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生于太原市北郊区新城乡下兰村，1986年毕业于太原师专中文科，参加工作后，历任《太原北郊报》社记者、副社长，《太原日报》社“双塔”周刊编辑，尖草坪区文联主席等职。
◎奶奶
奶奶老了，八十四。
像大多数这个年龄的中国妇女一样，奶奶有一双被缠得很小很小的“三寸金莲”，小得似乎难以支撑自己的身体。可就是这样一双脚，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人生的沟沟坎坎，走过了常人所难逾越的挫折与不幸。
奶奶出生在太原河西一个家底颇厚的范姓农家。奶奶的父亲，人称范财主。民国元年的五月十五，范财主领着刚从水田插秧回来的几十个短工在院中吃饭。
按说五月的北方，恰是不冷不热，分外宜人的时节，可这天却反常得如三伏一般地热。劳作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汉子们，对主家给他们准备的割糕和汤面，竟然毫无食欲。范财主更是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
这样的氛围大约笼罩了范家一个时辰。突然，上房传来了婴儿落地的哭声。片刻的工夫，收生婆婆从房里出来，对范财主说：“恭喜财主，太太生了个千金。”
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范财主，兴奋地一拍双腿：“好，好，闺女就好！”
转眼几年过去，奶奶出落得乖巧伶俐，如一朵含苞的花蕾，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
有一年九月十六，奶奶的父亲带她去向阳店赶集。范财主瞅见路旁有一个卦摊，许是好奇，奶奶的父亲把她从自己的背上放下来，对算命先生说：“看看这孩子的相。”算命先生一双阴幽犀利的三角眼，打量了奶奶片刻，又问过奶奶的生辰八字，然后对奶奶的父亲说：“恕我直言，这女娃不是一般的命，克父克母，克子克女，不过……”未等他说完，奶奶的父亲已经火冒三丈，大声吼道：“你没钱我可以给你几个，不要信口雌黄！”说罢，扔下一块大洋，背起奶奶就走。
范家的命运，不幸被算命先生言中。十几年以后，范家一门十多口人，不到两年的工夫，病死得仅剩了奶奶和她的一个小弟弟。家中的百十亩水田变卖了，几辆胶皮车也给人拉走了……
不久，奶奶带着小弟嫁给了邻村的一个读书人，这便是我的爷爷。
爷爷生在耕读世家，受家庭的熏陶，会作文赋诗，写得一手好字。爷爷和奶奶郎才女貌，他们的结合，一时成了上下邻村，方圆数十里的佳话。奶奶的心，总算从家庭败落、骨肉分离的悲痛中复苏了。
谁能想到，循规蹈矩，知书知礼的爷爷竟偷偷地抽上了鸦片，奶奶得知后，肝肠痛断。
终于有一天，爷爷带着满身的酒气，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他红肿的双眼怔怔地看着土炕上的奶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唬得奶奶打了个寒战，赶紧跳下炕去扶起他，问：“到底怎么了？你快起来，天大的事情咱们一起扛。”爷爷喊着：“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他边喊边用手猛烈地捶着地。“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在奶奶不住的催问下，爷爷才说出实情：“我，我把你卖给王员外了，明天一早……”
奶奶听了，真如五雷轰顶，她几乎昏厥过去，身体摇晃着，但那双小脚还是支撑住了她瘦弱的身躯。
直至黄昏时分，奶奶静静地下了炕，拢拢自己的头发，从一个包袱里取出她唯一的首饰，出了大门。
晚上，奶奶用那只玉镯子换来的两升大米、二斤猪肉，给全家人做了一顿香喷喷的晚餐。两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了。那顿饭，奶奶没看一眼，爷爷没吃一口。
第二天，天纷纷扬扬地抖落着鹅毛大雪。
爷爷袖着手，把奶奶领到王员外家中。他揣起王家早已预备好的三十块大洋，默默地看了奶奶一眼，转身走了。
满眼含泪的奶奶望着漫天风雪吹打着衣衫单薄的爷爷，心一紧，喊住了爷爷：“回来！”爷爷怯生生地返回去，疑惑地看着奶奶。奶奶把身上的棉背心脱下来，披在了爷爷的身上。爷爷再也忍不住了，号啕大哭起来。猛然间，他从怀里掏出那三十块大洋，摔到了桌上，拉起奶奶就往回走，说：“死也死在一起吧！”
经过这样一场生死离别的折腾，爷爷戒掉了鸦片，不过没几年就去世了。奶奶在他的坟上痛哭了一天。之后，又大病一场。从此，就靠给人缝补洗涮与弟弟苦度时日。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华北，所到之处，留下的是血腥、灰烬和哭声。
有一天，成批集队的日本兵进了村，个个如发狂的野兽，不分老少，见人就杀。一个五百多人的小村子竟被杀死一百多人。大大小小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堆在打谷场上。全村上下，一片悲声。
看了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奶奶哭了一个整夜。第二天，她把刚满十八岁的弟弟叫到跟前，递给他十几块钱，说：“这钱原本是准备给你成家用的，可打不走小日本，咱们就没有好日子过。小弟，当兵去。等打走了小日本，姐姐给你找一房好媳妇。”
就这样，奶奶把她范家唯一的亲人送出了村口，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奶奶扶着村口的那棵大槐树，吧嗒吧嗒地落了好一阵眼泪。
奶奶的弟弟，一去杳无音讯。抗战结束了，全国解放了，依然没有他的下落。奶奶曾去找过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等他胡子长了的时候就回来了。”
如今，奶奶老了，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她变得越来越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对什么事情都要唠唠叨叨地说两句，诸如谁穿的衣服单薄了，谁的饭量减少了……
奶奶一生喜欢侍弄花草。她养的花都算不得名贵，都是农家常见的一些普通花草，每到夏季来临，满院浮红泛绿。
今年暮春，奶奶又在院中育了许多花秧。一天，我的儿子从幼儿园回来，拔了好几株花苗，又跑到奶奶的房里炫耀：“老奶，我把你的花拔了。”正在做针线的奶奶，眼睛从老花镜片的上端看见她的花苗正握在我儿子的手中，便跳下炕来追了出去。
一老一少，围着一棵梨树兜圈子。老的沉着脸怒气冲冲，小的嬉笑着说：“追不上，追不上。”最后，顽皮的淘气鬼还是当了他老奶奶的俘虏。奶奶抓住重孙的手，一边扬起巴掌做出打他屁股的样子，一边问道：“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拔花了？”孩子仰起小脸道：“再不敢了。”奶奶听了，那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美丽的九月菊……
望着眼前的一老一少，我心中涌起了万端的感慨：奶奶，愿您长寿！
《太原晚报》2006.3.22
◎采莲
我读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气焰汹汹，“农业学大寨”热浪滚滚。学生上学，今日学工，明日学农，读书倒是“三天打鱼，两日晒网”；成人下地，则是“早见星，晚见灯，一日三餐不回村。”我们因此便有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与极多的富裕时间，尤其到了暑假，更是疯得没有边际。
那时虽没有电视电脑游戏机，可我们的暑假更像实际意义上的假期：因为没有太多的作业，也没有像眼下这般名目繁多的学习班、加强班、提高班。暑假一到，我们偷玉米、烤蚂蚱，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不过，最令人开心和神往的事情，要数下荷塘采莲了。
我的家乡尽管位于黄土高原之上，但河流纵横，水田遍地，半村荷塘半村稻，一派江南风韵。年年夏季，荷风送爽，稻谷抽穗，真个是“荷花世界稻花香”；夏去秋来，鱼肥藕嫩，正是采莲时节。
午饭过后，我们三五好友相约，把裤子挽到腿根，鞋子插到腰间，悄悄溜到荷塘边上，蹑手蹑脚绕过大柳树下打盹的拐爷，便轻轻跳进清冽的荷塘。拐爷是光棍，一条腿残疾，村里看秋守夜的事情大多由他干，荷塘也归他看守。
密密匝匝的荷叶如同伞盖一般，一下子就给了我们满心的安全之感，顷刻之间便将方才的戒备之心深深踩进泥里，静谧的荷塘顿时溅起串串明朗的欢声笑语。拐爷这才知道又有顽童下了荷塘，便威胁我们：“再不上来，把你们的鞋扔进水里。”我们听了，一阵大笑，鞋子分明插在腰里嘛，便高声应道：“扔了吧，我们正好换新的。”只急得拐爷拖条拐腿在岸边转来转去，连荤带素骂个不停。
偌大的荷塘里，满是沉甸甸的莲蓬。它们弯着腰，大都躲在莲叶的下面，生怕给人发现。碗口大的莲蓬里，镶嵌着十余枚莲子。胖鼓鼓的莲子娇嫩可人，如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稚童。剥去莲子壳，一股清雅的香味便直沁心脾，让你胸中生出隐隐灵秀之气，那白生生的莲子随即就让你生津不止了。
