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精神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为什么要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及其他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一种调子呢？至于假如有错怎么办？我看可以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条正常的途径。
(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附：重读赵丹遗言
——赵丹逝世20周年祭
向继东
(吴按：我对中国文艺的情况知之不多，2001年第4期《书屋》杂志载有一篇谈同一问题的文章，题为《重读赵丹的遗言》，作者向继东，写于1999年岁末。通过这个个案，对于理解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有益的。因此，特征得作者同意，将这篇文章附载在后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有两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阐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此二书曾在戏剧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赵丹此文发表时我读过，但那时我还年轻，并未引起特别兴趣。前不久，采访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她送我两本书，即《我和爹爹赵丹》和《两代丹青》。读到关于这篇临终遗言的文字，不禁使我产生一种震撼。赵青在书中说，1980年9月3日，赵丹在北京医院做了外科手术，但晚了，胰腺癌已扩散到肝部，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已经垂危。不几日，胡乔木来到医院看望赵丹，并与他长谈。赵青描述说，“胡乔木频频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你讲得对！继续讲，讲下去，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胡乔木当时是否说了这些话，无从考证；但赵丹说的话却是可以查证的，因为白纸黑字，有赵丹的文章在。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据赵青说，此文是经胡乔木转给《人民日报》发表的，似可信，不然，这样的“直言”不一定会在党报发表。
这篇文章对理解赵丹太重要了。于是，我不妨摘录几段：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这“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维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文章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赵丹还以为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终于没拍成。我还看到一份“关于赵丹艺术生涯”的资料，他1933年至1949年拍片32部，而1950年至1965年仅拍了8部。1965年至1980年正是赵丹人生的黄金时段，而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一片空白，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酷！1978年至1980年发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拟拍周恩来、闻一多、齐白石、阿Q、李白等片，结果一部也没拍成。真有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壮！
赵丹当年发表此文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界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当年10月11日至13日写的《赵丹同志》中就这样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10月14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
连很“听话”的曹禺，读了赵丹文章，他也写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同志的遗文，虽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赵丹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那时他才18岁，已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话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此后几年间，他接连主演了《时代的女儿》、《到西北去》、《上海二十四小时》、《夜来香》、《清明时节》等一系列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奠定了他的影星地位。1936年到1937年间，他又主演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获得广泛好评，被世界影评界公认为中国30年代的代表作。赵丹曾两次入狱：一次是1939年，他抱着理想和幻想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于1940年5月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迪化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阳翰笙等设法营救出狱；第二次是1968年至1973年遭江青一伙迫害，被非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五年多。
赵丹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相信说真话的力量。50年代，他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横遭批判。之后的运动，因为他直言的性格，自然不会走好运。60年代初的一次晚会上，赵丹向周恩来诉苦：说是“棍子爷们”老要整他，抓住他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张瑞芳听了，为他捏了把汗，劝他要注意“管住自己的嘴巴”。不久赵丹又对周总理说：“总理呀，请你给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拍片……”赵丹病重期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等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他。他打着吊针说：“‘文革’以来14年了，粉碎‘四人帮’也已经三年多了，但我还没拍成一部电影……”此原因何在？赵青轻描淡写地说，“如文艺思想未解放、人事关系不好处、合作条件不具备”等。其实，深层地看，还是体制的问题。赵丹用自己的话说了：“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这使得赵丹晚年不得不独自感叹：“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文章写到这里，有朋友来谈起朱正的反右专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谈到吴祖光其人其事。吴祖光1957年当了大右派，因他在一个座谈会上直言，谈了文艺体制、外行领导内行等问题。吴祖光当时还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时间过了23年，“文革”结束了，右派平反了，赵丹临终前的遗言，谈的还是吴祖光当年谈的老问题。赵丹的遗言中说：“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出来的！”又是14年后，1994年大剧作家曹禺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吴祖光去看他，俩人回忆60年的创作生涯，感慨万端。吴祖光归来后写了篇广为学界称道的妙文：《掌握自己的命运》(载《读书》1994年第11期)，其中有这第一段：“我想，领导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部门，机关，学校都要领导，军队尤其要领导……但是，文学、艺术创作却是另外一回事，她是艺术品，她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亦可以说，除法律对她的限制之外，广大的读者和观众都是她的领导……”接着，吴祖光又提到了1957年提出的问题：“屈原等是谁领导的？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关汉卿、汤显祖是谁领导的？”1957年至今，40多年了，问题总是不断地被提出来。
2000年是赵丹逝世20周年。重读赵丹20年前的临终遗言，自然感慨良多。也许赵丹的话不很中听，但对繁荣文艺应该是有益无害吧。在新世纪曙光即临时，重温它，也是对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的最好怀念。
(写于1999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