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小女孩有着宽宽的脑门，却长着一双小眼睛，可怜见的还是单眼皮。一团孩子气的可爱圆脸，双颊娇嫩如花瓣，笑起来眉眼弯弯，眼神清澈恬静如婴儿，羞涩中带着甜美。
她对趴在床上的一个人说：“姐姐，我们出去玩吧，你已经看了一上午书了。”
床上的那人把眼睛从书里拔出来，微微抬了一下头，待看清楚眼前之人，嘟囔了一句：“不去。”
她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的分明。窄脑门，大眼睛，宽宽的双眼皮，活像做手术割的。两道黑色的眉毛，在眉峰处斜斜勾起。眼睛太大，看起来像是白多黑少。幸好，这双眼睛正懒洋洋的半睁着。方形的下颚，配着尖尖的下巴。
这张脸我再是熟悉不过！
这是我的脸！我儿时的脸！
成年以后的这张脸没有了婴儿肥，她将会显示出另外一副样子。
两道长眉触目惊心，过于浓密的眼睫毛，从不需要画眉，更无需画眼线。鼻子太高太翘，似乎不大协调。苍白的脸色衬着眼下一片青黑。
这张脸在整体上显得过于棱角分明，又时常顶着一头男孩子的短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
她说：“姐姐，你应该多看看色彩，看看外面美丽的风景。”
她犹豫了一下，又问：“你喜欢我送你的画吗？我喜欢艳丽的色调，这样的喜好是不是很俗气？”
我大吃一惊，那副画竟然是她送我的！
床上的那个我半坐起来，丢下书，对她笑道：“浓墨重彩很好看，我喜欢。”
我焦急的看着站在床前兴高采烈的她，急道：“你刚才明明是和我说话，为什么现在又不理我了？”
我又看向床上继续看书的那人，“我什么时候有了妹妹，为什么你知道，我却不知道？”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再理会站在一旁，急得团团转的我。
我心里一着急，梦便醒了。
她是我妹妹，我妹妹却不是我！
这句好话如果单看，很有问题。但从我昨天接受催眠的结果来看，却是表述无比正确的一句话。
虽然现在我更疑惑了，可是比起我既是我自己，又是我妹妹这样的情形，如今知道还有另一种可能：我是我，我妹妹是我妹妹（即使还不能确定她的存在），我的心里倒是镇定了许多。
第二次催眠治疗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可是我还在纽约出差。为了能及时赶回来，我生平第一次做了头等舱，机票价格生生多出一个零。
在座位上安顿好之后，我拿出镜子看看自己的脸，面色苍白、神情委顿，左边的太阳穴隐隐作痛，裹着两条毯子却还是冷。
舱门关闭后，我看到旁边的座位还是空的，便将头顶上方的冷气关掉。我戴上眼罩，却感觉呼吸不畅，只得又摘下来，重新闭上眼睛。疲惫已极却是睡不着。
“你还好吗？”我听到有人轻声问我。
我费力的睁开眼睛，一位上了年纪的空姐蹲在我旁边的过道上，一脸关切的望着我。
我想告诉她，我没事。
可是牙齿咬得太紧太久，下巴处的肌肉变得僵硬无比，这让我开不了口。尝试了几次之后，还是放弃了。
我对她摇摇头，努力扯个微笑出来。无奈面皮绷得太紧，笑容也草草收场。
她脸上的担忧更明显了，却没有再和我说话。我看到她走到前面和另外一个人说了几句，手指向我的方向。
美联航的空姐年纪都比较大，刚刚那位空姐的年纪怕是和我妈妈差不多。如此近距离的看到她那面皮松垮、皱纹横生的脸上画着像个调色盘一样的浓妆，着实让我受到不小的惊吓。
我维持着刚才的姿势呆愣了好一会儿，才从惊吓中回过神儿来。
这个小小的意外，竟让我感到了片刻的轻松。不知不觉间刚才那个草草收场的半个笑容又回到了我的脸上。我闭上眼睛，渐渐陷入半梦半醒之中。
我小时候常常在春夏之交生病。有一年病的特别厉害，打针吃药折腾了几个月不见好，焦急的外婆请来了一位老中医。
我听到他说，小小年纪忧思过度，不是长寿之兆。
我心里冷笑，谁要长寿！后来我的病终于好了，可是留下一个毛病，一入冬就手脚冰凉，面白气短。
有人在轻声叫我，红茶和佛手柑的香气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又看到那张上着浓妆的脸。她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有一杯红茶和几包曲奇饼干。
她用英文说，“亲爱的，你的脸色太苍白，是不是低血糖了？”
随后又问我：“有没有对哪些食物或者药物过敏？”
我摇摇头，终于能发出声音，“谢谢您，我没有过敏的食物和药物。”
我推开毯子坐起来，接过她手上的托盘。红茶有些烫口，我小口小口的慢慢喝着。
飞机降落的时候，我闭起眼睛，右手的拇指和中指无意识的转着左手尾指上的戒指，极力忍耐飞机降落时因失重产生的眩晕感。
第二次催眠开始前，我告诉了孙医生我做的那个奇怪的梦，以及梦中那副怪异的画。”
孙医生沉默良久后问我：“你感觉最孤独是在什么时候？”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欢快的走过主街的一队幼儿园小朋友。
“这些年我都很孤独。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努力扮演我自己，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生活。可是这个正确的方式，现在看来，不过是在我年幼的时候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偏见。”
这些语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它们一直等在某个角落，寻找机会宣之于他人。
“你听说过‘生不见魂，死不认尸’吗？”我问道。