采莲的乐趣，远不仅是折下莲蓬，品尝莲子的清香。只要置身荷塘，便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自有说不尽的惬意，道不完的逸趣。田田的莲叶，风中同样不改矜持之色，舒缓地摇晃着纤秀的身躯；迟开的荷花，依然风姿袅娜，稍一磕碰，片片花瓣便飘然而下，有的落在我们身上，有的飘向清澈如镜的水面，似船儿一般随波纹悠然荡去；蜻蜓旁若无人，穿梭莲丛，谈情说爱；水中的鱼儿原本怡然自得，一旦发觉有人搅乱他们的宁静，便箭也似的游往别处去了；不甘寂寞的是一种叫作“白头翁”的水鸟，他们悦耳的鸣叫总在荷塘此起彼伏……
渐渐地，扎在裤腰里的背心给硕大的莲蓬塞得鼓鼓囊囊。这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爬上岸去。再看拐爷，他又在那株大柳树下打盹。
屈指数来，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今，我的家乡已没有了荷塘，没有了稻田，也没有了鱼虾的踪影，甚至连蛙声都难得听到。我想，再过几年，青蛙一跃，差不多就跳进国家保护动物的名单里了。
《太原晚报》2006.8.24
◎修车记
朋友路远，二十出头，喜爱文学，嗜读《聊斋》，常有些狐味鬼气的诗文见诸报刊。因懒于稼穑，疏于钱财，生活便日益拮据起来。因此，他在自家临街屋前的一株柳树杈上，挂两条废弃的自行车外胎，在树下立个打气筒，用石灰在墙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修车”二字，摆起个自行车修理摊。每日，他搬一小马扎，坐在那两条破旧的车胎下，或犹自看书，或与人对弈，等着有人来找他修车。由于门面不大，招牌不亮，加上他对业务不甚钻研，上门的客户便也寥寥可数。有时，一天竟也没有一桩生意可做。
一日，我路过他的门前，见他正埋头读书，便打了个招呼。他看见我，笑眯眯地合上书本让我过去，说：“你不是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吗，我这阵子正好闲着，你去推来我帮你整整。新车子不整不好骑的。”我说：“不用啦，今天去单位还有些事情，改日吧。”他见我要走，又说：“那你把这辆旧车子推过来，我给你上点油，擦洗保养一下。”我拍拍我的自行车车座，告诉他这车子虽然旧了点，可没有什么毛病。他又说：“别人注意不到我的摊子。我这里一干活，说不定就有人来修车了。”我略一犹豫：反正单位的事也不急，就依他吧。于是，把车子推给他。
路远很麻利地把自行车反了个个儿，片刻的工夫就把车子拆得零七碎八。然后，他开始擦洗、上油……保养完毕，重新组合的时候，他看见前轮上的一根辐条断了，便从他的小屋里拿出一根新的来要换上去。一比画，他发现手里的辐条太粗，而车轮上的辐条眼儿太小，装不上。路远便发起牢骚来：“连辐条都有假的，这社会真是不成样子了……”边说边找来一把十字改锥，把辐条眼儿钻大了许多。当他往上装时却皱起了眉头，辐条居然长出了一大截子，他自语道：“不对吧，尺寸也不合适了？”我凑过去一看，他的辐条分明与我车上的不是一个型号嘛。等他找来同等型号的一试，眼儿又显太大，辐条没法上了。他憨憨地对我笑着，说：“少一根辐条不碍事的。”我怕他难为情，赶紧说“不碍事不碍事，反正也是辆旧车子。”
等到上车轮的时候，大麻烦才来了。不知是受了刚才换辐条的影响，还是不明白车轴正反扣的原理，他正扣反拧，反扣正拧，口里还不住地嘟囔：“这车轴咋这样邪门，左右拧不上……”越是拧不上，他使得劲倒越大。手忙脚乱半天，汗珠子便劈里啪啦从他的脸上往下滚了。三拧两拧，一个好端端的前轴就被拧脱了扣。他抓着报废的车轴左看右看，然后抬起满是油垢的手臂，擦擦脸上的汗，不好意思地说：“要不你先去单位吧。这车子，我明天修好给你送去。”
我看看时间，的确不早了，只好走回到单位，心中好生不快，好好的车子何苦让人去修么？就为上点油、擦洗擦洗这区区好处，实在太贪心了。同事们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便来打问缘由。听了我的讲述，他们都大笑，说“你该庆幸才是。”我说：“车子坏了也值得庆幸？”他们说：“当然啦。如果你今天推给他的是那辆新买的车子，那不就更惨吗？”想想同事的话，倒也是。
《太原晚报》2003.1.23
◎洗砚汾河
中午，有朋自远方来，邀入一家小酒店痛饮一番。我腾云驾雾般地送走朋友，回家便倒头大睡，醒来时已是夜阑人静。
皎洁的月光把院中那株老枣树映在窗户上，恰如丹青妙手的几笔写意画。我扭亮台灯，沏一杯茶，头晕脑涨地坐到书桌前。书桌上凌乱不堪，堆放无序的书刊信札上面积了厚厚的尘埃。那方伴我数十年的砚台早已看不到了刻在上面的字画，我良久地盯着它，觉得它就像一个哀怨的弃妇。我伸手将它打开，里面的墨汁早已凝固为硬硬的墨块。我无奈地为自己叹了口气：不知从何时开始，为世风所左右，为名利所羁绊，甚至做出些蝇营狗苟之事。每天心力交瘁地回到家时，一床棉被便成了逃避与解脱的所在，哪里还顾得上临帖学书？我的确是冷落了这方自己曾经深爱着的砚台。
我将一勺新墨倒入砚台，浓浓的墨香顿时溢满斗室，我的神情随之清爽起来。于是，铺开宣纸，展开案头的米芾《苕溪诗》，援笔临写。笔墨纸砚并没有责怨我对它们的疏远，彼此反倒有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觉，我只觉得心手双畅，水乳交融。最后，干脆脱开字帖，任意挥洒，直至墨干兴尽，方才搁笔。再看那方砚台，墨块上干裂的口子如同一条条衰老的皱纹，甚不雅观。我突发奇想：趁今夜风清月白，何不去河边将它洗得干干净净？
出家门，过农田，约走二百余步便来到汾河岸边。结冰的汾河如同一条轻柔的白纱飘落在宽绰的河床上。这时，我才暗暗笑自己：中午的酒真是喝得太多了！隆冬时节，冰封河面，哪里有水让我洗砚呢？只好寻来一块石头，试着看能否砸开冰层。
“咚”“咚”“咚”石头砸在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在这寂静的夜里传了很远。砸了十余下，仍未砸破冰层。这时，有一束亮光照射过来，随之传来一个年轻人的问话：“你在做什么？”我回头看看，见一个人正打着手电筒在看我。我回答：“想打开冰层洗净我的砚台。”他听了，转身离去。
不大工夫，年轻人又返回来，还拿来一根钢筋撬棍，三五下便戳穿了冰层，清澈的河水汩汩而现。我道声谢，低头去洗我的砚台。年轻人用手电为我照着冰口，轻语道：“冷月悬河柳，游鱼戏墨花。”我忍不住抬头看他，他却嘿嘿地笑笑，问：“您是画画儿的吗？”我说：“只是信手写写字。”“哦？”他不再言语。
及至砚台洗净，年轻人上前问：“您能不能去我那里坐坐？”他用手一指：“我们公司在这里施工，我是看守设备的，就住在那个帐篷里。”
我随他走进帐篷。帐篷里炉火正红，火上热了一壶酒，散发出浓烈的酒香。炉火上放了腐乳、榨菜、花生米几样小菜。在由两口木箱拼成的桌案上，铺有一张画毯，毯子上纸、墨、笔、砚俱全。一幅刚刚写就的书作墨迹未干，书体是石鼓大篆，写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结字古雅，笔力刚劲。我问年轻人：“是您写的？”他笑笑，说：“见笑了。”我暗暗稀奇，在这寂静的深夜，在这荒冷的河床，居然能遇到同道。
他见我在细细端详他的书作，问：“您能喝酒吗？”我一时高兴，并不推辞，与他对饮起来。我们边饮边聊，话题从甲骨卜辞到秦汉竹简，从“钟张”、“二王”到“扬州八怪”……不知不觉，一瓶老白汾便见了底。
本来，中午的酒尚未全醒，又与年轻人强饮一顿，便觉身轻如羽。也不知何时，才与年轻人辞别，我端着砚台往家走去，身后射来一道光，一直照在我的脚下。
《书法导报》2003.3.12
◎饮酒之趣
许是爱酒的缘故，脑子里常会想个奇怪的问题：假如无酒，东坡问月的时候，手中会端杯什么？水？太淡。醋？太酸。端杯酱油？那又太滑稽了。这个世界若压根就没有酒，不知要苍白多少，乏味多少。
我第一次喝酒，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村里一家办喜事，回礼送给我们一瓶老白干。当时，家中无人，我好奇地打开瓶盖，猛猛地喝下一口。哎呀，不得了！仿佛一根通红的火柱从嗓子眼里直直插到心头，烧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可是，待那股凶劲过去，口里却生出浓浓的醇香，且久久不肯散去。我惊诧世间竟会有如此神奇的饮料，禁不住又喝下一大口。几口下去，就觉得天旋地转，片刻便倒头睡去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对酒的认识自然深了许多，对它的依赖也多了几分。劳累时，一杯烈酒下肚，顿觉热血涌动，精神倍增。苦闷时，置身一隅，自斟自饮，不觉忘却烦恼丢开忧愁，一双蒙眬的醉眼倒把纷杂的世界看得清晰了许多。快乐时，更是呼朋唤友，一顿畅饮；即使囊中羞涩，也会给好友拨个电话：“今日心境甚好，你请我喝酒吧？”
有人说，酒是仙家之物。话虽玄乎，我却觉得有几分道理，因为酒是有灵气有性格的。茅台纯粹国士风度，雍容磊落，底蕴深厚；老白汾恰如相知多年的挚友，雄浑的劲道中透着一丝亲切的甘甜；瓮头清、二锅头一如敦厚质朴的村翁，虽欠缺些许精细，多的则是直爽与古朴；竹叶青分明是侠骨柔肠的红颜，有色有度，劲道毫不逊色于哪一种白酒；至于那些奸商随意勾兑的低度白酒，合该归入小人之列了，喝时不觉得如何厉害，过后它却暗中使劲，让你脸上浮红泛紫，让你胃里倒海翻江……
