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活动形式上是一种意见生产和表达方式，属于人类的精神生产。媒介批评的发展依赖于传播实践，但又以精神生产的方式直接参与了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人们总是通过理解、分析、判断等精神活动，调整和处理具体的传播活动，实现传播目的。媒介批评在一定的意义上属于社会舆论监督的范畴，是舆论监督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一种表现。舆论是社会评价的一种，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舆论虽然不具备行为的强制性，但它会对舆论客体产生强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媒介批评以观念的方式推动或制约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变化。媒介批评说到底是对传播活动反思的产物，是社会主体通过一定中介观念地掌握与传播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一种认识活动，是人类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内省的一种表现，体现着人类赋予的任务、功能，并由此达成一定的效果。
第一节 媒介批评的目的和任务
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以某种目的为依据，目的贯穿着实践过程的始终。随着活动层次的不同，也就相应有了目标、目的的差异。目标和目的有显、隐之别。一般来说，媒介批评的目标包括媒介批评的目的，或者说，媒介批评的目的隐含在媒介批评的目标之中。在具体的媒介批评实践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对媒介评头品足，媒介批评可以是一种组织行为，但更多的则是一种个体行为，是批评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种观念和情绪表达，批评主体呈现高度的分散性和个体性。媒介批评的任务是指媒介批评所应担负的职责、责任，这种职责和责任具体化为某种外在的批评行为和举动而体现出来。由于这种职责和责任的履行需要落实到批评主体的身上，生硬地规定媒介批评的目的和任务，可能是一种并不相宜的书生之见或强人所难，但是从提高媒介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来说，从社会现实需要和促进媒介批评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明确或规定媒介批评的目的和任务，也就具有一定的理论必要性和现实迫切性。
媒介批评的目的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借助意识、观念的中介作用，预先设想的批评行为或批评将要达到的结果。作为观念形态，媒介批评的目的反映了人对新闻传播的实践关系的理解与预设。媒介批评不是一种完全自足的观念活动，媒介批评的有效运作必须与社会其他系统协调一致，从外部获取支持和资源。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尤其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意识形态维护的现实需要，将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道德、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纳入到媒介批评的目的系统之中。新闻传播虽然只是社会系统之一，但它为社会其他系统提供信息，在信息社会中，任何社会子系统都无法离开信息的输入，因此，新闻传播无异于社会的神经中枢系统。新闻传播的这种社会系统特性，内在或先天地决定了批评主体开展媒介批评目的的多重性和多样性。
首先，媒介批评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新闻事业的繁荣和健康有序的发展。媒介批评源于对新闻传播的某种不满。因此，媒介批评最直接或最核心的目的就在于按照批评主体所设想的某种媒介状态，对媒介的现状进行分析与否定，提出批评和建议。社会生产力固然是新闻传播事业繁荣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但在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也会对新闻传播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每个新闻媒体都生活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一旦被社会孤立将无法存在和发展。舆论是民意的表达和民众力量的显示，它通过对涉及公共事务的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评价，从而实现对其制约和控制，使之服务和服从于既定的社会共同意志，符合公众的利益。新闻传播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有着自己的宗旨和运营目标，有采取各种手段追求组织目标尤其是经济目标的内在冲动。但是，新闻传播又是社会的公器，它的存在和发展关涉到几乎社会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它必须接受来自人民的监督，即承受人们的评说，听取人民的建议，约束自己的行为，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公众需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对接，在满足公众信息需要的前提下制定适度的自我发展规划，采取合理的方法、技术、手段，以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这样的媒体行为才是健康有序的表现，也才能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取得平衡，获得双赢。没有来自社会舆论中的媒介批评的提醒与棒喝，新闻传播往往会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误入歧途而不自觉，从而影响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在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媒介批评具有校正新闻之舟航行方向的重大作用。