孙医生点点头。
“有一年我突发奇想要写两本小说，辞职后一个人住在一间极小的公寓里。那一年里面，有好多个黄昏我特意走出去和陌生人说几句话，如果别人能看见我，说明我还活着。我害怕自己已经死了，成了孤魂野鬼却不自知。
你是不是认为，是我太孤独了，才会想象出来一个妹妹？”
孙医生沉默的笑了笑，在那个笑里藏着深深的悲悯。
我不能心安理得的领受他的悲悯，对他解释说：“这种孤独是我一直以来期待的。我已经厌倦了人群。”
他却笑道：“我明白。有段时间我也是厌倦了人群，想看日月星辰，想看旷野，想看到没有受到人类干扰的动物，想在荒漠里流浪。所以，我才会去做无国界医生。”
“山穷水尽的时候，爱会助你一臂之力。”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他：“你看到旷野和野生动物了吗？”
孙医生深深的叹了口气，“我看到了很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停产的M1加兰德步枪。我还学会了使用它们。毫不谦虚的说，我现在是个神枪手。你知道这种枪吗？”
“它是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装备的制式步枪，被巴顿称为曾经出现过的最了不起的战斗武器。
现在它在军队中的地位已经被M1C/D狙击步枪取代，但是在亚洲还有很多人使用它。而且，我听说在国内的很多农场里它也很受欢迎。
毕竟它唯一缺点就是子弹打光以后，金属夹弹出来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
如此设计原本是为了提醒拿枪的人快点装子弹，但是，如果敌人也听到了这个声音的话，那可就糟了。”
孙医生很是惊讶，“没想到你会懂得这些。”
我扭过头，朝他无奈的笑道：“我知道这些可不是因为我的枪械知识有多渊博。
我大学时候的闺蜜是个韩国留学生，家里是开射击场的。韩国民用射击场的标配就是M1加兰德步枪。她是一位枪械专家，我的枪械知识都是她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想要写小说？”孙医生忽然问道。
“有些经历过于痛苦和难堪，年深日久，感觉自己再也无法承受，可是也无法对人说。只好借由小说里的人讲出自己的故事。
有很多治愈心理创伤的办法，写作是其中一种。我最开始尝试过心理咨询，发现没有用。这才开始写作。”
“有用吗？”
“治愈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还是老样子”。
“这本书写得很好。”孙医生把手里的电子书《为强奸犯辩护的女律师》展示给我，“这个故事源于你的亲身经历？”
我吓了一跳，“你在哪里找来的？”
孙医生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不答反问：“你最得意的是哪一段？”
我想了想，“是被害人出庭那段。被害人说，她的余生将停留在被强奸的状态里。那个人强奸了她的身体一次，可是她的家人、朋友，街坊邻居和那些喜欢用别人的悲剧来填满空虚的人，用他们的眼神、语言、态度时时刻刻提醒她，她被强奸过。
事实上，在她的余生里，她是一直被这些人强奸。
最可怕的是，她周围的人会认为被强奸是她的错。一定是她做错了什么，不然为什么被强奸的人是她，而不是别人。”
孙医生指着书里的一段，念道：“这个强奸犯说，我是你男朋友，我们之前上过床。这次我也给了你快感，你应该感激我，怎么能说我强奸你呢！
你为这个人辩护过？”
我只好耐着性子解释：“我不是刑事律师，也没有为强奸犯辩护过，但是我知道这些人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生活在这种男权社会里，个人会被大环境渗透，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几乎所有人都自然而然的站在强势的那方说话，包括很多女性自己。
小说里的故事是个真实的案子，很有争议。这个人最后被无罪释放，真实的理由，没有写在判决书里，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这个男的和女孩子正在谈恋爱，他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粗暴了一些而已。这就是男权社会里人们的思维逻辑。
我生活的环境里，仍然认为女人是附属物，家暴、杀妻、婚内强奸这些犯罪，判刑都很轻，轻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我们的社会对女性和儿童的保护太少了。
我们生活的环境教会了男人，打骂妻子是没关系的。他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同，打起来理直气壮。
除了这些，他很有可能是个好儿子，好员工，好老板。如果有人说他家暴有错，这些就是明证，证明他是个好人。而好人家暴妻子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被这样的文化裹挟，作恶而不自知，没人是清白的，多多少少而已。”
孙医生没有再说话，很快翻到最后一章百合花。
“所以，在小说里，女律师分裂成两个人，一个千方百计为强奸犯辩护，一个认为这个人应当被判死刑。
最后她受不了了，在看守所会见的时候，利用强奸犯对百合花粉严重过敏的事情，把花粉粘到手上，通过握手杀了他。对这个结局你满意吗？”
“我很矛盾，希望女律师不要通过杀人解决问题。至于这个强奸犯嘛，一直关在牢里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