饮酒与心境、场合分不开，有时得狂饮，有时须小酌。不过，狂饮有狂饮的快意，小酌有小酌的情趣。狂饮时，头仰酒下，一杯见底，什么千古兴亡，什么帝王将相，皆随杯中之物咕咕下肚，心中随之而起万丈豪情。小酌处，把盏轻呷，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如同身在世外，心在云霄，那是一番悠然超脱的意味了。
《今晚报》2002年
◎站在韩愈的塑像前
在骄阳炎炎的初秋，我来到潮州。当我怀着已久的向往走进韩文公祠时，仿佛走进了一个博大的胸怀：站在韩愈的塑像前，我依稀感到一颗伟大心灵的激越跳动。
唐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在京城长安的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此时的唐朝，“安史之乱”余波未平，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入侵等劫难又接踵而至，大唐气象江河日下。韩愈两月丧母、三岁丧父，从小由兄嫂抚养。受家庭的熏陶与长兄韩会的教导，他接受了正统而严格的儒家教育，儒家思想从小便深深地浸入了他的心灵与骨髓，也整整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
韩愈的一生与广东有着不解的缘分。在他只有十岁的时候，长兄韩会被贬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他便跟随兄嫂一家，横渡波涛滚滚的长江，穿越绵延起伏的群山，客居韶州。那时的广东，并无今日之繁华，还是文身之地、蛮荒之所。两年后，韩会客死韶州。年幼的韩愈又跟着寡嫂，扶着长兄的灵柩，回到故土河南河阳。生活的磨难更激发他发愤苦读，志存高远。贞元八年（972年），他科举登科，几年后，步入仕途。
贞元十九年，韩愈经人推荐担任了监察御史。那年，长安地区春夏大旱，秋霜早至，“田地所收，十不存一。”百姓逐妻弃子，流离失所。韩愈剀切陈辞，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皇帝怜恤百姓，免除当年租赋，并对抢夺百姓财物的所谓“宫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言辞触怒了把持朝政的权贵，他们侧目看看韩愈，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也敢不知深浅地信口开河？给你点颜色！于是，十二月腊祭之时，一个气势汹汹的宦官到韩愈家中宣旨：“贬韩愈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即刻上路。”在昏暗的天色里，在飘扬的大雪中，韩愈离开了长安。
中国人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如果说韩愈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时，有年轻气盛、感情用事的因素，那在他五十二岁任刑部侍郎时逆鳞上谏而几乎丢掉性命，便是正统的儒家思想驱使的必然结果了。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宦官杜英奇奉宪宗之命，领一班僧人、宫女，捧鲜花、燃香烛，把长安凤翔寺塔内藏着的一节释迦牟尼指骨迎入皇宫。迎接佛骨，每三十年一次，据说，每次都能“岁丰人安”。佛骨在皇宫供奉三天后，送入长安的各个寺庙，供百姓、官吏瞻仰、礼拜。佛骨入宫的第二天，唐宪宗就告诉群臣，说他夜里看见佛骨灼灼生辉。韩愈本可以不失时机地站出来拍拍皇帝的马屁，说几句“佛法无边”的谄词，皇帝定然感到无比的舒坦，毕竟他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皇帝一高兴，很可能就给他加官晋爵了。可是，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抵排佛老、攘斥异端。他不但不向皇上献媚，反而一气呵成一篇《论佛骨表》呈了上去。他说，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从黄帝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帝王均在位久长，得享天年，且国运昌隆，政通人和。而东汉以后，历朝皇帝虽然敬佛有加，却大多年寿短促，国运不祚。唐宪宗看过奏折，勃然大怒，决意要处死韩愈，幸得大臣裴度、崔群等人求情，才得以免过死罪，远贬潮州。
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当长安万家灯火庆上元的时候，韩愈却以衰老之躯离开京城，只身上路。走到陕西蓝田关时，大雪纷飞，天地一片苍茫。面对漫漫艰途，韩愈仰天长叹，心中掠过一丝悲凉：自己怕是要步大哥客死他乡的后尘吧！正值此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护送。祖孙二人双手相执、泪眼相对。韩愈悲欣交集，凝咽着写下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韩愈才抵达潮州，潮州呈现给他的是这样一幅画面：“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也在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十二岁的女儿于二月二日病死在商州上洛县的层峰驿站。仕途的蹭蹬，骨肉的离别，贬地的荒凉，因孤忠而罹难的委屈之情，因丧女而悲切的切肤之痛，一起涌上心头。此情此景此种遭遇，谁还会指望正在命运漩涡中苦苦挣扎的韩愈去忠于职守呢？再说，按照唐代的惯例，朝廷大员贬谪异地，都不理政务。但是，在韩愈血管中流淌着的是儒家积极用世的热血。他没有沉沦，没有怨艾，恶溪驱鳄，兴学劝教，关心农桑，释放奴婢……剌潮虽然仅有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却因他关心百姓，勤政为民，以致人民拥戴，江山姓韩。
韩愈少孤，生逢内忧外患、日渐衰败的中唐，他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在世人看来，人生的诸多不幸都汇聚到他一人的身上。依我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心存良知而背叛心灵，那才是椎心泣血的痛苦。商朝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宁肯饿死首阳山；明朝一批降清大臣虽显达一时，可一旦被人揭开“失节”的疮疤，许多人很快便郁郁而终。此类事情，在历史上数不胜数。而韩愈一生行为做事，皆以儒家思想为本，说自己该说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坦坦荡荡，本色人生。居庙堂之高，他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处江湖之远，他能胸怀社稷，鞠躬尽瘁。从这一角度看，他足令自己傲然直立，足让后人景仰叹服。
走出韩文公祠，恰有一缕清风吹过，送来阵阵花木的芬芳。祠外，韩山巍巍，韩江悠悠。
《太原日报》2003年
◎李斯之叹
翻开《史记·李斯列传》，便传来声声叹息，无奈中流露出委琐，感慨中夹杂着迷惘。
二千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楚国上蔡县（今河南省上蔡西南）收粮征赋的小吏李斯内急入厕。几只正在吃屎的干瘪老鼠见有人来，惶恐逃窜，李斯颇有些得意地骂了一句：“贱种！”不数日，他在官府的粮仓看见几只硕大的老鼠在悠然自得地吃着粮食，对他竟然视而不见。李斯禁不住一声长叹道：“人和老鼠真是太相似了，所处位置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贵贱尊卑。”从此，他发誓要做一只粮仓里的老鼠。
