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江湖就是上面说的江湖人的江湖。这里是江湖人冒险求发展的地方。宋江没有投入江湖时，不过是个社会边缘分子。他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以求得个人更多的发展空间。他本是郓城县押司，在郓城县里，宋江有极好的声誉和人事关系，在主流社会中宋江是个吃得开的人物。宋江是个小吏，现在常常是官吏并提。实际上宋代和宋代以后，“官”“吏”是社会地位悬殊，是学问教养、思想意识都有很大差别的两类人。吏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是处在边缘地位的。吏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一种歧视政策。苏老泉就在《广士》篇中提出，朝廷应该善于从各个不引人关注的群体中汲取各种类型的才智之士，并指出各类出身的人都有才智之士，他感慨为什么“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与功者，不获一施”。这种歧视，使大批吏胥成为社会边缘人物，从而造成他们自视也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性格。宋江未投入江湖时，就与江湖人物有着很好的关系，俨然以江湖领袖自居。因此他的活动之处无不是江湖。江湖不是个具体所在，而是一个场，哪里有江湖人为了生存和求发展，那里就是江湖。正像电场一样，哪里有电子流动哪里就有电场。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出身是个游民，其主要故事都是作为将军出现的。但在《三国志平话》，他与刘备、张飞结拜后，造反上“兴刘山”，当山大王，这才是江湖人，他的江湖就是其活动所及的地方。
6.中国传统中有两大圣，一为文圣孔夫子，一为武圣关公，李慎之先生提到过孔夫子代表大传统，关王爷代表小传统。关羽是中国江湖社会至义至忠的图腾，历代皇帝也强化了关羽忠义的象征意义，并逐级加封，关羽从宋徽宗始封关公到后来的关王、关帝直至清顺治帝所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怎么理解这种国家与江湖在关羽身上的统一意志？而民间社会的关帝庙甚至多于孔庙，又怎样评价国人的这种世道人心？
我们运用大传统、小传统这两个概念时，把大传统视为主流社会的传统，把小传统当做民间传统，这已经与最早使用这两个概念的“芝加哥学派”不同了。如果认真、细致地划分古代不同人群的传统，的确可分为两种。一个是可以摆上桌面的，一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两者可以勉强以孔夫子和关王爷为代表，然而两个传统不能以人群分。在民间，对于孔夫子也有崇拜和信仰，因为古代的民间主要还是宗法农民，而儒家思想恰恰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宗法制度下的人们谁反对孔夫子倡导的最重要的概念——“孝”呢？
关王爷形象主要来源于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不仅文化层次低、成天奔走的游商、游民崇拜他，黑社会也崇拜他，到了明清几乎是全民崇拜。尽管明清宫中都有关帝庙，就是慈禧老太后听京剧时，关王爷出台了，她也不敢泰然地稳坐在宝座上，也要站起来，象征性地走一走，以表现对关公的敬畏。然而《四库全书》，这部网罗文化、无所不包的巨大丛书，对于有关关帝“圣迹”的典籍却一本不收，可见在《四库全书》编者心目中，关于“关帝”事迹的著作都属于怪力乱神一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很奇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游民的许多观念往往与最高层——皇帝想法有暗合之处，处事规则、运作的手段也大体雷同，不同的只是高层需要儒家的、文明的语汇来掩饰，而底层社会的游民则另外创造一套语汇来表达。作为三明治夹心的文人士大夫如果出于对儒家思想与君子办事规则真正信仰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免要受到上下两层的夹击。近代儒家的衰微，其作用的弱化乃至日益淡出，人们总认为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他们不懂得近两三百年来，一是游民文化的泛滥，一是满洲统治者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有意识地对文人士大夫独立意识（讲学、结社之类的活动）的打压，儒学局面早已岌岌可危了。什么是儒学？它是出仕做官者的正心诚意修身乃至治国平天下之学。真正的儒者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不是君臣主奴之间的关系，而是亦师亦友的。
儒者对于君主的态度是“和而不同”的，明代皇权专制那么严酷，不怕死的忠臣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忠臣敢于批评皇帝，敢于上书议论最敏感的问题（事关皇位继承等重大问题）。有些被昏庸的皇帝廷杖打死、打残，反而赢得了忠直的好名声，被民间崇拜。他们的事迹被编成戏曲或评书，在民间演播，受到民众的欢迎。而奸臣往往在位时便受到民间舆论的鞭挞，这些都可见儒学在民风中得到张扬。到了清代这种忠臣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薛瑄、陈白沙、王阳明那样的大儒，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重要思想家也是明末儒学的遗孑，并非是清代的产物。清代的儒学就是考据学，人们艳称“乾嘉学派”，严格地说搞的都是“小学”那一套，大多是没有思想性的。韩愈有诗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这首诗也可以移赠给大多数清儒。
在最高统治者那里不要说朱元璋苛酷寡恩，对于民本思想的敌视（删削《孟子》），就拿永乐皇帝朱棣来说（他曾令臣下编纂《性理大全》），对为建文帝殉难大臣妻女处理的“批示”，哪里有一点儿人味儿，更不要说什么儒不儒了。由此可见，孔夫子那一套，虽然主流社会的人们都把它捧到台面上供着，但不一定照他所说的去办。
