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年官位低微，又是没什么实权的翰林文官，贪无可贪，生活非常拮据。道光二十一年（1841），入京任职已经两年的曾国藩竟然潦倒到没钱过年的程度。原本期待着每年例行的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炭敬”——顾名思义就是孝敬的烧炭钱——支撑过一个像样点的年，可是人小官微，临近年关也没有一文炭敬进账，只好借了五十两银子。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终更是贫困到欠下四百两的外债，而那个时候曾国藩的俸禄一年只有三十两左右。曾国藩为生计所迫，只能在吃穿上节省，除了在面圣时才拿出来穿的那一套朝服以外，平日在翰林院工作时穿的“工作服”都是打了补丁的。一次被道光帝无意撞见，还以为曾国藩是在作秀，差一点治他的罪，可见曾国藩早年的京官生涯多么穷困。
大考升官之后，曾国藩的俸禄有所增加，可是生活水平却没有因此得到多大的改善。家里欠的债，如今有钱了需要清还；弟弟们捐监，做哥哥的必须得出钱；加上没注意计划生育，膝下二男五女七个孩子需要养活，还要时不时为家里尽点孝道。一来二去，竟然又欠下一千多两的债务。虽然没有什么文字记载曾国藩于何时何地拒绝了何人的多少多少“孝敬”——这种事情想来也不会有记载——但是从曾国藩的地位与生活的反差中，我们也不难想象他是怎样的为人为官。这种负债经营的拮据状况，直到1843年曾国藩受命充任四川正考官、获得一笔官场惯例的不菲“规礼”之后，才有所缓解。
曾国藩由理学锻造的儒家人格，第二个表现就是直言进谏。为人臣子，尽臣子事，自古以来都没什么可多说的，但是言之甚易，行之尤难。官场如同江湖，人在其中往往身不由己，臣子上谏如同和高自己一等的高手过招，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虞。所以大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毕竟什么都没有脑袋上的乌纱帽重要，而乌纱帽下面的脑袋更比乌纱帽重要得多。
不过漫漫历史长河，洋洋宦海大观，总会出来那么几个不怕死的异类。魏征敢跟皇上啰嗦半天把皇上的鸟儿憋死，海瑞敢在折子里写“天下人早就不把你当皇上了，就你自个儿还在那美呢”。这些人因为干了找死的事却没死而千古流芳，然而还有成千上万学他们的样子却意外地求仁得仁的历代大员们连名字都留不下。历史是成功人士写就的。曾国藩，就是又一个不怕死的主儿。
道光三十年，道光帝病故。因为打输了鸦片战争，丢了祖宗留下的江山，道光帝立下遗旨，灵位不进太庙，不举行郊配，以示对自己的惩罚。即位的咸丰帝不敢怠慢，赶忙召集群臣商议。本来大家上朝之前都串通好了，说什么也不能按先帝的意思办，这不仅关乎先帝的面子，也关乎先帝儿子咸丰帝的面子。但是时任礼部侍郎、职内专管礼仪祭祀的曾国藩却偏偏指出：太庙还是要进的，但是不举行郊配。“应违之者二，应从之者三。”说来说去还是不要举行郊配的好，而且搬出“孝道”和老祖宗孝庄太后的旧事来说事儿。曾国藩这么说有道理吗？很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完全符合儒家礼仪和皇室传统，但是这并不是在不在理那么简单的事。且不说道光帝这么说有几成是真心、几成是故作姿态，咸丰帝难道就不想给他爸爸办一个轰轰烈烈的郊配，让老百姓去祭奠一下吗？但是曾国藩有理在手，偏偏不做这个顺水人情。咸丰帝虽然在批阅时多加肯定，但心里的不爽也几乎是一定的。
后来曾国藩又干了一连串直言上书、让咸丰帝不痛快的事情。咸丰帝刚刚即位时，一度宣告众臣，广开言路，加上当时清朝确实是内忧外患，各种问题一抓就是一把；文武百官也都想给新皇帝留下一个“忠于职守”、“敢于进言”的良好形象，所以一时各种奏折齐出，其中有言之有物、命中时弊的，也有隔靴搔痒、借机拍马的，总之是泥沙俱下，一下子就把咸丰帝淹没了。咸丰帝当初“广开言路”究竟是真心发奋还是做做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下子面对这么多奏章，又有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能不脑袋变大头皮发麻。久而久之，咸丰帝处理奏章的态度也就不那么认真了，随便翻看几下，批个“勿庸议”；碰上心情烦躁，索性只写个“知道了”，于是很多奏章就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消息了。
其中，就有曾国藩的几篇奏章。