二十六岁的时候，李斯投到大儒荀况的门下，学习治理天下的道术。学业完成后，他把战国七雄细致地打量琢磨一番，认定只有秦国才是实现抱负的地方。于是，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了秦国。在秦王嬴政面前，他在对天下形势进行一番精辟的剖析后，又巧妙地把秦王吹捧颂扬一顿，受到了秦王的青睐，得了个长史之职。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李斯帮助嬴政吞并六国，成就了统一天下的霸业。他自己也步步登高，坐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他的儿子娶的是皇家公主，他的女儿嫁的是国君的儿子，可谓富贵之至、显赫之极。有一年，他任三川郡守的长子李由告假还家，李斯大宴百官。在一片称颂赞誉声中，在觥筹交错之间，意满志得的他感叹道：“想我李斯，不过是上蔡县的一介布衣，承蒙皇帝的擢用，才有今日的荣华富贵，也不知将来会是怎样的结局。”老鼠的本性便是贪婪。李斯不是不懂物极必反的道理，他实在是舍弃不下他已经拥有的高爵厚禄，不愿离开业已占据的丰盈粮仓，他悲惨的结局就蕴藏在这一声叹息之中。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行至沙丘（今河北省广宗西北），病危的赢政令太监赵高草拟诏书：令戍边监军的长子扶苏将兵权交付大将蒙恬，回咸阳为皇帝送葬。诏书刚刚封好，还没有来得及交给使者，秦始皇便驾崩了。赵高与秦始皇的幼子胡亥密谋，决定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当赵高把这个阴谋端到李斯面前时，起初他还有几分社稷栋梁的正气，严词以拒。可是，他那几根肋骨，早让奸诈阴毒的赵高数得一清二楚了。赵高给他分析：倘若扶苏继位，必定任蒙恬为相，你还能保住一生的爵禄？恐怕子孙后代都要跟着你遭殃。最后，李斯仰天长叹，掩面而泣说：“我既然不能坚守臣节而死，还能依靠谁呢？听天由命吧。”
有道是“狡兔死，走狗烹。”胡亥篡得皇位后，赵高开始着手铲除李斯。尽管李斯满腹经纶，不乏治国安邦之术，但论阴险狡诈，他哪里敌得过指鹿为马的赵高？赵高给他设好圈套，三绕两绕便将他绕入囹圄之中。身陷牢狱的李斯长叹之后，发了一番感慨：“昔日，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这样的三个忠臣都不免一死，何况我的才智不及他们，而秦二世胡亥的昏庸无道还要胜过夏桀、商纣、夫差。我以一个忠臣之名死去，也算死得其所吧。”他这番话是自欺还是欺人？帮助胡亥篡位，杀扶苏、诛良将，这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怅啊！如果说忠，他忠得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因谋反罪被判腰斩，株连三族。当他被押上刑场的时候，对儿子说：“多想与你牵着黄犬，回老家上蔡东门去狩猎呀！可现在办不到了。”说罢，父子二人痛哭流涕……李斯一生，拼尽全力追名逐利，虽也位极人臣，尽享荣华，实现了他做一只粮仓老鼠的理想。可在生命的尽头，却连牵犬出猎这等寻常百姓可做的寻常之事都做不到了；甚至再发不出一声叹息，只剩下绝望的哭泣。
鼠辈终究是鼠辈，不论你位多高、权多重，还是入不得虎豹之列。
《太原晚报》2005.6.2
◎苏东坡的不合时宜
一天酒后，苏东坡捧着肚皮，问身边的人：“你们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一女仆说都是诗文，东坡摇头；另一女仆说尽是机关，东坡又摇头。他的爱妾朝云回答：“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东坡微笑颔首。难怪得到了博学才高的苏学士垂青，朝云自有其不俗之处，一句话便说到了苏东坡的骨髓里。
苏东坡少年得志，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看得主考官欧阳修赞叹不已。要不是欧阳修误以为这篇文章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之手，点第一名怕引起别人的猜疑，苏东坡就成状元了。当时，欧阳修是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得到了他的赞誉，苏东坡在顷刻之间名扬遐迩，大有“苏文散天下”的势头。苏东坡就是头顶如此耀眼的光环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步入仕途的路走得太顺了，不免有些义气昂扬，桀骜不驯。更要命的是他抱定读书人的良知与操守不放，不会在波涛汹涌的宦海见风使舵，更不屑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行径。连他也觉得自己“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王安石变法，他持不同政见，多有诗作讥讪：“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这是对新盐法的嘲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在半城中。”这是对青苗法的讽喻。待司马光入朝担任要职，要彻底废除新法，他又站出来反对，说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应当“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不可全盘废掉。
这样不合时宜的品格与境界，注定他要在政治生涯中四处碰壁，也注定他要成为宦海中一片沉浮无助的漂萍。他的一生时起时落，但大部分的时光是在贬谪与流放中度过的。他的首次贬谪，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二月，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这一年，他四十五岁。在黄州，他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实则受到了监视管制，不能签办公事。甚至初到黄州的时候，连住所都没有，他只能住进寺庙，和僧众一起吃饭。精神和肉体的磨难，给了苏东坡思想上的滋润。如果说苏东坡早期的诗文大多是才情的挥洒，那么，他后期的艺术作品则是思想光华的绽放。在寒峭简陋的僧房里，在奔流不息的长江边，他冷峻地思考着历史和人生。面对时空的无限，他感觉到了自身的渺小和无奈；在追仰曹操、诸葛亮、周瑜等英雄豪杰的同时，又感悟到人生的虚幻和荒诞。在黄州，他写下了令人低徊的前后《赤壁赋》，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赤壁怀古》，写下了凄冷肃杀的《寒食帖》……
晚年的苏东坡，回首一生，不无感慨地给自己下了这样的评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儋州（在今海南），都是他的贬谪之地。如果苏东坡的人生之路一直如他早年一般，春风得意，一帆风顺，那么，中国文学的花园里便不会有“淘尽千古英雄”的长江之水；不会有“徘徊于斗牛之间”的东山之月；中国书法的长卷上，也不会再有激情充沛的寒食笔墨。
苏东坡以其切身的体会说过这样的话：“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没错！仕途蹭蹬，人生坎坷，是文人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大幸、后人的大幸。从这个角度看，我倒希望那些翻云覆雨的官场小人多绊他几回；那金口玉言的皇帝多贬他几次。倘若东坡地下有知，怕要骂我这个后来者的冷酷和贪婪了。
《今晚报》2005.7.16
◎仰望张良
市井流氓出生的汉高祖刘邦，始终脱不掉那股无赖气，一生喜好狎侮别人，猜忌臣下。老成的萧何、英武的韩信都不免受到他的疑忌；勇猛的英布、机敏的郦食其都受过他的侮弄；那些文皱皱的儒生，他更是能将他们的帽子一把捋下来往里撒尿。而对张良，他却敬如上宾，甚至言听计从。其中的曲直原由耐人寻味。
张良的祖父开地、父亲姬平都曾是韩国的相国，辅佐过五朝韩王。在张良还不到十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把他叫到床前。父亲的脸色冷静得有些怕人，那是料定风雨欲来而无能为力的冷静。父亲对他说：“强秦崛起，虎视天下。韩国衰微，岌岌可危。秦国吞并韩国是迟早的事情。但无论怎样，你要记住自己是韩国人，记住自己的祖宗，记住是谁灭亡了我们的韩国。”不出姬平所料。二十多年后，在强秦的步步威逼下，韩王交出玉玺，将韩国拱手让给了秦国。痛哭一场以后，张良遣散所有的家人，自己离乡背井，暗中寻觅刺杀秦王的时机。
秦始皇二十九年，他偕同一名勇士，在博浪沙椎击秦王，误中副车。为躲避追捕，他更名换姓，逃匿于下邳，从黄石公学习兵法。秦施暴政，世人苦不堪言。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顷刻之间，天下反声一片。各路义军纷纷祭起故国王孙，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召集了百余人的张良就在此时投到刘邦麾下。他似乎看到了复国的一线希望，便说服义军首领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并以司徒一职同韩王成率千余人收取韩国故地，与秦军周旋于颖川郡（今河南禹州）。