关王爷的现象更复杂一些，应该说关王爷与历史上的关羽相去已远。关帝崇拜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要数通俗文艺作品（其早期，佛教、道教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宋代初年，宋太祖赵匡胤还把关羽在武圣庙（武圣是姜太公）陪祭地位撤销，可是到了宋徽宗时就被封王了。一百多年间变化这么大，难道仅仅是因为道教所说的关王在运城盐池斩蚩尤，保障北宋朝廷盐税收入？不仅这个故事神话色彩太浓，显得荒诞无稽，而且也不能解释取代北宋的金人对关羽崇拜更甚（俄国人从黑水城窃走的一幅关公像，已经是通俗文艺作品中的关公了——标志是有青龙偃月刀，历史上关羽使剑——这幅标准像就是金代的）。我认为关公崇拜与通俗文艺作品有关，北宋是通俗文艺作品快速发展的时代，关公的形象在民间已经受到崇拜。
斩蚩尤的故事能够取信于宋徽宗，也与北宋人所受的通俗文艺的熏染有关。金国取代北宋以后，作为少数民族主政，他们接收一整套传统的主流文化比较困难，而通俗文艺，喜闻乐见，容易把握，接受起来比较顺畅。不仅金人如此，后来的满族人也是这样。例如《三国演义》成为许多满族人上层人物的读本，打仗时按照《三国演义》的故事使兵用策。直到雍正年间有的旗人写奏折时也有用《三国演义》典故的，我们从皇帝的申斥中，可见直到清代建国六七十年后，“三国”一类仍然是他们的必读书。清末慈禧太后掌政四十余年，其文化不高，虽然有时也让臣僚给她讲讲“四书”，但她最爱听戏的皮黄（后来的京剧），简直是不可须臾离也。许多时候是对着戏的本子听。皮黄中宣扬的底层社会奋斗、纵横捭阖之术的思想意识对慈禧肯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是因为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即使有心得也不肯公开宣扬罢了。
通俗文艺作品昭示关帝与历史上的关羽有很大差别，一是由于通俗文艺的作者和演播者多是江湖艺人，文化程度不高，对于历史上的关羽不一定了解，二是江湖艺人思想意识一定会渗入他们的作品之中。我们从通俗文艺作品中的关公形象的故事及其所体现思想倾向是带有游民色彩的。关公有“游”的经历，自然会被游商、游民视为保护神。他的武勇也是那些接受了汉族通俗文艺作品的金人、满族人等崇拜和托庇的对象。金人、满族人成为统治者之后，关王自然为全民接受。然而文人士大夫对于关王爷的态度是有保留的，文人士大夫对文化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因此后世伪造的关王爷载记也很难登大雅之堂。
7.游民文化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治与乱，它就像索解中国社会的巨大密码。在显与隐、叛逆与正统、庙堂与江湖的变幻中，您特别提到一个从游民到帝王的个案朱元璋，这个案例太炫目了，它深刻地触及了历史演变的动因。而明代社会治理的严刑峻法也超越前代，朱元璋甚至将关羽由王贬黜为侯。朱元璋是不是最能体现传统中国政治学中的帝王术？什么叫帝王术？
帝王术本指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的权术。这是一部分士人热衷的，并借此飞黄腾达。士人一般没有称帝称王的勇气，平常所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意思。
帝王术内涵大体包括：一是进取不由正道（所谓“正道”是指孟子倡导的以“仁”取天下）；二是所推行的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是重术不重德；四是苛酷寡恩。可见所谓“帝王术”，完全是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称之为“术”。也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式的马基雅弗里主义。
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个朝代和政权，其中除了西东汉、西东晋、北南宋是同姓之间带有承续性的政权之外，其他都是由异姓的新统治者开辟的新王朝。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这些王朝的开创者，也就是第一代统治者的家庭经历、文化教养、崛起过程，便会发现，他们大多属于两类群体。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前者如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朱元璋等；后者如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赵匡胤等。
这些第一代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教养比较低，有不少还是文盲，没有什么系统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仰。这些开国皇帝虽然不懂得制礼作乐以文饰其统治，但是，他们却十分熟练地运用着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技巧，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以成败论英雄的“芸芸众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真龙天子”，是上天垂命，命令他们来统治中国的，对他们老百姓只有顶礼膜拜。而那些受到中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们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则缺乏竞争力，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们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只能作为辅佐存在。
朱元璋取天下时，讲帝王术的主要是他的辅佐者。例如刘伯温就被民间视为善搞帝王术的军师（这与刘基真面目有很大差别），朱元璋对于臣下的使用和控制称之为控驭术。
8.明代社会控制之严为史上之最，比如农民不许离开原地，商人不许走出百里，和尚、道士严禁游方。为什么游民组织化（比如帮会、结社等）反而在本朝趋向成熟，从而开启了后世秘密社会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