曾国藩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是不可能错过这样的进言良机的。在“广开言路”的头一年里，曾国藩就进了《应诏陈言书》、《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汏兵疏》等多份奏折，涉及民生、经济、军事、官场风气等诸多方面，可是大多音讯全无。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咸丰帝那边的情况：拿起一本折子，开头“礼部侍郎曾国藩跪奏”，批了个“知道了”，下一本翻开，还是“礼部侍郎曾国藩跪奏”，随手再拿一本，还是“礼部侍郎曾国藩跪奏”，扔了再换一本，仍然是“礼部侍郎曾国藩跪奏”。这个曾国藩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所以虽然曾国藩言之切切，得不到回信也是情理之中。
一来二去，曾国藩坐不住了，那份“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他拼着小命于1851年上了一本锋芒直指咸丰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力陈咸丰帝“苛求小节”、“不求实际”、“刚愎自用”三大问题，而且为了逼皇上有所回应，还在百官朝见时当众背了出来。
在一般人看来，上这个折子就已经是活得不耐烦了，当庭面陈，这简直是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确实，曾国藩自己也是做了死谏的心理准备的。咸丰帝被曾国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鼻尖骂“骄矜”、“虚文”，果然龙颜大怒，当场就要军机拟曾国藩的罪状，幸而有群臣以“愚忠”、“望皇上追尧舜之贤”等等各种台阶力保，这才免了人头落地。
这次有惊更有险的经历之后，曾国藩在京官中名声大噪。确实，纵观整个清朝，敢如此正面强攻以命死谏的人为数极少，而没死成的更是绝无仅有。今人戏说曾国藩，有时也会将拼死力谏归于故作姿态，但是细细考量曾国藩为人为官的一贯风格，就可以知道这绝非作秀，而是“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人格的外露。
以身作则是理学修养在曾国藩身上的第三个表现。曾国藩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对他人和属下严格要求的同时，自己首先以身作则，为人榜样，绝对不会为自己搞特殊化。这一点在后来的曾国藩治军之中有着集中的表现，这里我们暂且不提。
总之，七年的理学“充电”对曾国藩的影响，不可谓之不深远，这些学品和人品上的提升后来成为了曾国藩得以步步高升的资本。
3.好风凭借力
说完了曾国藩官场得意的内因，我们再来说说外因。
所谓官场的“外因”，无非就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不仅要有良师益友，升官路上有贵人相助才是更重要的。从古到今，千里马常有，被当成千里马提拔的驽马常有，把驽马当成千里马提拔的人常有，真正的伯乐却不常有。为官当权的，大多不过是看谁给自己应允的好处多，这类人选才为下等；少数人在看好处的同时也会关注送礼者本身的素质，此类为中等；绝少人毫无个人利害一心只选人才，此类乃是上等。比较幸运的是，曾国藩遇到了“好风”。
这位贵人，叫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满族官僚家庭，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年，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1827年（道光七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道光十七年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从上面这份长长的简历中不难看出，穆彰阿在道光朝是何等的炙手可热。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相当于建设与产业部、国防部、财政部部长；武英殿大学士，位列“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列，官位从一品，是文官的最高职阶；军机大臣，更是皇帝的最高参谋，军政极品大员，雍正朝之后的军机大臣权势比起历朝历代的宰相也不遑多让。说穆彰阿在道光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毫不夸张的。
自古以来，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往往都是非常之士，不是天大的清官，就是天大的贪官。可悲的是，一直是清官居少而贪官居多。尤其在清朝，因为是满族趁火打劫、以少胜多占了汉人的疆土，人数上占不到优势统治起来总是难免有点底气不足，对汉官也就很正常地多了几分提防之心。纵观清朝历代皇帝，身边经常会有一两位汉人近臣，但是往往都是授予大学士等文职职务，充其量是个皇帝身边的智囊，只能替皇上拿主意听皇上作决定；手握重权、可以自己拍板的重臣宠臣，无一例外都是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这一点上满汉倒是同心同德。正因为如此，满人大员往往身兼诸多要职，权倾一时，除皇上外无人可以制衡，而缺乏监督正是催生腐败的绝好温床。
