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公评千年的伟大思想家，结果马克思被评为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次是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这是大家知道的事。
社会主义潮起潮落，但马克思的声誉一直未衰。
然而，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马克思为自己的学说被歪曲所说的一句气愤的话，然而又不仅仅就学说而言，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同样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以马克思主义者力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件事来说吧。在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中，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无可怀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怒。他愤然说：“难道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为了在自己的队伍中取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
但是如果拿在野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点阻挠言论自由的小动作和后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压制言论思想自由的行为相比较，那实在又是小巫见大巫。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实现的预测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必然是崇尚知识、科学和文化，实现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社会公正的社会，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原来所说的无产阶级统治，其本意就在于保证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然而，后来社会主义的现实却远离了马克思的预想。
苏联垮台后，一些原来未曾公开的真相逐渐传布于世，在文化方面，主要是围绕着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当局的分歧而暴露出当时革命对于文化、思想、科学及知识分子的压制、禁锢、摧残，乃至对于一些著名学者的驱逐和处决，思想上一片恐怖。又公布了当时纪德与罗曼·罗兰等国际名人旅游俄国的《莫斯科日记》和文章，证实了以上事实，引起世人注目。就俄国革命初期情况来说，主要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及其以后，固然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冲突，不少著名文化人和科学家也参与其中，因此变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但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多数人是因政见不同或认识不同被当成“反苏维埃分子”而遭清洗，虽然列宁采取了较宽容的政策，仍无济于事。斯大林的统治确立以后，苏联的科学文化总的来说有提高，但思想垄断变本加厉，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一概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批判，力图从中发掘出“西方间谍”和“苏维埃敌人”等，因此经常弥漫着恐怖气氛。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从此一落千丈。
中国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团结了国内广大知识分子，起初颇有些民主气象，但是一进入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没有发生像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时那种紧张清洗情况，因为大家都心甘自愿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很快，厄运就来了。那就是将知识分子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实行思想改造，首先就是立场的转变，要求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所谓无产阶级立场，其实是抽象的，直白地说，就是要求符合所谓主流意识和意图，或曰“舆论一律”。这就把制造精神产品的知识分子们难住了。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谁都怕犯错误，不敢轻易动笔。下面就让我们根据报刊已公布的材料(恕不一一说明出处)来看一看原来较有名气的一些作家在进入新社会后的活动状况吧：
关于茅盾。曾任文化部长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开始他也写小说，写电影剧本，却都没有成功，但渴望写作。1957年1月，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给予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他说：“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但一小部分也由于事杂，不善于挤时间，并且以‘事杂’来自我解嘲……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年来工作余暇，也常常以此为念。”他提出，要将自己的写作构想先整理写成大纲，“拿出来请领导上审查。如果可用，好时再请给假，以便专心写作”。(《茅盾书信集》，第401—402页)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信中的最后几句话。
关于巴金。巴金和老舍的情况较好些。老舍在新中国不再写小说了，但其剧本《茶馆》、《龙须沟》等则影响颇大，所以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巴金则除了写些关于朝鲜战地的通信、短篇小说及其他应景文章以外，几乎不曾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理解去写作。他曾酝酿多年的《激流三部曲》的续篇《群》始终限于领导所规定的框框，怕犯错误而无法下笔。在目前出版的《巴金全集》中，其在1949年前所写的著作超过十五卷，而在1949—1966年的17年中，合起来尚不到五卷。
关于曹禺。戏剧大师曹禺一生出版了九部戏剧作品，解放前六部，以《雷雨》、《日出》、《原野》为代表。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三部经典作品，至今好像无人能逾越这一高峰。解放后出三部：《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多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响不大。《王昭君》一剧写得很有功力，台词很美，但因政治性太强，演出一场之后再未重演。才气横溢的曹禺，竟成了一位“好好先生”，不敢逾“规”一步。画家黄永玉不客气地写信给他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1994年6月，吴祖光曾写了一篇文章《掌握自己的命运——与曹禺病榻谈心》。那时曹禺患病住院，吴去看他，曹禺浑身不自在地谈起自己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了一句深藏在心中的话：“你太听话了！”曹禺的反应异常强烈，也脱口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曹禺的遗著《没有说完的话》，这本书选录了曹禺的日记、书信和谈话。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作家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窄，窄呀！道路狭窄，这是痛苦的，很痛苦。”“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他的夫人在《后记》中写道：“他真，但他胆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曹禺是一个太复杂的人。”
吴祖光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文的最后写道：“我认为，解放后，极其聪明和敏感的曹禺，大概很快便察觉到当今只许‘舆论一律’的政治空气，他大约不得不被迫收敛起他所有的才子锋芒，小心翼翼地应付甚至迎合这个严峻、严酷的现实社会。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啊！”
曹禺内心中是否真甘心做一个听命的“好好先生”呢？当然不是。1998年曹禺写了一首题为“如果”的诗。这首诗写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但是曹禺最后还是在摆脱不掉这种戒心的情况下痛苦地逝世了。
那么，吴祖光本身又怎样呢？吴祖光也可算得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1953年2月2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谈他自己的写作生活。他说：他在1949年前的12年中写过九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创作或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十个散文集，都得到了发表、演出和出版。1949年后的三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他说：“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个作品的主题了……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
还有大家知道的早已谢世的著名演剧家赵丹，他临终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样写文章，演员怎样演戏”，“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最后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沉痛的话！
就是一些做党政领导工作但也动动笔杆的人，也不脱这种心态。韦君宜的《思痛录》写她的丈夫杨述说，杨述青年时代也是下笔千言，“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候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谨慎，文字也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怎么会放不开呢？因为他习惯于“摸精神”，摸到“精神”以后就按所摸的来行文，不越雷池一步，文章“索然无味”。
这种现象，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逐渐积累起来，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点。有人问，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只是出军事家、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和新时代的大师呢？我想，这个原因恐怕也要从上述社会状况去找寻。在只能按领导意图去写去想的条件下，除了滋生“遵命文学”和“风派”以外，如何出得了思想家和大师呢？
社会主义社会允许这种状况存在吗？本文一开头提到恩格斯是斥责在自己队伍中扼杀言论思想自由的做法的，马克思又怎样呢？请读一读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这是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有两段精彩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