其次，开展媒介批评的目的还在于促进和帮助政治、经济、技术、文化、道德等社会系统的健康发展。新闻事业一方面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系统的制约，同时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反作用于这些社会系统，影响这些社会系统的前进步伐和发展方向。在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实践是社会认识的来源，实践决定认识，但认识又对实践活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认识指导着主体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去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对实践作出相应地预测和规划，指导和引导主体去选择实现目的的最佳行为方式。此外，认识还可以指导主体将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使主体实现对自身的认识，并自觉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客体和改造客体的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道德等系统的实践行为都受着人们有关该系统观念的影响和制约，而人们有关该系统的观念一方面来源于自己的实践，另一方面来源于新闻传播系统。在当代社会中，随着传媒的发展与认识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依赖于大众传媒。媒介批评通过对新闻传播的分析和评价，指出新闻传播在反映客观世界中的某些观念和倾向性偏差，成为校正新闻事业发展方向的一种外部力量，从而有力地促进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提升、技术的进步、文化的繁荣和道德的净化，为社会的和谐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媒介批评的任务是指媒介批评被交派或分配的理应担负的职责、责任。任务的设计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媒介批评的目的决定媒介批评的任务。也就是说，媒介批评的任务与媒介批评的目的紧密相连，任务一旦被确定之后，媒介批评也就会被赋予相应的技能、手段和方法以便确保任务目标的实现，但媒介批评的任务要通过分析、比较、批评媒介以及媒介现象来实现。具体言之，媒介批评的任务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分析媒介的政治方向
新闻事业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虽然新闻事业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但政治性强则始终是新闻事业的最显著特性之一。所谓新闻事业的政治性，是指新闻机构及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代表一定政党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为一定政党和阶层服务。新闻事业用新闻手段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力量。而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一种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其中包含的价值和利益判断总是反映着一定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诉求，反映和代表着一定政党和阶层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在任何社会中，媒体都不会独立于整个社会之外，社会的运行模式、政治体制、商业模式，都会影响到媒体的报道倾向。保障媒介沿着设定的政治方向运作，是社会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必然要求。媒介批评要获得社会的合法性，拥有来自意识形态系统的话语资源，就必须与社会政治系统的需要相向而行。新闻传播要符合大局，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我国对新闻传播的基本政治要求。媒介的政治性体现在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之中，甚至隐蔽地体现在新闻文本的字句修辞和编排语法之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媒介批评就是要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字句修辞和编排语法的细密分析，见微知著，揭示媒介的政治倾向，这是社会意识形态赋予媒介批评活动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任务。
二、测量媒介对现实反映的准确程度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它的直接任务是向人们报道事实世界有意义的最新变动情况，因此，新闻传播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在人类对客观世界众多的精神把握方式中，新闻认识活动具有自己特殊的内容和方式，并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正是内容与形式上的特殊性，使新闻认识与其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区别开来。“新闻认识内容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事实性和新鲜性，新闻认识形式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及时性和公开性。”[34]认识内容的事实性要求新闻须遵守真实性原则。