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历的七月，在农村里是多么美好的季节！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秋天的凉风就要吹来；农民们经过了紧张的夏锄、夏收，丰盛的麦子已经收在家里，那绿油油的秋庄稼也有了指望。这时候，当人们从地里回来，吃过晚饭以后，就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的，在村当中，在打麦场边的树荫底下，快活地闲谈起来。谈起今年的庄稼，谈起快要到来的七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是大峪口村里一年一度的欢乐的节日——古庙会。赶会时，家家都要添置些收秋的家具，再买点家常用的东西。有的就想买头牲口，或者用自己的瘦驴换个骡驹。秋天忙，冬天冷，老人们留下的这个七月古庙会是多么应时呀。赶会时，每年还要唱一台好戏。于是，人们又谈起了哪一年是谁来唱的戏，唱得如何如何，你说这一个唱得好，他说那一个演得强；你说今年还要请这家来唱，他说今年一定要请那家来演，于是，又引起一场愉快的争论。
在这些人们愉快地谈天的时候，在许多人家的大门口，你又会看见不少的闺女和媳妇子们，坐在那里做针线活。这一个缝的是粉红色的衫子，那一个又做着一件花裤子。在这些年轻的女人们当中，有一位名叫李兰花，她正在给自己赶缝一件淡绿色的短袖上衣。到七月十五那一天，周围村里的人们都来赶会、看戏，她的好人——未婚夫当然也要来。从春耕开始以后，他们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于是，她低低地唱着歌子，让针线在衣衫上飞着，直到太阳落下西山，灿烂的晚霞映红了她那快活的脸。
二
就在这时候，工作组的魏志杰同志到这里检查工作来了。
魏志杰一来就召集了所有的乡、村干部，并且一开头就问道：
“你们的生产工作做得怎么样？”
乡支部书记赵福增就向他报告了当前村里的生产情况。
魏志杰听着他的报告，有些不满意。他觉得乡支部书记有些自满情绪。不是吗？春天订的生产计划中，锄草三遍已经完成，好像就等待秋收了，“闲七月”的思想竟这样严重。但他又想到自己来这里的任务时，也就心平气和了。他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检查生产工作——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当他临来的时候，工作组长还希望他在这里取得经验，以推动全县的生产工作。他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且满怀信心地要做出一番成绩来。他来的时候，一路上还想着如何胜利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于是，他就打断了乡支部书记的谈话，直截了当地说道：
“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这怎么能行！今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我作一个紧急动员报告。”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村干部都散了。乡支部书记赵福增有一个习惯，当上级干部到他村里来的时候，除了工作汇报以外，他总要闲聊一些村里的事情。但今天呢，他刚想说话，却只见魏志杰同志坐在那里写起报告来，他就不好开口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这几天很多人经常向他要求的一件事情，他不能不请示一下。
“魏同志，这村里每年七月十五要赶会、唱戏，这两天群众又嚷开了，要写一台戏来。”
“甚么？赶会、唱戏？”魏志杰不知是惊讶呢，还是奇怪，但最后他就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态度，“现在正是开展生产运动的时候，你们却要赶会、唱戏，那怎么能行！”
赵福增还想再说些甚么，但魏志杰已经又趴在桌子上了，他只好不辞而别。
三
开过群众大会以后，村子里确实呈现了一幅使魏志杰同志高兴的景象。虽然当天晚上有些农民因为开会耽误了多半夜睡觉，有些不高兴，但村里人们也都愿意以紧张的劳动，提前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迎接他们的古庙会。于是全村的农民们，连那些长了白胡须的老汉们，也拿起了锄头、镰刀，起早搭黑地到地里锄草，割堰畔的草，压绿肥。大峪口村的农民们在响应祖国的号召方面，是不会落后的。同时，他们还有一股劲儿，到七月十五赶会、唱戏时，让外村的人们看看大峪口村的庄稼长得多么好，地里的草锄得多干净。妇女们呢，她们也要让外村的人们看看：大峪口村的庄稼是出色的，妇女劳动是好样的，穿戴是漂亮的。所以，虽然七月十五的庙会好像迷了她们的心，虽然她们半夜半夜地在油灯底下赶缝新衣衫，但是，第二天刚刚天亮，她们就到地里去了。
这样紧张地过了五天，农业社和大部分互助组都完成了生产计划，眼看就到七月十五日，村子里又嚷起了唱戏的事情。一到晚上，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和老汉们，就到乡政府来了。开头他们是探听、要求：
“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咱们是请谁的戏呀？”
“早些去写啊，不要临吃糕时还没有碾米，那就赶不上啦。庙会也得早些张罗啊。”
接着，他们对于村干部们的解释不能满意了，失望之后，生气了。
“春天是春耕忙，夏天是夏收夏锄忙，我们还说老人们留下的这个庙会正合农时，不想又来了个生产运动。可我们也没有耽误生产呀！再说劳动一年还在乎这两天，让赶赶会、看看戏！过几天就要收秋，收开秋，你就是请来戏吧谁有工夫看；收罢秋，天也冷了！”
