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雪梅在说，梁大根的随从飞快地在一个大本子上记录。
“你和徐庆明们认识多久了？”
“几个月时间。”
“几个月？”
“四个多月。”
“你们平时怎么在往来？”
“怎么在往来？正常往来！”钱雪梅十分生气地说。
“你不要生气，我没有说你们有什么不正常。”梁大根自己也觉得对一个年轻女人这样问话有些不妥当，口气又变得平和地说，“你说你们认识才几个月，那他们为什么就愿意为你邀约那么多人去打架，还花了好几十斤粮票好几十块钱招待那些人进馆子吃饭？”
“为什么？为大家都是知青，有共同语言！”钱雪梅见他不停地追问，气呼呼地回答说。
“好嘛，那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梁大根见可能再也问不出什么，结束了询问。
梁大根回到所里，形成了对打架案件的调查材料。材料里说，钱雪梅从到明化旅馆工作以来，组织纪律性差，桀骜不驯，经常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偷鸡摸狗的人往来，并疑同这些人有不正常男女关系。此次事件中，钱雪梅惹是生非，被江城来的社会上的人打了以后，心里不服，邀约别人为其报仇雪恨，组织并在幕后指挥了这次大规模的打群架事件，在明化地区影响十分恶劣。
县公安局综合了治安股和明化派出所调查了解的情况，对明化两百多人到江城打群架案件形成了综合材料，提出了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向分管政法工作的余副书记做了汇报。余副书记感到建议中处理的人太多，对钱雪梅的处理过重，并向书记做了汇报。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县委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同意包括给钱雪梅“戴上‘坏分子’帽子、管制劳动”等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被扩大参加会议的两位部门负责人，县公安局长当然是同意的，县法院院长陈万年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法律重事实、重证据，给钱雪梅这个刚参加工作、才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戴“坏分子”帽子、实行管制，事实不清，证据缺乏，而且社会上对此事有完全相反的说法，应该进一步调查取证后再作决定。但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会议完全采纳了县公安局的处理建议。
一个多星期后，县法院和县公安局在明化召开公捕大会，要求各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的人员和农民都要参加。会场警察站岗，“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管、关、杀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的白纸黑字大标语十分醒目，气氛十分森严。台上一个人讲话后，接着大会主持人叫一声：“把人带上来。”警察把几个男人带了上去。
钱雪梅正在朝台上看，三个警察穿进人群，走到身边，对她说：“走，上去！”
钱雪梅一愣，说：“你们搞错没有？”
“咋会搞错，走！”
“我上去干啥？”
“你上去就知道了！”
钱雪梅被押着往台上走，好多人一下议论起来。“那是旅馆的服务员嘛！”“那是钱雪梅嘛！”“她是为了啥？”有些知情者说：“可能是她约了两百多人打群架的事情吧！”
钱雪梅随着警察走出人群，走到台上。他们叫她站在先押上来的几个男人旁边。
钱雪梅不站，押她上来的警察厉声吼道：“你老实点儿！”
“我老实啥？”钱雪梅仍然感到莫名其妙，这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找她说过什么，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转过头去，看见梁大根在对她得意地笑。她知道，她栽在他手里了。
前面几个男人因各种各样的罪行，宣布逮捕。钱雪梅是最后一个宣布，违法犯罪事实同明化派出所副所长梁大根写的调查材料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处理是“戴上‘坏分子’帽子并管制劳动”。这个判处，在开国以来的刑罚中是从来没有过的。钱雪梅一听对自己的处理，脑子突然像要炸了一样。她想喊，喊不出来；想哭，也没哭出来，身子晃了几下，倒了下去，台上几个人赶快扶着。