所谓新闻的真实性，是指新闻与其报道的客观对象相符合的程度或属性，具体地说，就是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都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即新闻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和经过都准确无误，都经得起核对。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界广泛流传的这句口头禅，充分说明了真实性对新闻媒体的重要意义。新闻没有真实性，媒体就丧失了公信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新闻报道在真实性方面表现如何，是否做到了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是衡量媒体价值和水准的重要标准之一。媒介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新闻文本分析，从真实性的角度测量出媒体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新闻报道的本质，从而对媒体作出价值评判。
三、评价传播质量和艺术的优劣高低
新闻具有客观性，但新闻报道要获得好的社会传播效果，却不能不讲究传播的方法和技巧。仅以报纸的版面编排为例。报纸的版面是各类稿件在报纸上编排布局的整体产物，是读者第一接触到的对象。版面默默无声，但报纸的版面语言却丰富生动。所谓报纸的版面语言，其实是一种形式语言，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表现形式，任何传播内容都无法离开的一定的传达形式。报纸版面语言的基本元素大体包括版面空间、编排手段和版面的布局结构。传播内容一方面决定着版式形式，决定着版式语言的情状和态势；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版面语言。版面的内容和形式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又互相制约。版面对于报纸具有多重的意义，它既是报纸引导舆论的重要方式，又是帮助和吸引读者阅读的重要手段，更是形成报纸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报纸的版面设计因此成长为一门具有独到内容的艺术。报纸版面上的字符、线条、色彩、空白、图片等，各有不同的语义内涵，运用这些元素时必须遵循一定的结构规则。如上海《文汇报》原总编辑徐铸成先生曾讲述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
哪怕是一个小标题，有时也可以发挥战斗作用。有一次，我们的编辑把一条“中央社”的消息扔入纸篓里，我捡起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军方人员公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消息。我把它加了一个标题：《戴笠精神不死》，并把它拼在国民党压制工潮和绑架学生等新闻旁边。国民党官员看了，也只能啼笑不得。[35]
这个标题并没有脱离原稿的内容，但由于稿件之间的巧妙安排，使版面具有了延伸和隐含的意义：虽然特务头子戴笠死了，但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并没有随着戴笠的死去而消失。读者看了心领神会；国民党官员看了，也是哑巴吃黄连，却找不出任何打压的理由。媒介批评的任务之一是要通过这样的分析，对传播质量和艺术进行评判。
四、探究媒介制度是否合理
媒介因为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传播媒介及其活动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受到一定的约束，从而形成不同的媒介制度。媒介制度中既包括媒介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也包括媒介与社会群体以及广大受众的关系问题；既包括言论出版的自由与权利问题，也包括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媒介制度内容复杂，体现了社会制度或制度性因素在各个方面对传播媒介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媒介制度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不同，透过繁杂的媒介现象解剖媒介活动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媒介制度有无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是媒介批评理应承担的职责和任务。
第二节 媒介批评的功能
所谓功能，往往与“效能”同义，一般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关于媒介批评的功能，清华大学王君超教授提出，“媒介批评的功能是：评点媒介系统质量优劣，阐释媒介系统发展方向，指出媒介系统偏差，促进媒介系统的有序发展。”[36]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对媒介批评功能问题作出的论断，因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曾娅妮在《媒介批评：理论与例证》中，就基本上承袭了王君超的观点。[37]笔者以为，对媒介批评功能的这种归纳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中所列举的所谓媒介批评的功能，有些明显属于媒介批评的内容，或属于媒介批评的方法、手段范畴，从而混淆了媒介批评内容、方法或手段与媒介批评作用之间的区别。根本原因还是对“功能”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具体的辨析所致。
