分子自律。他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受到过较多的教育，有较多的知识，并从事与知识创造或知识传播有关的工作，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关怀，勇于充当“社会良心”。
“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初源于俄国19世纪60年代。那时俄国贵族之中形成了一批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命运，关心公理正义的具有先进知识的精英分子，人们称为知识分子。后来这个概念传到西方，西方遂把那些敢于为底层百姓、社会下层、弱势群体说话，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人称为“知识分子”。西方虽然搞了“三权分立”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权力制衡，但是有钱、有权者还是处在强势地位，另外，制度也要人去执行，因此，社会上必然需要一批人，用于本着追求正义真理的原则去揭露、批评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替弱势群体的人们说话，这也符合古希腊的民主科学的传统。于是，这些具有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与各种媒体形成了“第四种权力”，对社会强势集团和“三权”进行监督，以协调社会矛盾。所以，在西方是视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的，他们的存在有利于权力制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受到全社会的认同。那些缺少这些社会关怀，只关心自己专业的知识人只能是专业人士。法国的雨果、左拉、居里夫人就不只是作家、科学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对最高权力的“监督”也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监督”也是三项，就是“天命、祖宗之法、人言”（这是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发展来的），所谓“人言”就是在朝在野的士大夫的言论。因此，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以担荷道统自命，而且期待以“道统”去拨正“治统”，国家的治乱、人间的忧乐无不在他们的关注之中，他们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舍生忘死，对君权的滥用、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社会不合理现象提出批评，从而制止了某些极端主义行为的出现，当这些敢谏之士受到迫害时，也就是君主的极端作风即将泛滥的时候。可见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精神很接近西方所说的“社会良心”了。
不同的是，西方的现代知识分子批评的坐标是“正义真理”，是诉诸全社会的，并受到社会的理解和法律的保护；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进谏的坐标是“忠君”（即使为民请命，也是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角度考虑的），是诉诸朝廷的，而且缺少必要的保护机制。传统士大夫的独立精神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不能相比，尽管两者的出发点和表现有许多不同，但两者还是有共同点的，其共同点在于：对权力进行监督批评，从而能够及时发现社会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社会矛盾向恶性发展。如果说有知识分子精神的话，我以为这种独立出权力之外、自由思考、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当然，具体到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种种社会和个人的原因离这个精神还是十分遥远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对这种精神的殷殷的向慕之情。
朱竞：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王学泰：前面讲过知识分子本身职责就应该有社会关怀，应该关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体现在对社会启蒙的关怀上。中国古代是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它是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相配套的。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逐渐解体，农业文明逐渐向工商文明转换，中国宗法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们依附于宗法共同体中，被控制也被保护的。而工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将是契约关系，这要求人们的头脑作相应的转变。于是社会需要启蒙，民众需要启蒙。中国人在皇权专制的宗法社会里生活了近两千年，思想意识是与专制社会相适应的，而未来的社会是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公民意识。对于“公民社会”精神有些理解的应该是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因此启蒙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对此毫无兴趣的知识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士，不能说是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社会科学界有，自然科学界也有。
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本来不成问题，说了有一百年了，但最近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大狂的表现，知识分子只有向民众学习的义务，没有启蒙的权利，更谈不到责任。这仿佛是在抬高民众，贬抑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愚弄民众。唐代的韩愈都懂得“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道理。公民社会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人们要更好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必须明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而大多数民众对此还是陌生的，这就需要对于契约懂得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去启蒙。启蒙者没有什么高贵，被启蒙者也没有什么低贱。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中，知识分子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近几十年来，社会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我们从现在的清宫戏泛滥，武侠小说猖獗，顺民意识、暴民意识的被美化都说明了这一点。
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