灭秦以后，冷酷残暴的项羽在彭城斩杀韩王成。之后，张良归汉，倾心辅佐刘邦。在刘邦夺取天下的里程中，几乎在所有的关键时刻，张良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刘邦举兵西进，他献疑兵之计，夺取峣关，使汉军率先入关；亡秦后，他劝刘邦以天下为重，勿贪财色之乐，还军霸上；鸿门宴上，他从容斡旋，使刘邦得以脱离刀光剑影的险境；项羽违约，封刘邦为汉中王，他劝刘邦烧栈道，消除项羽戒心，终使汉军突发奇兵，还定三秦；汉军兵败彭越，他提出拉拢英布、联络彭城，共同抗楚的策略；韩信平定齐国，要求代理齐王，他劝导雷霆大发的刘邦顺水推舟，防止了内部的变化……刘邦曾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若论三人功绩，张良实为三杰之冠。在分封功臣的时候，刘邦准备将三万户食邑的齐地封给他，他却拒绝道：“我与皇上相会于留（今江苏省沛县东南），是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缘分，把留地封给我便足够了。”而其他的功臣，正在没日没夜地争功呢。汉朝政权巩固以后，他拜赤松子为师，潜心道学，云游天下。真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父亲姬平的一番话，令年幼的张良刻骨铭心。纵观他的一生，虽帮助刘邦奠定了汉室基业，功勋卓著，但究其初衷，却是在为故国报仇雪恨。散尽家财，寻访侠士，椎击始皇，下邳起兵，志在推翻强秦；韩王成被杀之后，他将一腔亡国之恨又转移到项羽身上。在楚汉相争中，他竭其才智，屡出奇计，最终灭楚立汉。国仇得报、壮志得酬，他已心无尘芥，什么功名利禄，什么荣华富贵，全然不在眼中，他的心静得如空寂的山谷。不受名缰利索的羁绊，不受荣华富贵的诱惑，他便有了冰霜气节、云水风度。这种气节，这种风度，让人足足仰望了两千年。
《太原晚报》2005.6.8
◎幸运的柳永
柳永能生在北宋，那是他的幸运。
宋太祖赵匡胤是军官出生的皇帝，他却没有用武功治天下，生前还定下三条戒律，其中一条便是不杀士人。宋代重文轻武，大兴科举，读书人如鱼跃龙门，一旦进士及第，则身价陡增，荣耀非凡。有人这样形容：“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甚荣不可及也。”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左右下，柳永也像大多数的士人一样，热衷对功名的追求，只是他在考场上屡屡失意，铩羽而归。
柳永，字耆卿，福建人，原名三变，排行第七，自幼聪慧，博学多才，填词尤是其拿手好戏。第一次落第，他的心情还十分平静，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过了几年，他又一次走进考场，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这一回，他就有些怨气了，写下了那首有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真是傲骨嶙峋，满纸牢骚：考不中进士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才华，我依然是不穿官服的卿相；那虚浮之名，要它何用？不如换来喝酒唱歌。牢骚归牢骚，牢骚中难免夹杂了些“葡萄酸”的味道。果真要抛弃浮名去浅斟低唱，便不会再去踏那考场的门槛，可柳永终究还是去了。也许他不大清楚，当时“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次考试他虽然过了主考官的关，可到皇帝御批圈点时，宋仁宗想起了那首刺耳的《鹤冲天》，冷言冷语道：“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无疑是判了他的仕途死刑。
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柳永一头扎进市井平民之中，终日游逸于青楼歌馆、勾栏酒肆之间，还不无解嘲地自封“奉旨填词柳三变”。是民间丰饶的沃土，给了他无尽的创作养分。在他之前，词人们所作的大多是“香而弱”的小令。这区区数十字的小令格式，怎能包容下柳永纵横四溢的才情。于是，宋词在他的笔下挥洒成为百余字的长调，他用通俗的市民语言、简洁的白描手法，写下了社会低层百姓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成为宋代词坛上一座出云宵接苍天的高山。
凄凉的境遇、迟暮的情怀，令柳永抛却文人所谓的尊严和价值，交了许多歌姬朋友。他同情她们，爱怜她们，为她们填词作赋，与她们生死相依。分别时，他与相爱之人“执手相看泪眼”；处异乡，思念情人，他“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们彼此间没有丝毫庸俗的商业性交易，有的只是灵与肉的完美融合。因而，柳永赢得青楼佳丽的颗颗芳心。那时妓家盛传：“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大约活了五十岁，四十七岁时才考中进士，也只得了个屯田员外郎的小官，死后身无分文，妓女们自发地献出钱财为他送葬。出殡之日，一片缟素，哀声震地，满城妓家无一不到。那些送葬的官僚自觉颜面扫地，纷纷掩面而返。此后每年清明，妓女们还备齐祭礼不约而至，到柳永坟前凭吊。
柳永如果不是生在宋朝，他敢这样放肆地调侃皇家，怕早已身首异处了；假如他顺顺当当地考中进士，他的艺术创作断不会在民间生根发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人生不过数十年光阴，纵然是达官显贵，又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又能从世间带走什么？一生穷困潦倒的柳永，倒是留下了数百首缠绵悱恻，令人断肠的词章；带走了众多佳丽对他深切的思念。真是愧煞将相，羡煞后人！
《太原晚报》2005.5.25
◎朱买臣的小把戏
西汉有个朱买臣，做过不大不小的官，起先是中大夫，属皇帝身边的顾问，后来当了会稽太守，也不过相当于时下的县、市长；最后是丞相长史，类似相府中秘书、参谋之类的角色。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令人称道的政绩。之所以名留后世，主要是因为他与妻子的那段瓜葛。
朱买臣出生于吴地一个贫寒的家庭，他大概太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了，嗜好读书，别无他爱。因此，他便不像规规矩矩的农家子弟专心稼穑、积聚财产，平日里只到山上砍些柴禾，换了钱来维持生计，这种近乎懒汉的行为自然为乡邻所鄙视。这倒也罢了，可他每次挑着小小的两捆柴禾从街上走过时，张口“子曰诗云”，闭口“之乎者也”酸得像刚从老陈醋坛子里拉出来，所以更引来诸多的冷语和讥笑。跟在他身后的妻子羞得都抬不起头了，便屡屡上前去劝阻他。这种时候，世人的不解与生活的困顿在朱买臣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碰撞，愈令他发起狂来，干脆扯开嗓子连唱带喊……
嫁给这样的丈夫，锦衣玉食怕是梦里都想不到的事情，可粗茶淡饭、短衫布衣的日子还得附带别人的冷嘲热讽。妻子实在忍无可忍了，提出要离婚。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朱买臣眼见连老婆都要弃他而去，赶紧编瞎话：“我命中注定五十岁富贵，你已经跟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就再忍受几年吧。”妻子哪里相信？执意离去。离婚以后，有一年她随后来的丈夫上坟，见到面目黎黑的朱买臣在墓间砍柴，便恻隐心动，将食物拿给他吃。由此可见，朱买臣的妻子并非一个绝情的女子，她所要的不过是一点自己的颜面与尊严。
瞎鸟撞谷垛，瞎猫碰死鼠。世事难料，巧合多多。朱买臣编来骗老婆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现实。几年以后，他跟随上京的官员到了长安，得以面见天颜。在汉武帝面前他时而谈《春秋》，时而论《离骚》，恨不得剖开肚皮让皇帝看：瞧瞧，这里面可都是学问哪！他的演示，得到了汉武帝的欢心，给了他个中大夫，后又获罪免官。免官以后，朱买臣常恬着一张老脸到会稽郡邸蹭吃蹭喝，多遭衙役们的冷眼。
不久，朱买臣又以待诏的身份做了会稽太守。志满意得的他穿上旧时的衣服，把官印揣入怀中，无事一般回了会稽郡邸。这时，衙役们恰巧正在喝酒，他们看到朱买臣进来，直以为这家伙又来蹭酒了，谁也不去理他。他呢，也不做声，坐下来吃喝，待众人酒意微醺，他才将怀中的大印故意露出个角来。一名衙役取出一看，大惊失色地向别人报告。众人都说绝不可能！这名衙役说：“你们自己去看。”一个素来鄙视朱买臣的过去看了一眼，惊呼道：“是真的！”众人这才列队拜谒。朱买臣追求的正是这种效应，这是小人得志后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让你们看看，我朱买臣也有今天！
新太守上任，乡民夹道迎接，朱买臣瞪大眼睛在人群中顾盼。他终于看到前妻与她后来的丈夫跪在路旁，不由心头一喜，急急下车相认，还把他们拉到车上，送进太守住处的一个花园里，每日供给精美的饭食和衣物。朱买臣的做法看似补偿前妻，颇显雍容大度，实则用心阴毒刻薄。这是他的报复手段，他是在精神上羞辱、折磨前妻。在供给前妻丰饶衣食的同时，他的心中肯定在恶毒而得意地想：“你后悔去吧！不过，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一个月后，朱买臣的前妻不堪忍受这种羞辱，悬梁自尽了。