功能是与结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结构与功能这对概念很早就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特别是在系统论创立并深入发展以后，结构与功能观念更加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实质上已逐渐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成为一对新的哲学范畴。“事物系统在外部的相互作用中所体现出的基本特征，是系统的功能。所谓功能，就是事物系统能够与周围环境发生特定形式的相互作用的本能属性，通常也称机能、性能。这是事物系统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38]因此，理解功能这个概念必须将之放到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相互作用运动中去考虑，事物间的相互作用运动才是功能的表现形式。媒介批评是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新闻事业既是媒介批评的“直接相对人”，同时又作为媒介批评的环境而存在，而社会系统是涵括媒介批评和新闻事业两个子系统的母系统，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构成媒介批评的另一个环境。所以，媒介批评的功能既要从媒介批评与新闻事业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又要从媒介批评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从与新闻事业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是媒介批评的直接功能，而从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可谓媒介批评的间接功能。人类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诸多子系统的大系统，媒介批评的间接功能也会相应从媒介批评与其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并具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和属性。
媒介批评的功能直接表现在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影响上。具体言之，媒介批评通过评鉴新闻作品质量的优劣、分析新闻观念的正误、比较传播艺术的高低、阐释媒介系统发展方向的对错等言说方式，使新闻传播系统获得关于自身社会形象的准确定位和描述，为新闻传播主体调整实践行为确定认知上的坐标，从而促进新闻事业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媒介批评的这种功能可以从社会学的“镜中我”理论中获得解释。
社会学的“镜中我”理论其实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中最早提出“自我”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有将自己看做客体，进而发展自我感觉和关于自身态度的能力。詹姆斯将自我分成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三种类型，其中社会自我是指由于与他人交往而形成的关于自我的感觉。这为其后的社会互动论者进行理论建构提供了认识基础。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和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修正和发展了詹姆斯的自我理论，正式提出“镜中我”的有关概念。库利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这种认识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而形成。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人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自我。这其中包括：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关于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态度。前两项只有在与别人的接触中、透过别人的态度才能够获得。“镜中我”的理论主旨虽然是针对个人与社会的交往而言，但对新闻媒体也同样适用。因为任何一个新闻媒体如同个人一样，也要建立与外界的社会协作关系，离开了与社会其他系统的交往与协作，同样不能生存。新闻媒体要与其他子系统建立有效的社会协作关系，一个基本前提是既要了解自己，又要了解别的社会系统主体，还要让别的社会系统主体也了解自己。客观的自我认知是新闻媒体健康发展的前提。新闻媒体的这种自我认知来源于社会对媒体的评价。媒介批评就是新闻媒体的“镜子”，它让新闻媒体克服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造成的认识误区，获得较为全面而客观的自我认知，为调节新闻传播实践提供认识上的参考。由于媒介批评常常针对某种具体的新闻观念、新闻工作者和媒体的行为、新闻管理制度等等有感而发，具有一定的时新性。媒介批评有如社会对新闻事业态度的晴雨表，新闻传播主体通过媒介批评，能动态地获得社会自我认知。因此，媒介批评的最直接功能，就是能够以一种自在的方式，通过改变新闻媒体的自我认知，发挥着直接或者间接、明显或者隐蔽地调节新闻传播主体行为的功能。
媒介批评不仅与新闻媒体进行社会互动，具有影响新闻传播行为的直接功能，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子系统，必然也同时与社会其他子系统有所关联，彼此发生相互作用，从而间接地对社会其他系统产生某种影响，产生媒介批评的间接功能。媒介批评正是在这种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和社会价值。具体言之，媒介批评的间接功能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提高社会的媒介素养
所谓社会的媒介素养，就是指社会大众正确、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主要包括公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虽然人们对媒介素养的具体内涵还有不同的认识，但媒介素养的基础是媒介的基本知识，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还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审看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则是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提高社会媒介素养的方法很多，媒介批评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媒介批评通过批评错误的传播行为和新闻观念，以否定的形式间接地传播正确的传播行为和新闻观念，无形中起到传播和普及媒介基本理论和知识的作用，从而达到提高社会媒介素养的功能。