“是啊，那时候就说叫看戏吧，谁能在风雪地里冻半夜，咱们又没有戏园子。”
冒失的人们就说得更难听了。
乡支书赵福增听着这些话，心里难受极了，虽然这些话多是牢骚，但魏志杰同志不让唱戏，自己又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他只好忍着群众的埋怨、讽刺，甚至谩骂，向群众说着连自己想也想不通的所谓“解释”“说服”。但越是这样，他心里越觉得痛苦。后来，他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他就下了决心再去和魏志杰同志研究。
这样子，农民们才算又抱着一线的希望，慢慢地走散了。
四
乡支书赵福增和乡长、村主任，以及农业社的几个干部，一起来找魏志杰同志。他们先汇报了这几天的生产情况，随后就提出了赶会、唱戏问题。
魏志杰同志竟有点生气了：
“怎么又提赶会、唱戏？我不是已经讲过啦！”
村干部们就谈起了最近群众中的一些反映，但魏志杰却打断了他们的汇报：
“这是少数落后青年的要求，你们为什么不多听听那些积极生产的劳动群众的呼声？”
农业社的一位年轻的分队长说道：
“这是大多数群众的要求，老汉们嚷吵得更厉害。”
“那你们要向群众做解释工作啊！要教育群众，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你们不想一下，赶三天会、唱三天戏，会耽误多少生产，一天以一个劳动力锄一亩地计算，全村要少锄多少地？而生产工作又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乡支书赵福增鼓了鼓勇气，说道：
“可是，大家情绪不高，就会影响生产。如果是眼前有当紧的任务，一天空也没有，或是夏收不好，秋田没有指望，那么群众也不会要求赶会、唱戏。现在呢，夏锄计划超额完成了，夏田收得好，秋苗也长得好，又是每年的庙会，我觉得应该考虑群众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唱戏也可以鼓励大家的情绪，也可以推动中心工作。”
魏志杰冒火了：
“情绪，就凭那些《白蛇传》《劈山救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迷信东西，和农业生产毫无关系的戏，也会鼓励生产情绪？笑话！”
赵福增没有被他的冒火吓住，他也有些不满意地说道：
“我们当然不愿看迷信的戏，可是，《白蛇传》也不是赖戏。反正看一次好戏，干起活来倒有精神。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叫人们生产得好，生活得痛快，绝不是叫人们死死地受苦，连会也不叫赶、戏也不叫看。”
魏志杰更火了：
“那叫享乐主义！你们要提高警觉性，在落后群众的乱吵乱嚷当中，要注意坏人钻了空子！”
这样一来，村干部们自然不敢再说了，一个个呆坐在那里。魏志杰也在地下烦躁地走来走去。现在看来，落后的群众甚至连乡村干部们，要求唱戏的情绪是越来越厉害了，但自己是到这里检查生产工作的，还要在这里做出示范性的成绩来，难道竟让唱戏？不！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情绪、痛快或闷气，是想得很少的。他所考虑的是一切服从当前的中心工作，至于怎样才能做好中心工作，他是想得很简单的。他认为只要领导上有决心，群众就会跟上自己走的。那么眼前的问题怎么办呢？那只有首先打通村干部的思想。于是，他就走到村主任跟前问道：
“你的意见呢？”
“不唱就不唱吧，看戏又不能顶饭吃。”
“对呀，这不是教育群众的最好内容！”魏志杰高兴了，“还是吃饭要紧，所以要动员大家努力生产，超额再超额地完成任务。好啦，你们应当立刻去召开农业社各分队和互助组各组的会议，深入讨论，继续贯彻。”
村干部们只好这样散了。
乡支部书记赵福增却不愿意就这样走。
“我觉得这样处理不大妥当。”
“怎么不大妥当？村主任的思想都通了，而我们党的支部书记，却成了尾巴主义！还有，刚才和你们一起来要求唱戏的那个小伙子是谁？”
“李双宝。”
“哼，看戏的积极分子！”
“对他可不能这样说，他是社里的分队长，又是劳动模范。他是反映群众的意见。……”
“算啦！”魏志杰又打断了他的话，“对于群众的意见，我们要站得更高一点去看它，你不仔细想一想，唱三天戏，对你们村里的生产会有多大的损失，这个数字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了，现在我们再算一个数字：如果要唱戏，你们每户最少要来五个客人，一个客人每天最少吃一斤粮食，三天就是十五斤，全村四百多户就是——小一万斤。待客还要吃点好的，再加上供应摊贩的粮食，你算算，要浪费多少！”
乡支书赵福增怀疑地说：“我看这个算法不大恰当。邻近村的客人看完戏会回去吃饭，远处的亲戚朋友呢，就以我家说吧，就是不唱戏的话，每年也总要来往一两趟。至于说大吃大喝、浪费，那我们在什么时候都是要坚决反对的。再说我们这一带的群众都有这个习惯：七月会上要添置些收秋的家具。供销社也接到县上的指示，要通过这个庙会活跃农村市场，咱们为什么不乘这个机会好好开展一下工作呢？”
“借口！”魏志杰觉得乡支部书记竟和他强词夺理地辩论起来，冒火了。把纸烟头往地下一摔，来回走了几步，极力压住了他的火气，又对着乡支书说道：“县供销社的指示也要考虑，只顾自己本位工作，毫不考虑中心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生产，那怎么能行！”随后，他又在桌子周围转了几步，沉重地说道，“现在看来，你的思想是不容易一下子打通的。那么这个村里的工作只有暂时让村主任负主要责任了。你么，明天就到匡村去，匡村的工作在你们乡里也不算起色，同时，到那里去以后，会冷静一点，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
乡支部书记赵福增再无话可说了，看来，说也没有甚么用处。他低着头在那里呆坐了一会，只好窝着一肚子闷气走回家去。