一个捡破烂的纵然在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可他走近垃圾堆时，还是会投去注视的眼光，甚至会爬上去拔拉一番。骨子里的东西，改得了吗？所以，朱买臣这种暴发户使出如此的招数也不足为怪。只是他的这些事情还被后人编成杂剧、传奇，在民间广为传诵。看来，他的这些小把戏还真瞒了不少人的眼。
《今晚报》2005.10.6
◎墨点无多泪花点多
八大山人的画，你看上一眼怕便是终生难忘了。那是含悲带泪的笔墨营造出的苍凉苦寂，那是桀骜不驯的心灵洒露出的萧索嶙峋。荒野、寒江、孤松、丑石，凄冷得满纸都是秋风秋雨；游鱼、苍鹰、八哥、野凫，个个鼓腹缩颈，白眼向天，那一双双怪诞的冷眼看得天都要飘雪了，地也要凝霜了。
八大山人谱名朱统，又叫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朱权封藩南昌，南昌便也成了朱耷的出生地。二百余年的时光，尽管没有稀释这支王孙血统的高贵，却早已散尽了他们头顶皇族桂冠的光华。朝廷给予的俸禄时有时无，朱耷的父亲已沦落到靠卖字画为生的地步。朱耷也如寻常士人一般，走进了科举的考场。他想靠自己的才学博取功名，重振显赫的家风。由于诗书门第的浸润，他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年时便轻而易举地获取了“诸生”，并引来一群宿儒的赞誉。
1644年，对于朱明王朝和每一个大明子民来说，无疑是天崩地裂的年头。这一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把自己的生命与朝廷的气数无奈地吊在了煤山的一株歪脖树上。时隔月余，清军进关，入主中原。这一年，朱耷十九岁。
山河破碎，志向破灭。遍地兵燹，人人自危。摆在朱耷面前的现实就是这样险峻。为避祸乱，他携妻带子，东躲西藏，先是隐匿于江西新建县的洪崖祖坟，后又藏身在奉新山中的庙宇。有一天，他突然在自己的门上大书一个“哑”字。从此，与人交流不是打手势就是作笔谈，即使有人请他喝酒，他也是缩着头抚着掌，黯然而笑。
避乱时期，虽还有几个南明小朝廷偏处一隅苟延残喘，却未能给予朱耷这个明室王孙一枝一叶的庇荫，他的妻儿相继夭亡。悲情满目的朱耷看到明朝灭亡已成定局，便于1648年在奉新山耕香院拜弘敏和尚为师，遁入空门。然而，青灯古卷掩不去国破家亡的苦痛，晨钟暮鼓敲不散他对故园河山的眷恋，诗词书画成了他情感的寄托。他的诗词格调古怪而幽涩，充满神秘的讽刺色彩；他的书法多以秃笔传达傲岸不羁的情态；他的画作“墨点无多泪点多”，那些白眼向天的鱼虫鸟兽分明是他自身的写照，那一双冷眼中的世界仅是些残山剩水。
八大山人的名气传到临川知府胡亦堂耳中。这位惜才的满清官员把他请到官舍，奉为上宾。怎奈他不论如何痛苦地挣扎，终究走不出那种“唯有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的遗民情感和大汉族思想的门户。他那满是悲愤的胸膺实在容不下与清廷一丝一毫的妥协之意。终于有一天，他狂疾猝发，忽而大哭，忽而大笑，拖着露出脚趾的鞋子，蹁跹舞动在繁杂的闹市。被他撕扯成一条一缕的僧衣在风中飘动，引得街头众多孩童的哗笑追逐……
明末清初的画坛，四处弥漫的是一股董其昌的“松江”气味，“四王”、吴历、恽寿平、朱耷无不受其影响。但他们境况不同，情感各异，虽都遭遇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裂变，可朱耷作为一个明室王孙，亡国之痛又更胜别人一筹。因而，他们的画风便也显得地北天南，不是一家眷属了。“四王”的山水古雅得似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清逸得如太白梦中的天姥山；吴历的杨柳、恽寿平的桃花真是深解了二三月的春风。朱耷呢，他的画冷峻孤傲、苍凉悲壮，直令人不寒而栗了。没有悲天恨海的生命勾勒不出如此气象；没有波澜壮阔的笔墨又怎能点染出这般风骨？
朱耷作画，常常题款“八大山人”，四字连在一起看，有时如“哭之”，有时如“笑之”。其实对他而言，哭与笑已然没有什么界限区分了，哭也是悲，笑也是悲。家国覆灭的悲情永远是锁在他心头的一个结。在他的画上，还常见一个奇怪的款识，乍看是一个“龟”字，细辩则是“三月十九”几字的合体。
崇祯皇帝剑击长平公主，逼令皇后自尽后，自缢煤山。那一天，正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
《太原晚报》2004.12.14
◎恋着崇祯十七年
傅山一向看不起南方的文人。在他的眼中，南方的文人墨客总是浮滑轻薄，夸夸其谈，正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连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他都不愿去读。可是，他与江苏昆山的顾炎武却是推心置腹的挚友。是共同的境遇、共同的悲痛、共同的愿望，将这南北两大学者的拳拳之心紧紧联在了一起。
16世纪中晚期，明朝社会矛盾日益严重，阉党弄权，佞臣当道，朝野上下一片衰败的迹象。虽然朝中也出现了张居正、戚继光、左光斗、杨涟这样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的文臣武将，但终究难挽大厦于将倾。就在明王朝日渐腐朽的时候，居住在中国东北边境的建州女真族却日益强盛起来。那个叫努尔哈赤（满文意为野猪皮）的女真人统一了各个部落，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政权。青青草原化解不了猎杀者的凶残，一张小小的野猪皮又怎能包容下气吞万里的雄心？建都后的努尔哈赤，野心愈加膨胀。他一面加紧蓄积力量，一面窥视中原江山，并时时把不安分的触角伸向山海关内。
岁月的步履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这一年，李自成的义旗插上了北京城头，崇祯皇帝绝望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万岁山上的一棵歪脖树。自度羽翼已丰，时机已到，女真人大举入侵中原。他们借助吴三桂，乘李自成立足未稳，迅速攻占北京，建起了新的封建王朝——清朝。那阻拒过多少金戈铁马的塞上长城，无奈地僵卧在衰草黄沙之间；那孕育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锦锈河山，到处是铁蹄践踏的累累伤痕。
女真人入关建都，激起中原人民的坚决抵抗：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部下转战四方；地主阶级的爱国分子拥立朱明王室的残存血脉南逃建政；各地农民揭竿而起，高举反清义旗……一时间，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在那些心存民族大义的士人看来，君主易姓，是朝代更替；外族统治，则是亡家亡国亡天下。崇祯十七年，成为他们心中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傅山在《甲申守岁》诗中这样写道：“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于是，他们以驱除异族，恢复中华为己任，用一腔滚烫的热血在心头祭起一面反清复明的大旗。傅山身袭一领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把那份对明王朝的深切眷恋紧锁心头，奔波大江南北，联络抗清志士，明里暗里与清人抗争。他称自己的家乡西村（在今太原尖草坪区）为“村侨”，称崛<；山围>；山为“侨山”。甚至，他觉得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作侨，所有的中原人都在作侨；也不单单是人在作侨，中原山川草木都在作侨。他隐居松庄（在今太原迎泽区）以后，自取别号“松侨”。而顾炎武呢？山河破碎，愈激发了他对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及其学生王炎午的钦佩与景仰。清兵入关后，他改名炎武，表明心迹：要做文天祥的学生，效仿这些民族义士的忠贞不渝和刚直不屈。在抗清斗争中，他作过南明逃亡政府的兵部司务，参加过松江、昆山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从失败的教训中感悟到，要与清兵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必须选择有利的军事要地作为根据地，必须寻找忠贞的反清志士作为同路人。于是，他开始考察北京、天津、山海关、居庸关、雁门关等名城险塞，其间结交了大批反清志士。