二、优化社会的媒介制度
媒介体制是指媒介的所有和经营机制，以及关于传媒的法律和管理制度，或者可以说是媒介的具体运作规则体系，它包括新闻事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机构运行原则与方针等，是社会调节和控制新闻传播的程式。媒介体制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媒介体制往往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理特征的反映，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不同的新闻体制。媒介体制与媒介活动之间是一种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媒介体制规定着媒介运作的模式，给予媒介运作的基本空间，影响着媒介运作的社会动机。媒介运作是新闻事业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媒介体制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我国当前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乏力、公民知情权受限等问题，都与媒介体制缺少与时俱进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当媒介体制对媒介活动产生束缚的时候，媒介批评可以通过分析媒介活动背后的制度性原因，给媒介制度优化创造一定的舆论环境和提供具体的变革建议。
三、推动社会的政治清明
大众传媒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介入到了政治与政治活动之中。它是一种工具、手段、途径，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本身。因为媒介间的斗争常常会演变成为政治斗争，媒介成为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实力的重要舞台。媒介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强大功能，就在于信息交流构成了一个其他政治活动得以实施的前提，“信息流通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活动最频繁、最富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39]媒介是群体和组织为个人提供社会期待的重要源泉之一，它通过描述各种群体或组织的情况以及其他个体的行为方式，间接地对个人意见的形成和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对现有政治秩序而言，媒介可以具有维护和巩固的建设性作用，也可能具有诋毁和破坏的瓦解性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问题的思考和批判注定它经常要承担反叛角色，暴露传播中的缺陷，引发人们对媒介现实的反思。媒介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媒介批评在清理传播污秽的时候，必然也会连带社会的政治系统走向清明。
四、助力社会的文化建设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在一般的语义上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文化是社会历史的积淀，是人类之间能够传承并进行交流，并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当它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时，它是精神动力、吸引力，是软实力，当它转变为文化产业时，它又是物质生产力，是硬实力。新闻传播在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事业中居于主导或支配的地位，被视作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载体和杠杆，也是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新闻事业也与其他社会领域一样，也会产生糟粕和垃圾，产生庸俗、低俗和媚俗文化。媒介批评如同新闻领域的啄木鸟，在给新闻业体检帮助其走向健康的同时，也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五、净化社会的道德风气
道德是人类的骄傲。亚里士多德曾说过：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是催人奋进的引路人，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道德观的形成需要培养。在道德观养成的过程中，新闻传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现代著名新闻教育家谢六逸说：“新闻纸在道德方面，应宣扬善良的人生，不在暴露社会罪恶，它能训练读者，同时培养读者对于社会认识的正确性，应做到善良观念的启发与反省，向上意志的养成。”[40]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的道德状况对职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有着如此密切的相关性。新闻已成为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对新闻职业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职业。媒介批评在提升新闻职业道德水准的同时，必然也会对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净化有所助益。