而这位穆彰阿，更是个中高手。穆彰阿眼见乾隆帝手下大名鼎鼎的和珅被嘉庆抄个精光，深深明白一个道理：真金白银，总归不能救命，而且硬通货不署名流通，一旦被抄就一无所有，唯有人脉是抄不光的，而人脉在就不愁真金白银。于是穆彰阿致力于经营自己的关系网，他构建关系网的利器就是科举考试。
穆彰阿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掌握着中央科举选拔人才的大权，基本上嘉庆、道光两朝进士选拔，都是他亲自参与或主持的。当时官场上以科举考试选拔自己的人为知遇恩人，以师生之礼相待，甚至甚于授业老师。一来二去，到了道光年间，穆彰阿的“学生”已经遍布朝野上下、全国各处，相互联通，结为一个以穆彰阿为头目的团伙，时人称之“穆党”。穆党党棍极多，而且不少官居高位，一时穆党风光无限，牛到想整谁就整谁、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的地步。比如有一年庶吉士散馆考试，三位同年翰林中有两位跪拜穆彰阿为师，只有一人恃才傲物坚决不拜。本来皇上已经准备赐官这位翰林了，穆彰阿竟生生让皇上收回了成命。连皇帝做主的事情穆彰阿都能摆平，可见其能耐有多么大。
曾国藩当年参加会考时，主裁官就是穆彰阿。当时穆彰阿对这个湖南乡下来的小子颇为赏识，从卷子上看，学识扎实，报国之心拳拳；经别人指认，又觉得这个青年虽然其貌不扬甚至还有几分奸诈相，但是举止稳重、行事有礼，不仅气度可堪大用，而且带着一种乡下青年特有的朴实。或者说，一看就是个滴水之恩能够涌泉相报的傻小子。把这样一支没风险的潜力股拉入麾下，显然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一开始，二人只是最普通的“师生”关系，并不熟识。真正拉近二人距离的，还是1839年的一次小插曲。
这一天，点取翰林不久的曾国藩，到穆彰阿家里进行例行的“谢师”。虽然有着师生名分，但是面对这位想熟悉又不敢太熟悉的一品大员，曾国藩心中终归是忐忑不安的。穆彰阿倒是不紧不慢，赐茶看座，随意地寒暄了两句——料想当时，穆彰阿已经有心拉拢这名年轻的翰林了，态度自然亲切有加。曾国藩在这样的气氛中慢慢放松了警惕，眼光便随着兴趣落到了屋里挂着的一副唐代仕女图上。
穆彰阿见此，心里倒是一动。且说这穆彰阿虽然结党营私、贪赃敛财，但是贵为大学士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学识不说是顶尖的，也称得上渊博，尤其喜爱搜集古玩字画，真真切切是一名品鉴字画的行家老手，在京城也颇有名望。见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竟然也有此爱好，同好相见分外亲切。现在很多领导和职员在单位是上下级，谈起足球就是没大没小的球友，你挺米兰我爱巴萨，你三言我两语，争执不下乃至老拳相向，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了。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时，也不少接触古玩字画，一度沉迷其中，品鉴的功力，在岳麓书院也是小有名气，此刻看见穆彰阿屋里挂的这幅字画，不由得技痒，便请求能否凑近细细观看一番。穆彰阿喜出望外，一方面是遇见同好的兴奋，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出于炫耀家藏的虚荣心。于是曾国藩接过穆彰阿递过来的放大镜，凑近画卷细细观看起来。
年轻人多少有些虚荣心，加上曾国藩痴迷古画，高下礼法什么的早就忘到九霄云外，看了半晌，脑袋搭错了线，顺口蹦出来一句：
“可惜了，赝品……”
这时只听脑后闷雷似的一声低喝：“哦？那你便是说老夫眼拙了吗？”曾国藩回头一看，穆中堂脸色铁青，气得吹胡子瞪眼，猛地想起自己刚才说的话。自己一个后生晚辈竟然跑到京城赫赫有名的鉴宝大家穆中堂家里，说人家客厅挂的画不过是高仿A货，登时吓得小魂飞到了九霄云外，赶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半天不敢说话，低着头默数从脸上滴落的汗珠。
过了一会儿，估计穆彰阿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了，稍微平复一下心绪，道：“老夫也不是怪罪于你，你且说说，这幅画又如何是赝品了？”
曾国藩依旧头也不敢抬：“回禀恩师，这幅唐代仕女画单从画论，可谓天衣无缝完美无缺，但是学生不经意间窥见，落款处纸质颇为细腻，与整幅画纸质不符，故而猜想此画应为唐人旧作，而后人剔掉落款重做，以假托名家。请恩师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