康熙二年，顾炎武来到松庄，傅山就在那两眼破败的土窑洞里接待了这位神交已久的客人。漫漫长夜，星月无光。两人密室篝灯，倾诉衷肠。当时他们谈过什么话，后人已无从知晓，只是在《霜红龛集》与《亭林诗集》中分别留下了二人的唱和诗作。首次唱和，顾赠傅答。顾炎武的诗是这样的：“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临风吹短笛，劚雪荷长铲。老去肱频折，愁深口自缄。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傅山随即和了《顾子宁人赠诗·随复之如韵》：“好言无一字，文采会贲岩。正选高松座，谁能小草铲。天涯之子遇，真气不吾缄。秘读《朝陵记》，躬臣汗浃衫。”从两人的诗作中，依稀可见那令人悲愁肠断的情景：一个作着“明王梦”，一个写下《朝陵记》；一个喟叹反清事业没有半点好消息，一个满腹愁苦，苦不能言。讲到伤心处，一个泪湿青衫，一个汗流浃背。第二次唱和，是傅唱顾酬。傅山吟道：“河山文物卷胡笳，落叶黄尘载五车。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识旧年家。乍惊白羽丹阳策，徐领雕胡玉树花。诗咏十朋江万里，搁吾伧笔似枯槎。”顾炎武酬答二首：“清切频吹越胡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愤韩仇旧相家，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战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怎得汉庭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从二人的诗作里，可以看出傅山依旧眷恋着明朝的“旧年家”；而顾炎武在他的两首诗中，用了阮籍驾车、张良复仇等八个典故，表明他坚信反清大业终当实现。
康熙十年，顾炎武第三次来到松庄。经过数十年的时光，清廷大局已基本稳定，各种反清势力虽未完全扑灭，但也不过似长夜中的点点萤光。傅、顾二人虽然壮心不已，但也不得不正视现实，光复大业实在是任重道远，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怕是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了。这一年，傅山六十六岁，顾炎武也已五十九岁了，可顾炎武仍然膝下无子。出于医生的本能，傅山为顾炎武把了回脉，断定他还能得子，劝他纳一房小妾。顾炎武思索再三，还是采纳了傅山的建议，从静乐买了一个年轻女子作妾。只是过了近两年，儿子没有生下，自己倒染了一身病，他对傅山颇有怨言：“傅兄，你害我不浅！”最后，顾炎武便让这名女子另行改嫁了。
在傅山与顾炎武的交往中，相传有过这样一件事：顾炎武曾发现了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一个秘密金库。他在傅山的帮助下，用这笔钱创办了“山西票号”，一则为了资助抗清运动；二则为了控制全国金融。只是此事史书并无记载，仅在民间流传。清政府颠覆后的第三年，袁世凯手下一名叫张一麟的官员曾问询山西票庄的掌柜：“票庄何以有不传之秘？”掌柜回答：“此贵省顾亭林先生所定之不成文法，而以口授不以笔传者也。先生游太原，与傅青主先生最友善，是时山西富人多赀财，二先生乃为酌定票庄制度，以操纵全国金融，不愿宣之笔墨以招当世之忌。”的确，在当时的境况中，做那样惊天动地与当政者为敌的事情，谁会大肆宣扬，告白世人？
此事虽无确凿证据，但数百年来口口相传，人们情愿相信这是真实的事情。毕竟，读书人的抗争决不仅仅是吟诵几首激昂悲愤的诗词，尔后抱头痛哭一番，最后把自己未竟的大业寄托在儿孙身上。如果是那样，倒真验证了那句俗语“百无一用是书生”。
《太原日报》2004.12.22
◎狂静之间“杨风子”
“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饱受战乱之苦的诗人曾发出过这样的喟叹。书法大师杨凝式生活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时局最动荡，战事最频繁的时期：今日你称帝，明日我为王，真真是“我方唱罢你登场”。板荡乱世，全身远害的谨慎与周旋官场的恐惧拧绞着杨凝式的心志，尽忠于国与尽孝于父的矛盾煎熬着他的灵魂。在这样的境况下，他掩其静、佯其狂，疯疯癫癫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杨凝式生于官宦世家，是隋朝名臣杨素的后人，父亲杨涉是唐朝末年的宰相。他于唐昭宗年间考中进士，在朝中担任史官。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朱温灭唐称帝，建立后梁。当父亲手捧传国玉玺准备献给朱温时，他劝阻道：“身为一国之相，国家灭亡不能说没有您的责任。眼下江山易姓，为了保住富贵，您又急着把玉玺交给他人。千百年后，人们将对您如何评说？”刚刚夺取唐祚的朱温本来就担心唐朝旧臣有什么不轨言行，正派出密探到处捕风捉影。杨涉已深感危机四伏了，忽听儿子说出这番招灾引祸的话来，几乎惊得魂不附体，他失色道：“全族人都要死在你的手里了！”杨凝式也觉失言，便从那天起，托言“心疾”，开始佯狂，从此得了个诨号“杨风子”。风者，疯也。
尽管杨凝式装出了精神失常、行为失态的样子，但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显赫的门第，梁、唐、晋、汉、周五朝的君主都想用他的学识治国安邦，借他的声望点缀门面。每历一朝，他的官位都要升迁。可他呢，假借疯病屡屡辞官不就，放散闲居，一生大半的时光在洛阳度过。虽然五代仅后唐在洛阳建都，可这里还是朝廷鹰犬遍布。为躲避政治风险，僧寺道观成了他钟爱的去处。幽石静水，暮鼓晨钟，令他逍遥畅适，吟咏忘归；蓝墙粉壁，曲折长廊，更是他恣兴挥毫的场所。徜徉于艺术世界，他方能寻得一丝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
每每面对光洁可爱的墙壁，杨凝式总是箕踞其下，顾视一番后，突然援笔濡墨，那枝饱蘸浓墨的毛笔便挟风带雨直扑粉壁。他且吟且书，意到笔到。顷刻之间，满壁风驰电掣，龙翔虎啸。这不禁令人想到唐人窦冀描述怀素作书的诗句：“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对主动送上门来的墨宝华章，各寺观自是求之不得。在那些未及题咏书作的寺观，僧道们“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故而，广爱、长寿、天宫、甘露、兴教……洛阳几乎所有寺观都留下了杨凝式的墨迹，蔚为洛城一大景观，引得多少书学大师低徊注目：
李建中走来了。他看不足、爱不够壁上那笔走龙蛇的洒脱，豪迈不羁的气势。于是他留下这样的诗句：“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黄庭坚走来了。壁书那直逼晋人的韵致、超越陈法的风神，深深折服了他，他不由发出如此赞叹：“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黄伯思走来了。可惜他晚了一步。那些夺人心魄的书作经过百余年的风摧雨蚀，已然斑驳销落；残存墨迹的墙壁也被显贵们移至家中以匣存护，成为附庸风雅的清玩。他留在这些长廊粉壁间的，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
……
杨凝式的疯态是演示给朝廷及其鹰犬爪牙看的。在自己封闭的小天地里，他也有闲适恬静的时候。有一天，这位大师午睡醒来，浑身舒泰，腹中略感饥饿。恰在此时，有人送来一盘珍馐，是韭花肥。享受过这番美味，他满心惬意地提笔写下一则答谢短笺，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韭花帖》。作品笔意从容，结字疏朗，章法萧散，深得晋人神髓，直入“二王”堂奥。字里行间，哪有点滴的疯姿狂态？
毕竟，这样的心境对杨凝式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政治上的倾轧，官场上的险恶，总让他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所以，他在后半生的四十余年里，多以癫狂的面目示人。一个人偶尔装疯卖傻算不得什么，而在大半生的岁月里，藏匿本性，佯狂扮癫，痛何以堪？苦何以堪？
《书法导报》2004.11.10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臣
宋徽宗赵佶算得上是一位艺术大师。他笔下的那只锦鸡，生动得都要从画卷中飞出来了；那《听琴图》里的琴声，何止是陶醉了画中的听琴人，它绕过攀天翳日的松枝，穿越千年的时空，清雅得连心浮气躁的现代人都能恬静几分。即使抛开这些，单说他那笔矫健的瘦金书，大步流星直入中国书法殿堂，三拳拳两脚便打下一片地盘。从赢政到溥仪，历数中国两千余年间的数百个皇帝，在审美趣味和艺术专能上可与赵佶比肩的寥若晨星，能够望其项背的怕也没有几个。
但赵佶当皇帝可够败兴的。他在位二十余年，沉溺于花石，醉心于书画，朝政荒废，奸佞弄权。是金兵震天下的杀声，惊醒了他太平盛世的春秋大梦。当战火烧到中原大地的时候，他才倒吸一口凉气，打个激灵，瞪大眼睛审视他的大宋朝：国用不敷，将士无能。于是，匆匆将孱弱的国家交给儿子赵桓，让他去收拾这个烂摊子，自己则带着童贯、蔡攸等人慌慌如丧家之犬，沿汴河南逃。逃来逃去，终究没能逃出国破身辱的结局。靖康元年，他与宋钦宗赵桓一同被俘，囚死于异国。难怪有人说，宋徽宗能画出好花鸟、好人物，就是画不出好河山。