第三节 媒介批评的效果及其表现形式
媒介批评的效果是批评客体接收了批评信息后，在感情、态度和行为方面发生的某种反应或变化。有反应就有效果，而效果的大小则取决于反应的程度和变化的尺度。在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以来，新闻传播活动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伦理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可能是导致其变化的重要动因。媒介批评在规制新闻传播活动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的大小却很难予以准确度量。由于材料的堙没不彰和新闻传播环节的错综复杂，人们几乎无法从整体上直接链接媒介批评与新闻传播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但这并不说明媒介批评没有效果或效果不彰。当然，我们也不能夸饰媒介批评的作用，因为媒介批评效果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决非媒介批评主体一厢情愿之事。
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过相应的媒介渠道传送到受众，使受众的思想、态度、行动等产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就是传播所产生的效果。从某一角度看，媒介批评属于一种社会传播现象，因此，通行的传播效果理论当然也适应于对媒介批评效果的解释。审视和观察媒介批评效果的时候，就不能抱持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不能全然以媒介是否有即时性的行为改变为标准，还要考虑到传播的延时性效果，甚至延时性效果可能更是媒介批评效果的一种常态表现。具体而言，媒介批评效果有直接回应、间接回应、行动改变等几个方面的表现形式。当然，这三个方面的表现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结互动，有些时候很难判然有别地进行区分。
一、直接回应
媒介批评客体对批评给予了迅速而直接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心悦诚服的虚心接受，也可能是不以为然的反唇相讥。但不管怎样，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是媒介批评所产生的一种即时性、直接性的社会效果。这种效果的产生恰恰体现了媒介批评所理想的那种“对话”和交流关系。在这种对话中，不同的新闻观念发生碰撞、冲突，旧的新闻理念遭到扬弃，新的新闻理念因具有更多的合理性而将产生并占据统治地位。
1922年6月4日，《努力周报》社论栏中，发表了胡适《政论家与政党》一文，末尾“附论”有一段说：
北京近来的报纸更不能免这种麻木与混沌的责备。即如董康在这个时候敢出来做财政上的清理与改革，这种“掮木梢”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舆论对他，至少应该表示一种同情的援助。然而北京的报界对他只有嘲笑与讥讽，甚至于那主张新文化的晨报也只有嘲笑与讥讽。董康的同情者倒是那远在三万里外的伦敦泰晤士报与孟彻司脱高丁报！这是我们不能满意的。[41]
这里面对北京《晨报》有一些态度上的指责。《晨报》编辑看过之后，并不心服，立即在《晨报》的“编辑余谈”栏目中对此提出反批评：
我想胡适君总不至不看晨报来下这批评，我又想胡适君天天看了晨报就不会有这批评。晨报对于董康办理大参案的态度如何，我自己不便来批评，但是当大参案发生的时候，潘复张弧的机关报和通信社，无日不攻击董康，说他动机不正，受人指使……等等，然本报在那时候就不管他动机如何，日日记载此项新闻，都是很表赞同，并且还以为单表赞同，是无益于董康，而社长止水君，社员张维周君，都曾著文指示他办理大参案应走的路，这种事实，瞒不得数万的读者，董康若果不是善忘，我想他的心里也一定承认这次办理大参案得有晨报许多的贡献。到后来董康办理大参案有始无终，并且露骨了，本报对他非常失望，势不免时有责备他，……至于胡适君要责备晨报麻木与混沌，那是没有不可以的。不过在晨报之上，要加“那主张新文化的”个字样，而在这句之上，又加“甚至于”三字，实在使我欠解，难道主张新文化的报纸，对那抬假照牌的人们，也不能骂，况且本报对于董康何曾只有嘲笑与讥讽呢？
胡适君在学界负有重望的人，平常谈哲学，谈文学，都有使我非常佩服的地方，但这几句讥评晨报的话，实在使人遗憾！[42]
在这里《晨报》的编辑实际上提出了媒介批评本体论的一些问题，即开展媒介批评是否只就媒介上的只言片语进行吹毛求疵而不顾及其总体倾向？开展媒介批评是否应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而不应使用“那主张新文化的”、“甚至于”等等貌似含糊而实则有深文周纳之嫌的曲笔？媒介批评牵涉到媒介权力资源的分配和争夺，对媒介来说是生命攸关之事，面对批评，每一个媒介都不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应该说，《晨报》编辑对胡适的批评的反批评是合理之举，对胡适指责的反诘也甚为有力。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胡适先生对此反诘的进一步批评或更进一步的反诘。
二、间接回应
1919年9月，“五四”运动的健将罗家伦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专题论文，对中国杂志界作了一次全面性的炮火猛烈的轰击。他自述将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近年来所有的几百种杂志，“重要的我都勉强翻过，我现在所批评的，只是其中有点势力，可以代表一部分趋向的杂志，有几种明知他早已停版，但是他这种倾向，现在还没有消灭，所以也不妨提出来批评一番。”[43]罗家伦将当时的杂志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官僚派杂志；第二类是课艺派杂志；第三类是杂乱派杂志；第四类是学理派杂志。对于杂乱派杂志，然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代表进行开火：