钱雪梅是派出所叫旅馆的赵经理安排人送回她旅馆寝室的。她摇摇晃晃，一进门就倒在了床上。送她回来的同事问她喝水不，她摇头。赵经理和旅馆的其他几个负责人直叹气，同事们都很同情。有的为她鸣不平，说：“人家徐庆明要去打架，她拦得住？况且又没打，没造成任何损失，就整这么重！”“说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往来，有不正当关系，我们咋没看见？就是徐庆明们几个嘛，有啥不正当关系，我们天天在一起上班还不晓得？”但是，没有谁敢大声说。
赵经理叫住在隔壁的王芳兰和紧挨着住的黄玉梅照顾一下钱雪梅，谨防她想不通发生意外。
中午，王芳兰从食堂打来饭，钱雪梅没有吃。晚上，黄玉梅又给她打来饭，她还是没有吃。连王芳兰给倒的半缸子开水也一点儿都没喝。王芳兰和黄玉梅有些着急，向赵经理汇报，赵经理说：“这次对钱雪梅的打击太大了，如果明天她还不吃不喝，你们两个把她送回江城她的家，事情她家里还不知道呢！”
晚上，王芳兰提心吊胆，时刻注意着钱雪梅的动静。她怕隔着墙壁听不见，起来了两次在门口听里面的动静，听见有轻微的呼吸声，才又回去睡。正睡得香，突然听到有开门声，她一翻身起来，靸上鞋子就去开门，看见钱雪梅已经起来，拿着脸盆和毛巾往那边的水龙头走去。钱雪梅头发蓬乱，脸色憔悴，摇摇晃晃，十分虚弱。
“钱姐，你起来了？”王芳兰问。
钱雪梅看见是她，“嗯”了一声。
王芳兰回屋穿好衣服，也去洗漱。钱雪梅已经往回走，王芳兰看见她进了屋，两下洗漱完，把洗漱用具放到房间里就出来到钱雪梅的寝室里去，说：“昨天中午和晚上我和小黄给你打的饭菜你都没吃，我去倒了。今天早上给你买一个馒头，打一两稀饭，好不好？”
钱雪梅点点头，说了一声：“谢谢！”
从昨天上午大会完回来，钱雪梅睡了一天，实际上她没有完全睡，脑子里犹如五雷轰顶，“嗡嗡嗡”地响，但是，她的思维能力没有丧失，还能想问题。她想不通事情咋会这样，从小读书到后来去农村，听起来那么遥远的“坏分子”帽子竟然落到了自己头上，还要被人管制着劳动！她多次问自己：“我是坏分子吗？坏分子就是我这个样子吗？坏分子应该坏，我坏在哪里？”她检查自己从农村出来后的言语行为，一切都是阳光的。在农村劳动了七八年，有了正式工作，拿工资吃饭，欢喜还欢喜不完呢，哪想到搞什么破坏，怎么就是坏分子呢？就说这个事情吧，起因我没有任何责任，但挨了冤枉打。一个在单位工作、年纪轻轻的女人，被别人寻上门来当着自己男人和孩子的面打一顿，谁能忍受？别人要帮我报仇雪恨，我只是没有有力地制止，其他我有什么错？梁大根，你要报复我，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总是那么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是你不尊重我，我才把你没放在眼里的，人是平等的嘛！她脑子里总觉得坏分子不是她这个样子，她是被冤枉的，是别人报复她、陷害她！她才二十四岁，还有自己的理想，还有自己的孩子，她不能带着坏分子帽子终其一生，不能给后代子孙留下坏的影响！她要上访！
事情想清楚了，窗外晨曦初露，钱雪梅一骨碌翻身起来。不能消沉，消沉只能永远坠落在无底深渊，只有振作，才能再站起来，活得像个人！
她吃了王芳兰打来的早饭，洗了碗筷，走进了赵经理办公室。
“赵经理，我来请假……”
“啊，钱雪梅！你说，你说！”
“我准备回江城去一趟，给你请个假。”
“今天吗？”
“嗯。”
“我看这样，你有两个礼拜都没有回家了，我下来同两个副经理商量一下，你就回去休息一段时间，把你的事情处理一下再来。”
“谢谢赵经理！”
钱雪梅大喜过望，但是她的高兴像闪电划亮天空，很快又归于脑子的木讷和心里的疼痛。
出了这么大的事，钱雪梅回到家也是满面愁容，不想说话。
半个月没回家，何氏夫人见她回来了，一边问“雪梅回来了”，一边放下抱着的东生。东生挣脱婆婆的手，“妈妈！妈妈！”地叫着扑过来，但她懒懒的。
杨梦麟下班回来，笑逐颜开地说：“回来了？”
“嗯。”她只答应了一个字。
在饭桌上，杨梦麟谈笑风生，钱雪梅一言不发。何氏夫人还像往常一样，用一双干净筷子一个劲地往她碗里夹菜，可是她吃着吃着，突然忍不住掉下眼泪。何氏夫人和杨梦麟很诧异，儿子东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放下碗哭起来。
钱雪梅大哭了一阵，把一天多憋在心里的愤懑宣泄了出来，觉得要好受些了。在杨梦麟和何氏夫人的再三追问下，她说了自己遭受的冤枉。
听了钱雪梅的诉说，杨梦麟心里很沉重，坐在凳子上半天一言不发。何氏夫人抱着东生，看着钱雪梅和杨梦麟，她知道给媳妇儿戴的那顶帽子的分量和影响，说：“这一件事一定不要让外人晓得，晓得了还要牵连这个家。”
全家人的情绪低落了下来。杨梦麟走在街上降下了往日的高昂。何氏夫人同街坊邻居的老太婆摆龙门阵，尽量避开媳妇儿的话题。她教两岁多的东生同别人的孩子玩的时候不要惹人家，说：“你如果要打那些娃儿，我就要打你！”
回到家里，钱雪梅除了到隔壁的公厕上厕所，每天足不出户。
那天，母亲周秀兰下午从厂里回家过门口，几天没见外孙，径直走了进来。何氏夫人在厨房做事，看见她走到了院坝里，忙招呼：“啊，他婆婆来了！”这两亲家从来没叫过对方“亲家”“亲家母”，一者是年龄差距大，二者是他们不是一类人。钱家夫妇是走南闯北、有文化有工作的人，何氏夫人不识字，虽然在小镇上开过饭馆，但主要是个家庭主妇，所以大家都叫不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