赵佶和北宋这样的结局，蔡京脱不得干系。蔡京也是书画高手，正是由于他能投风流皇帝赵佶之所好，才步步攀升，位极人臣，把持朝政二十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
投机钻营，玩弄权术这些把戏，蔡京大概在娘肚子里就学会了。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要求在五天内废除募役法，重新实行差役法。当朝廷上下还在议论纷纷，认为时限太过短促的时候，蔡京已不遗余力地在开封府推行了差役法，并急急跑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功。后来章惇秉政，又要改革司马光的那一套旧法，在久议未决之时，蔡京揣知其意，向章惇献策：“您只须按照过去的成法行事，何必顾忌太多。”章惇听了，恍然大悟。蔡京因此受到了章惇的宠信。
蔡京翻云覆雨的行径和他在开封府时的种种劣迹，引起不少朝中大臣的反感。恰在徽宗继位的纷争中，守旧派又一次得势。就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朝廷御史纠劾了蔡京，宋徽宗将他贬为杭州洞霄宫的提举。洞霄宫仅是皇室的一处离宫，到了这种地方，无异于嫔妃被打入冷宫。在美若天堂的杭州，蔡京无心顾恋旖旎的水光山色，他瞪大狡黠的眼睛搜寻着官场的明隙暗缝，翕动鼻翼嗅着从朝廷飘来的腥气膻味。
机会终于来了。宦官童贯到江南为皇帝采办雅玩，蔡京一面不舍昼夜地陪着童贯游山玩水；一面施展他的书画技艺，将自己的扇面、屏风等书画作品通过童贯带入宫中送给皇帝。这一手果然抓住了赵佶的心，蔡京不久便以逐臣的身份而重受重用，而且从此后平步青云。
蔡京的官一天天做大，一直爬到宰相的位子上，后来专门为徽宗一人效力。蔡京就用赵佶给他的权力排除异己，迫害忠良，在打击元佑旧臣的政治行动中，他把三百零九名党人名单让赵佶书写一本，刻石于文德殿东门，他自己也手书一本发往全国。这样，皇帝的书法瘾过了，自己的声望抬高了，朝中的敌对势力排除了。一石三鸟，手段太高了。
赵佶呢，他哪里知道，在他恣意享受，风流快活，用心专研诗词书画的时候，蔡京这只老狐狸正假借他的虎威横刮暴敛呢。即使在朝廷上得以封官拜爵者，也要跑到蔡京家里去谢恩，所谓“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到了晚年，蔡京干脆“即家为府”，连皇帝也幸其私第宴会臣僚。赵佶在《宣和书谱》中还称道蔡京是他的“良师”，说：“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无一夫一物不被其泽，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
南下的金兵势如破竹。蔡京捞够了，发足了。此时，他就像抛弃破袜烂鞋一样丢开了大宋朝，带着珍宝美妾逃往南方。如果在如此的境况下，让这位一国之相胸怀社稷，心系苍生，那是对牛弹琴呢，还是与虎谋皮呢？宋钦宗赵桓抗击外侮没有什么韬略，收拾蔡京还是易如反掌，他一纸诏令便将蔡京流放到儋州（在今海南），八十岁的蔡京怎能接受瞬间从天堂跌入地狱的现实，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便一命呜乎了。
人人皆是血肉之躯，谁都会有七情六欲，皇帝、重臣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把分内的事情做好了，再去弄弄琴棋书画，风雅一下也未尝不可。如若本末倒置，那便是百姓之灾，社稷之难了。还是老百姓说得实在：“干甚务甚，讨吃务棍。”赵佶与蔡京，当皇帝的舍本逐末，耽玩书画，把国计民生的大事抛到脑后；做臣子的阴险狡诈，私欲如壑，一门心思聚财敛货。想想看，这样的皇上这样的臣，国家不亡倒是怪事了。只是赵佶身囚五国城的时候，还觉得蔡京是“良弼”、“太平宰相”吗？
《太原晚报》2004.6.29
◎苦寂的心
赵孟頫不知令多少人曾觉得手足无措、局促不安。在那些人眼中，赵孟頫生为大宋皇家苗裔，怎么可以在亡国以后入仕元朝？实在是廉耻丧尽，气节扫地！可是，如果没有赵孟頫，九十八年的元代历史，还有多少家当值得人顾盼提念？
当蒙古人的铁骑征服了南宋偏安的最后一寸土地时，二十四岁的赵孟頫闲居家中。他见一片锦绣河山易姓异族，满腔的政治抱负无处施展，便发愤读书，精研书画。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是赵孟頫改变终身命运的一年。这一年，忽必烈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派行台待御史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逸，赵孟頫以耀眼的光华名列二十余位才俊之首。
在中国古代，名节对于读书人来说远比身家性命重要。作为前朝王孙，向灭掉自己家国的异族称臣，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对此，自幼饱读诗书，深受礼教浸淫的赵孟頫自然再清楚不过。他大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拂袖而去，但他偏偏没有。
他是企慕权势？那至高无上的皇权就曾属于他的家族，他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是朝廷重臣，他在十四岁时已成了朝廷命官，他不稀罕什么重权大印。他是贪图富贵？满目河山都曾归他赵家所有，他生长于豪门，清楚荣华富贵今日来、明日去，不过是过眼烟云。他是迫于生计？凭籍自己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学识，他足可去做一名私塾先生；再不济，他还能靠手中那管毛笔去卖字鬻画，养家糊口。那么，他到底为了什么？他热切期盼的，是自己满腹的才学能够为国为民所用；他深切忧虑的，是蒙古人那荡平了万里江山的铁蹄，会将泱泱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踩为齑粉。要知道：一介布衣平民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什么波涛。于是，赵孟頫踏上了前往大都的入仕之路。
当赵孟頫步入朝廷大殿的时候，直让那些只知驰马杀伐、弯弓射雕的蒙古人目瞪口呆：他飘逸得如在云中漫步，清雅得似不食人间烟火。尽管他博学多才，见识过人，进谏议政不乏真知灼见，可入主中原的蒙古人用几个汉臣不过是在遮掩汉人耳目，麻痹汉人神经。真正定夺安邦立国大计，哪里容得汉人来指手画脚？两种文化的碰撞，两种传统的对峙，导致了赵孟頫处处受到同僚的挤压、排斥。
即使作为元朝开国之君的忽必烈表面上对赵孟頫敬重有加，骨子里却充满了对这位前朝王孙的鄙视。大殿之上，他就曾屡屡嘲弄赵孟頫。有一次，他问赵孟頫：“你是宋太祖的孙子还是宋太宗的孙子？”赵孟頫回答：“是宋太祖的十一世孙。”他又问：“你知道宋太祖的行为处世方式吗？”赵孟頫回答：“我不知道。”忽必烈然后说：“他行为处世的方式我可大多清楚。”言外之意，赵孟頫你连自己的祖宗都忘记了。赵孟頫也深知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与皇帝心中的分量，有时他想给皇帝进谏，又恐自己人微言轻，还得低声下气地去说服私交较好的蒙族大臣代上奏折。
人主的鄙薄、同僚的排挤，已令赵孟頫心力交瘁；故友的疏远、亲朋的冷眼更让他一颗沉重的心伤痕累累。有一回他去看望隐居秀州（嘉兴）的从兄赵孟坚，赵孟坚竟闭门不纳，后经妻子一番解劝，方勉强允许他从后门进去。一见面，赵孟坚劈头就问：“弁山和太湖的风光近来如何？”赵孟頫回答：“很好。”赵孟坚说：“好山好水，可惜被些不知廉耻的人玷污了。”赵孟頫听了，尴尬而退。他一出门，赵孟坚便令仆人将他坐过的椅子冲洗一遍。
赵孟頫那满腹的苦闷能向何人倾诉？那伤痛的心灵又有谁来慰藉？
政治上的失意与内心巨大的苦闷，愈激发了赵孟頫对文化艺术追求与传承的动力，他在诗文、书画、篆刻等领域都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造诣；他的书法，风流俊迈，直追晋魏，不仅溉润了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子山等当世书家，而且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书风；他的绘画，笔墨疏淡，意境幽远，把中国的文人画推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他的篆刻，丰神流动，圆转妩媚；他的诗文，清邃奇逸，超凡出尘……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天地里，他是汪洋恣肆的江河，他是群峰竞秀的崇山。
元至治二年六月，一代艺术宗师赵孟頫走完了他六十九年的人生里程，在他缔造的一座座艺术丰碑之下，蕴藏了他一生的屈辱与满心的苦寂。此中滋味，几人能解？
《太原日报》200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