这派大都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这派的名称，举不胜举，最可以做代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民国二三年黄远生先生在主持的时候，还好一点，现在我看了半天，真有莫名其妙的感想。这样毫无主张，毫无特色，毫无统系的办法，真可以说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我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一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我望社会不必多有这样不愧为“杂志”的杂志。[44]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它之所以名曰“东方”，意在中国要与西方平起平坐，共同发展。商务印书馆的理化部主任由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由这个部负责编辑，杜亚泉自然是杂志主编。张元济、杜亚泉等商务知识群体是以旧式立宪派的身份进入民国时代的社会精英分子，其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浓厚。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杂志出现了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后的又一个发展高潮。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新潮》《国民》等步武其后。由于新文化运动迅猛开展，社会迫切需要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出版。而一般旧杂志，在陈独秀、罗家伦辈看来，它们受封建主义思想毒害甚深，不能适应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实有加以清理的必要。罗家伦虽然不是杂志编辑老手，但年轻气盛，对《东方杂志》的批评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凌厉气势，体现出在新文化运动的熏染下，一代新人敢于推倒一切偶像崇拜，重新塑造价值体系的文化性格。罗家伦对中国出版界尤其是商务期刊保守、老态弊病的批评虽然点中要害，但平心而论，罗家伦当时十分年轻，又是青年学生，缺乏编辑经验，他拥有的更多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而对杂志的认识和对杂志编辑的思考，自然会有诸多偏激之见。他对《东方杂志》的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激进甚至武断的批评硬伤非常明显。到了次年2月，《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上便发表了《东方杂志》主编陶惺存署名“景藏”的文章——《今日杂志界之职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杂志观，对杂志的概念作了独到的界定，并把杂志的社会职责分为三类，进而提出了杂志的六条编辑标准，则是对罗家伦所作批评的间接而谨慎的回应。
三、行动改变
1932年4月29日，林仲易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讨论周演讲时曾回忆说：“记得八九年前我在晨报时候，和同事张琴南——现任天津庸报总编辑，刘新锐二君，每周办个‘新闻专号’，专攻击各报编辑的不对，如前几年大家记载政治新闻，总是夹叙夹议体，一条消息参杂许多编者意见在内，后经我们极力攻击，谓记载新闻应持客观的态度。大家见说，也感着以前不对，渐渐改过来了。可见一个人做事，没有经人指摘，总不容易自觉其非，久而久之，甚至成为风气，那末，一宗事情，必定有人来提倡改良，才会有进步的。”[45]1922年6月4日，《晨报》在第6、7版推出《晨报特刊·新闻纸问题号》，在所发表的天云《我们刊行“新闻纸问题”号的意思》中，即对新闻与评论不分、夹叙夹议的现象进行批评。应该说，对新闻与评论不分的现象进行批评的不自《晨报》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中，即开对新闻与评论不分现象批评之先声，但《晨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因为一种新闻现象或行为的背后总有特定的新闻观念在支撑，要彻底地改变新闻现象或行为，就必须将其背后的支撑性理论驳倒，使其失去理论上的合法性。
在《申报》的副刊中，以副刊《自由谈》影响最大，历史也较长，从1911年8月24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前后共出了39年，其间历经波折。人们对史量才聘请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得到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左翼作家鼎力相助之事耳熟能详，传为文坛佳话，但对1935年11月1日《自由谈》暂停出版的原委则不甚了了。这其实是一桩有关媒介批评的公案。1935年10月，著名作家林语堂在《宇宙风》第3期发表了一篇《所望于申报》的文字，对《申报》提出了六点批评：
（一）申报编法，对于广告地位，似乎无一不可退让，而对于新闻地位，则悉可通融；（二）3种副刊自相重复，有以小品文字作广告陪嫁丫头之嫌；（三）以自由谈而论，今天见于第四张，明天见于第五张，版位不固定，这未免太不为读者着想了；（四）特约通信太不注意，在小规模的日报，我们不便责备，而以资本雄厚的申报，何以不在这方面而着想？（五）国外大报皆有书评，申报付之阙如，虽有《出版界》一栏，仅开其端，后宜扩充；（六）读者论坛，在西文报上占重要地位，为本市市民发表意见的地盘，是文明社会文明国民应有的言路。《申报》应该在这个方面多加努力。
林语堂文章追求幽默，但这篇媒介批评文本却“是篇严肃诚恳的文章”，[46]既对该报进行了批评，又给出了建设性的整改建议。有意思的是，一直在旁虎视眈眈的《晶报》，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也借力做起了媒介批评文章。《晶报》在1935年10月30、31日两天，连载署名曼妙的《我的“所望于申报”》一文，“把林先生所提出来对于申报应加改革的六条，参以已见，加以讨论，将林先生的《所望于申报》改了的我的《所望于申报》，”[47]对《申报》被批评的几方面弊端及其原因作出属于自己的解释。其间有理解，也有嘲讽，还有调侃。林语堂是著名作家，在知识界颇有号召力，《晶报》也在社会各界知名度很高，两者对《申报》的批评使该报备感压力，于是，副刊《自由谈》的改革就成为箭在弦上的必行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